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盛世繁华――论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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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盛世繁华――论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摘要］

宋代（960-1279），作为一个短命的朝代，却在外敌临门的区区百年间成长成了一个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繁荣昌盛的王朝。不但农业、科技文化、手工业、冶金方面，商业、市场、金融更加兴旺鼎盛于秦汉。所谓东京胜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本文作者感慨于宋代如梦繁华的盛世，力图透过所据有的史料和专著透过对那个喧华年代的一瞥，勉力描述出宋代繁盛的商品经济的一角，并据于此，综合分析形成如此胜状的内在的原因，遂成此文。
［关键词］宋代 商品经济
一、宋代发达商品经济的表现
宋代的繁华景致，藏在瓦子酒肆，隐在寻常巷陌。满眼店铺林立；街头人来人往；货物琳琅满目。其熙熙攘攘，通宵不绝。一过往尽是人声鼎沸，尘世间诸般繁华锦绣，在多部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以及《梦梁录》便是记载当时境况的翘楚。宋代街市繁华，风俗人物，人情世态在其中均有详细的记载。下面摘《梦梁录》中关于元宵节的一段：
“ 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昨汴京大内前缚山棚，对宣德楼，悉以彩结，山沓上皆画群仙故事，左右以五色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手指内五道出水。其水用辘轳绞上灯棚高尖处，以木柜盛贮，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以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之状。上御宣德楼观灯，有牌曰“宣和与民同乐”。万姓观瞻，皆称万岁。今杭城元宵之际，州府设上元醮，诸狱修净狱道场，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以宽民力。舞队自去岁冬至日，便呈行放。遇夜，官府支散钱酒犒之。元夕之时，自十四为始，对支所犒钱酒。十五夜，帅臣出街弹压，遇舞队照例特犒。街坊买卖之人，并行支钱散给。此岁岁州府科额支行，庶几体朝廷与民同乐之意。姑以舞队言之，如清音、遏云、掉刀、鲍老、胡女、刘衮、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焦锤架儿、仕女、杵歌、诸国朝、竹马儿、村田乐、神鬼、十斋郎各社，不下数十。更有乔宅眷、龙船、踢灯、鲍老、驼象社。官巷口、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装鲜丽，细旦戴花朵肩、珠翠冠儿，腰肢纤袅，宛若妇人。府第中有家乐儿童，亦各动笙簧琴瑟，清音嘹亮，最可人听，拦街嬉耍，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如清河坊蒋检阅家，奇茶异汤，随索随应，点月色大泡灯，光辉满屋，过者莫不驻足而观。及新开门里牛羊司前，有内侍蒋苑使家，虽曰小小宅院，然装点亭台，悬挂玉栅，异巧华灯，珠帘低下，笙歌并作，游人玩赏，不忍舍去。诸酒库亦点灯球，喧天鼓吹，设法大赏，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诸营班院于法不得与夜游，各以竹竿出灯球于半空，远睹若飞星。又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甚至饮酒醺醺，倩人扶着，堕翠遗簪，难以枚举。至十六夜收灯，舞队方散。”（《梦梁录》卷一，《元宵》）
上述文字足可见其一斑，而孟元老对往昔东京街头的太平景象则作此评述：
“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笔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东京梦华录》，序）
上面二段文字充分体现了宋时商品经济的发达，无论是市场的繁盛，人们消费意识的强烈，以及社会的富庶程度，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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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而令人向往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军事实力远不盛唐的宋代的商品经济获得如此蓬勃的发展呢，下文笔者将力图给出一个综合性的阐述。
二、繁华背后的原因分析
从总体上来看，作为封建王朝的一部分的宋代，自然经济仍然是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但在封建史上一直处于被抑制和较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已经获得了许多突破性的发展，呈现空前鼎盛的态势，形成了“人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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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的景象。下文将从几个具体的角度分析宋代商品经济所获得的长足发展。
第一、生产力发展层面
经历了中唐之后包括五代十国之内几百年的混战时期，宋代重为渴求安宁的百姓重新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宋初的百年时间里，人口获得了极大的增长。如宋代士大夫所言，此时的“生齿之繁”，见所未见。按照漆侠先生在《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史》中推算，从宋太祖开宝九年到宋微宗大观四年，户数增长率达1.1%。宋代从宋仁宗起，人口即超过了6000万，到宋徽宗年间，人口已过亿，而唐朝最鼎盛时期的开元、天宝年间，人口只在6000万上下。在封建时期，人口的增长与生产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这些人口中，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又占去了绝大部分，有利于小农家族经济的发展，同时有利于对土地的精耕细作。
