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化-《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第三章 游牧生态的个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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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第三章 游牧生态的个案分析

游牧生态是在游牧移动中表现出来的人、畜、草关系，是一种活动的关系。游牧活动在不同的季节、在不同营地都有变化。由于内蒙地区生态条件各异，很难找出其特点和规律。所以，必须按具体的生态环境进行具体的分析。本章分析了内蒙中部、呼伦贝尔的冬、夏营地，以及东蒙定居游牧形态下的游牧生态。

一、内蒙中部

本区主要包括察哈尔盟和锡林郭勒盟，即现代的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一带。从清代汉移民进入草原到农牧交错区的形成，这一地区生态和社会变化非常之大，形成了许多游牧形态和畜牧业类型。从总体上看，生态压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各地区的游牧业。生态压力对纯游牧区的影响间接波及到东北部的典型草原和北部的荒漠草原。典型草原主要包括东、西乌珠穆沁旗和阿巴嘎旗，草场丰富，载畜量大，牛马较多，游牧方式以纯粹移动放牧为主，移动次数也较多；荒漠草原主要在东、西苏尼特旗。受农业影响最大的区域在察哈尔低山丘陵地带，天然草原被农田分割，游牧业必须发生改变以适应这种状态。[1]
（一）典型草原的游牧形态
中蒙牧区气候干旱，水资源极其重要。水源有多种，最主要的是湖、河、沼和井。这一地区比较重要的河流是乌拉盖河水系，它源于大兴安岭东部，经过东乌珠穆沁旗，形成众多的湖泊、湿地和优良的沿河草地。大鸡林河流速很慢，川幅达数米甚至十几米，源于东部，流入锡盟内。此外还有哈拉河等。大湖是乌拉盖湖，还有许多小湖，特别是雨期形成的成为季节性湖泊。这种季节性湖泊可以使牧民定期地扩大草原利用。1940年左右，这一地区经历一次干旱化过程，许多湖泊被分解，小湖泊开始干涸，沙漠也在扩展。水草的丰富程度决定牲畜密度和种类。水草丰富区牛、马和羊居多，沙漠或丘陵山地骆驼和山羊居多。水井对游牧民非常重要，是游牧路线中的重要驻牧点。许多地方几百公里之内没有几口水井，[2]平均大约每5.5公里才有一个水井。大部分水井是开放式的，也有许多像中东地区那样密闭的井。由于设施条件差，井水污染严重，饮畜时污水往往会倒流井中。有些井地下水位高，有些水位低。牧民遇到1～2米水位的水井一般就试着用便携式皮袋打水饮畜，3米以上的水井则用皮革袋打水。冬季牲畜以舔雪代替饮水，积雪厚度对牲畜吃草产生影响。较厚的积雪区往往以放马为主，因马的刨雪能力强。放马之后，牧民才放牛和羊。[3]
锡林郭勒盟大多数牧民用蒙古包终年游牧。在东乌珠穆沁旗，由于兴安盟汉民和图什业图旗的满、蒙、汉人的迁入，那里出现了固定式蒙古包。[4]一般牧民一年两次分别在冬夏营地移牧，春夏秋逐青草和水源，冬天逐枯草和雪。移动中一般家庭的物资可装6辆牛车，财产多的可装15辆左右。蒙古犬在车队前开路，牲畜群在其后。基层社会的单位叫爱拉，或称村庄，同爱拉的人同时实行换场移牧。游牧的村庄范围很大，阿巴嘎旗一个村庄直径可达30里，蒙古包与蒙古包的距离达2～3里。[5]为了容纳畜群和日常移牧的方便，一般不互相挤在一起。
