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历史-清代前期沿海运输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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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前期沿海运输业的兴盛

“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从此航海舟人，互相讲究，凡夫造舟之法，操舟之技，器用之备，山嶕沙水，趋避顺逆之方，莫不渐推渐准，愈熟愈精。是以数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岁止两次，近则一年行运四回。”这是嘉道时，一位自幼从事航海经营，常年往返于南北洋各港口海商的记述。[1]其他诸如：“舳舻尾衔”、“帆樯鳞集”等形容沿海口岸繁荣景象的词句，不绝于书。这一切莫不与沿海运输业的发展有重要关系。
在清代中国漫长的海岸沿线，有大大小小百余处商船出入停泊的港口。如奉天有锦州、牛庄、盖州、岫岩、金州所属口岸，其中锦州和牛庄所属的口岸比较大。嘉庆时期，一年进口商船分别为1365只和728只。[2]直隶有天津、宁河、乐亭三海口。“宁河、乐亭二口，止系本省沿海渔捕船只，间带有红糖、粮食等物进口。只有天津海口一处为海船往来贸易之所，货物较多。”[3]山东沿海大小“海口四十一处”[4]，“各海口皆有商船往来。惟闽广、江浙之船在莱阳、胶州进口为多。天津卫船则在昌邑进口。关东之船则在蓬莱进口。”[5]江苏江海关辖“海口大小九处，坐落苏州、松江、太仓、常州、镇江、扬州、通州、淮安、海州所属沿海州县，一切商贩船只出入均由”各口。[6]江海关设立之初规定：闽广鸟船收泊上海口，江南沙船收泊刘河口。至乾隆四、五年间，江南沙船不遵旧制，越收上海，只有赣榆县船仍收泊刘河口。[7]浙江省较大海口有宁波、乍浦、温州等处。“乍浦为各洋要口，往来商贾颇多。”[8]福建省有大小海口33处，闽海关征税口岸17处。[9]广东沿海税口有五十余处，为各省海口数量之冠。其中广州、佛山、江门，澄海等口岸较大。[10]
港口与港口之间形成多条海上航路，海上往来，进出港口的运输船只，清代前期大约有1.4万余只（详见后述），从事运输业的人员大约有31.5万余人（详见后述），可见沿海运输的规模之大超过以往。各港口为商船停泊提供了场所，同时也为运输业提供了各种服务设施，从而为沿海运输业的蓬勃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
本文准备对清代前期民间沿海运输工具、运输经营方式、为运输业服务的各种设施，以及运输的商品等前人研究较少的课题，进行考察。

