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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鸿章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原因
1901年,北京的冬季格外冰冷,就连
还在陕西西安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闻讯,唏嘘不已,追加谥号为“文忠”——这是仅次于文正的谥号。在李鸿章之前,仅有林则徐、周天爵、骆秉章、胡林翼等少数几个汉人,获得过这个谥号。由此可见,清朝对李鸿章的注重。
盖棺论定,当李鸿章死后,面临着后世怎么样的评价呢?
《清史稿》谈论他为中兴名臣:“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这儿,既夸奖了李鸿章“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的长处,又批评了他“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的缺陷,持论较为公允。
而来自民间的谈论,则呈两极化。其间,有一种说法,是将李鸿章必做是“东方俾斯麦”。众所周知,俾斯麦是德国的铁血宰相,在政坛上上纵横捭阖几十年,通过比年征战一致了德国,并确立了德国在欧洲的霸权,被称为“德国的建筑师”“德国的领航员”。
将李鸿章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人,是德国
李鸿章不顾柯纳德的告诫,冒雨乘坐一艘小艇,穿过险峻的风浪,总算抵达柯纳德乘坐的军舰。柯纳德感慨万千地说:“中堂大人真是守约之人啊,这么大的风雨都按期前来,这样坚毅的性情,很像咱们的辅弼俾斯麦。”
就这样,“东方俾斯麦”的说法在民间流传开来。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写过《李鸿章传》。在这本书里。梁启超写过李鸿章的落魄,也写过他的风景,并以不小的篇幅,讨论了“东方俾斯麦”的说法。
梁启超说:“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显而易见,梁启超认为,将李鸿章称为“东方俾斯麦”,不是阿谀逢迎之词,便是荒诞可笑之语。李鸿章根本就不足以与俾斯麦混为一谈。
随后,梁启超还从“兵事”“内政”“交际”三方面下手,论证李鸿章为什么不足以与俾斯麦混为一谈:“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历来松懈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交际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
梁启超感叹说,从这三方面比较的话,李鸿章比俾斯麦相几乎便是霄壤之别,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这并不是以胜败练英豪。李鸿章的学问、智术、胆力,都远远不及俾斯麦者。因而他做出来的成就,也远远赶不上俾斯麦,实际上便是优胜劣汰。
梁启超最终苦口婆心地强调:“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豪。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胜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意思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都有自己的难处。假如不能战胜这些难处,就不足认为英豪。
李鸿章常常念叨自己的难处,却不知俾斯麦也有他的难处。假如将他们两个的位置进行互换,他们的胜败依然早已注定。所以,那些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的说法,是对他们两个人的诬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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