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弄臣？佞臣？——试论上海买办的特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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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忠臣？弄臣？佞臣？——试论上海买办的特殊角色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口岸之一。作为中国第一批开埠口岸、“条约制度的试验地”①，上海开始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买办的活跃地。数十年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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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千计的买办作为外商在上海真正的合作者和经济伙伴，在上海的开埠通商、贸易自由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上海成为了中国真正的对外窗口，推动了上海的经济崛起。买办，究竟是“侵略者的走狗”，还是上海经济崛起的功臣，或者只是从中牟利的投机分子？本文试图从上海买办产生的背景、买办当时的生活和地位以及他们在上海近代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上海买办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做一个分析和探讨。
一．上海买办产生的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地。各种商品交易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的公行之间进行，外国人被隔离和限制在中国的边缘地区，对华贸易十分有限。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在航运、武器和工业生产等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的西方国家遵循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逻辑，用武力逼迫清朝政府开放中国市场。1842年英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继英国之后，美国和法国先后同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②地处长江流域出海口，对外运输便利，对内连接腹地广阔市场的上海，以其战略性的地理位置，深受西方国家青睐，成为第一批开埠的五个口岸之一。上海的开放为外国商人事业的扩大提供了场所和前所未有的机会，他们可以居住于此，且“贸易通商无碍”③。
1840到1860年间，大量外商涌入上海，英法等国陆续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租界。自由贸易代替了垄断性的公行制度。然而此时，外商们面对中国这一广阔的市场，却有点无从下口。他们与中国同行和中国市场建立直接接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语言问题是他们想要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障碍之一，此外，货币的复杂性、变化多端的度量衡、对中国市场的不了解、文化隔阂、信任危机等等，都让初来上海的外商们无所适从，不得不寻求中国买办的帮助，买办这种中介身份开始明晰，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上海最早的一批买办多是来自广东。他们有丰富的对外贸易经验，跟随着上海最早的一批洋行从广州迁移过来。最早在上海建立的洋行多是广州洋行的分支机构，他们把自己在广州的雇佣的买办带来上海协助他们扩展和开设新行。比如，旗昌洋行初到上海设行，一下子就带来3个广东买办。怡和洋行1843年抵沪设行时也带了广东籍的佣人。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太古洋行的郑观应、鲍曼洋行的阿李等都是早期著名的广东籍买办。
这些最初的买办又大量引荐提携自己的亲朋乡里，买办数量随着外国商号业务的发展而增长。可以说，当时的上海，有多少洋行就有多少买办。除了早期的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仁记洋行、太平洋行、和纪洋行、泰和洋行等等都于19世纪40年代间进入上海。据统计1843年，上海口岸开放后的一年，有英、美洋行11家。④此后陆续又有多家洋行进入，到了1855年，在中国的洋行已经有209家，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上海或在上海有分行。⑤
①[法]白吉尔著，王菊、赵念国译：《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②分别签订于1844年7月和10月。
③《南京条约》中规定。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页。
④[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99页。
⑤李燕编著：《买办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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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和多元化，具有地缘优势以及拥有庞大传统商业网络的江浙商人也纷纷加入买办的圈子。他们精于经营丝业和钱庄，成了广东人的竞争者。因买办职业上的特殊关系，许多洋行的买办亲友相传，或父子因袭甚至是祖父三代沿袭，由此出现了不少“买办世家”。
社会对充当着中西方的桥梁的买办群体，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当时的买办很多都有比较高的教育水平。同时买办的生活水平是比较高的，于是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对这个职业趋之若鹜，当然，也有更多的人持负面评价。
二． 买办的生活和社会评价
出现在上海的买办已不再受雇于华人商号，而是直接被西方人雇佣。一般来说，最初买办与洋商的关系只是一种短期行为——随着一笔生意的结束，双方的雇佣关系也随之解体。但随着西方商人在上海越来越多，买办的需求量的上升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一些西方商人就打破了聘请买办短期行为的模式，并对他们委以行内琐务。由此，买办的管理职能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一旦被洋行聘用，往往就代为行使为外商洋行垫付款及代管行政事务的职责。
买办往往是有自己独立商业的商人，他们熟悉商情，与中国商人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或者是在通商口岸与外商贸易往来频繁，自己拥有规模可观的自营商业的封建商人；或者是学徒出身，有多年在洋行做事的经历，逐步升迁任买办，然后着手经营独立商业的人。因为买办经营独立商业，不仅加强了同中国商人的联系，为洋行提供便利，自己所积累的一部分财富也变为了依附于外国资本的买办资本，便于洋行融资。从这方面来说，洋行总是尽可能选用经营能力强的买办。唐景星、徐润、郑观应这类得力的买办，是洋行争夺和拉拢的对象。怡和老板甚至要送谏当保险行的股权给唐景星。①
