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谈谈中国古代史料的标点与校勘及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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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谈谈中国古代史料的标点与校勘及其他问题

关于古代史料的标点与校勘，早有前辈学者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前辈学者王云海和裴汝诚先生的《校勘述略》等书，照理不须我多说。但近年来，凡我阅读的史学专业研究生论文，也不论是博士或硕士论文，最大量、最普遍的错误，还是在史料标点和错误方面，因此，利用此文谈一下，还是很有必要。
我常说，研究中华古史是容易犯错误的，其中也包括对史料的标点和校勘，即使是比我远为高明的前辈优秀学者也是如此，何况是我。《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和校勘都是高明的专家，但其中也确有不少错误，为众所周知。
我常考虑自己所犯的错误，大致有三个方面的情况，在此不妨一并说一下。一是囿于时代和个人的史识。如我曾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1辑发表《试论宋代农民起义的某些新特色》。但後来考虑农民起义之类的名词不科学，所以此文只能废弃，没有编入论文集之必要。二是个人学问之短拙。例如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1版第826页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作“王仲元《挥麈录》”，後来见到徐规先生校点此书，当校改为“王仲言”。因为《挥麈录》作者王明清字仲言。又如最近出版的《涓埃编》第528页，第538页两处都作赵叔向《肯綮录》，看到《全宋笔记》第三编第六册作赵叔问时，不由一愣。及至翻了此书点校说明，方知《四库全书提要》和李裕民先生早有考证。其实，我对赵叔向此人并不陌生，还在历史小说中有专门章节描写。但使用此史料时，似乎是赵叔向归赵叔向，而《肯綮录》归《肯綮录》，两者根本没有作何联想。第三是读书粗疏所致。如《锱铢编》第461页注①说“庆历时‘三百万束’”，近日重查《宋会要》，应为“皇祐时”。标点本《宋史》卷47《瀛国公纪》德祐元年四月：“贬陈过平江府。雄江军统制洪福率众收复镇巢军。”我写《宋朝兵制初探》时，误读为“平江府雄江军统制洪福率众收复镇巢军”，就在此书第202页将雄江军列为平江府的驻军。此次整理旧作，再查《宋史》卷451《姜才传》，可知雄淮军应设在镇巢军，标点本《宋史》的断句是对的，而自己反而理解有误。洪福一直是淮西方面大员夏贵的下属，不可能移军到江南的平江府。
错误不可避免论也许是有道理的，但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必须尽力避免错误，有错误也要承认和改正。不厌其烦地反复查覈史料，应是减少错误的一个有效方法。程民生先生在《中国北方经济史》後记中的一段文字：“学问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做，史料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不核对史料尤其是不核对转引的史料，不注明所引书目版本，是非常可怕的。在我阅读今人有关论著时，总是对所需史料予以核对，发现竟然将近一半有错，或多字、漏字，或误解，断章取义，或将不同朝代的两篇文章当成一篇，更有将卷数、篇名、作者注错乃至将书名注错。有时为核对一条史料，费时一天才找到——压根不在所注书中！及至核对本书初稿时，发现原来碰到的莫名其妙现象全部重现，不禁出了一身身冷汗。”这是他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治史的真实写照，也是尽可能准确地使用史料的经验谈，值得我们每一位治史者参考和效法。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最苦的工作，莫过于审读校样，这是收获研究成果时最後一道，也是最难过的关口。一部专著通常有数千条史料，特别是宋代的史料分散，查覈极为费力。如果为抢时间，赶进度，而心躁气急，忙中出错，乱中出错，失校的比例肯定更高。我慢慢学会克制自己，尽量以凝神敛息、平心静气的心态审读，不求进度，只求质量，效果会好得多。希望将来设计一种有效的电脑软件，能代替人做查覈史料，审读校样的工作，但至少目前尚是梦想，就只能靠每个人自己花费气力了。
