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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09,大清龙旗在南海:大清将亡,其行也壮——清政府南海维权记
前言
鹤龄
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声中,清政府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宣告灭亡了。没落的清政府,积贫积弱,给国家、民族、人民带来了太多的悲伤和屈辱,使得今天的我们回忆起那段历史来,尤感悲愤不已。然而,一篇《大清龙旗在南海》的帖子,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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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中划出的一道流星,使我看到了行将就木的清政府的一个闪光点!
就在它行将就木前的1909年,却干出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收回了已被日本占领的东沙岛主权,并迅速派员赴西沙宣示主权,从而将一个完整的南海移交给了后继的民国政府。
今日,面对南海被“列弱”瓜分的局面,一读此章,不禁万感交集,对清政府以及参与此举的外交部官员、地方官员和许多爱国人士倍生敬意。故将此篇改题为《大清将亡,其行也壮——清政府南海维权记》转贴,希望与大家共飨此美文而皆知南海主权得来之不易。若能使今日之肉食者见之而效仿之,则幸甚矣!
1909,大清龙旗在南海
[澳大利亚]雪珥(《国家历史》特约)
1909年,南海东沙岛被日本人强占,激发了大清上下捍卫主权的热情。清政府不顾自身嬴弱,毅然宣示主权,维护领土的完整。李准,也因缘际会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南海各岛宣示主权的海军将领。
“今天下一海军争竞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环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束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
——【清】姚锡光《筹海军刍议》
南沙群岛告急!
1933年4月,中国军队正在长城各口奋勇抗击从东北汹涌而来的装备精良的日军,长城告急!平津告急!华北告急!
此时,遥远的南海也传来警报:法国人出兵,侵占了南沙九岛!而早在两年前,当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步步鲸吞我东北领土之时,法国人就以越南宗主国的身份,对中国在西沙群岛的主权提出质疑。
一边要对付胃口越来越大的日本人,一边要对付南方不断起兵的内部造反势力,在内忧外患中疲于应对的国民政府,并没有示弱,向法国发出了严正的抗议。在这股热潮中,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走进了天津《大公报》报社,向记者详细地介绍了他当年率领大清海军舰队巡航西沙、宣示主权的故事。
这位老人名叫李准,四川邻水县人,晚清广东水师提督、民国政府的直威将军,中国第一位在南海各岛宣示主权的海军将领。尽管李准的回忆所涉及的岛屿,并非就是法国人正在强占的,但依然极大地鼓舞了正处身于“最危险的时候”的全国军民。
故事要从东沙岛的鸟粪开始述说……
东沙鸟粪引来日本人
东沙岛,一个面积只有1.8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每年在此经营的中国渔船,不下数百艘。这片海域,数百年来一直都是广东、福建沿海渔民的淘金宝库,来此捕鱼的大清渔民中,许多都发了财。
这里的出产太丰盛了,据广东香山县渔民梁盛向清政府出具的证词,渔民们一般每年要来此三次,主要是捕鱼,在岛上进行腌制,也捕玳瑁,在岛上去鳞晒干。每次能收入2万元左右,沿海一带普遍有“要发财、趁东沙”的说法。
渔民们在岛上建了一座海神庙,还安葬了数百位同胞,并为这些孤魂们建起了一座祠堂,名为“兄弟所”。
在西方人的记载中,东沙岛名为“普拉塔斯”(Pratas Island),因为1866年有位名叫Pratas的英国人在此避风。在西方的海图中,东沙岛明确标注是广东之岛屿。
捕鱼致富的大清渔民们,并没有注意到东沙的另一个富饶资源:鸟粪。千百年累计下来的鸟粪,已经形成了富含磷质的砂矿资源,是绝好的天然肥料,在欧美广受欢迎。根据当时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东沙岛上的磷质矿砂居然厚达15-20英尺。
这个巨大的鸟粪金矿,无意间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日本商人西泽吉次,1901年因商船遇风暴偏离航道,飘到了这里,发现了岛上磷质矿砂。次年,他率船前来大量挖掘,运到台湾贩卖。这是他从东沙岛攫取的第一桶金。
西泽吉次决心大规模开发东沙岛。日俄战争结束后,1907年夏,西泽带领120名工人登上东沙岛。他在东沙岛的南端,用废木料建了一个码头,并修建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小铁路,还通上了电话、水管,建立了淡水厂,盖起了日式办公室和宿舍。他将这块“无主荒地”命名为“西泽岛”,升起了日本国旗,竖起了日本的主权木碑。
在西泽留下的文献中,详细记录了开发东沙岛的筚路蓝缕,但他故意略去未说的是:在这块“无主荒地”上作业的中国渔民,被他用暴力强行驱赶,不服从的中国渔民,甚至连渔船都被捣毁。岛上的海神庙、兄弟所等也被尽行拆毁,而数百座中国人的坟墓均被掘开,西泽将骸骨尽行烧化,扔入大海。
这一年冬天,日本军舰也前来助威,护送商船“二辰丸”号,满载日本移民和军火,计划在东沙长期据守。
英国人的警报
大清的反应是相当敏锐和迅速的。两江总督端方首先得到消息,他在1907年9月底迅速向外务部报告了该情况,并明确指出:“凡闽粤人之老于航海者及深明舆地学者,皆知道该岛为我属地。”
同时,端方也将情报电告两广总督张人骏,并强调此岛“确是中国之地, 不可置之不问”。
外务部立即致电张人骏,请他火速查清。但张人骏发现,根据外务部所提供的经纬度,“该处汪洋一片并无岛屿”,而且离广东十分遥远,很难声明是广东的辖地,最为关键的是,广东还没有可以远洋航行的舰船。他请求外务部协调南洋舰队派舰前往调查。
查清该岛的位置是当务之急,但中国的文献记载,对海域十分粗阔。一年后(1908年),端方才从日本驻宁波领事的口中,套出了具体的经纬度,而此前所查的地点居然与此相差了6度纬度!
