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缘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跳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一种新视角

中国缘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跳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一种新视角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缘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跳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一种新视角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国缘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跳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一种新视角

[内容提要] 本文研究中国缘何没有发生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的原因，将西欧和中国的近代经济史放在一起进行全面的比较，考察双方是否有一个共同的发展阶段，是否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趋势，得出最终结论：西欧和中国在16——18世纪同处于原始工业化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出现分流。18世纪中期后，西欧的殖民地大开发，矿物资源大开发，以及工业革命，使得西欧成功的突破了斯密式经济的内部发展极限，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纪元，成功地从原始工业化走向工业化，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确立。而此时的中国由于自身因素，没有能突破斯密式经济的内部发展极限，在漫长的原始工业化时期发展停滞，最终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了选择自身经济发展道路的权利。
[关键字] 资本主义 原始工业化 工业化 斯密式经济 分流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在中国由来已久，是新中国史学界研究“五朵金花”之一。从20世纪到30年代得最早提出到当代学界，研究热潮还是丝毫不减。毛泽东在这场学术大讨论的发起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作了经典性阐释：“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1]虽然这句话后经某些学者的讨论，认为不是毛泽东亲口所说，而是《选集》的写作班子写上去的[2][2]。但不论如何，《选集》一经发表，这句话就是从毛泽东口中说出。领袖的力量无比巨大。自此，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一发不可收拾。再加上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这位对中国极其友好的学问家，提出的“李约瑟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出现在中国，中国土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越来越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然而，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反思，提出了“情结说”、“假问题说”、“死结论”，站在和以往学者“证实”的反面，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开始“证伪”。
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流派[3][3]。第一派从理论首先承认资本主义必定会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并且实际上已经出现萌芽，不过由于各种特殊原因（帝国主义的入侵、强大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是三个主要原因），未能充分成长；集中论述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是怎么出现，最后又是怎样不了了之。这是中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主流[4][4]，以毛泽东的那段经典论述为重要出发点和论述点。第二派则不预断资本主义是中国社会的必经之路，而是从事实出发，探讨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这和李约瑟问题的提出有密切关系。海外学术界研究走的主要是第二条道路。
第一派所持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的五阶段论是绝对的真理，全世界的民族国家都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中国不可能成为例外。因此就假设了中国必然会从封建社会进化到资本主义社会，即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界的工作只是证明这个结论，论述这个结论。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对所谓的人类历史五阶段论提出置疑。马克思的确说过“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1]很多学者指出，马克思的这种划分并没有指明时间顺序。到了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里，马克思的论述就变成了经典的五种生产方式，且被斯大林变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我国接受五种生产方式的论述就从这里开始。然而，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唯物史观是放之四海皆准的。1877年他在《答米开罗夫斯基书》中特别强烈的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生的研究套用在俄国史的上面。他毫不迟疑的指出，他的研究决不能成为一般性的“历史哲学的理论”（historical-philosophic theory），更不能推广为每一个民族所必经的历史道路。世界上绝没有某种一般性的历史理论的“历史哲学的理论”可以成为开启一切历史研究这门的总键（master key）。因为任何“一般性的历史理论”都是以超越历史经验为其最主要特色的。[6][2]马克思晚年之所以特别声明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痛感于他的信徒（甚至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内）把他的研究成果过度的推广了。[7][3] 因此，如果我们尊重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的话，就意味着假设“中国一定会经历资本主义社会”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没有了这个假设，一切试图证明、论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努力就没有了根基，第一派的研究从这个角度上说就大打了折扣。李伯重先生那篇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就指出中国这么多年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出发点仅是一个情结！[8][4]海外、台湾不少人士抨击我国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也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的。
而第二派的研究没有这样的假设，这是海外、中国近几年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主流。本文的探讨名为“跳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自然就从第二派的研究方法出发。既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论述是建立在西欧经验基础之上的，而且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也是对西欧发明的。我们要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像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就必须将这两种经济史放在一起进行全面的比较和分析，看双方是否有一个共同的发展阶段，是否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趋势，最终导致出现了什么样的结果。历史研究的根本在于实证，要尊重历史事实。所以在分析中，我们要避免掺入“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想法，以达到分析的科学性与严密性。
经过历史对比研究，结合海外、国内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我最终的结论是：在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和西欧经历了一个十分相似的时期，无论是从社会形态还是经济结构上，这是学界所谓的“原始工业化”时期。
在1800年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主要是英国）在一系列具有特殊性的条件下产生了工业革命，由此社会经济形态发生重大转变，走向工业化。随着英国的工业化迅速扩展到整个西欧，资本主义制度正式在西欧确立。而中国继续停留在原始工业化时期，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逐步沦陷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和西欧的大分流这样产生。中国没有出现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下面，我就对这个结论中的几个关键性环节做一论述。其中学界已经有明确定论的内容，简单带过，只论述学界尚有争议的地方以及我本人对一些问题看法。
一、16至18世纪的西欧和中国同属于原始工业化时期，其经济增长属于“斯密型增长”，经济增长动力是“斯密动力”。斯密型增长的前景决定了这段原始工业化不能发展到工业化，即代表着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建立的工业化。这一时期，西欧和中国的发展进程很相似，分流没有发生。
关于原始工业化[9][1]（Proto-Industrialization）的讨论，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史坛上颇为重要的学派，并且在海外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学界中已达成共识。16世纪——18世纪西欧和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工业的相似性，已经被学界广泛认同。对于原始工业化的特征，在1982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第12届国际经济史大会上，德荣的见解经过修正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其大意是：①“原始工业化”以面向本地区以外的生产为条件；②“原始工业”是利用农闲劳动力的农村工业；③“原始工业化”兴起时，该地区的商业化农业已经发达，劳动者不仅从工业中，而且也从农业中获得收入。[10][2]我们可以从这个特征中推出那时西欧和中国农村工业的经济发展状况。
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是针对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提出来的，是工业化的前时期。然而，原始工业化和工业化并没有绝