英语对买办不是必需的，但绝大多数买办都多少会一点“洋泾浜”英语。外语水平很优秀的也大有其人。很多买办都曾长期受到西方教育的熏陶。比如怡和洋行买办唐景星，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从10到16岁在香港的一所教会学堂读书，因此他也自称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他说起来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洋行大班对唐在英文方面的能力也予以充分肯定，上海怡和洋行经理机昔曾对他的英国同行说：“唐景星英文写得非常漂亮。”②这无疑是充任买办的一个有利因素。
洋行雇佣买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忠实可靠。为数不少的买办都是经过洋行大班长期考察才提拔起来的。很多书中记录了买办穆炳元的故事：传说他从小被俘，在英国人的军舰上长大，学会了英语，成为英军翻译。后来他随英舰攻占上海，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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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海买办阶层中的第一个成员。深受英国人器重的穆炳元在英国资本家的培植下心理天平已经完全向英国倾斜，每谈一笔生意他总会充分考虑到英国人的利益，英国人谈大宗生意也一定请他做中介人。不仅如此，他还收了很多学徒，教授英语和贸易方面的业务知识，为外商训练和培养买办。③买办的信誉十分重要。一般来说，买办是洋行资金交易的负责人，他们在中外商界中处于令人注重的地位。洋行常在著名的正派商人中招聘买办，首先看中的就是信用。旗昌洋行的欧德回忆到：“那些生意都是以适宜于正派人之间的那种诚实来处理的。说出的话就是承诺，我们能够以此为荣。”④之后，洋行又逐步建立了保证制度，对买办忠诚度的控制非常严谨。
由于对买办的需求非常旺盛，再从这种种要求和限制我们可以想象出，聘用买办的费用很高。买办能够分享外贸利润，甚至享受外商提供的特权保护。
买办阶层的生活条件是比较优越的。在外商洋行供职，在他们来看，比其他在租界里讨

①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②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57页。
③陆其国著：《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黄逸峰等著：《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④[法]白吉尔著，王菊、赵念国译：《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①[美]郝延平著：《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②陆其国著：《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③[美]郝延平著：《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④资料来源：云南信息招贴网-云南名人http://eake.cn/zixuninfo.asp?fox=592
⑤外山军治：《上海的绅商杨坊》，载《东洋史研究》1945年11月号。
①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
②《查颠家族与怡和事业》第48页。转引自郝延平著《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125页。
③《中国、日本、菲律宾年鉴暨指南》第221页。转引自郝延平著《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125页。
④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第22页。
⑤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表中的数字显示，1842年到1894年间买办的总收入约为5.3亿两之多，相当于清政府在１９世纪４０－６０年代近１０年的国库收入的总和①。而上海的买办数目约占到了全国的40%-50%（1854年上海有120家洋行，其他各条约口岸的大买办总数约与上海相当②；再以1870年为例，当时中国有550多家外国洋行，上海203家，全国共有350个大买办③）每个买办都可能拥资超过10万两。
平民对这个群体的态度是怎样的呢？除了艳羡之外，还有不少嘲笑和鄙夷的思想蔓延在大众中间。“夷商买办究如何，自说身为光白陀。但截两三声鬼话，嗤他狐假虎威多。”（佚名《春申浦竹枝词》）。《西学东渐记》中也如是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也。”
然而，嘲笑也好，批判也罢，买办在上海近代史中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他们对经济的发展的贡献也是不能抹煞的。
三．买办在上海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
１．买办是保证中外贸易顺利进行的重要桥梁，为中外贸易的扩大和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做出了贡献。买办几乎是外商在中国的全权代理人，帮助外商进入和适应中国市场，为他们克服了很多现实的困难，从而又吸引了更多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
首先，1842年开始，大量买办担任洋行总管，从房屋租用到土地购买、人员招募甚至琐细杂务，都是买办一手操办，后来买办职责扩大到管理洋行的财务和银库，审核入库货币和金条的价值，计算统计单位银两。他们不仅在公司内部负有重要责任，对外还承担了外商的经纪业务和代理业务等，往来于内地和上海之间，凡与购销有关的一切事务，负责经管甚至直接决定的都是买办，因此，买办甚至被称作洋行的“真正所有者”④。
其次，买办为钱庄和中国商人的信用作担保。中国主顾以钱庄庄票向洋行支付进口货款，而西方商人对庄票全然不熟悉，买办的责任就显得犹为重要，他们不仅对管辖下的中方人员的正直诚实作担保，还要保证当地的贸易伙伴、中间商或者钱庄的支付能力。可以说，没有买办这个特殊群体，外商和中国商人都难以互相信任，更不用提做生意了。可以想象到，为他人信用做担保的买办自己自然有非常好的信誉，这点在第二部分里已有论述。纵然历史上对买办有很多负面评价，但在重视信誉，诚信至上这方面，买办堪为典范。
同时，买办还为洋行照料货运业务并且负责同中国政府打交道。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买办，不仅外国商人在中国寸步难行，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要受到极大阻碍。
但是，买办为洋行提供市场知识和信息的同时，也参与洋行的非法活动，如走私、贩卖鸦片、贩卖苦力。⑤他们也不全是为了洋行积累原始资本，“甘当帝国主义走狗”——如果不是自身利益的驱动，他们是没有动力去从事这些非法活动的。这些活动无疑是可耻的，主要由于这些行径，买办在中国人民的眼里成为了卑贱的卖国贼。
２．买办最先投资于近代工业企业，在推动上海甚至全中国的近代化中功不可没。在上海的现代化和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外来直接投资只占一部分，主要的投资者都是将利润就地再投资的大班和中国商人，尤其是买办。与传统商人不同的是，后者会毫不迟疑地投资一些长期的项目并在生产性投资中扩大他们的财富。