一、运输工具

清代前期沿海运输工具是木制帆船。由于各沿海水域航道不同，所以各地的海船也不一样。
奉天船，有“燕飞”、“瓜篓”、“红头”、“改橇”等名称。燕飞和瓜篓船只在奉天沿海水域航运，大船载运量“二三百石”。红头船航行于天津、山东，“大者载量三百余石”。改橇船往来于奉天与天津之间，“大者载量三四百石”。[11]由于清政府规定： 奉天船“以三丈二尺为限，止准安用单桅，不盖蒙板。”[12]可知奉天船体积小，载量轻，航行的海域也很有限。尽管嘉庆二十三年清政府解除了对造船的限制。[13]但从以上民国时期的记载看，奉天船的载运量也不算大。还由于清代前期承运奉天商品运输的多是外省船，所以估计奉天船的数量不会太多，大概比天津和山东船数量少。
天津船，“船小桅细，只可内洋往来”[14]，与“专行北洋，身长腹阔，头尾不高，樯短无棚，旁无粉饰”的卫船差不多。[15]这种船的载运量“自千余石至四五百石”不等。[16]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一只天津商船遇风漂至韩国茂长地方。该船长十丈，宽一丈六尺，建三桅，专门往来于天津与福建同安之间。[17]这是大型商船，与北洋船不同，可能类似福建鸟船。一般来说，天津船只在北洋水域航运，上述大商船可达福建是例外。天津船的数量，据乾隆五十年记载，“天津航海商船，领照赴奉者，八百余只”。[18]“嘉庆九年，商船造有三百六十七号。”[19]
山东船，亦称东船、卫船、登船等。乾隆五十六年，一只由山东福山开往奉天金州的船，船照由福山县发给，说明是山东船。该船长十五把，宽四把。船上有板屋九间，每间长宽各半把，上下铺板。其仓内盛满装有粮食的布袋，据检查的官员说：“数三日内，势不能点阅。”由于不知把的长度，不能估算船的大小。据松浦章研究，山东船航行范围“以东北沿海地区为中心”，向南到“长江口一带。”说明山东船与天津船差不多，只在北洋水域航行，估计山东船的大小与天津船相似。山东船的数量，奉天锦州东海口主要停泊天津船和山东船，乾嘉时“每岁进口船约千余艘”。[20]若按1000只估算，前述嘉庆时天津船有360只，山东船为640只。
江南船，也称沙船，大约是由于“其船底平阔，沙面可行可泊，稍搁无碍”[21]而得名。沙船“专行北洋，身长仓深，头狭腹阔，无桨橹之具，利于扬帆，艄形方俗呼‘方艄’。”[22]这种船依靠风帆行驶，若从江南赴天津，春季东南风多，“约二十日”可达；秋季北风多南风少，北风时，船自北返棹，也是二十余日。冬季西北风，自北返棹需半个月。[23]沙船载运量，“大体有载3000石、1500石、百石、五、六百石等级。”[24]有的文献记载：“大号沙船长十丈，容关斛一千五百石。”[25]这种沙船与前述天津大型商船差不多，也类似福建鸟船的载量。虽然乾隆中期以后有造大船的趋势，但也并非无限量的增大。就大多数船来说，沙船一般不会大于鸟船，“闽省鸟船大于沙船一倍，大者能装三千石，小者能装一千六百石。”[26]沙船的数量、嘉庆初“最高曾达到3600只左右”。[27]
浙江船，有疍船、三不象船、黑皮船等名称。“疍船南北洋皆行，身长仓深，头尾带方，船底及两旁涂以蛎粉，上横扶以煤屑，头尾间刷以矾红。”三不象船是康熙三十八年，“承运福建木料，就钓船旧制增益，以松木为之。其式不象江南之沙船，不象福建之鸟船，不象浙江之疍船，故名之曰‘三不象’。”该船“多行北洋，少行南洋，身长腹阔，头锐尾高，船底及两旁纯涂蛎粉，以驱两洋水咸虫，头尾间抹以矾红。其篷以竹箬为之，取其坚固，然甚重。今亦有用布者。”疍船容量“一千八百石”。三不象船“视疍船差大容二千石。”[28]浙江船的数量，嘉道时有人说：“今查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余只。”[29]假设江南和浙江船共5000只，从中减去江南船3600只，浙江船有1400只。
福建船，有乌船、横洋船、贩艚船等名称。“闽广海船，底圆面高，下有大木三段，贴于船底，名曰‘龙骨’。一遇浅沙，龙骨陷于沙中，风潮不顺，便有疏虞。”[30]贩艚船又分南艚、北艚，南艚船往来至漳州、南澳、广东各处。北艚船至温州、宁波、上海、天津、登莱、锦州等地。该“船身略小，梁头一丈八尺、九尺至二丈余不等。”横洋船由厦门对渡台湾，“船身梁头二丈以上”，其船较大者曰“糖船”，可自台湾至天津。[31]闽船北行“岁止一次”[32]，“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33]每年“四五月南风时候”北上，“九十月间”回棹。[34]闽船载运量，“大者能装三千石，小者能装一千六百石。”[35]嘉庆十一年福建巡抚重申，不许造违例大船，已造成者既往不究，[36]说明福建也有造大船的趋势。福建船的数量，可从如下船号中略见一斑。闽县平字473号；慎字372号；同安县顺字399号；同字1279号；盛字338号；龙溪县宁字295号，龙字675号；泉州晋江发字1688号；莆田公字221号；海澄县静字1749号等。[37]以上船号大部分是雍正年间各县登记的号码，据这些船号估计，福建船至少在4000只以上。其中不包括福建沿海行驶的小船。这种小船俗称“三板”，“或揽载客货，或农家运载粪草，皆有底无盖，单桅双橹。”[38]
广东船，也称洋船、舶艚船。“广船视福船尤大，其坚致亦远过之，盖广船乃铁力木所造，福船不过松杉之类而已。”[39]文献中常常闽广船并称，估计在国内沿海运输方面，广东船式与福建船式差不多。考虑到广东省海岸线长，海域辽阔，从事沿海运输的船只数量，估计与福建船的数量差不多。
对上述各省海船，雍正时有人比较说：“天下舟楫之利，无如闽广，而江南则逊浙江，山东又逊江南。”[40]由此可以按质量、载运量等综合指标，将各省船只进行排列，从高到低依次为：广东船、福建船、浙江船、江南船、山东船、天津船、奉天船。