夏营地分布在河湖旁边，草原以草甸草原居多。浑善达克沙漠的低湿草甸四周由半固定沙丘包围，大者数十平方公里或百余平方公里，中间有低湿洼地。牧草是足够的，除了供夏营地放牧外，还可以供人打草以备冬春之用。大风雪时，这种草甸的草往往成为救命草，[6]因草高草长，不会轻易被风雪遮盖。在乌尔根河的甸子地，青草产量达到每公顷23，000公斤。在春夏秋时节，游牧民在甸子地和丘陵地往复运动。早春草芽萌动，牧民在草甸附近的低地放牧；夏季以草甸为中心，很少移动；秋季再到丘陵地带扎营。第一回降雪时，游牧民到丘陵或沙漠地带的冬营地放牧。从一年的游牧路线上看，冬春牧场到夏秋牧场的移场有很长距离。移动并不呈直线轨迹，牧民边扎营边放牧行走，每日都有一个放牧半径。此地的蒙古人的游牧路径相对固定，前一年的牛粪作燃料，第二年放牧的牧民要到第一年的放牧地点去放牧，利用上一年的牛粪。但日本调查员访问时，蒙古人认为并非一定要固守放牧路径，只是根据水草和牲畜舔碱地的位置而随处转移。实际情况是，放牧轨迹尽管每年都有差异，但路径基本固定。[7]游牧民将好草场划为冬营地，次等草原划为夏营地。为了取暖，牧民在冬季也转入山南的沙丘地带。这种习惯一直保存到人民公社时期。白音锡勒牧场的牧民10月中旬进入沙窝子以后，一直呆到第二年3月中旬。[8]大多数的牧民冬天在山地，夏天在低地。“冬期结冰之顷，乃造山腹向阳之所定居。此因冬季积雪没草，山上雪少，往往牧草出现，且到处处雪融，易得饮料”。[9]冬天牧民上山，因山地受风积雪较浅。草甸低地夏季里青草繁盛，移动数回即可满足牲畜需求。冬季草枯，一月之内就要移动数次才行。部分牧民一年之内用1／3的时间在不良牧地放牧，用2／3的时间在好牧地放牧。好牧地一般10日左右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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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冬营地共移动24次，夏营地只有4次，共有28次。[10]中北部移动次数较多，南部较少，因为南部地区的草质比北方好，[11]冬季是牲畜的掉膘期。从春天开始，枯草返青，畜群恢复增长。4月份，低地草原刚开始发绿，牧民就下到低地的春夏营地游牧。5～6月份，雨水始降，牧草像一层毛绒的地毯，风景美丽。[12]察哈尔盟大多数地区4月下旬返青，锡盟比察盟稍晚，从5月上旬和5月中旬开始返青，返青期的青草有1～2寸。察盟的枯草期从9月上旬开始，这时青草开始发黄。锡盟的枯草期从8月末和9月上旬开始。[13]
古代的长距离的游牧大大高于近代，近代每年只有2次长距离游牧，其余只是短距离、高频率地移动。长距离游牧对技术要求较高，需要更多的勒勒车，更多的马和大牲畜，也要求牧人更广泛地了解水源和生态环境。四季在不同的草原上游牧，牲畜易长膘。游牧圈缩短或在一个营地上活动，草原环境遭到破坏，且牲畜易得蹄类传染病。[14]这一带的冬营地质量近代已经下降了，由于枯草产量低，游牧民又不打草，往往在一小块草原上频繁地移动，结果使草原质量下降。除了布里亚特蒙古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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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地区的蒙古人在冬营地都是1～2个月甚至3个月滞留在同一地点，待枯草几乎耗尽，才换到其他草场。日本调查员尽管承认蒙人在游牧方面有技术专长，但认为蒙人技术落后。从苏联来的布里亚特蒙人，10天左右移一次营。住在东、西乌珠穆沁旗的布里亚特蒙人，一年要移动30回左右。[15]
1946年，锡盟比抗战前减少马匹60％，牛58％，[16]出现生产下降。当时草原尚未过牧化，理论载畜量为24，711，694个羊单位，实际上只有6，670，600个羊单位。[17]将当时的草原状况与现代相比，草原生态的破坏程度尚轻，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其中黄羊特别多。常木胜次在此旅行时到处发现十几头一群的黄羊。生产下降的原因是蒙古人未能改进技术，特别是预备过冬的设备与干草。只有布里亚特蒙古人例外，他们种牧草解决冬天牧草缺乏问题，因为他们以前在苏联境内学会了种草，种植技术也很高，既深耕，又浇水，而一般蒙古游牧民只随水草而居，不思改进。[18]南部蒙古人受汉人压力北迁后，往往只会被动地加快移动频率，扩大夏天草场的利用程度，自然使冬营地得不到保护。过冬条件是影响畜群的关键，近代畜牧业的衰退正是在冬营地负载能力上表现出来。1935～1936年，雪灾持续，大量牲畜死亡，绥远、察哈尔两地区的牲畜的死亡率轻者达75％，重者90％。[19]