人口的增长与宋代土地政策的鼓励，首先使得宋代垦田面积扩大了。通过梯田，畬田，围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等方式，宋代垦田面积约达到7亿2千万亩（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史》），是前朝与后来的元明两代都不能达到的。
宋代的农业，不仅在人口和田地方面有了长足的增长，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和改良，包括铁制农具的推广，新工具如秧马，耧车，车的使用，耕牛的普及，粪肥的使用，以及优良品种如占城稻，黄粒稻的种子的引进，使得生产效率得到大大提高。
宋代也是一个经济作物和手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现了蚕桑、甘蔗、果树、蔬菜、药物、花卉、经济林木的专业化生产与专业化加工。产品产出之后，便可在市场在销售。有张六翁杀蚕的故事，即是宋代经济作物受市场作用调节的一个例子。
综上，则体现为宋代农业生产空前发达，无论在亩产量还是总产量都胜于前朝。宋代最发达地区的亩产量是战国时期的四倍，唐代的二倍有余，差不多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而这些，又为宋代手工业和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二、经济制度层面
“坊市制”的被打破。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即“坊”，“市”分区。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作为有别于普通生活区的交易场所，所有的买卖商肆都必须设在市区里。“市”受到了极为严格的市场管制，周围以高墙环绕，交易时间被严格限定，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虽然唐代末期由于五代战乱，“坊市制”已经不能得到严格遵守，但“形制犹然存在”。甚至进入北宋（960-1127）以后，位于宋朝东北的辽境内依然存在着唐代以前的“坊市制”。但从北宋起推及整个宋代，这样的不利于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坊市制”已然不复存在，市场形式大为改观。
首先，表现在空间限制被打破，小商小贩随处可见，并不只限于“市”区：“每日如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杂熝、香药、果子、扑卖冠梳。领抹、头面衣着。动使铜铁器、衣物、磁器之类；亦有扑上件物事者，谓之勘宅。” （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卖生鱼则用浅抱桶，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卖。” （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不仅对商人活动的限制被打破了，对于街市而言，也是随处街面，都可见商店酒楼旅舍瓦肆：“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去姜行高头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街，晨辉门宝箓宫直至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更有专营单种商品的“青鱼市”，“果子行”，“肉行”等等不一而足。
其次，表现在时间限制被打破。宋代商品的交易不再被限制在日落之前，而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极大的广度。从《东京梦华录》看，北宋都城汴京的集市按时间特性分，可有早市，日市，夜市，乃至随时令或节气出现的季节市。每日五更起，“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东京梦华录》，引自萧国亮《从《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看北宋汴京的城市经济》），至于白天，繁华景象则如上段所引，及至夜市，“夜北北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都人谓之“里头”。（出处同上）”。“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马行街的 “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东京梦华录》卷三）
季节市则有端午节前的“鼓扇百索市”，七夕节前的“乞巧市”，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即民间的鬼节）前的“中元节市”等，文章开始所引用的关于元宵节一段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这些市集上多为时令性商品，为满足这些商品只有在节前才需求量高涨，节日即无人问津而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北宋，市场即由供需调节的自由市场特征。同时也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宋代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先是宋太祖赵匡胤于乾德三年（965年）下诏：“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七》，引自萧国亮《从《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看北宋汴京的城市经济》））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
行会组织的出现
宋代商业有了空前发展，商税便成为政府财政的一大支柱，行会组织即是宋政府为鼓励发展商业，维护市场秩序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之一。
