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以色列的神和中国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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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以色列的神和中国的天

《希伯来圣经》与《史记》比较研究

公元一世纪的东西方世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在中国，西汉王朝已经由高祖时的经济凋敝中走了出来，而孕育出了大一统的庞大专制帝国。在这庞大帝国的纷繁杂说中正在酝酿着一部“通古博今”的集大成著作。这便是《太史公书》。它作为中华民族从黄帝到汉武时期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的集大成之作，成为后世寻本溯源的依据。直到今天，当我们要推求中华民族起源的问题时，首先要查阅的就是《史记》。
在两河，经历了近千年漂泊无依的犹太民族在汇总了几千年历史中“弥赛亚”的著作以及历代王们的文章之后，终于让一部影响欧洲和世界历史的旷世之作问世，它就是《旧约圣经》（TANAKE塔纳克）。它不仅成为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神学经典，也是现代人得以了解以色列历史的重要材料。
笔者在此仅将两部作品以史学资源的角度加以比较，来探讨一下以色列文明和汉文明在思想意识上的异同。
一、两部作品的内容比较
从《太史公书》来看，司马迁将作品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万六千五百字。而《旧约》则由五经（《摩西五经》）、二十一先知书、八部作品集和两篇历代志构成。
对比一下我们可以看出其相似之处来。
摩西五经与前先知书作为记叙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摩西、雅各等先贤和大卫、所罗门等列王的故事与伟绩的传奇。与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完全以时间为轴线来记叙的。史记不仅将不同历史时期划分了等级，而且还按司马迁自己的观点分成了不同类别，形成了层垒结构。但是大体上二者还是有着巨大相似点的。其差异性产生原因我们将在后面谈到。
犹太人可以成为可靠的历史应该从扫罗王开始，所以在大卫王之后，又有了《列王志》和《历代志》各两篇。而《史记》司马迁则本着严谨的治学精神把最早有确切记载的历史定在了在他所在的时期能确定的时期----共和元年。他首创了十表，以共和元年之后的历史为主，也简要地列了黄帝到共和元年之间的历史。
包括《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十二小先知书在内的后先知书除《约拿书》是故事以外，主要是“弥赛亚”们与神的对话，其中广泛地包括了从前8世纪后期到前5世纪的犹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之不同，但也正是司马迁领先世界之处在于司马迁用他的八书和列传中少数民族部分从政治经济民俗等各不同方面描绘了以汉王朝为主的社会风貌。一致后世史学研究者一直把它作为“区分类例”的典范（《文史通义》序）。
由于《史记》以前有过始皇烧书，大量史料散逸，加上当时书籍多半是竹简和绢帛所做，阅读起来相当困难，所以《史记》并不像《四库全书》和《汉书·艺文志》、《艺文类聚》那样把先贤文章汇总而成作品集。但我们可以把《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司马迁以前的书籍和征引书目拿出来和《史记》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分散在本纪、世家、列传中司马迁引用的先秦诸子的著作几乎都已包括在里面了。而《旧约》则包括诗篇、雅歌、箴言、《但以理书》等哲学作品。
在二者规模的宏大上和内容的细致上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之外，我们也不难看出二者在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旧约》的神学思想堪称一神论的鼻祖，而《史记》尽管是以当时主流的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根本准绳的，但司马迁也收容了百家。最关键的是它可以被看是唯物主义的。
二，《史记》是“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官作品，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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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篇幅是摘录先秦诸子的文章，如《始皇本记》中的《过秦论》、《屈原贾生列传》中的《鵩鸟赋》。司马迁所代表的史观是书的主流。而《旧约》却是汇总的作品，来自完全不同时代（从前8世纪---前2世纪）的作品不加改动地吸收了进来。
二神（上帝）与天人感应
下面我们重点从两部作品成书的背景上讨论一下造成二部作品差异性的原因。
在司马迁从事《史记》创作时，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的西汉帝国终于达到了鼎盛。
