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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鸿章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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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生平简介
李鸿章(1823~1901),字子黻,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清同治帝时李鸿章任两江总督,后又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父亲李文安,曾任刑部郎中。谥号“文忠”。安徽合肥人。
李鸿章为清末淮家军阀,洋务派首领,掌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李鸿章开始开办近代军事工业,逐步扩大其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利用海关税收购买军火和军舰,扩充淮军势力,建立北洋海军。
李鸿章对外一贯妥协投降。一千九百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被任命全权大臣,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临死前推荐袁世凯继承他的职务。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众说纷纭的典型人物。
李鸿章的故事
一、筹办洋务 图谋自强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署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后,与在上海的外国势力展开了频繁的接触与联合。
同治二年(1863),他在松江设立弹药厂,攻陷苏州后,把弹药厂迁到苏州,改为洋炮局。同治四年(1865),署理两江总督时又搬到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生产枪、炮、子弹、火药,供应淮军及本省各防营。李鸿章以此为起点,搞了三十多年洋务。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成员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比较开明的。在洋务派中,李鸿章办的军工企业最多,规模也最大,除金陵制造局外,还有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
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购买了上海虹口的美商铁厂,很快又并入原属清政府的两个小炮厂,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以后经过发展成为洋务派最大的军工企业。该厂主要生产枪、炮、弹药、水雷等武器,设备从美国进口,并雇请英、美、德等国技师,同治五年(1866),因厂址狭小,由虹口迁到高昌庙。
此后不断扩充,先后建了汽炉、轮船;枪炮、弹药、水雷、炼钢等十四个分厂和一个译书局。人员最多时达几万人,在几十年中,江南制造局生产了不少武器,译书局也翻译了一批国外科技图书。在总局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徐寿、华衡芳等人,在数学、化学、机械等方面都卓有成绩。
李鸿章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接管了天津机器局。他对该厂做了扩充和整顿,换上了不少自己的亲信,又从香港请来很多工匠。该厂主要生产枪、炮、水雷、子弹、开花弹等,设备购自英国。这个厂的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
由于军事工业经费筹措困难,洋务派以广开财源“求富”为目的,办起了许多民用工业。在民用企业中,又以李鸿章经手兴办的为多,有许多企业是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没有得到清廷允准的条件下,先斩后奏办起来的。
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在上海设轮船招商局,先后任用买办出身、熟悉业务、懂得竞争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主持局务。以后他还在天津、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局。招商局的开办,目的在于扩大财源,但却突破了外国势力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开业的头三年,招商局从外国轮船公司手中夺得一千三百万两白银的利润,迫使美国旗昌洋行在竞争失利。
同治十三年(1874),洋务派与顽固派继同治六年(1867)有关同文馆招生问题辩论后,又一次展开大辩论,争论的中心是制造洋船洋器和筹备海防问题。
总理衙门先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措施,李鸿章是“六条”最有力的支持者,主张建立新式海军,各省配备近代武器,用西法采煤、建铁路,培养和选拔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在两派经过一场激烈斗争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驳倒了顽固派,这一年李鸿章被授文华殿大学士。
光绪三年(1877),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开采直隶唐山地区的煤炭。光绪七年(1881)正式出煤,年产量三万多吨。同年,他先斩后奏修建唐山至
光绪十三年(1887),李鸿章在天津设铁路公司进行经营。第二年,李鸿章主持将铁路由芦台又向西延长至天津。光绪二十年(1894),开滦煤矿年产量已发展到七十万吨。这是洋务派所办煤矿中最大和最有成效的一个。该矿用机器采煤,逐渐配备了铁路、运河、专用码头及堆栈,在中国近代影响较大。
此外,在工业、交通等方面: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设天津电报局,在国内设七个分局,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能通达半个中国的电报网;光绪七年(1881),在上海建立机器织布局,由郑观应负责,聘请美国人任教习,开中国人机器织布先河,而且卓有成效;光绪十四年(1888),又在黑龙江设漠河矿务局,在当地采金,年产量近两万两,挤掉了沙俄抢掠我国黄金的“采矿事务所”。
基于“自强”、“求富”的需要,李鸿章在引进“制器之器”创办军工企业、民用工业企业的同时,试图推进科举改革,培养“制器之人”,造就一大批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式人才。在同治六年(1867)的辩论中,他主张科举专设一科,传授和学习各种制造技术,单独取士,但未获准实行。
但他在自己所设的上海广方言馆中,不仅让学生学习外语,还开设了自然科学课程,这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一个突破。由此李鸿章大兴新式学校,先后创办了外国语学校、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天津水师学堂
在军事上,李鸿章除用最先进的近代武器装备自己的淮军以外,最重要的是创办了北洋海军。这是李鸿章兴办洋务的主要目的。同治十年(1871),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口添置新式炮台,同年又调江南和福州船厂的两艘船到天津巡海。
同治十三年(1874)丁日昌建议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李鸿章坚决支持。光绪四年(1878)清政府决定先设北洋水师,以后再建东洋、南洋水师。年底,李鸿章向英国购买四艘炮舰,报请将记名提督丁汝昌留北洋差遣,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以道员马建忠负责海军日常事务。第二年,命人设计出黄地蓝龙红珠的长方形海军旗。
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正式设海军衙门,李鸿章任会办大臣,实权由李鸿章操纵。凭借手中的权力,李鸿章几年中添置了十余艘新船。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北师正式成立。舰队中有排水量达七千多吨的主力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还有各种巡洋舰、炮舰、练习舰、鱼雷艇及各种杂差船只近五十艘,实力在当时超过了日本。
但是由于北洋水师建军以后,为筹备甲午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海军经费大部分被挪用修葺颐和园,舰队再没扩充和更换旧舰。而日本则针对中国的海军水平,组建了新舰队,以后在火力和速度等方面,都超过了北洋舰队。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淮军一败涂地,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宣告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军事目的破产。从此也结束了李鸿章权倾朝野的日子。但是李鸿章在创办军用、民用工业企业,发展教育、交通、通讯等领域开中国近代化先河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二、避战求和 屈辱外交
当历史跨进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变。中国国内刚刚历经大规模农民起义和英法等联军的打击之后,国力虚弱,而外国资本主义这时已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它们更加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边疆危机纷至沓来,六十年代清与外国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李鸿章等人,针对这种变化审时度势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在浑浑噩噩的清朝统治者中,能有这种认识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李鸿章大声疾呼中国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而抱残守缺,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功”。在他看来举办洋务就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经之路。
同治九年(1870),发生了天津教案,直隶总督曾国藩先受命处理,后由于受到非议罢去,清廷不得不又命李鸿章继续处理。在李鸿章主持下天津教案最后以清政府杀人偿命、赔款道歉等结案,从此开始了李鸿章办屈辱外交的生涯。他在任期间,《天津会议专条》、《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等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都和他有关。
李鸿章秉承清政府中主要决策者慈禧等人的卖国保位意旨,在几十年的外交活动中,始终坚持镇压人民、对外妥协投降、保大清江山和自己荣华富贵的外交路线。在他签订的各个条约中,大部分是卖国的条约。在签约的谈判中,他大量出卖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使外国侵略者的特权越来越多,使国家的半殖民地性质步步加深。
李鸿章的结局如何?