二、运输的经营方式

清代前期沿海运输形式主要是货运，兼有客货两运，但也是以货运为主。长途海上运输纯客运的不多，短途有客运，一般是在海峡之间对渡，故客运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货运按经营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商人自备船运输
山东日照县“富豪有力之家，以己舟运己粟”，到苏北庙湾镇。[41]乾隆二十五年，同安县船主林福盛“以贩商为业”，装杂货至山东发卖，买豆、棉花等货物回闽。嘉庆十八年六月，同安县船主黄宗礼载货到天津发卖。道光四年，浙江镇海县人张翘“自置商船一只”，“欲往温州置买杉木。”[42]这些由船主自驾船只，自置商品贸易的运输，是商人与运输业，商业资本与运输业资本合一的经营方式。还有一种数人合造一船，由其中1人或数人共同经营贩运贸易。例如：乾隆四十六年六月，福建南安县人“伍叠与陈林春合置小商船一只”，“在厦门置买糖货，赴浙江宁波发卖，即在宁波买豆三百九十石”回闽。[43]这种经营方式与上述经营方式是一样的。
2、船主受雇承揽客货运输
顺治十一年六月，江苏安东船主孙三魁说：“原雇与欧岐山装得三百石豆粮，”后有“客人刘朝凤雇小的赴青口装豆，往庙湾运卖。”[44]顺治十二年，天津人“郭自立以自置海船，揽装陈应登之药材”到山东交卸。[45]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有龙溪县船户王陈观，在厦门行内揽载桔饼、冰糖……等物赴省。”[46]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广东饶平县船户刘恒发，领本县船照……揽载陆丰县黄文盛等红糖……薯粉……运往苏州。”[47]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江苏元和县船户蒋隆顺，于二十三日被镇江商人雇用载生姜至天津交卸。自天津被郝姓商人雇用，到牛庄装粮运回天津。又从天津载山东黄县商人香末包到黄县交卸。在黄县过年后，又被商人雇用三次去牛庄装粮，第一次回黄县交货；第二次运到利津县交卸；第三次运到天津交卸。在天津又被莆田商人雇用，到山东海丰县装红枣，运到浙江交卸，这时已经到了年底。[48]二年中，承运客货七次，是典型的运输货船。道光十七年，奉天首阳县船主刘日星说：“我们俱是赁船过活之人，初持空船，到锦州府赁与商人装载谷物，到丕水湖运给商船。”与前一种经营方式不同的是，这是船主受雇承揽客货运输，是自备运输船的专业运输户。
3、船主雇人经营运输
江苏白茆海口“有张用和者，其家素以泛海为业”，嘉庆二年，“有船号‘恒利’者，漂失无踪”。“后于道光三年九月，张氏又有一船，号‘源泰’，已至山东莱阳销货，又置豆饼……等货而返。”[49]这里张用和是船商，常自驾船贸易。显然那只漂失的船不是自驾，估计是雇人经营的。又造的源泰号船是谁营运，情况不明。嘉庆十三年十一月南通州人龚凤来称：“雇给江苏船户彭际兴商船充当舵工”，“放空稍带篁竹一千二百根开船往山东胶州装豆。”嘉庆十三年十月，舵工范廷周受雇驾郁长发船，从崇明往山东生利。[50]道光二十七年，姜维益等称：“在周乾太商船充当耆舵，揽装上海三益等号布纸等货往牛庄交卸。”同期，蔡佩声等亦称：“在瞿元亨商船充当耆舵，由上海装运吉祥庆等字号布疋、花衣……等货往牛庄交卸。”[51]嘉庆十三年十一月，舵工陈仲林受雇驾张御船，从金州运黄豆回江南。通常情况是船主承揽客货，雇艄公、舵工等人驾船运送，受雇人在运货的同时夹带自货贸易。
4、船主把船租与人经营运输