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提高，耕种面积不断扩大，手工业取得巨大发展，城市迅速兴起，各经济区之间进一步联系加强，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的开通，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各种思想流派在秦暴政过去了之后重新升温。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在继承了文景的基础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外战争的胜利不仅把西域划进了西汉的版图，而且还加强了经济联系，使西汉的市场空前扩大。
但是从经济繁荣中获利的只是大土地所有者、富商、官僚地主、高利贷者们。在土地兼并、高利贷盘剥下，自耕农大量沦为奴隶，人民面临破产的边缘，阶级斗争已经日趋尖锐，到了汉武帝末年，由于他的好大喜功、连年战争，农民起义已经在各地爆发起来。武帝不得不采取行动加以遏制。
同时，全国各地区间的联系促进了汉帝国的进一步统一，在学术方面强烈的反映出来。
汉武帝初，学术活动主要特点是综合工作。汉武帝初刘安就完成了一部以道家思想来总结先秦诸子学说的综合著作——《淮南子》。
汉武帝认识到了儒家思想对巩固统治的作用，于是他采纳了《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就有了后来的《白虎通义》。
司马迁生活在一个中华大一统，儒术占上风的时代，也就不免以儒家思想为宗来著书。在宇宙观上，司马迁却继承了先秦唯物主义——道家的思想传统，接受了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太史公·自序》），所以《史记》没有把盘古、女娲、葛天氏列入表中。而是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认为气是一切事物的本源,自然界和人类都是由气产生的，与神和上帝无关。
同时，司马迁又是一个天文学家，他曾经与人合作编纂过《太初历》。汉初的天文学家多数是以邹衍的“阴阳五行说”为理论依据的。郭沫若先生说过：“这一思想在最初发生时，是反迷信的，它似乎更接近科学。”（《十批判书》）。司马迁的宇宙观结合了他精深的科学造诣为他的唯物史观添上了一笔重彩。于是司马迁就开始了他反对迷信的斗争，避免用“天道”来说明人事。《项羽本纪》：“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是项羽的托辞，而司马迁却认为他“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经营天下。”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与当时主流的思想“天人感应”是不相合的。.我们在此只能认为天才司马迁的思想由于他个人的悲惨经历使他或多或少地看清了统治者的本质。并用自己独有的怀疑眼光使史记成为了“叛逆”的唯物主义作品。
在社会史观上，司马迁也有卓越的贡献。他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是人类自己。“君子用而小人退，贤人隐，乱臣贵。”而非“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不仅如此，他还一改英雄史观，而描述了很多“小市民”、“小人物”的形象。他用“市利”的眼光看待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货殖列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我们在此不探讨作为一个“天才另类”的司马迁在文学上的造诣究竟有多大。我们仅以史学观来看《史记》和《旧约圣经》的不同之处。
笔者认为，我们只能说司马迁在当时用唯物史观来看待历史是超前的，但却不能就因此说明当时的汉王朝整体的思想状况是唯物主义占主体的。
相比于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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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记》，《旧约》作为神学作品的著作的功用就显而易见了。“一神教”，或彻底的一神教，是圣经时代的以色列人的一大创造。虽类似于中国的“罢黜百家”，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它作为宗教本身不是统治者藉以奴役人民，维持帝国统治的工具，而是饱受苦难的犹太人赖以结合的信条。
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悲怆的。不仅经里面有一些直接描述他们悲惨生活的文章，如《耶利米哀歌》，你也毫无疑问会发现，从亚伯拉罕出希伯来，雅各在异地的悲惨遭遇，到拉美西斯二世对摩西那一代人的迫害简直就是一部血泪史。
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本身却在几千年里找不到自己能赖以生存的土地，以至于要不断和他们迁入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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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进行战争。《约书亚记》与《士师记》毫不隐讳地说出了他们与中东各民族的激烈冲突，如约书亚学习巴勒斯坦，重建耶路撒冷。
建立起来的“士师时代”并不是稳固的。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之后犹太人就不得不在此经历苦难历程。
