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等级-子产改革与梭伦立法对待贵族政策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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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子产改革与梭伦立法对待贵族政策的比较分析

子产改革与梭伦立法中对待贵族政策的比较分析
贾文言
（枣庄学院 政法与历史学系，山东 枣庄 277160）
摘要：子产改革和梭伦立法中对待贵族的政策在体现出共性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改革时社会危机侧重点、阶级力量的对比、两人经历以及获取权利方式上的不同等因素决定的。而政策的不同对两国又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子产；梭伦；贵族政策
中国的春秋时代与希腊的古风时代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在此期间中外涌现出一大批改革家和立法家。我国史学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对比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深化了我们对中外历史的认识。但是研究大多集中在梭伦与管仲、商鞅的对比上，对于与梭伦同时代的郑国改革家子产反倒是很少涉及。笔者认为两者很具有可比性：他们都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同为贵族出身，在执政前都有着很高的声誉，两次改革一个以“调和政治”著称；一个以“中庸之道”闻名。而他们对待贵族的政策更是具有可比性，即：它们在体现出共性的同时，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就其影响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在以后历史发展中的走向，因此笔者意欲对两者对待贵族的政策异同进行探讨，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国春秋时代与希腊古风时代历史的认识。
一
子产改革以“调和政治”著称，梭伦立法以“中庸之道”闻名，体现在对待贵族的政策上就是都强调对贵族的“妥协”。就子产而言，他刚上任，便遵从“安定国家，必大焉先”的古训和“无欲实难”的道理，有针对性的采用“有事伯石，赂与之邑”及“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为卿”等方式，先安定大族。对于因“用鲜”之事而逃亡它国的丰卷的田地财产，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最终向丰卷妥协。[1其次，子产制定章程，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有井伍”[2]，以维护整顿原来的国家制度和等级制度；整理原有的井田沟洫，以巩固井田制系统，积极地恢复整顿“宗法封建”的旧制。最后，子产“制参辟，铸刑书”[3]，通过制定成文法公开维护重建的等级制度，“当时所公布的刑法必定明确规定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 [4]侯外庐先生对此评价为：“子产对于公族……却是和公族妥协的。”[5]
与此相类似，梭伦上台后的首先颁布了“解负令”[6]，剥夺了贵族的债权抵押，但是保留了他们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完整性。土地对于贵族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土地不仅是最重要的财产，而且还是政治权利的基础，所以马克思说：“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特权的形式恢复起来。”[7]其次，以土地财产为基础划分四个等级，每个等级根据土地财产的多寡享有不同的权利。[8]贵族因此而垄断了所有的高级官职。复次，改革没有触及贵族力量的基础“家族”，氏族、胞族、部落等血缘组织照常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9]最后，梭伦保留了贵族的很多权利。“他把监督法律的权利赋予了贵族会议，使它监督最大多数和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在惩处犯人时有最高的权力”[10]；“国家的重大案件的审判权仍由贵族会议和执政官委员会执掌，他们甚至不经上诉、立案，即可开庭审判”[11]；“梭伦还保留了执政官委员会特别是贵族会议对公民大会和四百人会议及其决议的否决权，保留了它对国家大事的最后决定权”[12]；“元老会议还有权检查每一个人的谋生之道，惩罚没有行业的人的权利。”[13]可以说梭伦对贵族进行了相当大的妥协，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梭伦不仅没有动摇贵族专权的局面，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加强。
虽然有着以上的相同之处，两者的政策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子产讲求“宽猛”两手并用，并且在具体操作时很讲究策略。早在上台之初，他便制订章程“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即：对于贵族中忠于国事、生活俭朴者，则鼓励之；对于奢侈无度者，则加以约束。在向贵族妥协的同时，用“猛”的一手对待不法之徒，但是对待一些大族并非直接打击，而是等待时机，侍机行事，这在对待公孙黑时有明显体现。 [14]； [15]其次，“作丘赋”[16]，向贵族征收军赋，令其服兵役。最后，“铸刑书”[17]，严加限制贵族的法外特权。由上可以得知子产为政之方，“大致为在贵族间相忍以为政，然甚恶者则毙之。”[18]
而梭伦则强调利用法律对贵族进行限制并且把平民作为一支均衡贵族特权的力量。在法律方面，他颁布了“土地最大限制法”[19]，禁止贵族占有过多的土地；“反奢侈法”禁止贵族挥霍祖先的财产；在让贵族根据其财产担任高级官职的同时，也要他们担负很高的军事义务。“兵役的负担随着公民的财富成正比，越富有的人所担任的军事义务也越大。”[20]在利用平民作为平衡贵族力量方面，首先，在法律上禁止贵族奴役自己的同胞。其次，为了限制贵族的权利，建立了四百人会议[21]，并且使“全体公民享有选举行政官员、听取他们的报告并审查其功过以及出席陪审法庭这三项权利”。这有着极大的意义，特别是“由于民众持有审查行政工作的权利，这保证了执政人员的一切措施必须遵循法度并且是合乎正义。”[22]为了削弱贵族对公民大会决议的操纵，梭伦还“将当时流行的呼声表决法改为举手或投票表决法”[23]。这些利用平民限制贵族的措施，，这有利于平民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公民集体的发展壮大，而公民集体的发展壮大则是雅典民主政体进一步发展的社会物质保证。
