中国的人口-精耕农业与人口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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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精耕农业与人口膨胀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对何以农耕民族的人口增长率一直高于其他经济形态下的民族的增长率有着很大兴趣。除了稳定的居住环境，如卫生状况较好和食物来源较稳定等，有助于降低出生死亡率外，在工业革命之前，农耕经济本身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导向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最长的一段社会发展阶段，其进步是极其缓慢的。在中国夏朝到春秋时期里，根据史料记载，古人从使用石器和木制的耒、耜等原始的农具进行耕作到使用钱、镈、铚等金属生产工具花了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另外从耕作技术来看，夏商时期人们还不知道轮耕或休耕道理，总是在一块土地的地力耗尽之后，便放弃然后再去找一块新的土地。夏商两朝均以不断迁徙而著称。据《史记•夏本纪》记载，自禹至桀凡17帝（14世），都城一再迁徙，先后有阳城、斟寻、帝丘、原、老丘、西河等地。殷人也是如此。商“自契至汤八迁”，其迁徙范围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北和河南三省。《商书•盘庚篇》说：“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正道出了殷商屡次迁都的原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多土地认识的加深，成汤以后逐渐由“迁移农业”转向定耕，迁徙的次数也就大大减少。从商王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后，一直到商纣王灭亡，“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 [1]
在很长时期，商人并没有认识到在农业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可以获得更多的收成，其生存的主要方式还是以对外发动战争已掠夺粮食为主。抓来的外族人口一般都杀掉或作祭祀，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如武丁死后“用三百羌丁”。1976年在安阳武官村北殷王陵墓区发现商代奴隶祭礼坑所卖的奴隶遗骨近2000具。对人口价值的认识始于周朝。周人不再像商人那样把战俘处死而是让他们“绰彼甫田” [2]，“载芟载柞，其耕泽择，千藕其耘，徂隰徂畛”，《诗经•周颂•载芟》这对一群人云集在田野之上协力耕作的描述，表明了耕作开始从粗放向精耕过渡。精耕需要大量劳动力，人们开始认识到人口增殖成为国家强盛的关键。鼓励生育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3]，“桃之夭夭，有棻其实，之子于归，宜起家实” [4]。前一首诗赞美周武王的母亲生了许多孩子，后一首诗鼓励女子出嫁后要像桃树一样累累结实那样多生子女。
春秋时期，铁器的出现使农田的扩大和耕作水平的提高成为可能，大量的森林被开垦成农田，在耕作上也出现了“耕者切深，耨者熟耘”[1] 的情况。由于各诸侯国争霸，各国都实行“广土众民”的政策，把增加人口列为第一要务。为使成年男女适时婚配，以广生殖。齐桓公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越王勾践规定：男子二十不娶，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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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不嫁，罪及父母，任何家庭只要有生育均给奖励。商鞅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2]
到了战国时期，铁器农具的使用已经很广泛了，种类也很多。五十年代河南辉县出土的各类铁制农具有58件之多。铁制工具的使用，促进了农田水利的建设，“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要水碱，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3] 魏国邺令西门豹“引漳水灌邺”改造了大片盐碱地。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变荒地为沃野。牛被用到田间耕作，施肥养地也得到认识：“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4] 。
但这时候各国百姓仍相对集中在今天河南河北山东湖北以北的地区，其他地方，特别是江南，仍然是鄙湿荒蛮之处，人烟稀少。这就造成了中原一带人稠地少的局面，于是人们又开始研究怎样充分利用一切隙地以扩大种植。魏相李悝主张“尽地力之教”，规定农田“必杂五种”，鼓励杂种各类作物。上述政策和技术的进步使战国时期的人口大增，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到“庐田庑舍，曾无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不休，已无异于三军之中。”[5]国君对权贵的赏赐经常是食封万户。秦吕不韦封文信侯时，“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可见当时的人口状态。据统计，战国时期人口的总数接近2000万人。