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巴比伦之囚”。罗马人一而再三地洗劫巴勒斯坦。他们多次镇压不满他们残暴统治的犹太人。如，公元66年，东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发动起义，全歼驻耶路撒冷的罗马守军。统治者派兵镇压，起义群众为捍卫耶路撒冷而进行了4年的殊死搏斗，终于公元70年，罗马军队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对起义群众进行了残酷镇压，被钉上十字架的人不计其数，以致“无地再立十字架，无木再作架钉人”7万人变成了奴隶。公元131年，犹太再度起义，攻陷城市，其势甚猛。罗马人费时3年才结束镇压，屠杀犹太人58万。公元135年，耶路撒冷被彻底破坏，残余的犹太人多被掠为奴隶，巴勒斯坦一片废墟。从此他们背井离乡，开始了流亡生活。
可以说如果没有《圣经》中一元的信仰，这支民族恐怕早在3世纪就已经融入其他民族了。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埃及》20：2）说明《旧约》用耶和华的神喻来巩固以色列人互相间的责任以及保护无助之人的职责等价值标准。耶和华也在历史发展中被赋予其他的伟力。
《旧约》的《五经》传统上被认为是摩西所做，但赫尔曼·刚科尔的形式批评主义认为因为是不同时代的人吸收不同的传统而汇总而成的。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史料是可靠的，所以无论是《申命记》里的律法还是《利未记》里的十戒，都是摩西用来避免犹太人分裂而制定的契约。
以上是从社会背景上分析两部作品的根本差异。
三殊途同归与同途殊归
《史记》在成书之后，开创了“史学类例”（《文史通义》），其中的史学方法成了后世通史、断代史经久不衰的体例。
遗憾的是他的经济思想、唯物史观、民族观，也就是我们现在看来最精华的部分，却被弃之不顾，以致于知道现在我们才会在考据学家那里再次看出司马迁的卓越之处。
究其原因，大致以下几点，
一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体制决定了它在由形成到完善，知道消亡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庞大而统一的帝国在司马迁以后仍在想更庞大更统一的方向发展，君主便免不了要像苏美尔恩西那样给自己戴上“天下四方之王”的冠冕。“天下四方之王”必须有一套顺从自己并成为自己坚强后台的人群——大地主、贵族阶层——来支持自己的统治，并异同镇压正在起来反抗他们的贫民和农奴们。司马迁的“平民论”、“唯物社会史观”如果盛行显然就是异端，所以就难免成了末流。
二神学伴随着儒学使君主神化以后就要推出佛、道之类的让人民安与苦难的东西。唯物史观在这点上是难成气候的。
三汉民族的博大与开放的胸襟却并不能改变少数民族成为“胡”、“夷”、“狄”的命运。后来民族间矛盾时而激化时而缓和，甚至出现过多次少数民族推翻汉族政权甚至统一中国的现象。司马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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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他与当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力图以品等的眼光来看待少数民族，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司马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树立一个完备的民族观，他无法把匈奴和其他民族当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以致于汉人在与少数民族的冲突或者相互奴役中无法用他的观点来分析自己的苦难现实。少数民族政权因为是外族更不会买他的这种汉族中心论调的帐。所以他的民族观也就慢慢地被各种学说击败了。
四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不可动摇地居于主体地位的，统治者一再抑制商业的发展，司马迁的商业观是不可能被统治者完全认同的。
综上，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和师大原因。《史记》除了成了一部史学与文学巨著外，也就基本上止步于此了。他的思想未上升为主流。
相比之下，《旧约》却蔚为大观，与《史记》形成鲜明对比。
一《旧约》的主要部分如前所述是犹太人维系自己民族统一的主要工具，因此，当犹太人饱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便会援引《旧约》，想起经上的话。它在哈德良屠杀了那么多的犹太人之后，真正地成为了犹太人精神的寄托。
二当犹太与罗马冲突时，《旧约》被越来越多的受压迫民族接受，甚至成为信仰，成为所有被压迫民族反罗马压迫的武器。此时它已不再仅是犹太的东西，而是有了世界意义。基督教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后来，当越来越多的奴隶主面临奴隶制破产的危机而到教会那里寻求安慰时，他们一步一步地攫取了教会的领导权。于是，君士坦丁一声令下，基督教便控制了整个欧洲的中古时代。
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本来是维系一个民族统一的书简，现在成了教皇和封建领主控制人民的工具，基督教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旧约》的质变与它本身的原罪、劝善、救赎说法被改头换面加以利用有关。它以一改文学作品或史学作品的身份而逐渐成为大众的精神武器（直到今天也是如此），这是无论摩西、雅各还是耶利米，甚至彼得都始料不及的。
历史上的不同境遇并不会掩盖《史记》与《旧约圣经》本身的伟大之处。他们是古代亚洲人民的伟大创举，也因此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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