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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乾隆与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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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8-12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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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乾隆与法国大革命


虽然中法两国相隔数万里,但乾隆与法国波旁王朝交往已久,来华的法国神父早就在中法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从1688年法国科学传教团抵达北京,到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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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百馀年间,法国政府持续向中国派遣耶稣会士,不仅使得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国家相互交往,也使得中国统治者感受到世界近代化浪潮带来的撞击。法国大革命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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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乾隆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的确与科学传教团成员在中法之间所进行的沟通有直接关系。
一 乾隆的赫赫功业
乾隆无疑是一位功业显赫的皇帝,西方传教士曾如此评价乾隆及其控制的政权:“不懈地忙于日理万机,这是一个令人景仰的政府,他是天下最伟大的君主,也是帝国中最大的文豪。”(触]伯德莱《清官洋画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124页)乾隆认为自己执政以来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南巡”,另一件就是“西师”——对西北用兵,平定叛乱,开拓并巩固新疆。实际上,在历史的长河中“南巡”已不足道,令后人久久缅怀的只有“西师”。就连乾隆三年(1738)来华的法国神甫王致诚(Jean—Denis Atti Ret),对“西师”的赫赫功绩也有自己的领悟,他曾用画笔记录下乾隆开拓新疆的历史一幕。
在法国科学传教团成员中,像王致诚这样仅仅擅长绘画的人是极其罕见的。当时在北京的法国神甫,目睹乾隆对绘画的兴趣及其同供奉内廷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的密切交往,为了讨好乾隆、加强法国同清王朝的联系,要求国内派擅长绘画的神甫来华,精通绘画的王致诚遂主动请缨,并被派往中国。
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二十六,在北京的王致诚奉皇帝之命火速赶往清帝国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建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参加即将举行的凯旋庆典。一年前,屡屡在清帝laJl部、西北部边疆地区制造战乱的准噶尔部发生内乱,该部贵族阿睦尔撒纳在被首领达瓦齐击败后,率部众投奔清廷。同年底,乾隆在避暑山庄接见了阿睦尔撒纳,尽知准噶尔部分崩离析的内幕。遂当机立断,决定出兵伊犁,彻底平定准噶尔部。翌年二月,清军在阿睦尔撒纳的带领下讨伐达瓦齐,兵不血刃占领伊犁,生擒达瓦齐,尽收天山南北,拓地二万馀里。
乾隆要求王致诚用画笔记录下凯旋庆典这庄严的一幕。几经考虑,王致诚决定“以皇帝步人举行仪式场地的那一瞬间来展开画面”,“因为人们从整个画面中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威严”([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信简集——中国回忆录》V,大象出版社,2005,37页)。乾隆又令王致诚为刚刚归顺清政府的ll位准噶尔部王公作画,其中一幅就是给达瓦齐画的。 此后,当清军先后平定阿睦尔撒纳及大小和卓在天山南北所发动的叛乱后,王致诚与郎世宁等西洋画师奉命绘制《平定西域得胜图》,以l6幅画卷来展现这两次平叛战事的重大战役。在乾隆的“十全武功”中,平达瓦齐、平 Ij可I!1尔撒纳与平定大小和卓占有重要位置。为了使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画卷能长期得到保留,乾隆通过两广总督把画原稿邮寄到巴黎,铜版印刷。到乾隆四十年(1775),16幅画卷的铜版印刷品全部运回中国。对乾隆来说,王致诚、郎世宁等西洋人不单是御用画师,更是其历史功绩的见证者、记录者。
二 了解世界的窗口
法国科学传教团的成员,不少人都成为乾隆的挚友,其中以乾隆十年(1745)来华的蒋友仁(Michel Benoist)最为典型,也最具影响。学识渊博、语言能力强的蒋友仁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乾隆最为倚重的外国人。
蒋友仁原本是个天文学家,精通数学、物理,是作为修订历法的人才被召到北京的。蒋友仁到北京时,奥地利神甫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因钦天监监正戴进贤(Igrannace Kogler)的去世而刚刚升任监正,循例升为监副的则是葡萄牙籍的傅作霖(Felix de Rocha)。钦天监并不急需治历人员,最迫切需要的是能制造喷泉的人。
由于乾隆对路易十四所赠送的《法国最漂亮的建筑景观》一书中凡尔赛宫喷水池的图片产生好感,产生“建造带有‘大水法’(喷水池)的西洋风格之宫殿的想法”。在当时的来华神甫中并无一人懂得喷水池的设计,人们便把希望寄托在精通多种自然学科的蒋友仁身上,经郎世宁及其他在京神甫的推荐,蒋友仁成为试制“大水法”的人选。1747年(乾隆十二年),到北京才两年的蒋友仁被任命为圆明园“大水法”的设计者。