（二）荒漠游牧
东、西苏尼特旗属于荒漠草原地带，草产量低，载畜量小。当地的游牧以活动蒙古包为主。2003年11月，笔者曾到苏尼特右旗采访，一位70多岁的二连浩特蒙古牧人回忆道，1949年以前几乎任何地方都是蒙古包游牧，集体化以后逐步住上土房子并实行定居游牧。[20]苏尼特王府夏季以游牧包形式活动，冬天有固定居所，但冬营地离夏营地只有3里远。[21]此地长期实行冬春营地和夏秋营地。冬春营地向阳避风，温暖而草好，有水源。由于降雪量较少，冬季也需要像水井这样的固定水源。从上一年11月份到第二年5～6月份，游牧民一般在冬春营地活动。集体化时期，定居游牧盛行，游牧民主要在冬营地定居，接羔等重要生产活动都在冬营地进行。夏秋营地的选择一般在水源好、牧草丰富、地势高、凉爽的地带。由于生态条件严酷，旱灾比较多，集体化以后很长时间牧民还要到外旗县“走敖特尔”。[22]
由于草产量低，北部地区牲畜和蒙古包数量都不如南部的半农半牧区。1935年左右，察哈尔左翼旗每公里游牧线路有3.9个包，东、西苏尼特旗每公里只有0.2～0.5个包。南部的农业扩展也使北部人口增多，牲畜增加。[23]大部分地区牧草产量低质量差，且有过牧化迹象。国境线附近草的质量稍好。局部过牧化主要在于草原未全部开发，因河流少，水资源限制大。[24]塔木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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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是苏尼特右旗的大草场，蒙古语意为“死亡”，因这里水源奇缺，牲畜进入会因无水而死亡。1980年代以后，这里开始打机井，才使这里的草原得以利用。[25]由于缺乏饲草和干草，冬营地限制很明显。常木胜次观察到西苏尼特旗王府附近的马群很瘦弱。[26]当时的蒙疆当局不得不重视打草，加强冬饲。1937年，各盟公署提倡打草；1938年左右，半农半牧区许多地方缺草，市场上有大量的草出售。苏尼特接近半牧区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买草过冬。[27]
苏尼特牧区狼害也格外严重，王府附近的牧民平均每个家庭每年损失牲畜4头左右，有的地方损失达10头左右。狼害多发于冬季和初春，被害的牲畜以仔马为最多，羊、牛和成马依次递减。羊在蒙古包附近，有防护犬防护，受害程度较轻，[28]但苏右旗每年都有上千只羊被狼所害。牧民实际上并没有形成打狼的习惯，他们视狼为天狗，只在迫不得已的条件下才打狼，平常自家附近有狼窝也不去破坏它。1930年代，苏尼特右旗的王爷不得不提倡打狼，甚至宣称用一张狼皮换一支步枪。[29]
（三）察哈尔低山丘陵区
半农半牧区的景观主要是低山与丘陵，东部低山丘陵区的阴坡原为森林，人为破坏后形成灌木丛。其他地区农田与草原相交错，建群草种是克氏针茅。民国时期，有许多羊草草原，有的甚至达5平方公里之多，产量在每公顷6，000～7，000公斤左右。[30]说明草原破坏程度还没有像后期一样。蒙古人尽管受到了农业影响，但仍继续放牧。“长角的牛群在水泉边饮水，泉边的青草也集中，小马跟着大马到处游动，羊非常多。”路旁有耕地，在5月份，由于寒气渐去，汉农民开始春耕。土地在草原之中，只是很少一点，像皮肤上的搔痕一样。汉人村落往往用土围子围着，外边是耕地与草原。[31]民国时期汉移民的尖兵在德化一带，在察哈尔右旗，农牧分界线在土牧尔台一带，蒙古人至今仍有冬、夏营地。尽管农牧分界线至今未变，但农业密度大不一样。据一些一些老人回忆，1950年代，察哈尔右旗到处是草坡，现在大多数是耕地。[32]察哈尔牧场的分割从清末就大规模开始了。太仆寺左翼旗的官方牧场，分布在乌兰诺尔一带，往昔牧场周长620里，1935年左右只有180里；太仆寺右翼旗的官方牧场光绪年间在多伦诺尔以西100里远的地方，民国时期在张家口到什巴尔台之间；商都牧场在张家口北方，以商都县为中心，由于开垦的缘故，牧场界限向察哈尔左翼旗的西北方，即苏尼特旗方向移动。[33]由于较好的草原往往就是最有潜力的耕地，所以，汉人移入后破坏的草原就是最优良的草原。在海皮戛一带，许多蒙古人北迁至此以后，优良草地就被破坏，牲畜寄生虫病也因此而增多，游牧业遭受很大的损失。[34]另外，正白旗、镶黄旗的牧地被侵后，蒙古人和羊群向北迁移，使北部草场的羊密度陡然大增。原本在干地或山地放牧的羊群迁到河川和低湿地带，但这些地区寄生虫病流行，不适合于放羊，许多羊也是感病而死。[35]北移的人群与牧群打乱原地生态环境，引起混乱和衰退。