查覈史料确实偷不得懒，偷懒往往有报应。我在发表《韩世忠大仪镇之战述评》一文时，明知韩世忠神道碑在《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１７，《琬琰集删存》卷１和《江苏金石志》卷１２三处有载，贪图方便，只查了手头的前两书，结论是“晚出的《宋朝南渡十将传》卷５《韩世忠传》和《宋史》卷３６４《韩世忠传》都沿袭此碑‘是论者以此举为中兴第一’之说，但加上‘武功’两字，增饰为‘中兴武功第一’”。最近才查覈了《江苏金石志》，方知文字有所出入，碑文原件即是“中兴武功第一”，根本不是《宋朝南渡十将传》卷５《韩世忠传》和《宋史》卷３６４《韩世忠传》另加“武功”两字。只因偷懒，给自己制造笑料。
即使一个人标点同一段古文，也可能前後不一致，但不见得是有对有错。如我在《宋朝兵制初探》第122页使用《三朝北盟会编》卷69的一段文字：“逐急差到统制、统领官不下数十员，每一统制官下使臣不下三、四十员，效用三、四十员。每使臣一员日给食钱八百或一贯，效用三百或五百，率多权贵亲戚、门生、故吏，又有朝廷缘权贵、内侍请求而至者。身未尝到，而请给论功，倍于将士。”而在《北宋末开封的陷落、劫难和抗争》一文中引用同段文字，作“每使臣一员，日给食钱八百或一贯，效用三百或五百，率多权贵亲戚、门生、故吏，又有朝廷缘权贵、内侍请求而至者。身未尝到，而请给论功，倍于将士。”两处 标点稍有差异，但都不能算错。
古籍中有错字、脱字等，在史学研究中，要准确使用史料，必须校勘错字，补充脱字，并非只有整理古籍，才用得着校勘手段。我原先并未专门学过校勘，但有了一定的基础，参照前人对一些史书的校勘记，还是可以学会的。一般说来，他校，即参照他书、本书的不同版本或本书的相类文字进行校勘，是最为稳妥可靠的。
自己的标点也时有错误，今举两例。第一，我在《宋朝兵制初探》第240—241页引《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6 ：“然今日之兵，多是有官人与之外任，依旧请券钱，又添供给，虽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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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内，添之于外，亦未见其益。”此次考虑到《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经清人篡改，改用明刊本《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4乾道三年二月壬申：却出现了问题，作“然今日之於多是有官人”，还须使用《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校改，这才发现原来的标点有误，应作“然今日之〔兵〕多是有官人，与之外任，依旧请券钱，又添供给”。所谓“有官人”，是指低级武官，如使臣之类充当战士，“与之”之前须加逗号。
第二，《十国春秋》卷５２《王处回传》： “既恃定策勋，位隆使相，遂专权贪纵，卖官鬻狱，四方有馈献者率先输处回，次及内府。子德筠亦倚势骄横，多为不法。”我在《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中发表《秦汉至隋唐五代卖官述略》一文，却错误地标点为“次及内府子德筠，亦倚势骄横，多为不法”。
标点古文，可否有一个原则，即最好是能够使用标点断开，就尽量断开。如“厢禁军”，最好作“厢、禁军”，“殿前马步司”，最好作“殿前、马、步司”。“始幸安肃教场观飞山雄武发炮”，最好作“始幸安肃教场，观飞山雄武发炮”。“马性善惊，闻滩声汹涌必致跳跃不可控驭，撼动舟船必有覆溺之患”，应多加逗号，作“马性善惊，闻滩声汹涌，必致跳跃，不可控驭，撼动舟船，必有覆溺之患”。“本部窃计虽令逐路漕臣遍诣所部相视盖造置办”，也应加逗号，作“本部窃计，虽令逐路漕臣遍诣所部相视，盖造置办”。如陶渊明《归去来辞》的“云无心以出岫”，“以出岫”三字之前是无法断点的。但如标点本《宋史》卷353《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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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夜传》的“请立太子以从民望”，“以”之下四字就可断点，作“请立太子，以从民望”。三字与四字之差反映了汉语的特点。