但由于“工商食官”的制度，农业发展的积累在古代中国没有迅速地引发其它产业的独立发展，所以农业本身的发展速度也受到了限制，在生产力达到一个高度后便开始停滞不前。相比之下，人口的增加就显得过快了，各国都出现了人多地少的局面。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6]
大量劳动力过剩，为解决过多人口压力，诸侯国之间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就不可避免。消灭对方的人口，为本国夺取土地和资源重新成为这一期间的战争特点和目的。可以说以后两千年的历代战争一直都在重演着这一特点和目的。人又开始不值钱了，这从大规模的杀戮就可以看出。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杀戮也越来越残酷。据《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自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至始皇帝十三年（前234年）的78年间，秦破六国兵，所斩首者见于记载的达120万人。长平一役为例，这场战争长平达三年之久，赵军参战45万，秦军在这次战役中也动员了全国15岁以上的男子参加战斗，投入长平之战的兵力不少于百万人。最后，除老弱残疾240人的赵国俘虏被放回外，秦将白起将40万赵军的俘虏活埋了赵国全军覆没。秦军伤亡人数据秦将白起的说法是“秦卒死者过半”。估计秦军伤亡人数亦在50万之多。无论是战胜国的秦国，或是战败国的赵国，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场战争就直接损失了这么多的人口，其所祸及的平民就更不待言，难怪《帝王世纪》在总结战国时期的人口损失时说“其所杀伤，三分居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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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韩非子》卷11《外储说左上》
[2] 《史记》卷68《商君列传》
[3] 《荀子•王制》
[4] 《荀子•富国》
[5] 《战国策•魏策》
[6] 《韩非•五蠹》
根据历史经验看，凡是在大规模战争后建立的王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无不会在数十年之后出现一个所谓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然后再走向衰败。秦始皇因为违背了这一规律，没能改弦更张，故而十五年亡国。如果按照史书记载，秦兼并天下后，海内人口已不足千万。他“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服役人口已超过160万人，全国百姓为这些人输送粮草的更不知多少，董仲舒说徭役“三十倍于古”。百姓不堪重负，忍无可忍，故而揭竿而起。
经过战乱，西汉初年的人口就更少了，《帝王世纪》说：“至高祖定天下……，方之六国，五损其二。”然而经过近两百年的恢复，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人口已达到5900多万 [1]。
两汉、魏晋南北朝是精耕细作技术成型期。铁农具的普及和牛耕的推广引起了生产力的飞跃，犂、耙、耱、耧车、石转磨、翻车、扬车等新式农具纷纷出现，黄河流域获得全面开发，大型农田灌溉工程相继兴建。铁器的普及使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获得新的坚实的基础。连种制逐步取代了休闲制，并在这基础上形成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方式。以防旱保墒为中心，形成了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旱地耕作体系。施肥改土受到了重视。传统的品种选育技术臻于成熟。农业生物技术也有较大发展。中国传统历法特有的二十四节气形成，传统指时体系趋于完善。隋、唐、宋、辽、金、元是精耕细作的扩展期，主要标志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成熟。明清是精耕细作深入发展期，主要特点是适应人口激增、耕地吃紧的情况，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本时期江南地区的稻麦两熟制巳占主导地位，双季稻的栽培由华南扩展到华中，南方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三季稻栽培。“闽田两收，北人诧以为异，至岭南则三收矣。” [2]为了适应这些复杂的、多层次的种植制度，品种种类、栽培管理、肥料的积制和施用等技术均有发展。低产田改良技术有新创造。在江浙和广东某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出现陆地和水面综合利用，农—桑—鱼—畜紧密结合的基塘生产方式，形成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从古农书上看古代农民对种植技术和土地利用，尤其是土地肥力的人士都已经相当深刻但农业工具却甚少改进。原产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为我国人民征服贫瘠山区和高寒山区，扩大适耕范围，缓解民食问题做出重大贡献。棉花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推广，引起了衣着原料划时代的变革。花生和烟草是新引进的两种经济作物。甘蔗、茶叶、染料、蔬菜、果树、蚕桑、养鱼等生产均有发展。农业的发展是粮食出现了剩余，这直接导致了晚明商品经济的出现。很多商人就是从贩运粮食起步的。