康熙四十二年，清政府禁止“自造商船租与他人。”[52]乾隆三十三年放宽政策，“造船之家，无力贸易，听其租给与人。”[53]尽管清政府下令禁止出租商船，但民间出租船只的情况还是存在的。康熙四十六年在位的定海知县缪燧曾撰文说：“造小船一只，止需十数金。鄞镇沿海之民，稍有本力者，一家制数只、数十只不等，出赁收税，穷民便之。”[54]康熙四十九年，上海张元隆“开张洋行，闻其立意要造洋船百只，今已有数十只，招集异乡水手假名冒籍，请关县牌照，藉称贸易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元隆自置船只，皆以百家姓为号”。据华亭县调查“元隆在该县冒领照票之船，有杨日升等二十八只，俱非华邑民人一处。”[55]张元隆经营牙行，同时造船营运， 可以肯定的是张元隆自己不出海，因此他的船或雇人营运，或

中国历史上的风云故事

租给人营运都是可能的。嘉庆年间，崇明县船主郁圣兰有船11只，船名都是郁字为首，其中郁祥顺船由其子经营；郁合发船由“外人二人合货［？伙］”，其他船不详。[56]估计郁家船由郁姓成员经营，而郁合发船可能是出租由外姓人经营，既使是郁姓人经营，也并非都是郁姓人自驾出海，如郁长发船就雇舵工范廷周驾船运输，因此，郁姓成员也有可能雇人或租给人营运。此外，道光年间元和县船主蒋炳有船19只，船名都是以蒋字为首。其中蒋全泰船由蒋鸿声雇舵工王群芳营运。[57]蒋鸿声与蒋炳的关系不明，其他船营运情况也不明。估计蒋家船与郁家船的情况可能差不多，也有可能出租营运。道光五年，包世臣说，船商大户“有船三五十号者”[58]，估计当不乏租给人营运的情况。
上述2、3、4三种经营方式表明，运输已经从商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行业。
在沿海运输经营中，有的商人押货随船同行。如：嘉庆十年十一月，替船主叶合盛送货的傅鉴周，载茶商冯有达的茶叶，从上海至天津。冯有达同行至天津。该船复载上海商人王培照的红枣回上海，王培照亦同行，嘉庆十三年山东商船受雇于10个商人，从奉天载10个商人各自的货物回山东，商人同行。也有货主不随船，又无人押运货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是承揽运输的人凭商人书信装货运送。例如：嘉庆五年江苏通州商船，代姓宋的商人往山东莱阳买运黄豆，书信“是宋银主要付于莱阳府杨姓人处买送黄豆者也。”嘉庆十三年，受雇舵工龚凤来驾船，代寓居上海的胶州商人黄琼，付书信于同乡商人周肇西，代购黄豆，装运回沪。这二例是船户凭信用，代商人购运货物。另一种是船户以揽载票据为凭运货，也有的称雇船票。“商贾货物，从无用人押运，惟以揽载票据为凭，定明上漏下湿，缺数潮霉，船户照数赔偿。惟风波不测，则船户商家各无赔抵。”[59]商人经牙行，与船户填写的雇船票，内容如下：“立票船户某系某处人，今将自己民船［若干］只，载某客某货若干，载至某地交卸。三面议定，船钱若干，当日先收银若干，余银候到彼处我足。自上船之后，所装货物，小心遮盖，不得上漏下湿，如有疏失货物，船户自称之富［？负］，照依原价赔还。恐后无凭，立此雇船票存照。”[60]据说：“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持行票店信，放至关东装货，并无客伙押载，从不闻有欺骗。”[61]以上事例都是船户讲信用，对货物进行担保。还有同业共同担保的规定：“粮艘漂失米石，有全赔全免之殊，然皆通帮公摊”。[62]广东潮惠会馆嘉庆年立馆章规定：“凡舶中货物，或患燥湿，按毗连最近之邑摊补之。我潮阳与惠来近，遂为潮惠一帮；其海澄饶近，揭普丰近，各为其一，故曰帮。”[63]雇船票或称揽载票据，是沿海运输业中的一种货物担保契约，与同业共同分摊海损的规则，都是在近代保险业产生之前就存在的。从大量的运输商船史料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无人押运货物比有人押运货物的租费高，这说明租费中不包含承担风险的保险费。因此，货物担保契约和同业共同分摊海损，并不是近代意义的保险。