准确的标点和校勘，来源于对史料的正确理解。欲正确理解史料，经常需要反复阅读，仔细推敲。史料的标点和校勘，并非是能读通一般古文者即能胜任，确实需要有历史的细节知识的积累。目前流行的如《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等电脑软件，可以作史料校勘之用。凡是读不通的文字，不妨就其前後可以通读的文字输入，再校读读不通的文字。以下就史料的标点和校勘问题举一些实例。
一、《名公书判清明集》的两例。此书第７２页标题“纲运所阅”，是无法理解的，参照《文献通考》卷２５，改为“纲运折阅”，就读得通。同书第１３６页末行，原为“诸作匿减免等第及科罪者”，参照《庆元条法事类》卷４７同类文字，将“作”字改为“诈”，“罪”字改为“配”，也就读得通。由此可见，他校的功底，正来源于对其他史料的阅读。此两处他校，也是来源于对宋代纲运和科配的知识。
二、标点本《宋史》卷104《礼志》：“瞻言分壤，是宅景灵。”据《宋会要》礼25之63，当作“瞻言〔汾〕壤”。
三、标点本《宋史》卷171《职官志》：“殿前班都虞头候十五石，至广建副都头、吐浑十将二石五斗，凡六等，殿前指挥使五石，鞭箭、清朔二石，凡五等”；侍卫马、步军司“员僚直、龙、神卫而下，皆月给粟，自都虞候五石，至顺化、忠勇军士二石，凡五等”。“殿前班都头虞候”，“头”字应为衍字，应删去。“广建”，疑为“广捷”之误。从前後文看，“殿前指挥使五石，〔至〕鞭箭、清朔二石，凡五等”，其中应加“至”字。“自都虞候五(十五?)石，至顺化、忠勇军士二石，凡五(?)等”，可加两个问号。
四、标点本《宋史》卷194《兵志》：“御龙弓箭直选补御龙直、御龙骨朵子直、东西班带甲殿侍选补长入祗候，御龙直将、虞候选补十将，射皆一石四斗。”此文字标点有误，当作“御龙弓箭直选补御龙直、御龙骨朵子直，东、西班带甲殿侍选补长入祗候，御龙直将虞候选补十将，射皆一石四斗”。标点本《宋史》一般把“将虞候”断点为“将、虞候”，需要全部修改。
五、标点本《宋史》卷195《兵志》：“元丰元年十月……马射，五发骤马直射三矢、背射二矢，中数，等如步射法。”此段标点也有问题。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3元丰元年十月庚戌注引《兵志》，即是《神宗正史·兵志》，可改为“马射：五发，骤马直射三矢，背射二矢，中数等〔第〕如步射法”。
六、标点本《宋史》卷196《兵志》：“至于诸州禁、厢军亦皆戍更，隶州曰驻泊。”此处显然脱句，据《文献通考》卷152引《两朝国史志》，即宋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兵志》，应补苴如下：“至于诸州禁、厢军亦皆更戍，隶州〔者曰屯驻，隶总管〕曰驻泊。”
七、标点本《宋史》卷278《雷有终传》，因四川王均之乱，“拜有终泸州观察使、知益州兼川峡两路招安捉贼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咸平三年正月甲午亦作“泸州观察使”，《东都事略》卷43《雷有终传》作“王均乱，除庐州观察使、知益州、兼川峡两路招安捉贼事”。有人从事件发生在四川，就判断《宋史》记载正确，而《东都事略》记载错误。按宋时观察使之类都是虚衔，不在本地赴任。据《宋史》卷88，卷89《地理志》，泸州当时非节度州，则不能授观察使，直到宣和时，才升为节度州，赐军额泸川军，而庐州一直是节度州，故《宋史》和《长编》记载均误。《宋史》卷168《职官志》载“建隆以後合班之制”，其中有“大名少尹”。按大名府升北京，设少尹，还是迟至宋仁宗庆历时。可推知此段文字录自宋仁宗和宋英宗的《两朝国史·职官志》。其中“诸州刺史”设泸州刺史，而“节度使”并无作为泸州节镇名的泸川军。故上引《宋史·雷有终传》的文字当改作“拜有终〔庐〕州观察使”。
八、标点本《宋史》卷287《王嗣宗传》：“改右赞善大夫、徙河州。”此处使用顿号，也不妥。按宋太宗时，河州不归宋朝管辖。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甲辰，《东都事略》卷43《王嗣宗传》，《宋史》文字当改作“改右赞善大夫，徙〔汀〕州”。
九、标点本《宋史》卷368《魏胜传》：“金骑轶境，胜率诸军拒於淮阳。”山之南与水之北谓之阳，山之北与水之南谓之阴，魏胜是在淮水之南抗击金军。据《宋史》卷88《地理志》，楚州只有淮阴县，《宋朝南渡十将传》卷4《魏胜传》，《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13，皆作“淮阴”，故《宋史》文字当改作“胜率诸军拒於淮〔阴〕”。
一0、标点本《宋史》卷373《洪皓传》：“终丧，除饶州通判。李勤又附桧诬皓作欺世飞语，责濠州团练副使。”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6绍兴十七年五月己巳：“皓丁内艰，既终丧失，复遂词请……与右承议郎、通判州事李勤积不相能，勤倖以讦进，告皓有欺世飞语。”可知《宋史》标点当改作“终丧除。饶州通判李勤又附桧，诬皓作欺世飞语，责濠州团练副使”。此处的“除”可能是衍字。