农牧分界线附近地区游牧民一年游牧移动4～5回，夏季1～2回，冬季3～4回；再稍往南一点的游牧民多少种一些粟，半农半牧，他们长年住在固定房子里，只在夏季携着蒙古包外出游牧，一年只迁移2次，在夏营地、冬营地长期固定居住。各旗的王府也是这样，一年之内在两处地点固定居住。[36]1949年以后，定居程度逐步加强，许多人游牧民习惯甚至改了过来，春夏秋长期固定居住，冬天到冬窝子里简单地用蒙古包或借别人的土房子居住。在察右后旗，一些蒙古人冬天上山安营，住在山沟子里，他们在阳坡居住，阳光好天之时，到阴坡放牧，阴冷天则回阳坡放牧。过了年正月之后，他们便回到夏营地，接羔和种地都在夏营地。[37]半农半牧区村旁的畜群往往无人看管，蒙古包周围的畜群也无人看管，如果地形平坦，不必随群放牧。
从居住形式上分析，这一地区是固定包与移动包相结合的地区，有的地点甚至全是固定包。经营农业的汉人也用固定蒙古包居住，南部的汉人多用土房子加围墙。[38]固定包就是在一般蒙古包的基础上，用牛粪和土成泥，封于蒙古包外围，水干之后，形成固定包。固定蒙古包是草原分割变狭后引起的，是不得不采取的定居游牧办法，固定于一处定居，在适当的时机到周围有草场的地方游牧。在固定包的基础上，形成一定规模的村落。许多人既有固定包也有移动包。在玛贝好多一带，当时的调查人员发现有5个固定包和50个移动包形成几个聚落。一个村落内的人一般都半定居半游牧，半农半牧。游牧分冬营地和夏营地，在冬营地有固定包，夏营地用活动包游牧，全家人在夏天往往都离开有固定包的村落外出游牧，这种习惯甚至到1950年代仍然存在。笔者曾访问过一位当年下乡的老干部，他说当时的牧民可以把肉干和其他物品都放在有固定房子的营地，然后全家外出游牧，重回房子后肉干仍然不坏。由于牧场被农田切割，半游牧区的游牧圈大大缩小，清代以旗为游牧界限的制度被彻底改变。北部牧区尽管游牧压力增加，移动频繁，但旗为单位的游牧范围基本没有改变。[39]分割造成了游牧范围的缩小。在察哈尔南部，1933年马的放牧距离达200里，1935年只有50里。[40]在正白旗、上都旗，游牧家庭一年游牧的距离只有60里左右。冬牧场上不再随意游牧，而是划分到户，各自在分得的草场上饲养自己的牲畜，这种牧场还可以让子孙继承。[41]
半游牧区的牧民因牲畜少，贫困程度加重，贫牧更多出现在半游牧区的南部，因为那里的牧地更少，牧民生活已处于贫困状态。移牧时，富人的车辆很多，穷人的车辆一般在7辆以下。缺乏或没有车辆的下层人，往往需要与上层人搭配，分别为对方提供车辆和劳动力。在半游牧区的南部，甚至存在没有一辆车的贫苦牧民，他们一年只能移动两次，移动时要向富户借车。[42]由于长期的农业压力，许多察哈尔牧民甚至被赶进北部大青山山沟里放牧。l949年以后，旗内实行自由放牧，许多牧民才敢出来放牧，但也一度形成混乱，造成农牧矛盾。汉人又将大量的牲畜赶进牧区，压迫牧民。1953年，正黄旗南部牧民因牧场被垦，要求迁往北部。[43]1953年左右，镶黄镶蓝联合旗曾与四子王旗就七层山牧场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这一牧场以前就因界线不明发生过多次争执。四子王旗的牧民认为七层山牧场长期以来就是四子王旗的，联合旗的牧民则说是联合旗的。生态压力使双方为争一块草场发生纠纷，最后两旗协商解决问题。当时的冲突比1949年以前要缓和。1953年夏天，联合旗的牧民在双方不明地带放牧，四子王旗派人到那里撵过。联合旗的牧民说：“像过去我们早已经跑了。”
