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路易十四施政之比较——从法国派遣科学传教团来华科考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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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康熙与路易十四施政之比较——从法国派遣科学传教团来华科考谈起

处于历史同一横坐标的康熙与路易十四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冲龄即位，路易十四亲政的那一年（1661）正值康熙开始君临天下，而且他们都凭借雄才大略大权独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并把自己的国家推向了鼎盛。
一 法国科学传教团来华科考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十六（1687年7月23日），由波旁王朝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科学传教团抵达宁波，康熙遂命彼等来京，并接见了科学传教团的成员。法国科学传教团的到来不仅使得中法两国高层开始了交往，也使得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大地领略到来自欧洲的、具有近代特色的别样文明。何以路易十四要向中国派出科学考察团、而且能向中国派出科学考察团？为何称雄亚洲的康熙未能向法国、向欧洲派出科学考察团呢？
为了绘制航海图和地图，法国向大西洋、地中海等地的港口派出科考人员进行天文观测与地理考察，向中国派科学传教团、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他们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古国实在是知之甚少。有鉴于天主教的一个修会耶稣会士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而且同官方一直有密切联系，路易十四决定挑选“精通数学并擅长舆地工作，还要能掌握中国最基本的艺术和科学知识的优秀传教士”来华（[美]魏若望《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大象出版社，2006，33页），并允许他们在科考之馀在华传教，但他们同罗马教廷派出的“中国的视察员”无隶属关系，而是听命法国省教区。
法国科学传教团的第一批成员由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白晋（Joachim Bouvet）、张诚（Gerbillon）、刘应（Claude de Visdelou）、李明（Louis le Comte）组成。身为科学考察团负责人的洪若翰，在来华之前已经在大学教授数学、天文学达八年，并多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著述及科学测验报告。其他几位成员也都对数学、科考有浓厚的兴趣，在传教之馀仍从事研究。此后来华的宋君荣（Antoine Gaubil）也是位有志于科学研究的神父，曾多次到巴黎气象台向有关专家请教，为了进行天文观测，经常“终夜观星”，而当其在海上航行时“对于磁针偏差、风向、海流、燐光等现象作种种测验；对于海鸟、飞鱼等物作种种记述：曾将所为天文测验改正当时地图上的种种错误”（[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中华书局，1995，688页）。
根据路易十四的指示，洪若翰等人被接纳为法国科学院的成员，并授予他们“国王的数学家”委任书。他们的身份是“国王的观察员与数学家”，而“搜集中文书籍和进行天文观测”、“完成从中国获取天文数据”、“完善法国人的航海图和地图”（《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35页），则是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他们在中国的科学考察经费由法国政府从国库中拨给，每年给在中国、印度进行科学考察的传教士9200里尔（Livres）。洪若翰等人“每年向法国学者就各项问题提供大量珍贵的准确的考察报告，并提供最优价值的满文和汉文书籍的翻译资料”（[德]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大象出版社，2005，98页）。
此后，法国政府派遣一批又一批耶稣会士来华进行科学考察，诸如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雷孝思（Jean-BaptisteRegis）、杜德美（Pierre Jartoux）等。法国科学院《汇刊》第7册上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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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了洪若翰在西安测定经度的报告，他对中国一些城市方位的测试，收入l699年（康熙三十八年）出版的《科学院史》一书。至于他在1699年2月对北京彗星的观测记录，则被法国科学院收入1701年度的《记录》。在科学考察中，成果最为突出的当属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来华的宋君荣。宋君荣在来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对月蚀、星蚀、日蚀、土星、木星、水星、火星、金星、木星卫星、彗星一直进行观测，对子午线、黄道也都有观测记录。宋君荣的《四季分至与日晷子午线影之记录》、《中国彗星简录》均被巴黎气象台图书馆收藏。此外，宋君荣把《书经》所记载的仲康时期所发生的日蚀逐一进行推算，“由是断定夏代始于纪元前二一五五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690页）。这一推算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进行的“仲康日蚀研究”的结论相差无几。为了便于天文观测，他在北京为法国神父筹建了一座小观象台。
科学传教团的成员还在实地勘测基础上，为康熙绘制了以行省为单位的全国地图。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起，雷孝思与白晋、杜德美开始对长城一线进行勘测，并绘制出该地区的地图，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绘制出《皇舆全览图》（又称《康熙皇舆全览图》），历时十年。科学传教团来华，在客观上沟通了两种不同的文明——法国神父“把自己对欧洲及世界其他各国民族的看法流露给皇上，并把利用各种机会从外国弄来的优秀艺术品奉献给皇上”，从而使康熙认识到“中国并非惟一的文明国家，除中国外，其他国家也拥有文明开化的科学家以及善于制作精美艺术品的能工巧匠”（《中国近事》，60页）；也促进了中法之间在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在某些方面的确与现在设置科技参赞、文化参赞有相似之处。