此时,怪事发生了:英国人开始插手。
1908年9月18日,两广总督张人骏急电外务部,英国驻广州领事提出要在东沙岛上设立灯塔。领事提出,英政府此前曾建议在该岛建立灯塔,便利航运,但因为“不能决断该岛应属何国,应由何人设灯遂作罢议。”
张人骏认为,英国领事的这份公函,“似系意有尝试”,因此他建议外务部立即向英国和日本两国声明中国对该岛的主权,同时请两江总督端方“派员前往探明,酌立标志,以杜外人觊觎。”一周后,端方则对此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解读。他认为,英国人是以“拟设灯塔为词”,“明知该岛为日人占据,见中国并未诘问,故为此旁敲侧击之词,暗为提醒,催我布置,详加筹度。”
端方认为,该岛属于中国“虽无旧籍可证”,但在英国官方公布的海图中明确此岛属于中国,建议外务部照会英、日两国,声明主权。
1909年春节一过,南洋海军副将吴敬荣率“飞鹰舰”远航东沙,确认了东沙岛已被日本人强占,并拍摄了照片作为证据。
张人骏随即将有关东沙岛的各种文献,包括英、法海军的相关海图,连同“飞鹰舰”拍回的照片,急送北京外务部。在公文中,张人骏指出:“若不设法争回,则各国必援均沾之例,争思攘占,所关非细”,希望外务部“迅与日使交涉,饬将该国商民一律撤回,由我派员收管,另筹布置,以申主权。”
在全副武装的广海舰护卫下,鲜艳的黄龙旗终于在东沙岛上空冉冉升起。广海舰鸣放21响礼炮,向大清国旗致敬。
交涉
在获取了大量的证据后,外务部指令,有关东沙岛的中日谈判,由两广总督张人骏负责,与日本驻广州领事接洽解决。
1909年3月17日,张人骏照会日本驻广州领事赖川浅之进,正式要求日本方面敦促日商从东沙岛上撤离。但日本领事说对此事毫不知情,必须电询日本外务省。3月21日,日本外务省指示赖川领事,日本从未对东沙岛主张过主权,现在也没有占领的意图,但东沙岛确是“无主荒地”,中国方面如果主张主权,则应提供“地方志书及该岛应归何官何营管辖确据”。
张人骏对此恼火不已,他辩驳说西泽将岛上中国人的海神庙等拆毁,就是在想方设法毁灭证据,但即使如此,遗迹还是清晰可辨,“该岛属于粤境,此为最确证据,岂能为无主荒境?”但日本领事坚持索要志书等。
虽然中国的志书“只详陆地之事,而海中各岛素多疏略”,但在端方的协助下,张人骏还是找到了大量证据。
3月29日,赖川领事再次会晤张人骏。在检视了张人骏收集的有关证据后,赖川表示,日本政府可以承认中国在东沙岛的主权,但希望中国对日本商人的投资进行补偿,否则日本政府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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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坚持该岛是“无主荒地”的主张。张人骏则质问他,西泽给中国渔民造成巨大损失,那又该如何赔偿。
几轮交涉后,4月中旬,日本驻北京公使代表日本政府,正式照会大清外务部,对张人骏与赖川的交涉“甚以为然”,但表示,“西泽到该岛创始营业,全系善意,此事结局,纵定位中国领地,而对该商平善事业,应加相当之保护”。
随后,赖川提出,西泽已为开发东沙岛花费高达51万日金,希望中国政府继续同意他在岛上开采磷质矿沙,期限30年。张人骏对此严加拒绝,他要求:必须将东沙岛归还中国,西泽已经建立的设备,可以经两国估价后由中国政府收购,但同时,西泽必须赔偿损毁岛上华人庙宇和驱逐华人渔民的损失,同时加倍补缴已经开采的岛产、海产的税收。
张人骏同时派遣“飞鹰舰”协同一艘海关巡逻艇,再度远航东沙取证,收集了渔民们被西泽欺凌的大量证词,还顺道巡视了西沙群岛。张人骏在提交给北京的报告中,提出东沙、西沙“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 为南洋第一重门户, 若任其荒而不治, 非惟地利之弃, 甚为可惜, 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
这次巡视也引起了西方的普遍关注。美国《基督教箴言报》报道说,大清特遣舰队的“吴司令”(吴敬荣)建议朝廷向所有可居住的南海岛屿尽快移民;《洛杉矶时报》甚至还罕见地为官阶并不很高的吴敬荣刊发了画像。