最后，双方达成谅解，划定了草场界线。[44]打草问题也形成纠纷。例如，武东县农民到牧区打草，到四子王旗割特种草，引起纠纷，官司打到上级盟政府和省畜牧局。[45]当时四子王旗第五区银矿山乡的枳棘被武东县一、二、四区的农民“任意乱割，从八月十八日开始割，一直把该乡的枳棘大部分割完，具（据）调查，割的面积有二十多里长，二里多宽”。这么多大的面积根本不是个人行为所能为，是汉人团体所为。蒙民看到武东县的乡干部换上一般的农民衣服进行割草。[46]乌盟石拐沟矿区的吉忽伦图嘎查的牧场较窄，南北宽2．5公里，东西长5公里，和碱水渠乡北部交界的汉人牛羊混在一起放牧。蒙汉之间纠纷不断，双方干部最后形成了共同管理委员会，规定双方牲畜倒场的范围。[47]以前，其他旗的牲畜因各种公私关系，可以在四子王旗自由放牧，1949年以后也受限。归绥人孙光斗以前在四子王旗放牧，1953年时“有驼骆100只，其中一半是场驼，常年放场，一半是跑运输用，按季节放牧。有牛九十余条，常年放场。这些牲畜在四子王旗第一努图克第一嘎查邵道一带放牧已经七八年之久，但近来四子王旗第一努图克第嘎查迫今立即迁走”。[48] 
（四）畜群结构与技术
北部典型草原牧区的马群每群大约500～3，000匹。放牧半径10～15公里，牛和羊分别只有7～8公里和5～6公里。马群有2～3名牧夫，白日放牧，晚间归包。[49]西乌珠穆泌旗是盛产马的地方，马甚至多于牛。[50]在西阿巴嘎旗，日本旅行者发现700～800头一群的马群，仔马伴随马群，大嘶小叫，声音不绝于耳。与其他牲畜相比，马对草原的破坏程度高，对草产量要求也高，因马的食量大。[51]锡盟草原产量高，养马盛行，如果草原产量少，游牧范围又逐步缩小，只能养小畜。察盟草原已被分割和破坏，牧民很少养马。[52]在饲草缺乏的冬天，半牧区要对马进行补饲，牧区不补饲，马养得瘦弱。常木胜次在苏尼特旗德王府附近观察到十分瘦的马，肋骨都露出来了。[53]
蒙古马长期供蒙古人自己放牧或清王朝的军队之用。民国时期宋哲元部也从这里买马。日本人对这一地区马匹进行调查，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军马。由于战争和军务需要，乘马颇有市场，服务于农业耕作的倒是不多。1935年，察哈尔80％～90％的马是属于乘用型的，挽用型只占10％～20％。[54]一直到1960年代，中蒙的马大约1／3是供挽力的，其他仍供骑乘之用。中蒙的马直到近代也少有混血，一点外血主要是来自北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布里亚特蒙古人和一些俄国人将布里亚特马、奥尔洛夫马、皮秋克马、后贝加尔马引入乌珠穆沁地区，影响不大。本地品种有很长的历史，最出名的是察哈尔的上都河马和锡盟的乌珠穆沁马。上都河马可以追溯到元代，蒙古部落在那里驯化出优良的马种。这里的马在清代一直上供王室，王室也将好的外血马，如伊犁马放留于此。外血马与当地马配种，一些马种愈来愈好。[55]乌珠穆沁马又称山后马，是蒙古人喜欢的骑乘马。其特长在于速度快。赛马会上，一个少年驰骋100里只用了30分钟。牧人所乘的骟马，并没有什么特殊饲养，常常削瘦。当瘦到不可骑乘时，牧人就把它投入马群中，再从马群中另选别马。由于经营不善，牝马的座胎率大约为70％，育成率为60～70％，母马流产的很多。1岁驹的死亡率也高达20％。由于无兽医，接生、去势也不讲究，传染病流行。由于雨雪之期常饮不洁净水，马的寄生虫病也很严重。冬春时节，多有毙死的。[56]在东乌旗，马的年增长率只有3．4％。[57]
牛除了肉食和出售之外，主要是供乳之用。蒙古牛的泌乳量很少，1头牛1天只能提供1升多一点，只有6个月的泌乳期。牧民收集牛奶，除了食用外，还要制成奶产品过冬。普通牧户l年需要15头母牛提供牛乳。[58]愈往东北，草产量愈高，养牛的程度和单个牛的体重越大。乌珠穆沁旗北部牛最重，每头达250～260斤；阿巴嘎旗较轻，每头240～250斤；察哈尔左右八旗又次之，每头有220斤左右；苏尼特旗最小，每头只有180～200斤。蒙古牛耐性好、耐粗饲、挽曳力强，卖到内地后两头牛可拉一犁，不像马那样只供骑乘。在张家口，每年都有大量的牛运往内地销售。蒙古牧民养牛从几十头到上百头不等，每群20～30头。牛的群性差，20～30头就需要1名牧丁看护。绥远半牧区的定点调查表明，牛群偏于年轻：牝，30％；牡，2％；阉，25％；犊，43％。