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也反映出农业基地的分工和分化：江浙地区“改粮他种”，粮食基地西移至湖广、四川。从这些资料上看粮食生产应该很充足，不应该频繁的出现大规模的饥民暴动。是否可以推断在明朝新品种的引进和种植的事实虽然存在，但产量还是不很高，种植区域也比较集中？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自西汉以后到明朝前期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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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历史上的人口始终在5000万上下浮动。东汉桓帝时期的人口有5600多万 [3]。隋朝炀帝时期的人口有4600多万。唐朝玄宗时期的人口有5200多万。宋朝徽宗时期的人口有4500多万。元朝顺帝年间的人口有5800多万。明朝时期的人口有6000多万。很多专家对古代留下的人口统计资料都作了很多质疑。一般都认为统计资料漏掉了很多人口。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宋、明两朝的人口数，很多专家认为宋朝的人口超过1亿人，明朝最高值为1.5亿。
我国古代人口统计不科学，不准确是毋庸置疑的，但全面否定史料也需要有依据。我们知道能够支撑人口大幅增长的因素有三个。一是新生产方式出现；二是要有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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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三是引进真正换代的新高产品种。研究表明上述三个因素在清朝以前都没有出现。
人口发展的周期是由农业经济周期性的危机决定的。2000多年来我国农业进步的相当缓慢，生产方式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突破。“从西汉到清朝末年，在农业领域里，固然生产力有所发展、有所进步，但从根本上讲，几乎是二千年不变的二牛抬杠制。农耕技术进步不大，农业产量增长不多，基本上是处于停滞状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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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曾评论过：“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繁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前，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之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 [2]斯密的观察是有依据的，以翻车为例。自汉末三国之际毕岚发明翻车以来，从来都没有普及，直到宋朝。
有研究成果表明战国中晚期的粮食亩产量为1石 [3]，即120斤左右，秦汉时达到264斤／亩，唐代为334斤／亩，明代为346斤／亩，清代的亩产量为374市斤／市亩，仅比汉代增加了39.01％，比唐代增加了11.9％，比明的亩产量高了8％。这反映出几千年中国农业沿续下来的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的总格局并未随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也说明在小农经济下不计成本地投入大量劳动的精耕细作生产方式基本上走到了尽头。
因此每当人口增加时，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扩充土地的开垦数量。由于以黄河为中心向外辐射的范围内可以耕作的土地就那么多，所以历朝政府都拼命扩充领土，中国的土地一朝比一朝大。但仍无法解决吃饭问题。这是由于黄河游流域土地地力下降，沙漠化严重，农业中心自三国，特别是“永嘉南渡”以后逐渐向江南转移，宋朝时江南取代了黄河流域的生产中心的位置。“北人不喜治第而多蓄田，然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山东濒海之地，一望卤泻，不可耕种，徒存田地之名也” [1]据统计中国历代耕田西汉为8.2亩，东汉7亿亩左右，三国西晋南北朝隋时期缺，唐代14亿亩左右（实际上没有这么多，这是按计划授田统计的，据汪枧考证，唐代实际耕地面积约为8亿亩），宋金时期近5亿亩，元代缺统计数字，明代7亿亩，清乾隆十八年约7亿亩左右，清乾隆三十一年约7.4亿亩，清嘉庆十七年约8亿亩。 [2]这样看从土地开垦到退化基本上是围绕着8亿亩上下浮动，大体平衡。所以每当人口发展到6000万时基本上就是一个王朝可开发的土地潜力用尽之时，再往上土地就没有办法承载了。
另外从新品种引进来看，虽然明朝期间从国外引进了诸如土豆、红薯、大豆和玉米等新作物，但仅能赖以救饥而不能取代稻、麦成为国人天天吃的口粮，因此作用有限。真正意义上的新品种应该是类似袁隆平亩产800公斤的杂交水稻。只有这样的新品种才能为人口的大幅增加提供足够的口粮。
这就是为什么人口作为专制时期最主要的被剥削对象，其群体的扩大一直受到历朝历代帝王的鼓励和支持，一发展到6000多万时便会停下来的原因。