乾隆渴望了解外部世界,为此蒋友仁绘制了一幅l2法尺半长、6法尺高的世界地图。这幅地图吸收地理考察的最新成果,增加了新发现的一些国家,删除了旧地图中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内容。蒋友仁还写了一份有关地球、彗星及新发现的其他星球运行轨迹的说明,又附有一份对地图进行解释的文字说明。乾隆不仅下令复制这份世界地图,分别收藏于宫中、军机处,还让人把新发现的内容加在宫中的地球仪上(同上,135—136页)。
在交谈中,蒋友仁曾回答乾隆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在欧洲各国中是否有一个可以主宰沉浮的霸主?法国及欧洲哪些国家的女子可以继承王位?欧洲共有多少个国家?多少军队?作战的方式及谋略有哪些?法国与俄国是否有外交关系?除了伊斯兰教徒外(主要是指土耳其),同俄罗斯交战的还有哪些民族?哪些国家在军事上战胜过俄国?这些年俄国为何能在科学、艺术方面取得那样多的进步?俄国在与其他国家交往时使用何种语言?法国是否有学者在俄国宫廷供职?俄国军队中是否有法国人?哪个欧洲国家控制了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在吕宋(今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欧洲人是哪个国家的?上述地区离欧洲如此遥远,如何进行有效的控制?在地图上看到的远离欧洲的一些地方标明“新西班牙”、“新荷兰”、“新法兰西”,这些新王国指的是什么?在绘制地图的过程中,对那些从未去过的国家及地区、对没有地图的国家,如何绘制?海上的路程如何计算、海面上的方位如何确定?诸如此类等等(同上,Vl,36—43页)。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与法国神甫交流是乾隆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尽管这些都经过诠释,就像是在万花筒里所看到的景象,难免有失真之处,但它毕竟也带来一些新的因素。如在介绍控制巴达维亚的是荷兰人时,蒋友仁就讲到荷兰的政体是共和制:国家对所属各省——包括对海外殖民地的巴达维亚通过任命总督来进行统治,如果总督滥用职权将受到惩罚,最严重的将受到审判……
三 出使法国终成虚话
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中并非全是法国人,但乾隆同法国神甫始终保持密切的交往。乾隆十五年(1750)来华的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在给友人的信中,对中国君主“重视法国并将法国远远置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感到欣慰,他曾这样描绘乾隆皇帝的库房,“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或其他珍贵的东西,要么是法国的军械,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国工匠之手”,就连皇帝阅兵时士兵所用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国制造”。
对法国产生浓厚兴趣的乾隆,决定效法祖父康熙派遣外交使团去法国会见路易十六,亦可视为对路易十五遣使访华的回访。钱德明就是外交使团的重要成员,他在给自己妹妹的信中曾提及此事:“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见路易十六世之计划,德明将随使行。法国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来。”([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中华书局,l995,878页)然而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使得乾隆出使法国的计划终成虚话,留下的不仅是震惊、遗憾,还有心灵深处的起伏跌宕。
平心而论,被推翻的路易十六,并非亡国之君。他在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即位时,不仅禁止征收登基税,而且命令财政大臣把50万法郎施舍给穷人,并说:“假如你觉得这对国家财政是极大的负担,那么就从我的恩奉中支出吧!”1778年路易十六与王后提供资金建立聋哑学校;1784年巴黎遭受水灾及瘟疫,他特拨出300万法郎作为赈灾之用;寒冬腊月,他让穷人到御用厨房取食物。伏尔泰称赞路易十六“自从登基以来,其所作所为,都深深赢得了法国人的心”。歌德怀念路易十六的政权,是“有希望而善良的政权,表明了他革除各种不合理制度的决心……革除所有的特权,及仅依照法律与正义来统治国家……”([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下卷,东方出版社,1999,1358页)
四 三级会议——大革命的导火索
但三级会议的召开,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把并非亡国之君的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法国三级会议的召开始于1302年,国王腓力四世因与教皇发生冲突,召集了由教士、贵族以及第三等级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在法国大革命前,第三等级包括城市平民、手工业者、商人、资本家。鉴于第一等级的贵族、第二等级的教士都享有免税特权,只有第三等级纳税,因而第三等级就成为纳税人的同义语。为了增加税收,法国国王不定期召开三级会议,说白了就是向第三等级要钱。从l614年——路易十四的父亲路易十三在位时期,由于专制王权的加强,不再召集三级会议。直至l789年迫于财政困难,路易十六才在中断一百七十五年后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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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三级会议。 三级会议的一个议题就是增加税收。皇室生活奢侈固然是个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法国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支持所导致的高额债务。法国在1776年给美国贷款l00万银币,l778年贷款300万银币,l779年贷款100万银币,1780年贷款400万银币,l781年贷款400万银币,l782年贷款600万银币,累计达1900万银币,导致法国经济濒临崩溃。为此,法国政府向银行家及国民借了5,3亿银币,国债的利息则使得国库一天天地枯竭。