[59]牧区部分地点的调查表明，牛群偏老：牝，32．6％；牡，2．2％；阉，43．4％；犊，21．8％。半牧区牛犊比重明显增加，因半牧区接近内地，牛易于出售，故其更新速度快于牧区。在繁殖和育种方面，游牧民几乎毫无科学观念，只凭长期的祖传方法。交配期无人为之隔离，老幼混杂，近亲繁殖严重，优良种质难以形成。种牡与牝牛的比例一般为1：20，种牡在3～8龄期间存留，过期即卖掉。不用作种牛的，3～4龄时去势变成阉牛。与马相比，牛在冬天的吃草能力更差。当积雪厚时，牛不像马那样有刨雪能力，难以在野外吃到草，要用干草补饲。半牧区的补饲程度更强，农作时尽管有青草可吃，也要喂些大豆、玉米粉和高梁之类的精料。牛群一般在蒙古包附近活动，白天放牧，夜晚归回。牧民在圈牛的地方四围挖沟防止逸失。对于母牛，用木栅圈起来，木栅用树枝编成，高1米，长3米。半牧区的饲养技术相对先进，居民点附近有人建土墙圈牛。[60]
羊是牧民最重要的动物，也是他们主要的衣食之源。1935年左右，1个普通牧人家庭1年消耗20～24头羊，其中10～12头羊出售换钱，10～12头直接食用。下层牧民，一年只消费6～7头羊。中蒙羊的体型比与东部小，特别比热河羊要小一些。羊群中成羊与仔羊的比例大约为100：45．8。[61]半游牧区的羊群一般不超过100头，羊群离村放牧于一些山坡地和丘陵地。丘陵地带适合山羊放牧，半游牧区山羊比重达20％～30％，有的地方甚至达到50％以上。牧区山羊只占3％～5％，规模也较大，一般有300～500头，1，000头左右的羊群也有，繁殖率可以达到60％左右。平常年份的增长率远高于其他牲畜。但羊群在灾害的情况下也最易死亡。中蒙的降雪不多，平年只有2～3寸，羊群可以挤在一起取暖御寒，若降雪量达到1～2尺高，就会发生死亡。1935年大雪灾，羊群死亡率高达60％～70％。羊的传染病几乎每隔3～4年就暴发一次，每次暴发都会引起大量的死亡。病胃虫和疥癣类疾病，下雨的时候特别流行。绵羊比山羊更易感病，还会在春天因“跑青”而死亡。青草萌发时候，远望似乎是一片绿草，近看却是刚萌发的草。因判断不清，羊会奔跑不停，以至跑得多却没有吃到什么东西，引起抵抗力下降而病死。[62]
羊的技术管理较差。牧区圈羊用羊栅，锡林郭勒盟的羊栅用木板做成，牧人归包后即放羊入栅，一个牧童可以放牧500～600头羊，[63]羊栅外有护羊犬看护。牧民放羊时手拿6米长的放牧杆，蒙古语称“奥鲁嘎”，骑在马上，围着羊群转。饮水时将羊赶到河边、湖边饮畜，牧人最劳苦之事是井边饮畜，需要用羊皮做的水袋从井里打水，倒在长方形水槽里饮畜。[64]畜舍一般用柳条编成圈，羊粪和泥土糊于其上，形成相对固定的土壁。在苏尼特王府附近，也有像土房子一样的土墙畜舍，用于存放仔畜。在半农半牧区，汉式圈养技术已经普及。与圈养相比，纯游牧仍有一些相对的优点：流转放牧可以使家畜的一些皮肤污垢自然地除去，饮用较为清洁的流动水，牲畜的蹄子由于不断地磨擦地面，可以不必特意削蹄。而圈养则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纯牧区的牧人对羊的照料程度低，甚至根本不加特殊照顾。严寒时，牧人把刚生下来的羔羊放到蒙古包内或特定的羊舍内，5～10天以后就将其野放，1个月后母仔分离。[65]牧民最累的是抓羔，从上一年的11月一直忙到第2年的2～3月，3月份是蒙古人最忙的月份。抓羔技术很粗放，妊羊临产时并没有什么特殊措施，产羔的羊与大群一起放牧，牧人拿一个袋子，放牧时带在身上，随时作接羔之用。[66]采毛是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初春采的毛称抓毛，4月上旬到4月下旬取的是细毛；6月份左右，羊开始退毛，牧民采脱毛；牧民用剪刀剪羊毛，一般在5月上旬或9月。在东、西苏尼特旗南部地区，1年之中一般只在6月份实施l回剪毛，布里亚特蒙古人也是这样。在东、西阿巴哈那尔旗，6月进行1次剪毛，9月份再进行1次剪毛，东、西乌珠穆沁旗北部只在6月份采一次脱毛，察哈尔4月份抓毛，6月份剪毛。[67]1人1天可抓30头羊的毛。抓毛后剩下的毛较硬，羊毛质量较差，一段时期后，要用剪刀剪。一人一天可剪30多头羊。剪毛一般都做成毡子，[68]主要用于做蒙古帐篷。穷人的帐篷不能常换，毡子退色。富裕人家常换毡子，蒙古包白色不退。蒙古语中富裕家庭之意即“白色的家”。[69]