二 重商主义与重农抑商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处于向资本主义转轨的历史大变革前夜，已经在北美、印度开拓海外殖民地的法国，迫切需要绘制新的航海图和地图。其实，绘制新的航海图、地图仅仅是最直接的诱因，导致法国对绘制航海图、舆地工作投入如此大精力，则是路易十四所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
重商主义代表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保护、鼓励工商业，以发展海外贸易来增加金属货币的输入，使国家走向富强。l665年（康熙四年），路易十四起用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柯尔培尔为财政大臣，大刀阔斧地推行重商主义：通过创办王家手工工场推动工商业、运输业的发展，以扩大出口、减少进口来实现贸易顺差，从而增加国库收入；创建专利特权公司，加强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路易十四称霸欧洲提供了经济基础，而l667年（康熙六年）、1672年（康熙十一年）对尼德兰的两次战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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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为法国赢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一个热衷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热衷于海外掠夺及海外贸易的国家。航海业必然发达，而航海又是离不开航海图的。
康熙统治下的中国，仍然把重农抑商奉为圭臬。自从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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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等提出重本抑末以来，这一观点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尊为正统的经济政策。所谓重本抑末——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实际是对自然经济的保护，对工商业的限制。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体制，不能容纳过度膨胀的商业。
康熙对农业的重视不仅表现为在西苑（即今北海、中南海）的丰泽园培植出一种口感好、易消化的微红京米，还表现为令曾任职钦天监的画家焦秉贞仿照南宋初年楼璹所绘《耕织图》的摹本，再作《耕织图》，并雕版刊行，以鼓励耕织。作为当时国民经济支柱的农业，依旧处于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除江南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外，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主要满足自身的需要，所谓男耕女织即是对这种自给自足经营方式的最形象的描绘。
康熙对商业的抑制主要表现为对同海外贸易的限制。康熙在降服郑氏集团、收复台湾（康熙二十三年，1684）之后解除海禁，下令恢复同海外的贸易，并把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一带）作为对外贸易的四个通商El岸，并设置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进行管理。但康熙的对外贸易，主要是让外国商船到中国的四口通商，而不是鼓励中国商人去海外开拓市场。中国出口的茶叶主要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往欧美，而瓷器在相当一段时间要通过葡萄牙的商船运往欧洲。
从塞外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擅长骑射，对草场有天然的适应，这从康熙在围场创立“木兰秋狝”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而且从客观上说，清朝的海内一统、对边疆的开发也主要是在陆地上进行的。康熙的目光始终聚焦在海内、聚焦在漠北与漠西，不要说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就连以东南亚为主要目的地的“郑和下西洋”那样的航海，也不可能组织进行。
无暇顾及浩瀚洋面的清朝统治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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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海外贸易进行种种限制，对出l5船只的载重量以及出口物资、随船携带的口粮都作出严格规定：船只的载重量不得超过五百石；不得出口火药、炮械、硝磺、粮食、铁器、马匹、书籍等物品；出口船只所携带的口粮要按照往返的时间、船上的人数携带（每名水手每日l升）。由于风汛难测，出海贸易的船只一般都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返回，因而时时受到断粮的威胁；又由于海盗猖獗，不能携带武器的船只毫无自卫能力，屡屡遭到海盗劫掠，致使去海外贸易日益萎缩，许多往返南洋的船只被搁置在海滩上，一任风吹日晒、虫吃鼠咬。显而易见，限制出海贸易造成航海业的萧条，而航海业的萎缩，就很难有绘制航海图、地图的需求，难怪“康熙皇帝曾误以奉天省会沈阳与北京同一纬度，亦位置于39度56分”（《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516页）。
虽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不需要太多的对外贸易，但由于中国的生丝、瓷器、茶叶等在国际市场上都是非常抢手的商品，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顺差，从康熙二十年前后到鸦片战争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每年流人中国的银元有几百万，累计约一亿七千万两。
尤需一提的是，早在明代中叶（16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就已在东南沿海一带出现，到康熙年间随着统一的实现、经济的恢复与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在经历几十年的战乱后又得到恢复和发展。但资本主义萌芽的长足发展，需要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资本的原始积累，则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农民、手工业者的大量破产，成为能够“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一是大量金属货币的流入。在康熙统治时期，上述两个前提都已初步形成：在人口增加而土地很难再增的情况下，无地的农民成为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商品：而对外贸易中流人的巨额白银，也为资本储备了资金。