中国历史上神箭手典故故事

对的因果关系。发生了原始工业化，不意味着一定要发生工业化，因为二者的发展动力是不同的，分属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但是，在原始工业化提出初期，这个概念的创始人富兰克林"孟德尔斯充分肯定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有联系的论断。这也是后来原始工业化理论遭到抨击最重要的原因[11][3]。随后，持有原始工业化第二、第三种观点以及相当数量其他的学者们，则强调原始工业化与19世纪城市工业化之间，有一种更因具体情况而异的关系。本文试从原始工业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动力相异着眼，说明在没有外界条件干预时，原始工业化不会发展到工业化。
在1800年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主要是英国）在一系列具有特殊性的条件下产生了工业革命，由此社会经济形态发生重大转变，走向工业化。随着英国的工业化迅速扩展到整个西欧，资本主义制度正式在西欧确立。而中国继续停留在原始工业化时期，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逐步沦陷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和西欧的大分流这样产生。中国没有出现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下面，我就对这个结论中的几

中国历史名人故事夏明翰

个关键性环节做一论述。其中学界已经有明确定论的内容，简单带过，只论述学界尚有争议的地方以及我本人对一些问题看法。
一、16至18世纪的西欧和中国同属于原始工业化时期，其经济增长属于“斯密型增长”，经济增长动力是“斯密动力”。斯密型增长的前景决定了这段原始工业化不能发展到工业化，即代表着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建立的工业化。这一时期，西欧和中国的发展进程很相似，分流没有发生。
关于原始工业化[12][1]（Proto-Industrialization）的讨论，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史坛上颇为重要的学派，并且在海外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学界中已达成共识。16世纪——18世纪西欧和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工业的相似性，已经被学界广泛认同。对于原始工业化的特征，在1982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第12届国际经济史大会上，德荣的见解经过修正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其大意是：①“原始工业化”以面向本地区以外的生产为条件；②“原始工业”是利用农闲劳动力的农村工业；③“原始工业化”兴起时，该地区的商业化农业已经发达，劳动者不仅从工业中，而且也从农业中获得收入。[13][2]我们可以从这个特征中推出那时西欧和中国农村工业的经济发展状况。
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是针对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提出来的，是工业化的前时期。然而，原始工业化和工业化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发生了原始工业化，不意味着一定要发生工业化，因为二者的发展动力是不同的，分属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但是，在原始工业化提出初期，这个概念的创始人富兰克林"孟德尔斯充分肯定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有联系的论断。这也是后来原始工业化理论遭到抨击最重要的原因[14][3]。随后，持有原始工业化第二、第三种观点以及相当数量其他的学者们，则强调原始工业化与19世纪城市工业化之间，有一种更因具体情况而异的关系。本文试从原始工业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动力相异着眼，说明在没有外界条件干预时，原始工业化不会发展到工业化。
原始工业化的动力是斯密动力，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斯密撰写《国富论》正处在西欧原始工业化时期，在《国富论》中对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状况的描述自然就是对西欧原始工业化时代的描述。于是后人便把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的经济增长动力称为斯密动力（the Smithian Dynamics）。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带来的较高的生产率，因此斯密动力指的就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16——18世纪中国江南地区高度繁荣的手工业、商业、手工工场以及雇用关系的产生（这些被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第一派学者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铁证的经济现象）就是熟练操作下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率的结果。这是海内外学界达成共识的。在承认斯密动力是西欧和中国在16——18世纪经济发展动力的前提上，我们来探讨以斯密动力为原始工业化经济增长动力的发展前景。
以表示不同时期的劳动生产力分工情况。按照斯密的观点，在出现了劳动分工的经济中，任何一个生产阶段的劳动生产力都是劳动分工的函数。因此我们在开始生产的时候，就有： 其中Y表示收入。这一方称表明，一个经济的收入水平不仅仅决定于劳动的投入量，而且决定于这个经济的分工水平。第一个生产过程带来了收入增长，增加量为 。因此