买办广泛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先进技术，积累了大量经验，拥有新的投资理念，对近代企业方面的投资远比其他人早得多，规模也大得多。他们首先附股于在华的外商企业，汪敬虞的《唐廷枢研究》中指出：“整个19世纪，中国通商口岸中所有华商附股的外商企业共有62家，实收买办附股资本累计约四千多万两”。买办投资的规模从他们在各家轮船公司的投资份额也可见一斑，下表是我用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一书中的一些数据计算出的买办资本在上海外商轮船公司投资的总份额：买办在上海各家外商轮船公司的投资（1862-1875年）（单位：两）
①[美]郝延平著：《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②易继苍著：《买办与上海金融近代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③民国《上海县志》卷十七，转引自《近代上海地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转引自 潘君祥、顾柏荣著：《买办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买办在附股外商企业的同时，还将他们手中所积累的大量资本投资于近代新兴民族工业，带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不仅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资本，还带动了国人创办和投资近代新式企业的热情。比如中国政府在1873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实收创业资本612000两，其中买办的资本数额为476000两，占到了77.8%①。1912到1926年间，买办在上海投资开设的近代工厂约30家，占当时开设总厂数109家的27.5%②。史料记载，著名买办徐润，“创办开平林西煤矿、塘沽种植公司，续办承平、三山银矿，贵池、天华、南票、台吉等矿……凡所规划，皆为中国所未见，而事事足与欧美竞争”，“轮船保险，向由外商承办，至是，洋商嫉江孚轮航行长江，用华人为船主，不允保险”，徐润“初创仁和水险公司，续创济和水火险公司，自保船险，洋商乃无异言”③。中国第一家大型碾米厂（上海源昌碾米厂）、近代第一家棉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公和永丝厂）……都是由买办创立或最早募股投资的。买办可谓上海新时代的开创者，为上海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工业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不仅如此，经营管理这批企业的重任也落在了买办的肩上。洋务派所创办的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由于采用传统的衙门管理方式，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贪污成风，洋务派遂委任买办经手管理这些企业。对于上海甚至中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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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业的基础的奠定，买办的血汗和功劳不能抹杀。
3．买办是最先接受西方思想和观念的人，同时他们又重视教育，对借鉴和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促进上海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推动上海的近现代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在职业上同西方人保持着长期而亲密的联系，从而成为中国经济界首先接受现代西方知识的一批人。著名买办郑观应，就著书《易言》，《盛世危言》等，描绘社会弊病，提出济贫、工业化、改良农业和法律的改革方案，提出重视工商业，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促进工商同外国竞争。
在教育问题上，很多买办认为国人“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习”④他们注重素质，鼓励子女接受西方教育，一些买办把自己的子女送进洋学堂读书，使西方的教育方式在上海扩展普及。他们还教子女学习英语，帮助中国学子出国留洋。如徐润的儿子7岁开始学习英语，他1900年就把一个儿子送到美国的一所大学，第二年又把第二个儿子送到牛津大学。从买办席正甫家族的考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近代百年间买办子弟教育所发生的变化：席正甫作为第一代买办自身虽然基本上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但鼓励儿子接受洋学堂的教育，到第三代席簏笙一辈，已有很多人在国内的大学就读或留学海外，如德炯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熙就读于复旦大学，德燿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懋南洋公学毕业，后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德柄留学美国（与宋子文是同学）。到席簏笙儿子一代，则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生，较上一代相比留学海外者更多。
①摘自百度国学——盛宣怀。
买办在兴办上海教育方面也做出了贡献。近代史上著名买办盛宣怀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创办者。后来他还在日本和其他各处采购书籍，“先后积１０余万卷，其中有６００余种方志，有７种为国内孤本，３００余种医书有３０余种孤本，历代状元手迹，凡２００余家”①。建“愚斋图书馆”于上海住所内。
买办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对于上海日后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和经济高速发展无疑是重要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买办这个群体在上海近代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我认为，买办的产生在当时中国特定背景下有其必然性。虽然对买办在历史和政治中有很多负面评价，一些买办也确实做过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卖国求荣的事，但对买办这个特殊群体在经济史中的地位，还是应该重新评价，不能全盘否定，要充分看到，承认和尊重他们在推动上海经济史进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法]白吉尔著，王菊、赵念国译：《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2．[美]郝延平著：《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3．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易继苍著：《买办与上海金融近代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
5．陆其国著：《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2/29/5650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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