宋代城市的工商业按经营种类分成不同的团行，每一行设有行头或行老，负责承担官府的摊派和工役凑合；根据官府需要供纳各种物品，代替官府评定物价等。虽然这一组织只是为方便国家征税征物而实行起来的，但在现实层面上，它确实发挥了便于行户联合，以维护自身权益的作用。如行户通过行会组织反对“行户祇应”。另外，行户通过行会这种形式的联合，也使得自身的地位得以提高，富商大贾，煊赫招摇，社会上平日视商贾低一等的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动摇。
此外，政府还实行介绍买卖的牙人制度，负责告诫过往商人的店户制度，以及统一的度量衡制度，都对维护商人利益，保证市场的繁荣与稳定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行政制度层面
宋王朝，作为一个制度方面有别于唐之前所有朝代的时期，实行了一套皇权极度集中的制度。行政、军事、财政、立法、司法等大权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即“凡军国庶务，一听裁决。”（《宋大诏令集》，卷七《宣和传位诏》）虽然皇帝下设“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成三足鼎立格局。但这三者互不统属，分别奏事，直接听命于皇帝。过强的中央集权，使得“中书不与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枢密院要兵则添，财用有无不知也”；“三司但知支办衣粮，日日增添，不敢论列，谓兵非职事也”（张希清等《宋朝典章制度》，三者各为其谋 ，只有皇帝一人可统观全局，定局设谋而治理天下。
皇帝毕竟还是凡夫俗子，天下事无巨细不可能一一过问，笔者以为，这种权力过度向上集中的制度，必然导致下层人民的行事有所不问。而如前所述，宋代的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样雄厚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不出现繁盛的商品经济。
另外，宋代官员的俸禄也十分优厚，除本俸外，另有添支（按职事官及贴职增添支给的钱和米、麦等），补贴的餐钱、茶汤钱，以及设给外任地方官的职田。更值得一提的是官府设立用于招待过往官吏、使臣以及犒劳军校的的“公用钱”，在北宋前期，设为每年2万至500贯不等。这笔诱人的财富，对于正任刺史以上者，官方可以私入如俸禄，对于其它官员，是否挪用也没有严格监管。到徽宗时，更明确将“公使钱”更名为“供给钱”，设为每月200贯至每月30贯不等，每个官员都可以正大光明地享受到这笔数目可观的变相俸禄。
以光禄大夫为例，每月可收俸钱为60千，每年固定收到的衣赐有绫14匹，绢40匹，罗1匹、绵一匹；外任官员，即便一个不满五千户的县丞，职田也达2.5顷之多。
虽然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之初提倡以俭养国，但优厚的俸禄必然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消费阶层，他们具有进入市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们或许是为了经营（官员经商的记载史不绝书）、或许是为了消费，对市场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又由于他们属于当时社会的统治集团和管理人员。所以，他们的消费、特别是经由市场的消费对社会的影响和市场的繁荣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四、精神层面
商品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
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得以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也在扩大。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 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济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这在李剑农先生的《中国经济史稿·第三卷》中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随着商品意识的扩散，宋人极重视的各个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也被卷入商业活动中，以季节市的形式出现了。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这在前文中关于“坊市制”的解体的论述中已经提及。甚至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渐渐掩去，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可见商品意识冲击之前，连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也留不住他们虔诚的弟子，市场无孔不入地深入了城市的每个角落。
更值得一说的是下文将详细叙述的宋代社会消费价值观的变迁。
消费价值观的变迁
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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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
