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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中国境内发现的有关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2)(20050611)
这里,附带介绍一下有外国铭文的铜饼与铅饼。
早在解放前,就发现了几件这类铜饼,其形状为一面凸起,上面有像龙一样的纹样;另一面凹下,周围铭有外国字。可惜这些铜饼的出土地点情况不清,无法判定其时代,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后人仿制的伪品。[19]建国后,又有一些被发现。1965年,西安西北汉代长安城内出土了一只陶罐,内有带铭文的铅饼共13枚。[20]1973年,陕西省扶风县姜塬又出土了两枚这样的铅饼,“结合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其他文物来看,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晚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晚期。”[21]1976年,甘肃省灵台县发现了274枚同类铅饼,总重量达31806克(插图13)。[22]
对于铜饼与铅饼的来历,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中期,德国的密兴黑尔芬(O. Maenchen-Helfen)提出,在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铸印在西亚古钱上的文字是希腊文,但这些希腊文在仿抄过程中,由于仿抄者不懂希腊文而失真走样。他还进一步认为,中国发现的这些铜饼是中国匠人铸造的,上面的铭文是中国人所仿抄的失真的希腊文。但夏鼐认为,这些铜饼不可能是在中国铸造的,而应来自西域。因为汉魏时代的中国“没有仿抄外国铭文的先例,并且也想不出他们当时为着什么要这样仿抄”;铜饼上的图案与汉代的纹饰不同;“汉代没有铸造过这种样式的铜币,并且当时也不会铸造完全是外国字铭文的货币”。[23]近来,我国学者林梅村认为,这些铜饼和铅饼上的铭文应当是用草体希腊文拼写的中古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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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语。公元1世纪前期,贵霜王朝建立,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贵霜内乱不已,境内的大月氏人大量地流亡东方,进入东汉避难。我国出土的这些铭有草体希腊文的铜饼与铅饼,很可能就是流寓到中国的贵霜大月氏人在三辅(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中部地区)及其西邻地区频繁活动留下的遗物。[24]
三、 玻璃器
早在公元前5千年代,两河流域就已开始把玻璃用作釉面涂料。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出现了由玻璃器制成的器皿。玻璃制作技术很快传到了埃及等地。[25]古代埃及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玻璃以钠钙玻璃为主,直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含氧化钡的玻璃。在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能够制造玻璃。但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玻璃以铅玻璃为主。在战国至汉代的中国自制玻璃中,铅、钡的含量都较高,这在西方是没有的。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属于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5世纪前期)。中国早期玻璃器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料珠,[26]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27]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上所嵌的玻璃块,[28]云南李家山22号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29]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现的料珠[30],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的料珠,[31]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的料珠,[32]山西长冶分水岭270号墓出土的料珠与琉璃管,[33]等等。
在这些早期玻璃器中,有许多俗称为“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珠,其直径一般在1—2厘米左右。这种镶嵌玻璃珠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湖北曾侯乙墓、河南淮阳平粮台等地都有发现(插图14)。这种小巧精美的玻璃珠,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几种不同色彩的玻璃嵌在一颗单色玻璃珠上制成的。在已出土的镶嵌玻璃珠中,有一些无疑是从西方输入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1、镶嵌玻璃珠最早出现于西方,早在公元前1千年代初,地中海地区就已经能够制造这种玻璃珠,而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则要晚几百年。2、在西方,从单色玻璃到彩色玻璃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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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玻璃珠,经过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历程,其发展序列基本上是完整清楚的。但在中国,则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发展序列。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与单色玻璃是同时出现的,显得非常突然,因此其来源应当在西方。3、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不仅在工艺与外形上与西方的相似,而且,有的在化学成份上也与西方的相同。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镶嵌玻璃珠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含铅钡,[34]而铅钡玻璃正是中国早期自制玻璃的基本特征。4、这些早期镶嵌玻璃珠都出现在贵族大墓中,说明它非常罕见,只有少数大贵族才能得到。有学者还进一步认为,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也是在外来镶嵌玻璃珠的影响下产生的:“镶嵌玻璃珠传到中原地区后,受到上层贵族的喜爱,这种社会需求促进了匠人利用当地的原料进行仿制。最迟在战国中期就成功地用氧化铅或氧化钡代替自然纯碱制造出铅钡玻璃,并将早期单纯同心圆纹饰发展为与其它几何纹饰相结合,创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镶嵌玻璃珠。由于中国还未发现过早于春秋末战国初的玻璃制品,所以可以说,随着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和仿制,中国诞生了玻璃制造业。”[35]
