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主要标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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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运动的主要标志事件

新式企业

洋务企业采用西方技术和设备进行生产，属于近代企业。

洋务派前期创办的军事工业，经费由清政府调拨，产品分配给军队使用，管理方式是封建衙门式的。虽然这些企业采用机器生产，但本质上属于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官办企业。

洋务派后期创办的民用工业，投资大多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产品主要作为商品投放市场，管理上采取劳动雇佣制所以其本质上属于带有封建因素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开创报刊

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国人自办了约20种近代报刊。除福州、厦门各地外，其余主要在上海、香港、广州和汉口。

洋务运动时期主要报刊有《申报》和《万国公报》，两者均为该时期创刊。

其他报纸有：1873年4月创刊的《西国近事汇编》、王韬主持的《循环日报》等。

开办新式学堂

1862年，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首次创办京师同文馆，开创了中国近代化教育的篇章。

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新式学堂的主要类别：

（1）外国语性质的学堂，如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1866年后增设算学馆，成为综合性学堂)上海广方言馆等。

（2）军事学堂，如福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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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等。

（3）技术学堂，如上海机械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

办学特点：与传统官学相比，这些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如翻译人才、军事人才、技术人才等；教学内容有西学，如西文、西艺等；采用了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实施分年课程和班级授课制等。

选派留学生

学习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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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进的科技来改变清政府落后面貌是洋务派发起留学运动的最初目的。洋务时期的留学教育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两次：幼童留美和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即1872—1875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了四期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877—1897年先后派出四批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留学。

1872年8月11日，三十名幼童自上海驶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留学生活。这在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之事被誉为“中华创始之举，亦古来未有之事”。1877年，在沈葆桢、李鸿章等官员的积极倡导下，从船政局和船政学堂选出的33人踏上了赴欧留学的旅途。1881年，由李鸿章主张、船政局又选出10人分赴英、法、德留学。1886年北洋水师等校的10名学生又去了欧洲。

翻译书籍

在洋务运动存续的35年里，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以及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是当时翻译西方的中心。译书经历了由单纯的西方科技著作和书籍，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著作并重，甚至后者略占上风的过程。

京师同文馆曾翻译西书36种。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中国第一部国际法中译本：惠顿的《万国公法》（1864年）；第一部外交学中译本：马登的《星柖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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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第一部经济学中译本：福赛特的《富国策》（1860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是晚清翻译西方著作数量最多，成绩最著的机构，它罗列了众多的学者译家和一些外籍传教士。

大量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及近代中国报刊和出版机构的出现，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和传统文化的坚冰，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

架设电报

主线：1886 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接展至珲春陆线；1887 年因郑州黄河决口“筹办工赈事宜”，由山东济宁设电线至开封；1888 年，因广东官线业已造至南雄州，商线乃由江西九江设至赣州以达庾岭入南雄相接，使官报得以灵通；1890 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 衢，楚北门户边境冲要”，乃由沙市设线起以达襄阳，1893 年又添设襄阳至 老河口电线；1895 年由西安起接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使西北电线得有两线传递，庶无阻隔之虞。”

支线：1884 年 添设的天津至京城，山东掖县之沙河至胶州电线；1898 年所设胶州至青岛电 线，湖北武昌至大冶、大冶至九江之线，“又因汉口上游北岸线杆年年被水淹损，阻误要报，添设南岸一线以备不虞”；1891 年徐州至台庄线和1892 年安庆至芦州线；1898 年“以备黄河之害”而设的济南至济宁线，“以备运河之害”而设的徐州至宿迁线等等。

作用：电报主要是为了商业经济发展上的需要。另外，在西北、东北、西南以及朝鲜所设约占总量 30%的官线，也同商局电线一样，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修建铁路

自从1825年英国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条铁路之后，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于是欧美各国接踵而起纷纷效法，在短短十余年间铁路建设即有长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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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封建末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一惊人的新生事物之后，也深深为之吸引。

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考略》等书都对铁路作了初步介绍。而洪仁玕则于1859年在其所著《资政新篇》中，最早提出了要在神州大地之上修建铁路的具体建议。他说：中国各省应当皆有铁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无病焉”。

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鸿章建议兴建苏州至上海的铁路，被拒。次年（1863年），又有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议兴修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六条干线铁路，亦被拒。

同治四年（1865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以作为样品引起国人关注，但不几天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掉。光绪六年（1880年），怡和洋行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引起官员一致反对，终于借口压死一个士兵，以28万两白银买下拆毁，投入海中。

后来由于日本侵华意图日益显露，光绪七年（1881年）才建成从唐山到胥各庄全长22里，用于捡煤的铁路，但不许用火车头，而用驴子和马拖着车厢在铁路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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