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余英时：近代儒家与民主——《文化中国》会议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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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余英时：近代儒家与民主——《文化中国》会议发言

我在夏威夷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的主题是讲JUSTICE　AND　DEMOCRACY（正义与民主）的，我的论文论述了中国儒家与民主的关系。我认为现代知识分子正在处于一种衰落的过程，以前在政治社会中知识分子曾占居中心地位，可到了２０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的不断演化，从袁世凯到毛泽东，纵观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权力得与失的过程，知识分子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
我现在想谈谈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吸收西方某些观念的利与弊的问题。有关民主的概念大家已经谈了很多，但是我认为谈民主不能只谈表面的东西，比如谈市场、权力、制度和宪法等等，谈民主不能离开某种文化基础。如果谈西方的民主，就要从文艺复兴讲起，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然后是所谓启蒙运动，这是三个大的主要思潮。这些思潮奠定了西方民主的发展。美国的民主主要是吸收了欧洲的民主观念演化而来的。中国的民主发展背景与西方完全不同。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人在欧洲人心目中形象非常好，有一本书叫做《CHINA　IS　A　MODEL　FOR　EUROPE（中国是欧洲的楷模）》，可见当时的西方人认为中国的社会和制度在复兴时期具有典范意义。但是，当中国在２０世纪初１９世纪末开始接受民主的时候，却由于西方人的入侵而逐渐衰落了。
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不容忽视，中国早期接受西方民主文化的都是儒家人士。
比如太平天国时期有一位儒家人士叫王韬，在当时来到南京，后又到上海为外国教会做事。由于太平天国起义时怕被抓，所以英国人偷偷把他送到香港，帮助当时很著名的人士李亚戈翻译了几大部中国经典（最近香港中文大学还出版了五大卷王韬翻译的书）。李亚戈有一年休假带着王韬回到欧洲，在伦敦和巴黎等地到处演讲。回来后王韬开始介绍西方的民主，如西方的政治、英国的监狱、英国的法庭和民主制度等等。他认为欧洲的民主发展已超过了中国的三代。
我介绍的第二个人是一位外交官，叫薛福成。他当时曾在欧洲和美国做过使节，回国后的报告中也谈到西方的政治和法律与中国相差有三代之甚。
另外的一位是我的老师钱穆。１９６０年耶鲁大学请他来讲学并授予他荣誉学位，他到美国后写过一封信，他当时归纳了八个字：“三代汉唐，绝无此事”，并刊登在当时的《新亚周刊》上。这些都是儒家人士的观点。他们看到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人民自由的生活，社会很有秩序等，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并认为这也是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理想。所以最早了解和介绍西方民主的是儒家人士。
儒家观点与民主并没有冲突。儒家观点认为国家要有君臣，君王要维持秩序，要为老百姓做事，反之则应下台。道家也认为皇帝要为老百姓服务，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这些传统观念带有民主的精神，但还不是民主的制度，也不是民主观念。中国的明朝是最专制的时代，到了明末时期，黄宗曦写出了《言君篇》、《言臣篇》，这些文章在清朝末年发生极大影响，因为这是一种比较接近民主精神的政治观点。他在书中写道，中国虽然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但中国历来有一种自由的传统，即君王应该是为老百姓而存在，而不是老百姓为君王而存在的，权威不是无限扩大的。康有为要改变中国经典以符合西方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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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他提出的“大同世界”要达到最平等、最自由的境界，而不要一切章律。他的观点是根据西方的制度来改变中国的制度。康有为是清朝儒家今文学派的大师、领袖人物。古文学派的大师章炳麟、刘师培都很崇拜西方。他们的观点是，西方的价值早已被发现，但由于历代皇帝的专制而阻碍了中国接受和实施西方的民主制度。
甲午战争后１００年来的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转变的时期，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海军的覆灭、台湾的割让以及丧权辱国赔款协议的签署，都是中国人的巨大耻辱。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改革的问题。康有为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公车上书”，以很大的决心发起戊戌变法运动。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也奠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中心地位。当时的争论是搞渐进的君主立宪，还是搞民主革命。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维新派，其背景都是儒家观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许多西方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乐于接受的观点，它是民主的极端，强调不要政府，一切自由。这一观点与中国的传统思想不无关联。庄子提倡的理想是一切归属自然原始状态。这也是中国传统观念与西方观念相结合的基础。
