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中国近代经济形态大思路——毛泽东关于新旧两种经济形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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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近代经济形态大思路——毛泽东关于新旧两种经济形态的分析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经济形态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它代表旧中国历届政府统治下的经济形态，是旧经济形态；另一种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形态，是新经济形态。自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产生以来，中国近代经济的行程发生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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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化，即旧的经济形态逐渐向新的经济形态演变，直至被新的经济形态所取代，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线索。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此时期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首先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模式做了大胆的设想和构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笔者认为，整理和研究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形态的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化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论述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来，中国逐渐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是毛泽东所处时代的中国国情。如何正确认识旧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关系到能否正确地制定革命斗争策略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关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的分析，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其所处地位的分析及其对中国农村经济状况等问题的分析，构成了他对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认识。
第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其目的决不是要变中国为资本主义，而是成其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中国早在明朝中叶就明显地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极度缓慢，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仍处于萌芽状态，而未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认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文革”结束后，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不会自动地产生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如果不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一直萌芽下去。【2】有的专家还试图证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与鸦片战争以前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场没有什么连续性。【3】但这些新看法似乎尚缺乏足够的证据。
无论如何，毛泽东的这一假设并不影响他关于外国入侵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的分析，他说：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即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笔者注)”。【4】毛泽东具体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5】有人提出，中国农村广大的劳动力原本就处于潜在的过剩状态，并不存在短缺现象，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需要雇用劳动力这一条件早已具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潜在的过剩劳动力是拴在自然经济的绳索上的，从未形成真正的所谓劳动力市场，它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才实现的。
自然经济是一种传统的落后的封建经济形式，按照一般经济原则，它的解体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也就是说，外国资本主义的非正义的侵略为历史所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起了一种进步改造落后的作用。过去，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一味简单地谴责，显然是没有深刻地领会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的。
但仍要重申，外国资本入侵的这种作用仅限于客观，属于副作用。毛泽东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即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6】毛泽东列数了外国列强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危害，即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运输，不仅把中国变成了它们的工业品市场，还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它们的需要。它们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企业，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直接进行经济压迫。它们还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它们还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为它们服务的买办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7】这就充分暴露了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实质。
第二，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新的进步的经济形式，但一直未形成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力量。
关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毛泽东大体勾勒了一个基本轮廓和基本线索，即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19世纪的下半期，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8】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这种资本主义经济，说它对于封建经济来说，是新经济。【9】然而，他又明确指出，这种新经济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直到1949年，中国仅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工业经济，其力量是相当软弱的，而且大部分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10】而官僚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同样窒息了民族工业的发展。【11】
第三，中国农村封建经济及封建剥削继续延续，并始终居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绝对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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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地位。
毛泽东对旧中国农村经济的论述最为丰富。关于自然经济基础遭致破坏的理论有如上述，并可参考他对江西寻乌的农村调查材料，从这些材料也可反映出进口洋货冲击农村家庭手工业，破坏自然经济的实际情形。【12】尽管如此，他认为传统的农村经济状况并未改变，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13】
封建土地关系依然保留下来。地主、富农多占地、占好地；贫农占地少、占坏地，或根本就没有土地。20年代末30年代初，据毛泽东的亲自调查，在湘赣边界，大体说来，土地的60％以上掌握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农民手里。【14】在江西兴国县才溪乡，地主、富农更以6％的人口占有80％的土地，贫农、中农以80％的人口仅占有20％的土地。【15】窥一斑而见全豹，毛泽东从这些调查得出了中国农村土地分配不均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的结论。
建立在封建土地关系基础之上的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及超经济剥削仍然很残酷。毛泽东说：“一切过去及现在的国民党区域，农村中是吓人的地租(60％—80％)，吓人的高利贷(30％—100％)”。【16】农民在租地主田时，还要交“批头”(注：交钱或公鸡)，请地主吃饭，并常为地主义务做事。贫农借钱利息，70％以上是5分利，借谷一石还一石半。至于税捐剥削，更是巧立名目，无奇不有。【17】这与早期毛泽东认为“中国政法简，租赋轻”【18】的错误理解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残酷的封建剥削导致了农民生活的极度贫困。毛泽东调查，在江西寻乌，欠债的贫农已占农村人口的70％，刚打下粮食交过租就没饭吃的占40％。【19】他又对湖南湘潭一户佃农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分析，最后结果，收支相抵还差近20元，就是说佃农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能维持。毛泽东说，这“在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是极其普遍的”。【20】农民吃的极差，在才溪乡，贫雇农平均每年只有3个月吃米饭，其余3个月吃杂粮，青黄不接时吃菜根。【21】农民常为生活所迫，或卖地，或典当财物，或卖孩子，陷入破产的绝境。【22】
1938年，著名乡村改良主义者梁漱溟曾对毛泽东说，中国社会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隐然有一种共产。毛泽东对此批驳道：所谓“共产”的特征，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23】这可以说是他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高度概括，是在大量事实根据基础上得出来的结论。
农民的贫困，又形成农业发展的障碍。毛泽东说：“农民缺乏再生产能力，许多耕地变得很瘠，许多简直变成荒地”。【24】他认为，中国农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劲都没动。【25】
这就是毛泽东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思路，是比较符合旧中国经济的实际的。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构造

与一切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积极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崇尚过西方科学，信仰过维新派改良思想，崇拜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最终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旧中国国情的同时，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即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军阀和封建统治，消灭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呢?毛泽东认为：“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26】据毛泽东所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又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27】，可以看出，这种新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社会形态。从世界各国历史的发展来看，这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社会发展形态的独创，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巨大贡献。
在现阶段，中国之所以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条件尚不成熟，特别是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中国人民的任务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1945年初，他在与美驻华使馆秘书谢伟思的谈话中说：“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现社会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民主管理和私人企业的阶段。谈论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试图付之实行，就自取灭亡。”【28】反过来，为什么又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呢?毛泽东认为，这是客观情况决定的，因为中国要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靠软弱的资产阶级是不行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来，并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部分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可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即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主义革命要多久才会发生，现阶段还不知道。它有赖于中国和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29】