张人骏并没有放松收集更多证据的努力。5月22日,他电询外务部,提出在1882-1883年期间,各国公使曾经联名发文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Hart)及总理衙门,请求在东沙岛设立灯塔,而海关的文件档案已被义和团烧毁,请外务部在外交档案中查找。外务部查找了两周,也无所得,却发现了早在1868年,海关总税务司就曾下文要求在沿海各险要处设立灯塔,其中,东沙岛灯塔必须在1874年完成。这一重要文件的中英文原稿,均被立即抄送张人骏。
在中国强硬的立场和有力的证据面前,日本人逐渐退让,并最终在6月份基本达成意向。张人骏随即派遣洋务处道员魏瀚,与日本领事馆代表一起,于1909年7月17日前往东沙岛评估。结果发现,西泽的投资实际只值30万日元左右。
镇守东沙
东沙岛事件,也成为广东民意的焦点。
1909年3 月,惠州代表周孔博到达省城广州,与广东自治会绅商联合起来,集议此事。3 月22 日,李兆书代表粤省绅商,上书摄政王载沣,要求中央立即照会日使,收回国土。3 月31 日,广东绅商集会公议,认为东沙岛关系国家海权与国计民生,应行力争,并决定采取三个步骤来解决东沙岛之事,一是迅速将此事布告中外,以争得公正舆论支持;二是禀文政府,要求政府“切实保护我国渔业并该岛财产”;三是力争到底,即使政府放弃,“竭尽我国民之能力以挽救之”。随后,绅商学各界千余人,在府学宫内再次集会示威。
同时有人提出,前福建同安县陈伦炯所著的《海国闻见录》曾记有东沙岛,与当下政府所查东沙岛之情形大同小异。两江境内的绅士,也上书端方,积极提供历史资料线索。
1909年,大清正迎来庶民参政的高潮。全国上下,一年多前发起的抵制日货热潮刚刚平静下去,东沙岛事件,立即成为民意焦点。5月2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北京政府如果再不旗帜鲜明地宣示主权,则将被民众看作胆小无能的又一证据。”而此时,因日本方面强行改筑安奉铁路,中日两国在东北的关系开始紧张,东北和华北均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新浪潮,日本人也只能在东沙问题上放手,以避免两线“作战”。
几番唇枪舌剑后,中日双方终于在1909年10月11日签订了东沙问题条约,明确东沙群岛为中国固有领土,日本人立即撤出;中国以广东毫银16万元收购岛上已建设施,同时,日本人补缴各项税款及损坏庙产等的赔偿合计广东毫银3万元。
11月19日,在东沙岛举行了庄严的交接仪式。在全副武装的广海舰护卫下,鲜艳的黄龙旗终于在东沙岛上空冉冉升起。广海舰鸣放21响礼炮,向大清国旗致敬。这是大清国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了自己的领土。
当月,英国人再度示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Jordan)亲赴外务部,建议中国在东沙岛上设立无线电台,与香港的天文台互通信息,以便准确预报这一海区的风浪。甚至“体贴”地说明,这一举措开支不大,不过4000两左右,却可以同时宣示“该岛为中国领土”。外务部立即批转邮传部研究办理。
西沙:先下手为强
在办理东沙岛交涉的过程中,保卫南海主权成了广东上下的共识。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得悉榆林港西边200多海里处,还有个群岛,西方人都叫它Parcels(即西沙群岛),他认为应当立即前往考察,并宣示主权,以免重蹈东沙岛被人当作“无主荒地”强占的覆辙。他的计划得到张人骏的大力支持。
李准手上并没有大型军舰,他决心由琛航、伏波两舰组成舰队迅速前往。这两艘军舰都是福建船政所自行建造的木壳军舰,不仅船龄老,马力小,而且在1884年的马尾海战中,均被法国舰队击沉,后来打捞修复,属于“废物”利用。广东水师左翼分统林国祥建议说,这两条军舰实在太老,如今要巡行数百海里,一旦有大风大浪,太危险了,最好还是另调大舰。但李准认为时不我待,决意立即成行。
李准与林国祥两人,亲自对这两艘军舰进行了严格检查和修理,林国祥甚至将每一节锚链都仔细敲打,如不够结实立即加固。
数百担大米、各色罐头、汽水被搬运上船,细心的李准还准备了种羊、种猪和种鸡,以及各色稻粱麦豆种子,以备在西沙各岛上放养种植。
一支多达170多人的考察队伍建立了起来:除了两艘军舰的官兵和李准的卫队排之外,还有当地官员、商人、测绘员、化验员、工程师、医生、各种工人等。此时正值渔船休渔期,100多名小工均从三亚一带募集,一是解决就业,二是依靠渔民带路。
舰队由林国祥统一指挥,林亲任琛航号管带(舰长),李准则乘坐由吴敬荣担任管带的伏波号。1909年5月19日(农历四月初一),大清舰队正式出航。