为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虽然中国农业不断地取得进展，由于古代专制政府是为一家一姓的私利服务的，其建立的主要目的只是在于征税以供其吃喝玩乐，因此政府对于发展生产缺乏积极主动的态度和系统的规划。政府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减免税和修水利上，在总结和推广农业技术方面做得不够。例如汉初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主要是靠减轻赋税和徭役，像命搜粟都尉赵过推广先进耕作技术“代田法”都已是汉武帝晚年的事了。二是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经验积累的层次较低。几千年来的农业经验积累主要靠种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民，他们在实践中摸索、积累，世代相传。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化引导下社会精英层，即知识分子，很少直接从事农业，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和传播也缺乏兴趣。知识阶层是社会文化传承的主体，缺少了他们的参与，中国的农业经验总结便始终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有人统计过，明清两代农学家的人数（被认定为农学家的标准不是很严）共得72人，其中进士出身的仅14人，而明清进士总数高达51090人。这个悬殊的比例，正是梁启超所谓“学者不农，农者不学”的历史事实。[1]三是专制政府没有把工商业，特别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剥离出来让其独立发展，而是始终将其置于自己的严格管制之下。明成化二十一年奏准轮班工匠有愿意出银者可代工役，到嘉靖四十一年才全面实行以银代役，这个过程整整花了119年。而且也仅是手工业者初步获得了独立经营的人身条件，离形成产业还差得很远。缺乏其他领域技术反哺的中国农业不得不孤独地在崎岖的道路上蹒跚。四是战乱频繁。当人口增加时，没有其他的产业能够吸收剩余的农业人口。“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苦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江西之民，莫众于抚、吉。抚、吉之民齿姓既众，生计鲜少，不得不以逐末为事。” [2] [3]“明中叶众多的经商者，往往集中地来自一个地区，这些地区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点是：地少人多，徭役繁重，使农民处境困难，外出经商就成了安排剩余劳动力，解决生计民食的出路。” [4] 马克思说过：“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表现为特殊的商人阶级形成。” [5]然而由于传统“抑商”政策，农业的剩余人口没有成为商人和工人（只有一少部分），大量的剩余人口变成了流民，对社会造成近了极大的冲击。古代农业生产的提高主要靠劳动力的投入实现。
一旦人口增长过快，就会产生吃饭的问题，要想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除了自然灾害外，就是通过战争，没有其他社会机制可以解决多余的农业人口。徐光启曾说过：“夫谓古民多。后世之民少，必不然也。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以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 [1]可以说历史上中国农民战争不断和“抑商”政策有很大关系。例如明正统年间邓茂七、叶宗留起义，成化时的刘通、石龙暴动，正德时的刘六、刘七武装反抗曾使明初经济的发展势头停滞下来，这段时期的社会发展被喻为明代历史的“瓶颈”。 [2]因此中国每过几百年便要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毁灭性战争。任何朝代的政府都为人口的平衡发展而苦恼。古代中国的战争特别多，从前26世纪—公元1911年，仅大型的、历史上有记载的就有3791 次。内容却只有一个：吃饭。 [3]可以说中国历代农民战争都是土地战争，就是解决吃饭问题。而且中国古代战争有三个显著特点：（1）人口损失大，特别是有文化的精英层，像江西景德镇，在元末惨遭兵火，“人民十死八九，市乡房屋，悉为灰烬，田园荒芜，道路阻赛。。。。。。十里五里绝无人烟”（2）文明总是被毁之一炬（中国古人特别喜欢烧东西，不是烧宫殿就是烧书）。（3）明、清以前都是在北方农业主产区进行战争，明清以后则围绕着江南农业区进行争夺，对农业的破坏极大。每个新王朝都几乎是从废墟上重建的。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很多史学家在论及历朝灭亡时基本上都是从单纯的政治角度分析的，如腐败、宦官或外戚专政、皇帝残暴等等。其实更主要的是中国官僚集团缺乏对经济本质的认识未能及时调整生产关系，面对着庞大的需要吃饭的人口无计可施、无所适从而致。
“人口的再生与流动，是社会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作保证，社会生产就难以进行；没有人口的合理流动，就没有人才的流动，因此势必会制约生产技术的改进与发明，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不管精耕细作达到什么程度，生产关系不跟着发生变化，其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因此其发展必然也是缓慢的。就像研究政治问题一定要放到经济背景下去思考，我们在研究科学技术的问题时一定要将其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去考虑，不仅要注意到科技本身还要注意科技以外如政治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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