新民主主义社会既然是新资本主义形态，既然是从老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这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分是复杂的、多种类的。毛泽东在1934年、1940年、1945年、1947年和1949年都曾对此做过表述【30】，而且逐渐完善。他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会经济，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1】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实现，当然要以消灭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为前提。1939年，毛泽东将此过程浓缩为：“把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32】1947年，更明确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33】，此即著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道理是很显然的，只有将土地分给农民，才会产生独立的个体农业经济及向集体化发展的合作社经济；只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才会使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只有没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在华资本，才会使大规模地建立国营经济成为可能，这是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最根本的革命。
毛泽东又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各种成分的性质及其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发展趋势，分别做了回答。
首先，毛泽东认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新式的国家经济，“之所以为新式，就是说，它不是俾斯麦式的旧型的国家经济，也不是苏联式的最新型的国家经济，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或三民主义的国家经济。”【34】他进一步阐述道：在目前，在这种经济成分的量是较小的，只限于可能的和必需的一部分，但它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它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是起决定作用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必须用极大的注意力去经营公营经济，一些规模过大私人所不能办者，如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均应归国家所有，以避免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35】这是对国营经济的极好说明，国营经济并不是包揽一切经济领域，而只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部分。
个体经济，指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私营性的。毛泽东认为，尽管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废除“取得了或者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和将是分散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错误。”【36】他曾经严厉批判了李立三等人主张建立大规模苏维埃农场的理论【37】，提醒人们“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38】，强调只有在彻底肃清封建关系以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农业【39】，而且也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才能摆脱个体经济的分散性。【40】毛泽东总的意思就是说，农业和手工业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基本形态却必须是个体的。
对于合作社经济，毛泽东认为这种经济成分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配合起来，将成为经济方面的极大力量，在与私人经济斗争的长期过程中，将逐渐取得领导的与优越的地位。”【41】所以他提出，对于个体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否则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42】这就明确了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指私人工商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最不好掌握、最容易犯错误的问题。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仍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理论，毛泽东始终正确地坚持了保护和发展私人工商业的观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针对瞿秋白、李立三及王明等人的彻底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政府法律范围，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鼓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43】抗日战争期间，他更明确提出：“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是“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计民生’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经济”，“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44】意味深长的是，他还说：“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45】当时有些人担心，在这个时期，一部分共产党员有可能被资产阶级所腐化，或产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毛泽东却认为，与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做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不能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转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46】这种看问题主流而不因噎废食的分析法，是令人信服的。
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毕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在坚持保护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毛泽东又清醒地认识到，要限制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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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47】他说：其实所谓“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本身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做斗争。【48】当然，这些限制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所以毛泽东断言：“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9】因此，毛泽东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是保护和发展，是限而不死的。
无疑，上述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看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政策基础和方针基础。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正确理论的指导，新民主主义经济才得以发展、壮大，并最终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不无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过于乐观地估计了经济运行速度，逐渐背弃了自己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正确理解，以致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失误，也酿成了一代伟人的巨大悲剧。
总之，在旧中国动荡的年代，毛泽东能通过亲身调查，并利用当时有限的经济资料，对新旧两种经济形态做出了比较恰当的思考、分析和判断，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由此也反映出只有伟人才能具有的敏锐的洞察力。如果我们对中国近代经济史这门学科有所了解的话，就不难看出，这一学科研究的成果和结论，将越来越能证实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形态宏观分析的正确性。反过来，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也必须以此为指导，这决不是教条主义，而是依据事实得出的结论。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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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6页。
【2】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末定稿》1979年总第25期。
【3】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础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9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7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0页。
【11】《驻华使馆秘书谢伟思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44年8月23日，《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1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62、82、83、91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8页。
【1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6、199页。
【16】该书编写组：《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内部)，1978年印，第1494页。
【1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0、145、154页。
【18】毛泽东：《讲堂录》1913年，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05、132页。
【20】《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8页。
【21】《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48页。
【2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2、143页。
【23】陈晋：《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
【24】《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第1496页。
【25】吴黎平：《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26】孔永松：《略论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07页。
【28】《驻华使馆秘书谢伟思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45年3月13日，《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29】T．A．彼森：《1937年的延安，同中共领导人的几次谈话》，《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2期。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第2卷，第678—679页；第3卷，第1058页；第4卷，第1255页。
【3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3页。
【3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
【33】《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
【34】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东北书店1949年版，第77页。
【3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5页；薄一波：《若干重大政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36】《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
【37】《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第149—150、313页；《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7页。
【3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
【39】《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第309页。
【40】编辑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
【41】《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第1221页。
【4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
【4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
【4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8、1060页。
【4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254—1255页。
【4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9页。
【4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页。
【48】编辑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页。
【49】《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页。
原载《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选自《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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