1789年5月4日三级会议开幕,第三等级代表有621人,教士308人,贵族285人。教士代表中有2/3出身平民,而第三等级的代表中几乎一半是律师,5%是职员,13%是商人,8%代表农民。由医生、教授、行政官吏、工厂主、商人、金融家组成的中产阶级是第三等级的核心,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国家最大的债主,经济上的富有使得他们有了问鼎政权的财力与雄心——他们不满足只在地方议会与政府担任职务、治理自治村,而是要利用农民的不满破坏封建制度,用市民的不满瓦解国王的军队,从而达到掌握政权的目的。威尔·杜兰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时就指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非是农民太贫穷,而是中产阶级太富有。 。
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夕,巴黎就流传着极具煽动性的文字:
“第三阶级是什么?一切东西。在政治等级上它得到了什么?一无所有。”(同上,1498页)虎视眈眈的中产阶级,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始,就坚持要打破等级,合三个等级为一个,以个人投票。第三等级的代表已经超过半数,再加上教士中平民出身的人,在投票上占有优势,完全可以控制表决。然而贵族代表却坚持按等级开会并投票,一个等级一票。路易十六支持贵族代表按等级开会并投票的主张,并在6月23日来到会场发表演讲:“假使你们在这件大事业中遗弃我,我也会独自为我人民的福祉而工作……没有我的同意,你们的计划或会议记录,一个都不可能成为法律……我命令你们马上分开,明早开会时,每一个人进入自己的会议室,重新开始你们的商议。”(同上,1505页)路易十六的表态激化了矛盾,第三等级已如鼎沸。 而路易十六的王后——少不更事的奥地利公主玛丽就更成为舆论谴责的对象。玛丽的确有奢华的一面,她喜欢添置珠宝一类高档首饰,路易十六送给她价值20万银币的红宝石、钻石及手镯。奥地利女王玛丽亚,德雷莎严厉地批评了女儿,虽然玛丽表示今后只有在正式场合才佩戴宝石,但法国人并未原谅她。玛丽的兄长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在给玛丽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真为你的幸福及安全担心,除非你现在就采取预防措施,否则终究不会有好的结果,甚至还会引起一场残酷的革命。”(同上,1353页)
尽管玛丽在生儿育女之后把注意力转移到孩子身上,在服饰上已经很不讲究,但指责其奢侈的舆论仍未平息。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l788年法国闹天灾,面包短缺,玛丽所提出的解决办法竟然是:“让他们吃蛋糕吧!”其实早就有人指出“让他们吃蛋糕”之说是反对者编造出来的,但此说依旧广为流传。并非法国人对王后怀有太深的偏见,关键是玛丽来自奥地利。在“七年战争”中(1756—1762),法国同奥地利结盟与英国、普鲁士抗衡,导致法国失掉了海外殖民地——加拿大和印度。法国政府以加倍征收税金、减少养老金数目、对贵族田庄课税等措施才缓解战败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法奥结盟受到指责,而路易十六与玛丽婚姻的结盟色彩,就使得玛丽王后很难逃脱政治风暴的袭击。
路易十六最致命的弱点,是不具备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把问题消弭在萌芽状态的能力。1789年3月,马赛l2万群众因面包发生骚乱;在里昂,民众冲人税务所,撕毁登记簿;在阿各德,人们以抢劫要挟日用品降价;在蒙莱里,人们听说面包涨价,抢了谷仓和面包店;在凡尔赛,一个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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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教士出现在街头变得十分危险……“巴黎的骚乱远出意料,一万人整天在皇宫……不断进行的集会,达到一种疯狂的程度……政府无法维持秩序,法兰西卫队已经同群众联成一气”(同上,1505页)。刺杀国王、取消教主与君主、取消什一税等传言四起,从凡尔赛到巴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鉴于凡尔赛与巴黎的军队不听调动,路易十六在6月26日从外省调来军队。次日,路易十六通知贵族、教士代表与第三等级一起开会,但贵族代表拒绝与第三等级一起开会,路易十六被贵族推到与第三等级代表决裂的边缘。多次阅读Charendon(叛乱史》的路易十六曾说,假如自己处在那样的地位,“我将不会拔剑与我的子民对抗”(同上,1356页)。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虽然他已经从外省调来军队维持秩序,但并未下达镇压激愤民众的命令。路易十六并未意识到局势已危如累卵,在7月1413还有打猎的雅兴,而在这一天的13记里他只写了两个字:“无事。”事实上,巴黎的市民在这一天正在进攻巴士底狱。向专制王权宣战。
乾隆的确比路易十六要老道得多,他所推行的抑商政策、要求商人提供名目繁多的报效等做法,使得中国商人的经济实力大为减弱,不可能像法国那样形成一个富甲天下、问鼎政坛的第三等级以及作为参政标志的三级会议。至于对民变,乾隆从来都主张坚决镇压,绝不会讲什么“不会拔剑与我的子民对抗”一类的话。而且,路易十六所说的子民,在乾隆眼中就是刁民、顽民。在乾隆的朱批中,随处可见严惩刁民、顽民的字样,诸如“此等刁民,即鸣枪伤一二何妨”、“顽民聚众,干犯刑章”、“著严拿从重究处,以惩凶顽,毋得疏纵”等等。在乾隆看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机之由,积小成大”,在“群情汹涌之初”就应该进行镇压,“销盟于事始”。因而在1794年——路易十六被处死第二年对白莲教所进行的疯狂大搜捕,就充分显示出法国大革命对乾隆心灵的强烈震撼及对其施政的猛烈撞击:然而其最终结果则导致“官逼民反”——一场持续九年波及数省的白莲教大起义的爆发,从而揭开清帝国急剧衰落的序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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