二
从上可以看出，子产和梭伦都强调向贵族妥协，但也有差异，即子产用“宽猛”两手对待贵族。而梭伦则强调用法律限制贵族，并且注重发挥平民的制衡作用。为什么会体现出这样的差异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源于改革时社会危机的侧重点、阶级力量对比、两人的经历以及在获取权利的方式上有着巨大的不同。
（一） 改革前两者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但是危机的侧重点有着明显的不同。
子产改革前，郑国外受晋、楚两强的侵迫，内有七穆相争的隐患，可谓“国小而逼，族大宠多。”[24]张荫麟先生用“外受两强夹剪，内有巨室捣乱”[25]形象地概括了郑国的处境。可以说，子产当政时国内外的形势俱属不利。
相比之下，雅典面临的主要是“内忧”，其“外患”较轻。当时是由于贵族加紧对平民剥削和奴役，贫苦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富有者所积累的财富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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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已经处于革命的边缘。普鲁塔克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似乎已达到了顶点，整个城邦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平民开始团结起来，决定去“释放那些已被定罪的负债者，重新分割土地，并对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26]就其外部环境而言，希腊各邦，各兴其政，以图发展，当时整个希腊以小国寡民为实际情况，它们之间相互兼并的情况很少，所以梭伦改革时的国际环境比子产的要宽松的多。
（二） 在改革前两国国内的阶级力量对比极大地影响了政策的差异
子产改革时，郑国公室的旧贵族力量很庞大，不仅架空国名，而且相互倾轧，内争十分激烈，屡有“公族之乱”。当时平民的主力 “国人”还没有从宗族制度中分离出来，其力量并不强，而且他们远远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利益，没有产生要求政治权利的内部需求。他们也有一些反对统治者的斗争，但是都很分散，并且常常被贵族所利用。当时的其他阶层诸如商人、农民远未形成强大的势力，更遑论去争取个人的政治权利。这样，子产改革时，还没有一个可以同贵族抗衡的阶级力量。而威胁又主要来自贵族，因此子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待贵族。
而雅典则不同，其平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十分活跃，形成了稳定的阶层，有着明确的政治、经济利益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在雅典产生了一批工商业奴隶主，其经济地位迅速上升，但是政治上无权，因此他们起来与氏族贵族斗争。平民由于受到富人的压迫，不少人沦落为依附民，经济地位急剧下降，因此对贵族极为不满，他们不仅要求废除债务、免除任何可能重新出现的奴役，有的甚至要求重新分配贵族的土地。另外，一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贵族也加入到平民斗争的行列中来，壮大了平民的力量。在法律地位上，由于雅典的王权早已被推翻，平民已经从王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其地位比较高。可以说，雅典平民不仅有着强大的力量，而且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为此而奋斗，而这正是当时郑国缺乏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梭伦在改革时必然不能忽视平民的利益要求，而对他们要求的满足必然意味着对贵族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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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
（三）子产和梭伦他们自身经历的不同
子产自幼生活在郑国，十分明晰郑国的内外形势。在正式担任相国之前的从政经历必然使得子产对政治活动的复杂性与危险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经常引发动乱的贵族无疑是子产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就使他在对待贵族问题上必然十分讲究策略，以便顺利地推行其改革。
而反观梭伦，除了收复撒拉米斯岛的事迹外，我们最清楚的就是他的“诗人气质”以及从商经历。具有诗人气质的梭伦，无疑很少沾染“官场习气”，这就使得他的政治手腕肯定不如子产那样高明与灵活。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梭伦在立法以后，迫于平民与贵族的双重压力而出走埃及可以看出。两人经历上的不同必然影响他们对待贵族的政策。
（四）子产与梭伦不同的获取权利的方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在立法时所处的不同的位置对于他们对待贵族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
子产获取权利是依靠了执政子皮授其政，其实质是他的立法权利来自于国君。因此，在改革的位置上，子产是以辅政之位来推行改革。而梭伦则是由于平民与贵族的共同推选而改革。因此，在立法的位置上，梭伦以名年执政官推行其立法。这决定了两个改革在目的上的差异：前者是为了维护国君的权威，维护国君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子产对于一些屡屡作乱的贵族没有及时打击的原因，因为时机不成熟，盲目的行动有可能激化矛盾，引起新的动乱，甚至是国君君位的倾覆。而后者是维护雅典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一个阶层的利益。确实，梭伦是超然于平民与贵族之上为双方立法，而非仅仅为某一阶级，因此体现在对待贵族的政策上，在向贵族妥协的同时，他还用法律限制贵族，加强平民的权利，从而体现出制衡的思想。
三
由于子产与梭伦在对待贵族的政策上有很大差异，所以，在改革效果上也有所不同。