一一、标点本《宋史》卷402《安丙传》：“踏白、摧锋、选锋、策锋、遊奕五军隶副司。”据《宋会要》兵6之2，兴州共有御前十军，其中一军名“策选锋”军，故《宋史》文字当改作“策〔选〕锋”。
一二、标点本《宋史》卷465《韦渊传》：“渊见后，出言诋毁，诏侍御史余尧弼即其家鞫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6绍兴十七年四月甲寅作“殿中侍御史余尧弼即其家鞫治”，按余尧弼前後官位，记载正确，翌年方升侍御史。故《宋史》文字当改作“〔殿中〕侍御史余尧弼”。
一三、标点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三月辛卯，“田重进围飞狐，令大鹏翼至城下，谕其守将，定武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郢州防御使吕行德尚欲坚守，重进争攻之”，後“举城降”。《辽史》卷11《圣宗纪》同日作“武定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吕行德”等“以飞狐叛，附于宋”。又据《辽史》卷41《地理志》，奉圣州节镇军名武定军，盖吕行德是以奉圣州守军增援蔚州飞狐县。又据《宋史》卷86《地理志》，定武军乃是宋境定州之节镇军名。可知《续资治通鉴长编》此段文字当改为“〔武定〕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吕行德”。
一四、标点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3元丰四年六月辛未：“改差殿前虎翼右一厢四指挥。”《宋史》卷188《兵志》作“元丰四年，诏改差殿前虎翼右厢一四指挥，为李宪亲兵”。按宋朝军队编制，厢的单位只分左厢和右厢，无“右一厢”之类番号。此处是简称，其全名应是殿前司虎翼右厢第一军第四指挥。故须依《宋史》，改作“改差虎翼右〔厢一〕四指挥”。
一五、标点本《洗冤集录》卷2《验未埋瘞尸》：“先看其尸有无军号，或额角、面脸上所刺大小字体计几行，或几字？是何军人？若系配隶人，所配隶何州？军字亦须计其行数。如经刺环，或方或圆，或在手臂、项上，亦记几个。”此处除了“手背”误为“手臂”外，标点也有错误。不当使用问号，而“州军”之间当应断开，可改为“先看其尸有无军号，或额角、面脸上所刺大小字体，计几行或几字，是何军人。若系配隶人，所配隶何州军，字亦须计其行数，如经刺环，或方或圆，或在手背、项上，亦记几个”。
一六、标点本《宋朝诸臣奏议》卷130孙何《上真宗论御戎画一利害》：“授任赴镇之际，锡赐甚厚，公使稍优，之外纵握十万之师，但受尺一之诏。”标点本作“公使稍优之外，纵握十万之师”。这显然是沿用了今人的语言习惯，“之外”是指受命于外，不应与“公使稍优”连结。
一七、标点本《宋朝诸臣奏议》卷132田况《上仁宗兵策十四事》虽以《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校勘，仍有错误。如“蕃落广锐、振武、保捷，皆是土兵”，其实蕃落也是军号，应作“蕃落、广锐、振武、保捷”。又如“闻其间有不能被甲上马者。况骁胜、雲武、武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皆望空发箭，马前一十二步即已堕地”。北宋并无雲武军号，而有雲骑军号，以《长编》参校，当作“况骁胜、雲、〔武二〕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
一八、标点本《庆元条法事类》卷47《拘催税租》抄录北宋时的“诸州催纳二税日限”其中有些地名，依据《宋史·地理志》，需要更正，如京西“颖昌府”，当作“颍昌府”，河北“沧、德、祈、保、深等州”，“祈”当作“祁”，陕西“汾、宁”等州，“汾”当作“邠”。
一九、标点本《庆元条法事类》卷48《科敷》：“绍兴二年二月十四日敕……并同编户一例均数敷，候将来却依旧制行。”据《宋会要》食货6之2，依宋时文件习惯，可删一“数”字，加一“施”字，改作“并同编户一例均敷，候将来却依旧制〔施〕行”。
二0、标点本《庆元条法事类》卷75《编配流役》：“诸称‘违恶州’者谓南恩、新、循、梅、高、雷、化、宾、容、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宋时一般习惯称“远恶州”，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十月己亥作“自今请决配远恶州军”。《编配流役》的下文亦作“若远恶州外”，故此处须将“违恶州”改为“〔远〕恶州”