讲中国历史故事英语评委

我们得到增长率为： 。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把不同阶段的收入的增长率表现为 ， 。而总产出 ，其中W是工资，Ｓ是剩余， 。设边际消费倾向为ｃ。由新增资本 和工资率决定的新增劳动力为: 。当下一个生产时期开始的时候，这个经济的劳动量为 ，并出现了新的剩余： ，其中 。设这时的边际消费倾向为 。则由 在市场上雇用的新增劳动力为 。生产过程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进行下去。资本积累率在第一时期可以表示为 ，在第二时期可以表示为 ，第三时期可以表示为 。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得到斯密的增长方程：给定工资率不变，工资水平等于工人用于消费的所有收入，收入增长就是劳动生产力和地主、资本家的消费倾向的函数。在一种特殊情况下q和（1-c）保持不变，经济就会处在一种稳定的增长中。这是斯密的增长理论模型。
斯密认为经济处在一种稳定的增长中，以q和（1-c）保持不变为前提。在《国富论》中，他并没有否定存在着边际收益递减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构成经济稳定增长的障碍，因为斯密认为劳动分工的范围和前景相对广阔，劳动分工的效应可以补偿边际收益递减的限制。然而，斯密没有注意到，他的分工学说是以市场范围为前提的，随着市场的扩大，分工不断深化。当市场范围达到一定极限时，分工的极限也就产生了。这时，经济的增长就触摸到了瓶颈，经济不能够稳定的持续增长了。
因此，我们认为，以斯密动力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发展不可持续。当分工达到一定极限时，边际效用的递减会越来越快的降低经济的增长率，最后就走进了马尔萨斯的经济发展悲观论里。但是，西欧在18世纪之后飞跃式的、狂飚式的大发展否定了这一结论，中国却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阻止、搅乱了一切可能的发生。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西欧摆脱了斯密增长模式的制约，逃出了斯密式经济增展的桎梏，走向了胜利的胜利，辉煌的辉煌呢?
二、西欧向海外殖民的开始，在若干恰当条件下的工业革命的爆发，从资源和技术两个方面突破了斯密增长模式的极限，并且将西欧长达3个世纪之久的原始工业化时期推进到了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制度正式在西欧确立。而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早先的原始工业化的特征也在一片硝烟中慢慢沉寂，社会经济发展遭到极大摧残和破坏，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无从谈起。
西方学者最初论述西欧突破了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的是E.L.琼斯（Jones），他称西欧人发现新大陆，从而获得了被他称为“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这抵消了在一定生产要素下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当然，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中国人也大规模的进行了开垦边疆土地的运动，以应付与日俱增的人口数量。然而，毋庸置疑，西欧人通过扩张所创造的资源基础，肯定优于中国人通过开垦边疆地区土地所创造的财富。中国的新增耕地，质量常常低于已有耕地。一个方面的原因是，这一时期引入的玉米、甘薯等作物无论是适应能力和产量上都大大优越于以往的传统作物，这降低了对土地质量的要求，从而,对新开垦耕地的要求也随之降低。琼斯称西欧由于殖民扩张所获得的土地为“鬼田”（ghost acreage），指欧洲人在美洲所使用的土地，这些新的林地、农园和原地并不存在于欧洲，但对欧洲经济有着重大影响，这好像增加了欧洲的土地。[15][1]
E.A.雷格莱（Wrigley）从能源开发的角度论述西欧突破斯密式的经济增长极限。他认为，西欧之所以逃脱增长极限，靠的是史无前例的能源大开发。以煤为新的热能来源而以蒸汽为新形式的机械动力，从而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率。雷格莱称这种经济为矿物经济，和这种矿物经济相对的，他称之为“有机经济”（the organic economy）。矿物经济和有机经济对经济道路的影响存在绝对差异。他用如下的话描述有机经济道路和矿物经济道路的区别：“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限度的世界。在那个世界的经济成长道路，若用一种成功的经济来描画，充其量只是一条渐近线，它决不表现为幂的形式，因为幂的形式已成为那些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经济的标志。”[16][1]他还说：“要成功的摆脱有机经济所受的制约，一个国家不仅需要那种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以达到近代化，而且也需要下述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即越来越多的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而非依赖各种过去提供生产所需热能与动力的可再生能源，英国经济正是在上述两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化了。”