还有学者认为,除了镶嵌玻璃珠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还有一些玻璃器也是从西方传入的。例如分析表明,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剑上的玻璃块是硅酸钙玻璃,湖北江陵所出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是钾钙玻璃,都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很可能是从国外输入的。”[36]再如,云南李家山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在云南其它地区尚未发现,也不见于我国内地”,因此有可能是从埃及或西亚经印度输入的。[37]
古代中国的玻璃制造业自战国时代开始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也在逐渐增多。关于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早在20世纪前期就有所发现。斯坦因认为他在和阗找到的一颗彩色镶嵌玻璃珠是典型的西方产品,它在罗马帝国中很常见。[38]此外,据说在河南的一座汉墓中也曾发现过一只产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玻璃瓶,上面的图案为雅典娜的头像。[39]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来自域外的玻璃器,有学者对此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研究。[40]西汉时期,比较著名的外来玻璃器有广州横枝岗2061号汉墓出土的三只玻璃碗。[41]这三只玻璃碗出土时已经破碎,复原后基本相同,都为广口圆腹的平底碗,深蓝半透明,口径10.6厘米,底径4厘米,模制成型(插图15)。其中一只碗经定性分析后表明是钠钙玻璃。这三只碗的制作方式类似于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南岸所制的罗马玻璃。横枝岗2061号墓属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墓中所出的这三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
在东汉时期的外来玻璃器中,主要有1980年江苏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的玻璃残片(插图16)。[42]据推测,此墓的年代为公元67年。墓中发现了三块玻璃残块,是紫黑色与乳白色相间的透明体,复原后应为外壁饰有辐射形凸棱的钵。此种器形常见于地中海地区,而在国内极为少见。这件玻璃器是用搅胎装饰技法制成的,即先把熔化了的紫红色玻璃液和白色玻璃液混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搅拌,最后灌模成型。这种制作技法流行于地中海地区,我国所出古代玻璃器皿中采用此种技法的仅此一件。经过化学分析,这件玻璃器不含铅,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玻璃系统,而是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其化学成份与罗马玻璃相符。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这件玻璃器被普遍认为是罗马玻璃,通过海上路线传入我国。
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工匠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制造出了美丽的球形玻璃器皿。[43]西方用吹制法制成的玻璃器也传入了中国。1987年,在洛阳东郊的一座公元2世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只相当完整的长颈玻璃瓶。此瓶呈黄绿色,半透明,器表通体缠绕着白色条饰,其口径为4厘米,腹径7.5厘米,高13.6厘米。这只玻璃瓶造型优美,是典型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1992年,这只玻璃瓶与其它一些珍贵文物一起曾被送到日本展出。[44]
在我国出土的汉代玻璃器中,还有一部分是钾玻璃,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也不同于中国特有的铅玻璃。在这些钾玻璃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印度等地输入的。因为一方面,这些钾玻璃与印度等地发现的玻璃在成份上相似,另一方面,我国出土的钾玻璃基本上分布在广东、广西等南方沿海地区,具有与印度等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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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海上往来的条件。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钾玻璃可能是中国自制或在外来影响下自己生产的。[45]
四、小件饰物
在我国,还发现了一些与西方有关的小件饰物及工艺品。
在西方,有一种非常精美的多面体金珠。其制作工艺被称为焊珠工艺(granulation),即先用一种粘合性焊剂把金粒固定在器表上,然后加热焊接。此种工艺最初出现在公元前4千年代两河流域的乌尔第一王朝时期,后流行于埃及、希腊、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侵后传入印度。用焊珠工艺制作多面体金珠,则可能发源于迈锡尼时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年)的希腊。由于西方发现的金珠都是十二面体的,所以被称为“十二面金珠(dodecahedron)”。这类多面体金珠在我国也有发现。不过,我国不仅发现过12面的金珠,还出土过14面的,所以国内有人将此定名为“多面金珠”。我国出土多面金珠的地点主要有:
1959年,在湖南长江五里牌9号东汉墓中发现了11件“球形饰”(插图17)。发掘简报说“其中有四件是以十二个小金丝环相粘而成。环与环之间的空隙处,又粘有三颗小圆珠,以使其更加美观。又五件,先制成一小金球,再饰金丝纹,缀以珠饰;另一件,其制作虽与前者相同,但粘制更为精美,不管怎样看,珠饰与珠饰之间,纵横成行,井然有序。还有一件,为镂空多角形,极工整。”[46]
1980年,在江苏邗江县甘泉镇的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件“空心金球”(插图18)。原报告称:此物“用两个较大的和十二个较小的金圈拼焊成24个角的空心球。然后在金圈相接的24个空当处,再各用四粒细如菜籽的小金珠堆焊出24个尖角。直径1.3厘米,重2.7克”。[47]
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了32枚小件金花泡饰,上面焊有极小的金粟粒(插图19)。这些金花泡饰也是用焊珠工艺制作的,应是西方的工艺品。
由于这种十二面体的金珠在巴基斯坦、印度东部沿岸、越南南部的奥高遗址都有发现,而且在我国也多发现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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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以南地区,所以研究者认为这种金珠及其制造方法可能是从海路输入我国的。[48]但也有人指出,在我国发现的多面金珠中,“不排除有些是对西方原型作了改进的本土制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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