二一、标点本《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诸军都统制》：“宣和间，西南用兵，大将或三、四人，不相统一，故即其中拔一人为都统制以总之。”按当时西对西夏，南对方腊之变用兵，故应作“西、南用兵”。如不使用顿号，按字面只能说是四川一带用兵。
二二、标点本《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0《癸未甲申和战本末》：“通问副使王之望、龙大渊发行在。”据《宋会要》职官51之21：“诏尚书户部侍郎王之望假礼部尚书，充金国通问国信使，知閤门事龙大渊假崇信军承宣使，副之。”又是51之23有“接、送伴使、副”，按宋时语言习惯，应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文字改为“通问〔使、副〕王之望、龙大渊”。
二三、标点本《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进纳授官人升改名田之制》：“称军功者，谓亲冒矢石，或获级，或伤重，及战退贼众解围。其运粮守城进筑把隘之类非。”可改标点，为“称军功者，谓亲冒矢石，或获级，或伤重，及战退贼众，解围，其运粮、守城、进筑、把隘之类非”。
二四、标点本《东斋记事》卷2有两段文字。一段为“殿前司捧日、天武军司、龙卫步军司神卫马军司谓之上四军”。文字显然颠倒错乱，按宋朝军制，殿前司辖捧日和天武军，侍卫马军司辖龙卫军，而侍卫步军司辖神卫军。故应校为“殿前司捧日、天武军，〔马军〕司龙卫，步军司神卫，谓之上四军”。另一段为“每军各有都指挥使一员，都虞候副之。遇转员，各以次迁补。凡迁至军指挥使、遥领团练，员溢，即上落军职，为正、副使之本任。其老疾若有过，为御前忠佐马歩军都军头、副都军头，隶军头司。甚者黜为外州军马、步军都指挥。”此段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9乾兴元年七月癸巳和《职官分纪》卷35引《东斋记事》校改为“每军各有都指挥使一员，都虞候副之。遇转员，各以次迁补。凡迁至军〔都〕指挥使、遥领团练（刺史？），员溢，即〔从〕上落军职，为正〔刺史〕之本任。其老疾若有过，为御前忠佐马歩军都军头、副都军头，隶军头司。甚者黜为外州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所谓“甚者黜为外州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应理解为贬黜厢军将校。
二五、《全宋笔记》第一编标点本《麈史》卷上《朝制》：“今东西广备隶军器监矣。其作凡一十目，所谓火药、青窑、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炉、皮作、麻作、窑子作也。”其错误与我在《宋朝兵制初探》第269页相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师大俞宗宪先生曾告我，他校点《麈史》，发现《宋会要》可校此段文字之误。据《宋会要》职官30之7校对，《麈史》的文字可改为“今东、西广备隶军器监矣。其作凡一十〔一〕目，所谓火药，青窑，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炉，皮作，麻作，〔窟〕子作也”。
二六、标点本《桯史》卷9《黑虎王医师》说医官王继先“当其盛时，势焰与（秦）桧挈，大张去为而下不论也”。此处显然不知宦官张去为是人名，应作“当其盛时，势焰与（秦）桧挈大，张去为而下不论也”。
二七、标点本《桯史》卷14《开禧北伐》：“殿司兵素骄，贯于炊玉，不能茹粝，食部餫者复幸不折阅，多杂沙土。”可改作“殿司兵素骄，贯于炊玉，不能茹粝食。部餫者复幸不折阅”。“食”字应移在上句。
二八、标点本《齐东野语》卷5《端平入洛》：“过魏真县、城邑县、太康县，皆残毁无居人。”据《宋史》卷88《地理志》，《金史》卷25《地理志》，《元史》卷59《地理志》，亳州有卫真县和鹿邑县，故应改为“〔卫〕真县、〔鹿〕邑县”。
二九、标点本《齐东野语》卷12《淳绍岁币》讲述的是淳熙和绍熙年间宋对金之岁币。开头说：“绍兴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据《金史》卷77《宗弼传》绍兴称“岁贡”，不称“岁币”，为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淳绍岁币》的注文也称“绍兴壬戌初讲和，岁币银、丝绢各二十五万匹、两，今每岁各减五万匹、两”。故此处应改作“〔隆〕兴岁币”。又末段称“绍兴癸丑，国信使郑汝谐一诗云”，按绍兴癸丑为三年，时宋金尚未和议，六十年後，为绍熙四年癸丑。《宋史》卷36《光宗纪》绍熙三年：“遣郑汝谐等使金贺正旦。”故此处《淳绍岁币》的文字应改为“绍〔熙〕癸丑”。