[17][2]　在同一时期，中国经济最繁荣，最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的江南地区，却是以缺乏矿物资源为重要特征。虽然有长江水系、太湖水系以及大运河等水路运输通道可从湖北、山东、河北、河南等省份运输矿物资源，但终归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整个江南经济向“超轻方向”发展。直到19世纪60年代之后的洋务运动，在清政府的扶植下，江南才有了第一批军用重工业企业。然而这个时候，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摧残下，中国已经初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无法选择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欧洲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无疑对社会生产力产生巨大的推动，它对抵消边际效用递减的作用远远大于殖民地开发和在此基础上的能源大开发，从而在本质上解除了斯密式经济的内在发展极限，把西欧社会全面推进了一个新的纪元，即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确立的资本主义时代。关于西欧为什么在18世纪突然集中出现一系列技术变革的问题，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们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的争论。从最初认为这是一个突变，到近来认为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引开一笔，西欧于16、17世纪爆发了科学革命，以伽利略—笛卡尔—牛顿为代表的杰出科学家们，第一次建立起一套处处充满井然有序规律和法则的数理世界体系。在科学革命发生之初，并没有随之爆发技术革命，这是由于近代科学革命和希腊科学传统的一脉相承，带给近代科学非应用性、非功利性。然而，在科学革命后一段时间的18世纪中期，西欧终于爆发了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先进工具无疑采用了科学革命的成果——对大气压强的掌握和运用。对此，我们可以得出，导致工业革命的因素里，科学革命是其中之一，并且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目前尚不敢说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必要条件。莫凯尔将这个过程表述成一种“动量聚集（gathering momentum）导致的“发明爆炸”（explosion of inventions）。中国自古鲜有科学，技术当道，明清时期更是没有科学发生、发展的影子。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与进步的动因是前文讲过的斯密动力，以劳动分工来提高生产率。没有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突破，中国始终无法找到突破斯密式经济的增长极限，在长时期原始工业化的自足中，逐渐停滞，并有下降的趋势，最终和工业化无缘。
综上所述，我们论述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走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一派的思路，将西欧和中国的经济史放在一起进行全面的比较和分析，通过考察双方是否有一个共同的发展阶段，是否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趋势，得出最终的结论：与其把16——18世纪的中国看作是“没有成功的欧洲”的实例，不如把这一阶段的西欧看作一种并不特殊的经济更为合理。仅仅是在18世纪中期后，西欧出现的殖民地大开发，矿物资源大开发，以及工业革命，使得西欧成功的突破了斯密式经济的内部发展极限，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纪元，成功地从原始工业化走向工业化，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确立。而此时的中国由于自身因素，没有能突破斯密式经济的内部发展极限，在漫长的原始工业化时期发展停滞，最终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了选择自身经济发展道路的权利。因此，西欧和中国的大分流从18世纪中期以后开始，西欧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中国则在一段停滞的经济形态下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发展无缘。
阅读和参考文献：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王国彬《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济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1998年版
彭慕兰《大分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德布拉及"瑞《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叶静怡《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明清史》2004年第1期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1期