巡视西沙
从李准留下来的回忆录看,此次西沙宣示主权,整个过程充满了兴奋和激动。
舰队在榆林港停留了几天,5月29日(农历四月十一)下午四点,再度起锚南下。这天晚上,林国祥和吴敬荣两位舰长都紧张得无法入睡,因为根据计算,本应能抵达最近的岛屿,但因为两艘老式军舰马力太小,被洋流带偏了航道,而进入了暗礁区,稍不留神就会出大问题。两艘军舰连桅杆上也放了了望哨,随时观测。
直到次日中午11点20分,舰队才停靠上最近的岛屿。李准率人乘平底船登陆,当他登上近岸大石后,发现那石头居然会移动,原来是海里的大蛤。李准发现,此岛的椰树上及珊瑚石上,有不少1880年代的德文刻划,显然,德国人曾经在此进行了考察。
李准将此岛命名为伏波岛,指挥军人和工人,在珊瑚石上刻下了“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的字样。后世研究者所引用的西沙考察时间,大多源自于此,但实际上,此时间是不准确的。根据张人骏与外务部的电报往来,李准不可能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来到西沙,而且,李准发表于《大公报》的回忆录,明确说是因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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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岛的交涉中,受到刺激和启发,才想到尽快在西沙宣示主权。据此推测,可能是李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有误,或记者记录有误。
李准在伏波岛上命令木匠们伐木建屋,在屋侧树了一根5丈高的白色桅杆,在桅杆上高悬黄龙旗,“此地从此即为中国之领土矣”。
次日,李准下令将所带的种羊等留在岛上几对,随后便离开了伏波岛,相继登陆其它十三个岛,逐一命名,勒石树碑、升起国旗。
李准对西沙诸岛的命名,相当随意,除了甘泉岛(因岛上掘出水井,水质甘甜)和珊瑚岛以地貌特征得名之外,其余十二个岛,或以军舰名称命名或以随行诸人的籍贯命名。
这些官职并不显赫、而且多为候补的官员们,因缘际会地在大好河山中为自己的家乡留下了大名,也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
李准返航后,张人骏欣喜若狂,立即将随行测绘员所画的海图,飞章呈交陆军部和军机处,而李准所收集的各种珍奇,开始巡回展览。
6月14日,张人骏再度致电军机处、外务部,请两衙门代为上奏摄政王,请求调派更为大型的新式军舰前来广东听令,再往西沙巡视3个月。
收回东沙、宣示西沙后,大清政府相继成立了“筹办西沙岛事务处”和“管理东沙岛委员”,对南海岛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开发。但国人对这些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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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的资源并不具备开采能力,加上自然环境恶劣,不少商人们都大打退堂鼓,开发相当不顺。如东沙岛的开发,最后不得不由商办收归国营,由财政拨款维持,而主事者也不得不前往日本,向被逐出东沙岛的西泽吉次讨教开发方略。
更具荒诞意义的是,当1933年法国政府强占南海九岛后,在中国政府抗议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向法国提出了抗议。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日本最后以武力将南海诸岛统统纳入了自己的范围,而正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百姓,只好从报章上刊登的回忆录中,去回味1909年大清帝国不顾自身羸弱,却有勇气、胆略和智慧亮剑南海的如烟往事……
转自乌有之乡2011年7月2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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