三0、标点本《癸辛杂识》续集下《入燕士人》：“丙子岁春，三学归附士子入燕者，共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所存者止一十八人，各与路学教授。太学生一十四人，文学二人，武学二人。”宋朝各代的“三学”含义并不相同，但在南宋晚期，据《梦粱录》卷4《解闱》载“三学生员”为“太、宗、武学士人”。《入燕士人》所载人名中即有“赵希榛”和“赵孟镠”，即为入大都之宗学生，故“文学二人”应改为“〔宗〕学二人”。
三一、标点本《李纲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又团结马步军四万人，为前后左右中军，军八千人，有统制、统领、将领、步队将等，日肄习之。” 按北宋晚期，因实行将兵法和结队法，军队组成了军、将、部、队四级新的编制单位。军一级统兵官为统制和统领，将一级统兵官为正将、副将和准备将，部一级统兵官为部将，队一级统兵官为队将、队官等，沿用至南宋。《宋史》卷188《兵志》说，在宋神宗时，各将之下，“又各以所将兵多寡，置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各有差”。按标点本《宋史》作“押队、使臣”，不当点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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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靖康传信录》此段文字应将“步”改成“部”，可改作“又团结马、步军四万人，为前、後、左、右、中军，军八千人，有统制、统领、将领、〔部〕、队将等”。
三二、标点本《李纲全集》卷176《建炎进退志》和卷180《建炎时政记》，叙述处置张邦昌罪名，宫女华国靖恭夫人李氏以养女“侍邦昌寝”，“有旨，李氏杖脊，降配军营，务下民为妻”。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民”作“名”，宋时军士有上名和下名之别。“务”字读不通，按《宋史》卷189《兵志》，“车营、致远务”为京城太仆寺厢兵的两种。故此段文字可改为“降配〔车〕营务下〔名〕为妻”。
三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戊申载，川陕“合预殿试人，并赴行在，仍给五人衙门驿券。”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５《总论应天至统天十四历》：“有成都府进士贾俊者，上《历法九议》，诏给五人衙官劵，馆于临安府学。”据《宋史》卷194《兵志》当时所谓衙官驿券有“三人衙官例”、“五人衙官例”等，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文字应改作“五人衙〔官〕驿券”。
三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八月癸巳载吴璘阵法：“毎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敌相搏，至百歩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歩，强弓并发。次阵如之。”此处的“强弓”，《宋史》卷366《吴璘传》作“强弩”。“敌”，《吴璘传》作“贼”，此字当然是清人编《四库全书》时所改。当时弓弩的射程，以神臂弓最远，强弩其次，而强弓最近，吴璘即是依射程远近为队列层次配置。若是“强弓”，则应配置在“最强弓”之前。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此段文字的“强弓”，应改正为“强〔弩〕”。
三五、《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僧泽一决脊杖二十，刺面，配三千里外州军牢城小分收管。”“小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作“小心”，文理虽通，应以前者为准，小分是地位更低、收入更微的军士，厢兵中的小分更甚。
三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5绍兴十二年三月辛巳：左宣教郎、充删令所敕定官李文会守监察御史。”据《宋史》卷162《职官志》，“编修敕令所”设“删定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文字当改为“〔敕〕令所〔删〕定官李文会”。