畜群的管理仍是传统的一套，没有改变。满铁调查员认为当时的蒙古人根本未受多大的外部影响，各阶级都无改革的倾向，习惯守旧。[70]一些技术人员提出牧地区划、定居、造林、供给薪炭、建立兽医制度等措施，但都无法推广。[71]技术不改进还与市场环境有关。蒙古人的粮食和生活用品大量依赖汉商提供。抗战时期交通阻塞，许多蒙民得不到供应，汉商供此取利，甚至有一块砖茶换取一头牛、一合火柴换取一头绵羊的不平等交易现象，致使畜牧业受到严重打击。[72]由于没有牲畜统计数字，无法对古代的牲畜数量做出数量的估计，但大量史料说明了畜牧业的下降。半游牧区草场减少，生态破坏和畜群下降都是自然而然的。牧区的生态变化是冬、夏营地的合理分割被打破引起的。冬营地得不到合理地保护，面积减小质量下降，必然引起牲畜下降，加上夏营地移动距离减少，畜群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半游牧区尽管实行棚圈饲养，但由于技术落后，卫生条件反而不如自然放牧时那样洁净，牧畜染病机率增加。生态的变化会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生产衰退。1949年以后，畜牧业技术有所提高，但生态压力和游牧圈缩小一直未停止。集体化时期又有几次农业扩张，半游牧区的草原进一步被开垦，游牧圈不停地缩小。1980年以后草畜承包，完全定居放牧，游牧消失，草场更加快速退化。

注释：

[1]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358～362页。
[2]满铁调查部：《蒙古北部ニ於ケル牲畜业》，昭和十四年，第4页、第24～27页。
[3]“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68～73页、第125页。
[4]满铁经济调查会：《蒙古资料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3编，第3卷，昭和八年，第125～126页。
[5]满铁调查会：《察哈尔省锡林郭勒一般经济事情》，昭和十年，第50～52页。
[6]中国科学院内蒙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畜牧业》，1977年，科学出版社，第52页。
[7]满铁调查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昭和十五年，第38～42页、第136页。
[8]麻国庆：《人文因素与草原生态——内蒙锡盟白音锡勒牧场研究》，载潘乃谷、周星主编：《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50页。
[9]《绥蒙辑要》，民国二十五年，生活民俗。
[10]“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25页、第224～227页。
[11]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资源调查报告书》，农业编，昭和十年，第39页。
[12]满铁调查会：《察哈尔省锡林郭勒一般经济事情》，昭和十年，第50页。
[13]“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45～146页。
[14]David Sneath, Mobility, Technology, and Decollectivization of Pastoralism in Mongolia. In Stephen Kotkin and Bruce A. Elleman（ed）, Mongol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dlocked cosmopolitan. M.E. Sharpe, Inc.1999.230.
