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记家父杨生茂先生：致力建设南开“新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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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某个人的纪念文章，大都记其丰功伟绩，至于这个人内心的苦闷、挣扎与彷徨却很少被提到。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因为，怯模糊了被写者的光辉形象；二是因为，恐误读了被写者的心路。今天在这里纪念家父杨生茂诞辰百年，我也在思忖，如何给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杨生茂的背影，就从他探寻学问之径讲起。
杨生茂先生一生主持或与其他学者共同操持的集体学术活动不胜枚举。他承担、参与了世界史这门新学科的筹建、建立与建设，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立新史学教学体系、创办《历史教学》杂志、主持编撰中国第一部大学世界近代史教材，建立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参与建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等。
1949年之前，中国根本没有“世界史”之说，只有“西洋史”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门以欧洲大陆为中心的历史课程，被高教部指定的“世界通史”课程所取代。“世界通史”这个教学概念，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首次使用。杨生茂先生首先面对的是创立“新历史”学科体系这个挑战。可是杨先生的学术思想，或者说他在美国学习期间建立的历史解释体系，又不能适应新中国新史学的要求。“世界通史”这门课程究竟该怎么讲，前无古者，旁无可鉴。这种情况难煞了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受教育背景各异的教师。
杨生茂先生自己的教学经历是严格跟随高教部的安排指示进行的。刚解放时，杨先生开设“世界通史”，后开设“苏联史”和“史学名著选读”，主讲《国家与革命》和《共产党宣言》等。他说，“当时现学现讲，虽然之前看了不少俄国史和苏联史的著作，但主要参考苏联的《联共党史》。”20世纪50年代初，根据高教部的要求和在美学习美国外交史的基础，杨先生选择了开设“世界近代史”。
1950年，杨生茂先生在担任“天津市新史学会”会长之职的同时，与其他同仁共同创办学术刊物《历史教学》。《历史教学》筹办于1950年下半年，创刊于1951年1月，在天津出版，是解放后第一个全国性历史月刊。南开大学是《历史教学》创始单位之一，杨生茂先生是创办人之一，任编委至退休。筹办人是几个风华正茂、热血报国的年轻学人，凭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新史学的向往，从零做起。
《历史教学》初创遇到的难题主要是经费和稿源问题。《历史教学》刚创办时，一分钱也没有。正巧那时杨生茂先生受天津市文教部之邀，每周讲一次世界近代史。杨先生借机向市军管会文教部有关同志反映了这个情况。文教部表示对这个新办刊物予以支持，嘱天津知识书店垫付了第一期的所有出版费用。但刊物经营需要资金运转，而《历史教学》经常亏欠印刷厂，甚至邮局的寄费。第二、三、四期的出版费用只能几个筹办人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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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每人从自己的薪水里拿出一部分，还是凑不齐，最后有的先生卖掉自己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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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二十四史，还有的先生卖掉自己的皮袄。如遇稿源出现断档，杨先生和编辑们只能亲自捉刀挑灯夜战。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杨生茂先生主持、参与的另一项工作是编写全国性的世界近代历史高校教材。在《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编写过程中，下卷主编张芝联先生（北京大学）有欧洲史的功底，上卷主编杨生茂先生（南开大学）有美洲史的背景，但是写作工作还是难上加难。几所高校分头去写，稿子交来后，要反复讨论、修改。加之主编们也要承担撰写任务，因此张先生和杨先生集组织、撰写、修改和审阅多种任务于一身。1962年10月，世界近代史文稿得以付梓。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中国的世界史教研的所有成就，就是这四卷书，而其中近代史占一半的分量。北京大学历史系于1963年首设世界史专业，即采用这套教材。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的若干年里，这两卷《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成为许多相关专业考生的必读书籍。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大学历史专业的基本教科书，并于1987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从总体看，这两卷世界近代史几个明显的创新之处，当时在全世界的世界通史著述中都是首创。
第一，从观点上看，它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和白人主流社会的正统史观。第二，从体例上看，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被写入了这部通史。这两卷近代史不仅颠覆了欧美、也颠覆了苏联的教材体系，代表了这一领域中国的话语权，其深远意义亦不言而喻。第三，从技术上看，这两卷近代史加入“附录”的做法，为新中国学术规范的树立起到了榜样作用。
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成立则是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个创举。杨生茂先生参与了研究会筹建和启动等的重要工作。
人的一生有效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所谓“有效”，一是指自身身体状况，二是指客观环境。从这一点看，时间对这些老教授太残酷了。文革结束时，杨生茂先生已届花甲之年，但是他就像焕发了学术青春，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想干大事情。在1978年武汉举行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上，杨生茂先生和与会者讨论在中国成立一个由从事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工作者组成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的民间学术团体，和编写一套《美国通史》两件事。
这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前后历时近半个世纪，开创的是一个划时代的项目，是一个不在“国家项目”中（1983年之前）的国家性项目。之后他还主持了诸如《美国外交政策史》等学术著作的写作工作。
杨先生为南开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为中国学生能够读上中国人自己写的历史著作，殚精竭虑、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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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都是“嫁衣裳”。为此他心甘情愿付出，因为那是他青年时期就存有的愿望。他说，“我没有什么高大的想法”；“就是披头散发，拼了命也要把书写出来”；“让外国人牵中国学生的鼻子走，总不是好事”。幸运的是，他的有效工作时间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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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茂先生还非常注重世界通史、尤其是近代史的基础研究和普及工作，参与或负责了一些编辑外国史资料文件集和工具书，以及翻译英文著作的工作。这些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7年到1966年，另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开始。
杨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甘苦冷暖、坎坷曲折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他们的治学道路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痕，但他们的学术追求是真诚而富有爱国情怀的；他们为之奋斗希冀建立的中国的世界史史观和体系的愿望是执着的，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杨生茂先生身上体现的是那个时代新中国历史学者的气节、魂魄、脊梁和时代责任感。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这并没有影响其文章的客观、中肯、冷静和典雅的风格。他不仅是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创建史中，也是开辟先路者。同时，杨生茂先生温润如玉的君子风格，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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