三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己卯：“韩世忠奏：‘先蒙赐到田土，并私家所置良田，岁百数万石……’” 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作“岁收数万石”。按宋时行文习惯，如韩节忠家岁收地租一百多万石，一般应作“百馀万石”，此处应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为准，“百”字系误。
三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乙亥叙述秦桧死後的部分平反：“左通奉大夫万俟卨复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而丁丑条又说：“诏除名勒停人、前右朝散大夫、武冈军编管人万俟卨……放令逐便。”参对同书卷151绍兴十四年六月庚子：“左通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万俟卨降左中大夫，归州居住。李文会论卨兄右朝散大夫止以嬖妾为兄女，嫁士人林谠，奏受将仕郎，止除名。”卷152绍兴十四年十月甲午：“勒停人万俟止送桂阳军编管。”卷161绍兴二十年八月甲辰朔：“降授左中大夫、归州居住万俟卨移沅州。”可知丁丑条的文字当改作“万俟〔止〕”。
三九、《宋会要》职官63之13：“（绍兴）十一年四月四日，将作监丞李若言：‘昨除司农寺丞，以本寺卿李若虚系臣亲弟，合迴避。诏与将作监丞王言恭两易。契勘将作监统辖文思院上、下界，而幹办文思院上界李若川亦係臣亲弟，又有妨嫌，未敢供职。”据李若水《忠愍集》卷1《上吴少宰书》：“双亲垂白，二兄三弟。”另《三朝北盟会编》卷8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0绍兴三年十一月庚申说李若虚乃是李若水之兄。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8绍兴十年十二月癸酉：“左朝散郎李若谷为司农寺丞，若谷，若水兄也。”卷144绍兴十二年正月庚申：“将作监丞李若谷为尚书屯田员外郎。”辗转参对，可知上引《宋会要》的文字脱一“谷”字，当为“将作监丞李若〔谷〕言”。
四0、明刊本《文潞公集》卷20《言青苗钱》：“将新抵旧，迁延岁时，诸般折还未尝了足，以其利债负，官司不许受理。”据《宋朝诸臣奏议》卷114同一奏，篇名为《上神宗论青苗》，应作校改，为“将新抵旧，迁延岁时，诸般折还未尝了足，以其〔有〕利债负，官司不许受理”。“有利债负”是宋时常用的经济名词，指有利息的债负，一般是高利贷，规定“官司不许受理”词诉。明刊本《文潞公集》脱了一个重要的“有“字。
看到不少研究生论文，甚至公开出版的作品，给人一种对史料生吞活剥，未经好好消化和加工之感。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繁、简体字造成的混乱和错讹。依长官意志创设简体字，其实是对汉字的一种糟踏，特别是不适当的归并，给历史作品造成的混乱和错讹，不胜枚举。我的意见是古人名、地名等原则上须用繁体字。例如明朝人“丘濬”，有的书里改成“邱浚”，前一字是清代为给孔子避名讳的新造的字，清以前没有，後一字简体字归并造成的。于是一个古代人名便面目全非。常见的如魏徵误作魏征，寇凖误作寇准，张世傑误作张世杰，张弘範误作张弘范。有的根本不是异体字，在古汉文中也不能借假。又如宋孝宗的“乾道”年号，有的文章中就随便简化为“干道”。“干道”尚能看懂，有的文章出现“合职”，就无法看懂，只能查史料，原来是宋代武臣“閤职”的简体化。研究历史，繁体字确实需要认真学习。宋代有“月桩钱”，常用词有“桩办”，繁体字为“樁”，决不能讹为“椿”。
二是避讳的改字，应当更正，例如宋代有雍丘县，有的作品引清人改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了“雍邱”，当然是需要更正的。记得“邱”字的来历，我还是在上大学时，得之於课堂上，可惜已记不得是哪位老师传授。宋人张扩有《东窗集》传世，我也予以使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有张广，我亦疑为张扩之误。後经研究生周立志先生来信提醒，“扩”乃避宋宁宗御讳，而改为“广”，可谓一语破的，是我的一字师。
三是古时为避讳，使用字、号等类，凡是在作

中国历史故事集作品简介

品中出现仅一两次，应当使用圆括号，加上正式人名。如“丁晋公同夏英公看弄水碗”，应作“丁晋公（谓）同夏英公（竦）看弄水碗”。“张乖崖”，乖崖先生是号，应作“张乖崖（詠）”。《资治通鉴》的重要助手“刘道原”，应作“刘道原（恕）”。“龟山南剑人”，应作“龟山（杨时）南剑人”。其他如“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革斋先生（文仪）”，乃文天祥之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纲马水陆路》中有“吴信王”，可加工为“吴信王（璘）”。一论文中说“代任的王龟龄和漕臣查元章”，就应使用人名，作“代任的王十朋和漕臣查籥”。