三、为运输业服务的设施

在沿海航路上，有为商船安全行驶指示航向的导航标志，设在航道的关键地点。山东半岛沿海是北上商船的必由之路，半岛突出伸向海洋的是荣成县辖区，北上商船由此转弯。这里岛屿繁多，沙石浅滩错杂，为了防止商船搁浅，道光元年，道人徐复昌募捐，在荣成县最高的成山上建起一座灯楼，“阴夜明灯，表示行船，雾夜则击钟”，[64]为过往商船导航。广东沿海也有类似的航行标识。[65]
随着沿海运输的发展，商品运输量不断增加，以贮存大批商品的货栈业在港口出现。天津港“向以奉天米豆运船为大宗，始自康熙年间。”[66]商船进港“俱泊东门外海河一带地方。”[67]这里设有粮食堆房四处，“专卸奉天海运杂粮”，堆房内“各有经纪一名。”城乡粮食铺户“成总买自堆房，零星粜于百姓。”[68]堆房以存贮、批发为主业，兼营经纪，可以想见四处堆房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乾隆年间，广东澄海县商人蔡彦在樟林镇建货栈一座，楼板“用粗大杉木建成，排列很密，坚固结实”，起名为“藏资楼”。在古码头东侧还有货栈街，有货栈48间，其中“安平栈”字号至今犹存。[69]这是具有一定仓储规模的货栈。另外，还有设备简陋的仓储形式。顺治年间，有人目击锦州城“粟数百车，庾数千石。”[70]庾是一种露天谷仓。牛庄海口“粮囤如山”，[71]“黄豆杂粮，俱系囤积沿河一带地方，所有到口沙卫等船，俱准其沿河装卸货物。”[72]奉天锦州、牛庄海口是输出粮食的港口，各省来船主要装载粮食。这里粮食装入包内，沿岸堆积排列，是露天堆贮。
除了上述这些物质设施之外，在港口还设有牙行、行户、铺户为运输业服务。牙行，江南亦称保载行，有固定客房、货栈为商人和船户提供食宿，存放货物，并代客纳税，过税关登记，代雇船只，介绍买主等服务。雍正六年八月十四、十五两日，有经常往来胶州贸易的福建同安县徐亨、闽县黄胎两船驶入胶州口，他们先后“投行主李万盛家”，因“熟识已久”。李万盛行代他们“验票纳税，卸货发行”。[73]一般商船“抵东后， 收口投税归行销售。”[74]这是山东港口的牙行。在上海有“保载行八家，并非领帖船埠，专为庄客包税，兼及觅船。”“凡客商在关东立庄者，上海皆有店。上海有保载牙人，在上海店内写载。”[75]前述康熙年间，在上海开张洋行的张元隆，是以牙行为主业，兼及造船，租与或雇人营运。
行户也是牙行，与上述牙行不同的是，这类行户一般以商品命名，他们或收买商船运入的商品，向附近地区分销；或组织商船所需商品的货源，卖与商船。例如：山东“据称向来海口通商各处，俱有行户坐地收买杂粮卖商船。”[76]上海和刘河港口有“其积贮贩卖之所，名之曰‘行’”。[77]因为这里是东北、山东的豆粮集散地，所以设有豆行。豆行收买商船的豆货，向江南江北分销。还有花行集中收买附近地区所产的棉花卖给商船；竹行集中竹料，供商船揽载；棕麻行为商船维修提供材料。苏北赣榆县青口镇“系海口要津，商民船只出入往来。”[78]“海州三属集镇百数，商贩贸易，以青口镇为最大。海［州］、沐［阳］各镇所用布匹，纸张等物，皆由青口转贩。”而青口的布匹、纸张则自商船运入。“青口行铺又以油坊为最大。”[79]这里的行铺依靠本地丰富的豆产，就地取材，榨油制饼，为商船提供油和豆饼。青口油坊商人也在刘河镇开业，刘河淤塞后，迁入上海。[80]在苏州，康熙年间“各行家有揽福建人买米……包送至乍浦出海”。[81]这类行户在某种商品交易中起居间作用，同时为商船提供商品，或代商船销纳商品。
铺户是为商船销纳商品的坐贾。乾隆四十三年，锦州海口有王、越、孙、揆、兰、佩等六家，“在锦州马［码］头开行，即系揽卖客船货物之铺户。”[82]但这些铺户还代客登记，纳税。闽海关所在港口有一种铺户，“多系土著之人，自货自船，航海贸易，既为行商，故立坐铺，以冀货物随到随卸，随下随行。是名虽纳税之铺户，实系贸易之洋商，即有外省船商贩货来闽，或置货出洋，皆赖铺户为之消［销］售，沿久相安。”[83]这类铺户集行商，坐贾、牙行的职能于一身，是具有多种职能的铺户，为商人和船户进行承销船货，提供商品，代客纳税，提供食宿等综合服务。尽管各港口为运输业服务的设施名称各异，但是，凡是商人和船户所需要的多种服务，各港口都是具备的。