子产改革对于郑国而言，由于改革是国君授权而进行，借助了君主的力量，因此改革收效甚快，使郑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内部稳定、国力增强，得以完身立足于晋楚之间。所以《史记·郑世家》曰：“郑所以存者，子产也。”清人马骕评曰：“子产为政，正郑国化弱为强之时也。”[27]但是，从长远来看，子产推行的是一种典型的“强人政治”，人在政存，人去政息。更严重的是从改革内容上看，他极力向大贵族妥协，其目的是“姑先安大，以得其所归”，即：暂时的施惠于大族，要他们成就国家。子产实际上是幻想得到贵族的支持，希望他们可以帮助自己挽救国家。所谓的“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有井伍”只不过是重建旧的“宗法制度”。“作丘赋”虽然将服兵役的范围扩大到平民，承认了野鄙农民占有土地的合法性，但是服兵役的方式并不同于雅典基于财产的等级式服兵役方式，这极大地加重了小农的经济负担，因为这时郑国的小农经济才开始兴起，力量很弱小，迫切需要进行保护，因此，“作丘赋”不是保护而是破坏了小农经济。并且“作丘赋”虽然遭到了“国人”的激烈反对，但是子产“只是求民不逞，谋利社稷，并没有根本的推翻先王之度的丘赋”[28]。因此改革实际上是“站在‘现状’的维持上”。[29]改革除了对贵族报有幻想且让步太多，其缺陷还体现在没有将对贵族的限制纳入到制度领域和缺乏对新兴阶级势力的扶植与保护。其直接的后果是旧贵族的势力依然庞大，在改革前没有一个可以与它相抗衡的力量出现，而改革后也没有类似力量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虽然有着明显的效果，但是郑国衰败的命运已经无法扭转，所以我国已故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在评价子产改革时说：“子产的政策虽然相当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恐怕也是暂时的。”[30]从历史上的情况看，战国时期，当其他的国家，例如三晋、楚、齐、秦在战胜国内的旧势力后推行变法，国力日益增强时。由于旧势力过于庞大，新的阶级力量始终无法顺利的战胜旧势力，郑国一直处于内乱中。
而梭伦立法的效果则恰恰相反，梭伦在立法时所考虑的是雅典的整体利益，他力求在各个阶层之间达到平衡和协调，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梭伦去职以后，新的党派纷争随之而来。[31]以后更是庇西特拉图利用雅典的纷争形势建立僭主政治。当时的情况是如此糟糕，以至于梭伦本人都否定了自己曾经说的他制定的法律是：“他们愿意接受的最好的法律”的说法，他在给欧皮门尼德斯的信中说：“我的法律看来没有给雅典人带来多少好处……无论是我的法律还是我作的一些规定，效果都不怎么好。”[32]但从长远来看，梭伦改革却有着也许连他本人都无法预测的积极意义。梭伦以财产为基础将雅典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做法，在当时有着革命性的影响，这从根本上否定了贵族政治的血缘原则，具有巨大的民主意义。而且，梭伦为制衡贵族的势力而设立的公民大会、四百人会议、陪审法庭等等机构，则完成了民主盛期时的主要机构和职务的创设，这为以后民主政治的建立构建了基础和框架。更为重要的是梭伦赋予平民参加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的权利，并且使公民大会在原则上确立了最高的权威。这样雅典的政治体制具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即：普通民众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并就自己所关注的问题进行表决，这就使得他们在经济地位得到改善的同时，有可能利用现有的制度机制推动民主政治体制不断的向前发展。因此有些学者在评价梭伦立法时说：“他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劳，是通过自己的立法……制定了一个有利于整个公民集体多方面的潜力能够顺利发展的规则。”[33]所以梭伦改革是改变贵族政体的最初尝试，体现了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而梭伦制定的法律也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中经庇西特拉图使用后，一直使用到西塞罗时的罗马共和国。可以说，梭伦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对未来有长远的影响，因此有些学者说：“梭伦改革是为未来铺平了道路，并使庇西特拉图、克利斯提尼等继续他的工作成为可能，因此最终在雅典导致了以法制、自由、平等为理想的民主政治。”[34]
综上而言，子产和梭伦在对待贵族的政策体现在效果上：从短期看，暂时的成功对应一个效果不明显；从长远来看，前者意味着巨大的失败，郑国终不能摆脱衰败的命运，而后者对于雅典则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意味着一个新雅典的诞生。行文至此，笔者认为，对子产和梭伦对待贵族政策的这种历史比较，对于我们有着极大的现实借鉴意义。今日的中国，历经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贫富差距是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当今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国民因此已经在经济、政治、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巨大的不平等，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从现实出发制定具有既体现短期的效果，更追求长远利益的可操作政策，从而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与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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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拙文：管仲与梭伦的军事改革异同论[J]，泰山学院学报，2007（2）：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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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廖学盛：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J]，世界历史.1997（2）.第74页.
[34] V. Ehernberg: From Solon to Socrates [M]， London.1926.p75.
原文发表于《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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