[15]满铁调查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昭和十五年，第38～49页。
[16]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资源调查报告书》，农业编，昭和十年，第40页。
[17]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昭和十五年，第31～45页。
[18]常木胜次：《内蒙古の一年间》，日本出版社刊，昭和十七年，第26页、第30页、第55页。
[19]东亚研究所：《内蒙古の农牧业（中间报告）——内蒙古の一般调查の一部》，昭和十六年，第2～3页。
[20]王建革：《牧区采访日记》，2003年11月25日，访蒙古老牧人道尔吉。
[21]仓田宪一、森三郎：《满洲国外蒙古旅行报告》，载《蒙古踏查报告集》，哈尔滨学院，昭和十三年，第162页。
[22]巴雅尔主编：《苏尼特右旗志》，2002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第847页。
[23]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40～45页。
[24]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杏资料》，昭和十二年，第227～228页。
[25]巴雅尔主编：《苏尼特右旗志》，2002年8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第76页。
[26]常木胜次：《内蒙古の一年间》，日本出版社刊，昭和十七年，第27页。
[27]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第23-25页。
[28]“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97～198页。
[29]巴雅尔主编：《苏尼特右旗志》，2002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第134页。
[30]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昭和十五年，第2～48页。
[31]常木胜次：《内蒙古の一年间》，日本出版社刊，昭和十七年，第14页、第17页。
[32]王建革：《牧区采访日记》，2003年11月27日，访察哈尔右翼后旗的老人。
[33]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资源调查报告书（农业编）》，昭和十年，第36～38页。
[34]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227～228页。
[35]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101～119页。
[36]“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63～165页。
[37]王建革：《牧区采访日记》，2003年11月27日，访察右后旗的老人。
[38]常木胜次：《内蒙古の一年间》，日本出版社刊，昭和十七年，第22页。
[39]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358～362页、第294页。
[40]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40～45页。
[41]东亚研究所：《内蒙古の农牧业（中间报告）——内蒙古の一般调查の一部》，昭和十六年，第9～11页。
[42]“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64～165页、第226页。
[43]绥远省人民政府：《关于重申保护牧场指示》，l953年7月27日，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2-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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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百家争鸣教学故事

4]绥远省厢蓝厢红联合旗人民政府：《联合旗与四子王旗牧场问题之解决情况报告》，1953年11月17日，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2-2-121。
[45]绥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畜牧局：《为覆武东县农民到四子王旗割枳棘问题已解决由》，1953年11月11日，乌兰察布盟档馆，32-2-121。
[46]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人民政府：《为报告五区所属银矿山乡枳棘被武东县农民任意乱割由》，1953年9月17日，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2-2-121。
[47]乌兰察布盟石拐沟矿区人民政府：《吉忽伦图嘎查牧业生产发展情况的检查及今后工作打算的报告》，1953年7月22日，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7-7-177。
[48]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为征求关于归绥市回民孙光斗在你盟四子王旗放牧牲畜的意见希见覆由》，1953年10月9日，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2-2-121。
[49]满铁调查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昭和十五年，第39～40页。
[50]满铁经济调查会：《蒙古资料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3编，第3卷，昭和八年，第156～159页。
[51]半田青春：《蒙古踏查报告集》，哈尔滨学院，昭和十三年，第176页。
[52]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第17～38页。
[53]常木胜次：《内蒙古の一年间》，日本出版社刊，昭和十七年，第27～28页。
[54]满铁调杏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246～255页。
[55]中国科学院内蒙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畜牧业》，1977年，科学出版社，第157～167页。
[56]满铁经济调查会：《蒙古资源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3编第3卷，昭和八年，第156～167，323页。
[57]村田熊三：《东乌珠穆沁地方调查报告》，大正十四年，第98页。
[58]“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97页，第120页。
[59]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65～66页，第255～256页。
[60]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ニ於ケル畜牛及马匹ニ关スル调查报告》，昭和四年，第26～29页。
[61]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101～119页。
[62]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第37～40页。
[63]半田青春：《蒙古踏查报告集》，哈尔滨学院，昭和十三年，第169～171页。
[64]满铁调查会：《察哈尔省锡林郭勒一般经济事情》，昭和十年，第50～54页。
[65]“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26～136页。
[66]后藤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第180181页。
[67]“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l35136页。
[68]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第30-36页。
[69]后藤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第175～176页。
[70]满铁经济调查会：《蒙古资源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3编，第3卷，昭和八年，第227页。
[71]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65～66页。
[72]赵松乔等：《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配置问题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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