四、运输的商品

沿海运输的商品种类很多，可分别归属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两大类，这里以区域为准，描述商品运输的情况。
1．东北地区［奉天］与华北地区［天津和山东］之间：
东北是大豆、高梁、芝麻、杂粮等生产地，向华北输出粮食，生产资料是山茧和木材。天津和山东登青莱三府都从奉天进口粮食。奉天金州口岸的山茧“发往山东者尤多。”[84]乾隆五十六年，福山安永和船从金州装载“各样谷子及山茧、凉花［棉花］等物”回县。嘉庆十三年蓬莱张成顺承揽六名商人从奉天购买的茧包、高梁、包米等物，赴宁海州发卖。康熙二十二年准许盛京木材“沿海运至天津贸易。”[85]山东蒲台从奉天输入木材。[86]从华北返销东北的商品有小麦、布匹。锦州海口“入口货为天津、山东两处之麦。”[87]山东蒲台的布由商贩转售“北往关东”。[88]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商人带“白布二十六匹，黑布四百八十匹”，赴奉天贸粮。
2．东北地区与江浙地区之间：
东北输往江浙的商品有粮食、瓜子、药材、茧绸、苏油，生产资料是豆饼。嘉庆二十一年天津陈百顺船，到辽东“买得黄豆、苏油、豆饼等项”，“要到江南省上海发卖”。另有客商“带茧绸六十一匹，同往江南上海县交卸”。[89]“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90]从江浙返销东北的商品有茶叶、布匹、绸缎、杂货、纸张等，生产资料有棉花。乾隆二十七年浙江鄞县商人，在上海“装载茶、布、杂货，往关东”。奉天商船“将彼省货物来江贸易，于回棹之时，装载棉花出口。”[91]
3．东北地区与闽广地区之间：
东北运往闽广的商品也是粮食、瓜子、药材，生产资料有豆饼。乾隆三十一年福建龙溪县商人，在锦州“装买豆子、瓜子”回县。[92]嘉庆十八年福建商船从锦州载黄豆、白米、鹿肉饼、牛斤、木耳、志远、甘草、丹参、赤芍药、柴胡、防风等回籍。道光四年海澄县商船，从盖州载黄豆、青豆、饭豆、黑菜、粉条、牛斤、牛油、鱼脯、烧酒等回籍。广东商人也购置同样商品回广东发卖。从闽广返销东北的商品有各样糖货、纸张、南方药材、铁锅、夏布、苏木、胡椒等。奉天金州城天后宫的屏风上，记载了四方来货，从名称看红白糖、铁器、纸张、夏布、苏木、胡椒等当来自闽广。[93]乾隆四十四年闽船“装载纸货”赴关东。[94]闽商船在“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面、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乾。”[95]
4．华北地区［苏北海州与山东土产相同，故划归华北。］与江浙地区之间：
华北运往江浙的商品有粮食、枣、梨、腌猪、药材，生产资料有豆饼、铁钉。乾隆十八年通州船户崔长顺，在胶州装载客货有铁钉八包、紫草九包。鱼翅一包，豆油五坛……到苏州交卸。[96]乾隆三十四年，通州船户姚恒顺在胶州揽装腌猪等货，到刘河交卸。[97]道光三年丹阳船至青口装豆饼往上海发卖。同年，张用和船至山东莱阳“置豆饼、羊皮、水梨等货而返。”[98]道光五年鄞县船，从山东载红枣、粉条回县。江浙返销华北的商品有茶叶、布匹，纸张，绸缎，生产资料有棉花、竹材。嘉庆五年通州船载芦竹运往山东。嘉庆十三年江南人“自上海县载篁竹”到胶州发卖。道光六年昆山船从上海装载客货，有各种纸张、扣布、麻布、锡箔、茶叶、板笋、糖果、药材、密笺等到胶州交卸。[99]
5．闽广地区与华北地区之间：
据文献记载，福建商船“至山东贩卖粗细碗碟、杉枋、糖、纸、胡椒、苏木，回日则载白蜡、紫草、药材、茧绸、麦豆、盐肉、红枣、核桃、柿饼。”[100]嘉庆六年，海澄船户金双美，“在广东买收赤白糖等项”，到天津卖糖，“复买收红枣、乌枣、核桃、梨子等物”回籍。[101]道光四年，广东澄海船装糖货至天津发卖，复买高梁酒、乌枣回籍。[102]道光十六年闽船在福山装黄豆、小麦、豆饼回籍。[103]闽广运往华北的商品以糖为主，还有纸、苏木、粗细瓷器、茶叶、胡椒，生产资料有木材。华北返销闽广的商品以粮食为主，还有枣、核桃、梨、白蜡、药材，生产资料有豆饼。
6．闽广地区与江浙地区之间：
据浙江巡抚奏报：闽广商船“所载进口货物不过糖、靛、果品、杂货；出口转置亦惟绸缎、布匹、药材等物。”携带棉花“赴粤货卖者，亦不过酌带十之一二。”[104]闽省商民每岁从福州装运木材，“至江浙两省发卖”。[105]广东商人运糖、薯粉到苏州。[106]据山本进研究，粮禁放开时，福建向江浙输出砂糖、烟草，从江浙进口米谷、棉花。粮禁时，福建继续向江浙输出砂糖、烟草，从江浙进口棉花、丝织品，从台湾进口米谷，向台湾转输江浙的丝织品，由此形成以厦门为中心的，福建、江浙、台湾三角形的交易关系。[107]闽广运往江浙的商品有糖、薯粉、干笋、香茹、胡椒、苏木、药材，生产资料有“松、杉、楠、靛青”。[108]江浙返销闽广的有丝织品、布匹，生产资料有棉花、豆饼。
在东北、华北、江浙和闽广四个地区市场的商品交流运输中，商品粮食的运输占有主导地位，数量也是比较多的，据估算，嘉庆时期东北粮食外运量年均为1270万石；华北粮食外运量年均为480万石；闽广、江浙间的粮食交流运量年均为300万石。清代前期沿海粮食总运量，嘉庆时年均为2050万石。[109]
由闽广外运糖的数量也比较大。据直隶总督奏报，康熙五十六年福建二船运到天津的白糖1050篓，松糖［红糖］4篓。[110]台湾糖“每篓一百七八十斤。”[111]若每篓按170斤计算，该年二船共运糖17.9万斤。雍正元年至四年，天津港共到闽广船17只，载白糖3571包，松糖6413包，1440篓。[112]雍正九年，天津港共到闽广船53只，载白糖16795包，288篓；松糖15223包，493篓。[113]据山海关税则“红白糖每包一百零八斤。”[114]雍正元年至四年、九年闽广运天津糖共491.4万斤，平均每船载7万斤。雍正七年到天津港的闽广船有10只。[115]雍正十年到天津港的闽广船有42只。[116]雍正七、十年闽广糖运天津的数量，估计为364万斤。雍正年间平均每年闽广运往天津的糖约有107万斤，若加上运往东北，江浙以及山东的糖，当在数百万斤左右。