四是有的史料只有名，不提姓，则应加姓。《宋史》卷405《刘黻传》：“陛下擢用台谏，若臣磊卿、臣咨夔、臣应起、臣汉弼、臣凯、臣燧，光明俊伟，卓为天下称首，然甫入而遽迁，或一鸣而辄斥。”我使用此段文字时，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将他们的姓找出，其中“臣凯”在发表论文时却找不出，最近依靠《四库全书》的电脑软件，才将此人的姓查出，应为“陛下擢用台谏，若臣（郭）磊卿、臣（洪）咨夔、臣（刘）应起、臣（刘）汉弼、臣（潘）凯、臣（吴）燧，光明俊伟，卓为天下称首，然甫入而遽迁，或一鸣而辄斥”。看似十分简单的事，有时却须劳神费时，甚至积久不得其解。
五是不要随便滥用坏的版本。一般说来，《四库全书》本不是好版本，应尽量避免使用。当然，《四库全书》本也有校勘价值，如黄宽重先生等已著文说明。标点本《大金吊伐录校补》的作者显然是费了很大功夫，但一个基本的失误，却是放弃好的、较原始的版本，而以晚出的《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实际上是源于《四库全书》本。特别书中全部使用清人的改译，如“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按目前史家的惯例，一般应依原始版本，作“大金骨卢你移赉勃极烈”。好在此书在其他方面的标点、校勘等是可用的，改译也有注释，尚可作史料使用，但不能不照录其人名等的改译。邓广铭师生前对我提出，《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值得标点校勘，整理出版。此书有三大好处，第一是贯通两宋的史料，仅有《宋史》与此书，篇幅较小，可作宋史入门的史料书。也不似《宋史纪事本末》和《续资治通鉴》，为後代人所编，一般不能作史料使用。第二是今存有明刊本，即使对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有校勘价值。第三是自宋孝宗以下，此书无疑是重要史料。但最近出版的标点本，却是使用简体字，而古书一般不宜使用简体字，而又使用《四库全书》本。足见此书的标点者其实尚未入史学之门。一次答辩，老师问博士生，为何不用此书，看来这位博士生还是有基本常识，回答说，此标点本根本无法作史料使用。
六是随便使用隔代史书作史料。史料的原始性，是治史的重要原则。如《资治通鉴》是古典史学名著，但从史料学的角度看来，其先秦至汉的部分，原则上不能作史料引用；魏晋南北朝部分，只有未见于《晋书》等较原始的史料所记载者，方能当史料引用；只有隋唐部分方可作史料引用。又如《宋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等隔代史书，随便当史料引用，这只能是史学外行之所为。
七是辽夏金元等史人名的混乱。如传世的女真人名有本名、汉名、宋人译名、清人改译者名等，造成不少混乱。目前的规矩是统一使用百衲本或标点本的《辽史》、《金史》、《元史》等人名。周良霄先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的《元史》的序言中就着重说明：“在研究辽、金、元三史时，我们一般很忌讳使用乾隆改译本，只是在原书已佚的情况下，才不得已引用它。” 上述标点本《大金吊伐录校补》正是犯了此种忌讳。如女真人完颜谷神，按金代的习惯，不称姓，汉名希尹，宋方译名或为兀室、悟室、骨捨，而清人改译为乌舍。有的论文中出现一个女真人的几种人名，其实还以为是几个不同的人，这也同样是史学上未入门的问题，不可小视。
八是古人对地名或喜欢作郡望或别名，凡不常见者，最好能用圆括号加州名之类。“如婺女倪君泽普”，最好作“如婺女（婺州）倪君泽普”。“相台岳珂”，最好作“相台（相州）岳珂”。
九是避免乱用历史名词。历史名词都有时限，不能超时限使用。例如“奏摺”是清代名词，此前应当使用如奏议、奏疏之类，而简体字又不适当地将“摺”并入“折”字。又如“太监”一词，宋与明清的词义迥异，明清时成了宦官的称谓，而宋时军器监之类的长官称大监、太监，不能混淆。
以上这些问题看似繁琐，却反映了一个史学基本功训练的根本问题。大家都会看过武功表演。如果我这个不会武功的人上场，一招一势，人们马上会知道是个门外汉。上述错误的出现，表明了作者的史学基本训练不足，甚至完全欠缺，千万不容小视。说得重一点，内行人一看，就知作者尚是在史学大门外徘徊，又何以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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