李鸿章曾说他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
光绪二十二年(1896),机会终于来了,他被慈禧任命全权特使,参加俄皇加冕庆典,游历欧美,一路光耀。李鸿章出访欧美,除了外交方面签中俄条约的失计外,在思想方面颇有收获,从过去的“耳闻”,经过亲自考察而有了实感,对欧美“立国政教”有了深刻认识,并进而与中国国情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欧美“上下一心”,中国“政杂言塞”的结论。
因此李鸿章在觐见光绪和慈禧时,就“历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李鸿章本想借助出访欧美之机“再握大权”,还督直隶,重温“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旧梦。欧美列强也热切希望清廷对李鸿章能够“优加信任,重畀大权”,使之东山再起。然而事与愿违,李鸿章归国之后,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奉命只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等人在京组织“公车上书”,掀起维新运动。同年八月,由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廷式等组织了“强学会”。一时一批清廷官僚纷纷捐资加入,一些外国在华教士也参加了。李鸿章也想参加,并愿捐款两千两。但因其在马关刚刚签完条约,人皆指为卖国贼,名声太臭,因而被拒绝入会。
同年十月,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时,李鸿章捐款一千两。对维新运动的兴起、发展、变法和失败,李鸿章一直给予暗中支持和同情,并还尽力保护维新派大臣、人士,这是与他的自强变法思想分不开的。但由于其更看重功名利禄,他的变法思想与维新派有极大不同。
光绪二十四年(1898),李鸿章不顾七十六岁高龄,奉命到山东勘查山东黄河工程,尽力查访,陈述了不少有效的主张,但终因清廷无法实施而告终。同年底,李鸿章得任两广总督之职再次出山,在两广总督任上,他接到慈禧“剿杀康党”的旨令。
他奉旨而行,逮捕了一些保皇会成员,也对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起义进行过镇压,但他力保康有为祖坟,常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书信联系,并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也频繁接触。表明他既不愿割掉赖以荣升的清王朝的脐带,又对变革自强存有希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爆发。英、法、俄、日、美、德、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拼凑起数万人的八国联军,挑起了侵华战争,在清政府内部,展开了对义和团“剿”与“抚”、对八国联军“和”与“战”的争论。最后慈禧一派占据上风,主张利用义和团去打洋人,以求其两败俱伤。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向联军宣战。
正当朝廷“和”与“战”、“剿”与“抚”两派激烈争论的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李鸿章虽未直接参加“东南互保”,但他的态度举足轻重。李鸿章一贯主张镇压人民革命,并靠镇压人民起家,这次也不例外。在洋务和外交活动中他从崇洋发展到惧洋,因此十分害怕八国的联合进攻,所以积极支持“东南互保”。
同年七月,慈禧太后见形势急转直下,急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向外国妥协做准备。这时李鸿章不听香港总督卜力、革命党人要他两广独立的主张,离开两广北上。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偕光绪和部分大臣仓皇出逃西安,途中下罪己诏,并严令剿杀义和团,并授权李鸿章“便宜行事”,让他与帝国主义商谈投降议和。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被任为议和全权大臣,收拾残局,实际上由李鸿章一手操纵。
慈禧太后在获知外国列强可以保证她最高权力、不把她作为战争祸首的前提下,旨令李鸿章“量中华之
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惩办战犯;中国赔款四万五千万两白银,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本息总计九万八千万两;在北京东交民巷设使馆区,外国驻兵把守,中国人不得入内;拆毁大沽至北京所有防御设施,并允许外国军队在十三处驻军;取缔一切反帝活动。这一条约使全中国和清王朝直接处于了列强的刺刀之下,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奉命总理新成立的外务部。由于战乱的惊吓和忙于议和活动,以及卖国条约受到舆论的强烈指责,李鸿章终于一病不起,在《辛丑条约》签订不久后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七日死去,终年七十八岁,正在从西安返京途中的慈禧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恭亲王溥伟前去祭奠,并下诏对李鸿章追谥“文忠”,晋封一等侯爵,赐太子太师,入贤良祠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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