商品的运输费与商人获利的多少有直接关系，商贾获利重，船户水脚也多，商贾获利轻，船户水脚亦廉。因此，不同商品运费也不一样。
奉天豆粮运往江南的运价。嘉庆十三年十一月，镇洋县船户代客商从奉天金州载黄豆到江南。船装黄豆“关东石三百六十石”，“每一石船赁钱七钱五分贰。”是年奉天“高粱一石价银四两”。通常黄豆价格比高粱稍贵，据雍正十一年奉天粮价，每斗“高粱二分”，“黄豆二分五厘”。[117]高粱价格是黄豆价格的80%。 由此推算，嘉庆十三年黄豆一石价银五两，运费占黄豆价格约为15%。 有人估算关东豆粮运江南，运价占货价的23～28%，[118]似偏高了。
其次是山东红枣运往上海的运费。嘉庆十年，商人王培照从山东武定府海丰县买红枣二百六十担，运往上海。枣“每担价银十五两，”雇船费“三百两”。由此可知，红枣运价占货价的7.7%。
再看台湾糖运往苏州的运价。据记载：台湾糖“每篓一百七八十斤，乌糖百斤价银八九钱，白糖百斤价银一两三四钱……每篓到苏船价二钱有零。”[119]假设红糖每百斤0.8两，每篓170斤，价格为1.36两，红糖运价占货价的14.7%。假设白糖每百斤1.4两，每篓180斤，价格为2.52两，白糖运量占货价的7.9%。因此，台湾糖运往苏州的运费占货价的7.9～14.7%。由此可见，粮食类商品运费较高，其次为糖类，红枣的运价则较低。由于货物价格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运输费也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五、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运输工具是运输业的基本条件。据各省船只数量统计：江浙船5000只，闽广船8000只，天津、山东船1000只，沿海共有船1.4万余只，如果加上奉天船数量当会更多。江浙船每船舵水手约有20人，[120]那么，江浙两省沿海运输从业人员就达10万人。据松浦章研究，闽船舵水手，每船约20－30人。[121]若以平均每船25人计算，闽广两省沿海运输从业人员达20万人。北洋船只小，假设每船舵手水平均15人，天津山东两地沿海运输从业人员达1.5万人。沿海运输从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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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共有31.5万人。若考虑到装卸货物的脚夫人数，运输从业人员当更多。运输商品的量也不小，嘉庆时期年均商品粮运量为2000余万石；雍正时期年均运糖量达107万余斤。这些都说明，沿海运输业规模不断扩大， 运输业也得到“亘古未有”的发展和兴盛。
2、本文引用的《问情别单》是中国商船遇海难漂至韩国，当地地方官与中国船员的问答记录。该文记载了清代前期沿海漂船27例，其中3例因船票丢失无法判断外，其余24例中，有2例是官船不计，6例是船主自驾船贸易，16例是船主不在船的情况。这说明以租与、雇人为主要手段的经营方式，已在运输业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从而使运输业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加，建立了地方性的行业组织江南船商会馆。又如：赣榆县青口镇有两个天后宫，“前宫船户建，后宫商贾建，较宏敞。”[122]尽管船户的经济实力还不如商贾，但是，独立建天后宫的事例说明船户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些说明沿海运输业已经脱离了商业，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
3、由于沿海运输航道与内河或内陆运输路线相连，如奉天锦州海口有陆路直通蒙古地区；天津港与京师、海河水系相通；乐亭海口与滦河运路相连；福建南台海口与闽江水路，以及浙江宁波海口与内河、大运河；江苏上海港口与长江相通等。海船可以从山东大清河口到达利津、蒲台；可以从长江口驶入仪征、南京；还可以从沿海直达广州等城市。因此，沿海运输与内河运输、内陆运输联为一体，形成纵横内陆，通贯内河，环绕整个沿海的一个运输网络。随着这个运输网络的形成，设置于网络结点上的，为运输业服务的设施，既为内河、内陆运输服务，又为沿海运输服务。如：锦州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等口外地方产瓜子，蒙古商民“用车辆载往锦州、易州地方发卖。而客商或自口外，或自锦、易二州，俱买运至天桥厂、蚂蚁屯海口上船。每至丰收之年，瓜子车辆竟至有数千辆，或盈万辆之多。自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等处络绎进口，沿途接踵而行，不可胜数。”“而内地海船载来之黄茶、布匹等项，在锦州纳税后，仍须载往口外消［销］售，乃蒙古必需之物。”[123]在锦州、易州都有收买瓜子转卖给商船的行户，也有收买商船载来的黄茶、布匹的铺户，转卖给蒙古商民。又如：赣榆县欢墩埠集“每夏冬远近客商置买麦豆多集于此”。上林集“秋冬买豆，客多集其处。”[124]这里是行户通过中小商人到集市上收购麦豆，集中运至港口，卖给商船。在商品的一来一往中，牙行、铺户、行户或零收批卖；或批买分销；代客纳税、雇船、存贮商品，提供食宿，可以说，凡是运输路线必经、所及和延伸到的地方，都会有这种双向服务的设施，各种服务也是比较完备的。
通常认为为运输业服务的各种设施，随着商品流通和运输业的发展而发展，服务职能也逐渐趋于单一化。但清代前期的这些牙行、行户、铺户、货栈等职能，常常不是单一的，或二合一；或三合一；甚至四合一。这可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中，为商业和运输业服务设施的一个特点。
4、沿海运输促成东北、华北、江浙和闽广四个区域市场之间的商品流通。东北市场向华北、江浙、闽广市场输出粮食，药材、瓜子等农产品、农副产品，换取华北市场的布匹；江浙市场的布、茶；闽广市场的糖、粗细