这种市民意识首先使得等级消费的价值观有所变化。阶级社会的特点就是等级森严。诚如《管子·立政篇》云：“饮食有量，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条。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　绞衾圹垄之度，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中，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是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即使人们的俸禄、吃、穿、住、行、侍从，以及死后的棺材葬服也都有等级之别。消费水准若超过所对应的等级标准，就是僭越，会受到严厉惩处。然而到宋代，城市的布局一般不再整齐划一，不再像是古代那作为防御体系的城市，而更象是现代化的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等级观念减弱的趋势也渗透到了城市皇家、贵人和平民交错相处。如前所述，城市中宵禁等一些妨碍经济发展的制度也大多消失了。兼之以商业地位提升带来的商品意识和消费意识的扩散，虽然国家仍然规定了官员和百姓的服装等级制度，如只准百姓穿着白色和黑色的衣服，但民间往往并不遵从这一制度的束缚，甚至上自皇帝、贵族、百官，下至士人、平民，穿戴的衣冠几乎没有绝对严格的等级区别，“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踰僭。”（脱脱《宋史》）而中下层民众更是纷纷模仿上层社会，金银饰物盛行。虽然屡有诏令颁行“非命妇不得以为首饰”； “内庭自中宫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金线捻丝，装著衣服，亦不得以金为饰”（脱脱《宋史》），但仍是“有未至焉。”
在这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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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下，娱乐消费不再限制在达官显贵，富商大贾的内部，而是被广大民众所接受乃至在相互行为的刺激和鼓励下竞相追求，体现出了全民化的特点。于是城市中无论贫富贵贱，各阶层的民众都不再一味节俭度日，而是因时赏景，逢节欢庆。 “其日正是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包金，菖蒲切玉，以酬佳景。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梦梁录》卷三，《五月》）风靡于城市街头巷尾的瓦子勾栏即是娱乐消费走向大众的主要标志。 “当时，一般州县城市之中，甚至某些较大的镇子上都出现了瓦子勾栏。如苏州有勾栏巷。温州有瓦子巷。明州有旧瓦子、新瓦子巷。湖州有瓦字巷。江都有南瓦巷、北瓦巷。建安有勾栏巷。……” （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这些瓦舍勾栏上演的内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自崇观以来，在京瓦肆技艺有：说书、小唱、杂剧、讲史、小说、相扑、影戏、商谜、叫果子等不可胜数。娱乐消费的主体已不再局限于上层贵族，而是趋向于下层老百姓。无论娱乐的内容还是价格都可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可见娱乐消费依托于市场，向大众扩延，已不再是局限于富人和贵族的个体消费行为，而更多的具备了社会公共消费的性质。
社会经济的繁荣，物质财富的增加，使得阶层消费的束缚一旦取消，从前被贵族子弟所垄断的文化消费和精神消费也扩散到全社会的各阶层中去。下层百姓开始追求的精神消费最主要的体现就是节日消费，“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梦梁录》卷一，《八日祠山圣诞》）这在前文中已有多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而文化消费的扩散则体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举制的完善，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观念深入人心。百姓试图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以及宋代新的文化传播手段的普遍应用，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使得文化消费逐渐向士农工商阶层普及，由此带动了文化消费的兴起。当时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人们对文化消费的接受能力和消费愿望都得到了增强。柳永的词的流行就是一例，著名的柳词不仅受到宋仁宗的喜爱，更受到寻常百姓的欢迎。如“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雨霖铃》) ，“假使重相见， 还得似， 旧时么”。(《鹤冲天》) 等，正好与汴京市民风月情怀的享乐心情相融合，通俗易懂，达到了“天下咏之”的传播效果。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消费观念的深入人心，这种王朝对消费等级控制能力的减弱与社会各阶层消费意识的增强，呈现一个极为旺盛的对各色商品的需求态势，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了商业文明的发展。
三、结语
写作此文的缘起是起初家中收了复制本的《清明上河图》，后来读了萧国亮老师的《从《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看北宋汴京的城市经济》，于是去把《东京梦华录》寻来看了，找寻相关文献时，又意外地读了《梦梁录》。我必须说自己被那些工巧的画面和精致而华丽的文字以及盛大的排场征服了。那是一处繁华的梦境，它的声音还在隐隐呼唤着，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读了这段历史的人有必要将我看见的宋朝写出来，虽然很粗浅，虽然会挂一漏万甚至失真，但是必须要写，否则不能够再去寻找其它的题目来书写。着手以后发现这是一个无比庞杂的工作，繁复有甚于当年闹市中弯曲交错的巷子。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人们的心理、国际形势，甚至军事力量的对峙，它们互相作用互为因果，它们那么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失去一方面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宋朝。而欲究诸多因素之合力，并不是我一个初涉经济史的学生在短短月余的时间里做得完的。虽遍览手边之手，数易其稿，终力有不逮，而成此陋作，殆笑大方尔。请萧老师勿吝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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