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进了一大步。许多知识分子不断介绍和提倡西方的民主思想，而当时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有很高修养的知识分子，也是积极接受西方民主观念的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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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接受西方的思想，自己一定要有资源。当然，这样接受的就不是西方的原货了，而是经过改造与自己资源相结合的东西。
谈到思想传播史，必须指出，我们不可能接受纯粹的西方思想。比如统治已有４０多年了，真正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到底有几个？我认为直到“六四”，都是知识分子在强调民主与人权。实际上掌握政权的人都是各个行业的边缘人物，而各行业有成就的人就不会去搞革命。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反对自由主义》，简直就不知所云。毛泽东有他的特点，如搞政治权术、政治斗争可称为古今中外第一大将才，但是他在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方面又是幼稚不堪。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大师，一方面又幼稚可笑。这种极不平衡的特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有其背景原因的。毛泽东不懂民主，可他知道利用民主。在１９４９年以前，他打的旗号都是民主，而他得到的支持都来自于知识界。如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罗隆基、闻一多等人，都被他的号召力所迷惑。总之知识分子越来越没有权力，而有权力的人又对民主一窍不通。这也是中国民主的一个困境。
我认为民主一定要有一个文化的背景。如果人的道德水准极为低下，自私自利，没有传统的民间社会，也没有现代的公民文化，我不相信在这种土壤里可以生长民主精神。
中国自从革命以来，传统文化的发展呈衰落趋势，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三千年的传统文化被骂得一文不值。我上午对甘阳说，你对40年的东西被否定、文化大革命被否定而怀有抱怨，但怎么没有人对中国三千年的传统文化被否定而抱怨呢？从历史长期的发展来看，这样是很不公平的。
统治的一大特点就是把一切传统的民间社会全部摧毁。这种传统民间社会有许多组织，有许多宗族组织、寺庙组织、有工商业组织和行会组织等等，这些组织都没有达到西方的程度。但这些小的社区（COMMUNITY）的作用很重要，有时可以抵制某种专制的权力。传统的皇权只能到达各县，而县长到各村要找绅士、族长等有势力的人商量办事，他自己不能随便作主。则不同，它没收了一切私有财产，消灭了所有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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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会，只有一个组织--党组织存在。所以中国整个社会都改变了，甚至家庭都已不再重要，主要是单位了。动辄就问你是哪个单位的。生活的一切都由组织来管理和控制。当然现在稍有好转，许多东西正在恢复，但是有些以扭曲的形式出现。一些宗祠、寺庙、祖坟和一些宗教组织都在恢复。这些民间的组织和活动与政治无关，完全是自发的，但可以对政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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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反冲作用。现在中国没有宗教，因为家庭已经被毁掉了。基本的道德教育是个很大的问题。在中国大陆道德教育已没有了，精神教育只有学雷锋，学雷锋也已是一个不大可能实现的目标了，至少这不是现代社会的道德模范。现代社会的道德思想提倡实现自我、强调个人，财富不能集中在政府手里，而应集中在民间。“藏富于民”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宋朝，主要是在明清阶段得到发展。明清时期可以说是儒家知识分子对于政治问题没有公开的讨论，但存在一种暗中的抗拒。当时出现的搞乡约、办学校等做法表明他们在开创一条自己的路。现在中国大陆也出现一些类似的情况，有人自己出钱办出版社、办学校、读书会等等，不公开对抗什么，但又在悄悄地做自己的事情，以求个人的发展。
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很深刻的道理，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其中都有许多我们搞现代化不能不调动的东西。如果对此忽略不见，而只盲目追求西方的模式，则不会有好结果。中国大陆曾实践过追求列宁、斯大林这样的模式，其结果已众所周知。我希望大家不要只看西方，只看外国，也要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的历史。也许历史曾被错误解释过，令人无法接受。但无论如何，离开了历史我们就不能谈民主、不能谈自由、也不能谈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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