---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20页。
[2][2] 参见王必胜《邓拓评传》，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刘金田，吴小梅《〈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3][3] 可参加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2——83页。
[4][4] 学术史界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分为四个阶段。一、1930——1940年代：问题的最早提出和理论定调；二、1950年代中期——1960年代中期：对经典结论的证明；三、1970年代末——1980年代：大讨论的继续；四、1990年代至今：理论反思。其中前三个阶段决大部分都属于第一派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第一和第二阶段。具体可参见，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明清史》2004年第1期。
[5][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41、342页。
[6][2] 转引自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和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Karl Marx, Reply to Mikhaiovsky, 收在L.Feuer所编, K. Marx, F.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 New York, 1959), pp. 440f ）
[7][3] 转引自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和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见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第四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97 ）
[8][4] 可参考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

中国历史画背景故事

[9][1] “原始工业化”的理论，系富兰可林"孟德尔斯（Franklin Mendeles）于1972年首先提出。着眼研究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发展。最先提出的概念是“与农村经济变化相伴的、按传统方式组织起来但面向市场的工业的迅速发展”（Franklin Mendele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大卫"勒旺（David Levine）提出了第二种观点，以“内卷化“为原始工业化为的特征。彼得"克里尔的特（Peter Kriedte）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将这个定义扩大为“农村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生活完全或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区域间的市场或国际市场而进行的大众化工业生产（industrial mass production）。关于”原始工业化“的三个概念详细可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3页。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6页——第10页。
[10][2] 转引自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8页。
[11][3] 原始工业化理论受到抨击的其他原因可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1——12页。
[12][1] “原始工业化”的理论，系富兰可林"孟德尔斯（Franklin Mendeles）于1972年首先提出。着眼研究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发展。最先提出的概念是“与农村经济变化相伴的、按传统方式组织起来但面向市场的工业的迅速发展”（Franklin Mendele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大卫"勒旺（David Levine）提出了第二种观点，以“内卷化“为原始工业化为的特征。彼得"克里尔的特（Peter Kriedte）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将这个定义扩大为“农村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生活完全或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区域间的市场或国际市场而进行的大众化工业生产（industrial mass production）。关于”原始工业化“的三个概念详细可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3页。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6页——第10页。
[13][2] 转引自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8页。
[14][3] 原始工业化理论受到抨击的其他原因可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1——12页。
[15][1] 可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51页。
[16][1] 转引自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52页。（雷格来1989：34）
[17][2] 同上，第52——53页。（雷格莱1988：115）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2/29/565087.html

以上是关于中国缘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跳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一种新视角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中国缘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跳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一种新视角；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182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