尽管社会经济呼唤资本的原始积累，呼唤“重商主义”，但康熙不是路易十四，不要说重商主义，就连明清之际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所提出的“工商皆本"也未入其法眼。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依旧是萌芽，它与资本的原始积累失之交臂；康熙统治下的中国，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经济腾飞时期，仍旧滞留在封建格局，这同以重商主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路易十四时期形成巨大的反差。
三 自然科学阙如的教育体制
经历文艺复兴的西方，在16世纪至l7世纪末的一百多年间，形成以哥白尼（1473—1543）、伽利略（1564—1642）、牛顿（1642～1727）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欧洲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形成，为法国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下设ll个自然科学学部的法国科学院在1666年（康熙五年）也就应运而生。科学院的建立为科学研究、科学考察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然而就群体而言，中国知识界对自然科学还相当陌生。孔子的“六艺”中尚有数学的一席之地，到经学兴起后，从“五经”到“十三经”，根本就没有数学的立足之地。虽然出于对培养天文历算人才的需要，唐宋时期都有宫办的“算学”学校——唐代隶属国子监，宋代隶属太史局，但伴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确立，能潜心研究数学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读书人对不可能让他们步人官场的数学很难产生兴趣。至于清代的算学馆，也不可能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体制上的保障，而以《九章算术》等为主要内容的算学与近代自然科学体系，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在中国的君主中，康熙对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有浓厚的兴趣，然而这仅仅是其个人行为。一言九鼎的康熙，完全可以通过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自然科学的内容引起全社会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但他没有这样做，因而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既不可能改变读书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也不可能对全民族进行一次科学启蒙。对康熙来说，最引以为豪的就是培养出两个对“天算”、“律历”感兴趣的儿子——皇三子胤祉、皇十六子胤禄，他们的最高成就也就是主持编纂了《律历渊源》、《律吕正义》。康熙时期供职于算学馆的最有影响的数学家梅谷成及其祖父梅文鼎，最主要的成果也只是对业已佚失的数学著作的发掘、对欧洲传人的数学公式进行介绍以及补充，梅谷成在自己的著述《赤水遗珍》中就曾介绍了杜德美带来的九个公式。
进行天文观测需要精密的望远镜、天文仪器及天文钟，而这些却是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制造的。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不可能为科技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需求与刺激，望远镜、钟表的制造及改进都同远洋航海、海外贸易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无边无际的滔滔洋面上，人们需要延伸视力，对方位的判断要依赖对天体运行位置的观测，而对天体运行距离的测算又离不开计时。但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民族来说，漏声断与不断、日晷精确与否，并无太大的影响。
在自然科学中，最受中国统治阶级重视的就是天文历法。为了不延误农时，以农为本的国度非常重视“修历”：而为了体现天道与人事的和谐，历代统治者也需要一份准确无误的历书，以表明自己受命于天。因而各朝各代都要对历书进行修改，以期使之与天象相符，但历法的不断完善实际是有赖于自然科学整体水平的提高，而这恰恰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所不能提供的。
明代所实行的“大统历”是在元代“授时历”的基础上制定的，到明成化年间后，“交食往往不验，议改历者纷纷”。明万历年间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eo Ricci）一踏上中国的领土，就被改历的呼声所吸引，为了促进传教，立即致函罗马教皇，火速派遣精通天文历法的传教士来中国。因而以西方观测仪器进行实地观测、采用西方推算法、引用经纬度及球面三角学等概念、对节气的制定以太阳在黄道上的实际运行位置为依据而制定出中西合璧历书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ea Adam Schal1Von Beli），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初就成为钦天监的第一任监正。此后就任监正的是：南怀仁（Ferdnand Verbiest）、闵明我（Philippe—Marie Crimaldi）、庞嘉宾Gaspard Kastener（Ou Castner）、纪理安（Bernard—Kil. ian Stumpf）、戴进贤（Igrannace Kogler）、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 stein）、傅作霖（Felix de Rocha）、高慎思（Joseph d’Espinha）、宁国安（Anore Rodrigues）、索德超（Joseph—Bernard d’Almeide）、毕学源（Pires Pereiru）。而当毕学源在1838年去世时，距鸦片战争的爆发仅有两年，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落后，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康熙与路易十四施政上的差异，使得清王朝与波旁王朝的走向截然不同。仍旧滞留在封建体制之内的清朝统治者，不会对去海外进行科考有客观需求，最终造成是法国人来华科考，而不是中国人去法国搞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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