中国历史故事读后感的结尾

瓷器、纸张等手工业产品。东北市场出口肥料、山茧、木材等生产资料，换取华北、江浙市场的棉花。华北市场向江浙、闽广输出粮食、枣、药材等农产品、农副产品，换取江浙市场的布匹、绸缎、茶叶；闽广市场的糖、纸、粗细瓷器等手工业产品。华北市场出口肥料等生产资料，换取江浙市场的棉花、竹材，闽广市场的杉枋木材。闽广市场向江浙市场输出糖、烟草、薯粉、纸，换取江浙市场的米谷、丝绸、布匹。闽广市场出口木材、染料，换取江浙市场的棉花、丝等生产资料。从而形成了四个区域市场之间，农产品、农副产品与手工业产品的交流，生产资料的交换，和地区之间互为市场的格局，反映出各区域市场内的商品供应，不仅生活资料相互依赖，而且生产资料也是要相互依赖的。

注释：

[1] 谢占壬《古今海运异宜》、《海运提要序》，见驾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二十三，漕运下。
[2] 承露奏折清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原档是附折后清单，无时间据前后档案判断是嘉庆年间。
[3]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周元理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8辑，第726页，台北故宫博馆院1982年版。
[4]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山东布政使国泰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8辑，第730页。
[5]　雍正三年四月初七日布兰泰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4辑，第133页，台北故宫博馆院1978年版。
[6]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江苏巡抚闵鹗元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8辑，第541页。
[7] 道光《刘河镇纪略》第三卷，创始。
[8]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李卫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6辑，第103页。
[9]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高其倬奏折；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准泰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1辑，第826页；第16辑，第514页。
[10] 参阅叶显恩《广东船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186～193页。
[11] 民国《奉天通志》卷一六二，交通二，航路上，艚船。
[12]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四十九，兵部。
[13] 《清仁宗实录》卷三四七，嘉庆二十三年九月戊午。
[14] 朱奎扬《天津海运碑记》，见乾隆《天津县志》卷之二十一，艺文。
[15] 《浙江海运全案初编》卷十，卫船停泊图。
[16]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托津、李如枚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藏，朱批奏折。
[17] 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问情别单”について》上、下，载《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17辑，1984年，18辑，1985年。以下凡未注明出处者皆自此文。
[18]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四零，乾隆五十年十月癸未。
[19]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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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日托津、李如枚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朱批奏折。
[20] 民国《锦县志》卷十三，交通，商港。
[21] 谢占壬《行船提要》，见《皇朝经世文编》。
[22] 《浙江海运全案初编》卷十，沙船停泊图。
[23] 谢占壬《四时风信》，见《皇朝经世文编》。
[24]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65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5] 《浙江海运全案初编》卷十，沙船停泊图。
[26] 齐学裘《乙酉二月［道光五年］奉委赴上海查办海运事宜通禀各宪稿》，见《见闻续笔》卷二。
[27] 许涤新等编前引书，第655页。
[28] 《浙江海运全案初稿》卷十，疍船停泊图、三不象船停泊图。
[29] 钱泳《履园丛话》卷四，协济。
[30] 谢占壬《行船提要》，见《皇朝经世文编》。
[31] 道光《厦门志》卷五，船政略，商船。
[32] 谢占壬《行船提要》。
[33] 蓝鼎元《漕粮兼资海运》第四，见《鹿州奏疏》。
[34] 乾隆十八年七月初四日江南总兵林君升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辑，第689页。
[35] 齐学裘《见闻续笔》卷二，前引文。
[36] 道光《厦门志》卷五，船政略。
[37] 散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历代宝案》国立台湾大学影印本1972年；松浦章前引文。
[38] 道光《厦门志》卷五，船政略。
[39] 光绪《广州府志》卷七十四，经政略五，船政。
[40] 蓝鼎元《漕粮兼资海运》第四，见《鹿州奏疏》。
[41] 乾隆《沂州府志》卷之四，舆地四，海。
[42] 《张翘商船外洋被劫》，见张伟仁《清代法制研究》第1辑，第2册，第311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六，1983年。
[43]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巡抚杨魁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0辑，第23页。
[44] 顺治十二年十月耿焞揭帖，见《明清档案》第24册，Ｂ13651，台湾影印内阁大库档。
[45] 顺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总督直隶山东河南李荫祖题本，见《明清档案》第28册，Ｂ15924。
[46]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闽浙总督杨景素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3辑，第199页。
[47]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初四日福建巡抚雅德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6辑，第669页。
[48] 《历代宝案》第6册，第3709～3710页。
[49] 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卷一，漂泊异域。
[50] 《江南商话》，见松浦章《文化五年土佐漂着江南商船郁长发资料》关西大学出版1989年。
[51] 张伟仁《清代法制研究》第1辑，第3册，第211～222页。
[52]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零，吏部，处分例。
[53] 《清高宗实录》卷八一四，乾隆三十三年七月戊子。
[54] 康熙《定海县志》卷三，形胜，附《沿海弭盗未议》。
[55] 张伯行《海洋被劫三案题请敕部审拟疏》康熙五十年；《沥陈被诬始末疏》康熙五十一年，见《正谊堂文集》卷之一，卷之三。
[56] 松浦章《文化五年土佐漂着江南商船郁长发资料》。
[57] 森本东三《送□【舟＋周】录》，转自松浦章《清代江南船商と沿海航运》，载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34卷，第3、4合并号，1985年；《历代宝案》第10册，第5991页。
[58]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中衢一勺，《海运十宜》道光五年。
[59] 谢占壬《防弊清源》，见《皇朝经世文编》。
[60] 云林别墅新辑《酬世锦襄全集》三集，应酬宝要，卷二，契约成规，雇船票，乾隆三十六年刊本，转自松浦章《长崎来航唐船の经营构造について－－特に乾隆、嘉庆、道光朝を中心に－－》，载《史泉》第45号，1972年。
[61] 包世臣《海运南漕议》嘉庆九年，见《安吴四种》卷一，中衢一勺。
[62] 包世臣《海运十宜》，见《安吴四种》卷三。
[63]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5页。
[64] 道光《荣城县志》卷三，建置，桥梁。
[65] 叶显恩《广东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160～161页。
[66] 光绪《天津府志》卷三十三，经政七，榷税。
[67]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直隶天津道明兴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5辑，第672页。
[68]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八日直隶总督刘峨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4辑，第402～403页。
[69] 参阅叶显恩前引书，第213，225页。
[70] 谈迁《北游录》，纪邮下。
[71] 顺治十三年四月初十日车克题本，见《明清档案》第26册，Ｂ14797。
[72] 《山海钞关榷政便览》牛庄口，转自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第145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
[73]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1辑，第641～642页。
[74]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山东布政使国泰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8辑，第731页。
[75] 包世臣前引文，见《安吴四种》卷三、卷一。
[76] 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一， 抚东奏议，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
[77]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82页。
[78] 雍正六年九月十三日漕运总督张大有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1辑，第349页。
[79]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七，齐民四术，农三，卷三，青口议。
[80]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04～305页。
[81] 《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康熙四十五年苏州米价腾贵缘由折》。
[82]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直隶天津道明兴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5辑，第791页。
[83]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初四日福增格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6辑，第766页。
[84] 乾隆三十年三月初七日金简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4辑，第317页。
[85]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四二，工部，关税。
[86] 乾隆《蒲台县志》卷二，物产。
[87] 民国《锦县志》卷十三，交通，商港。
[88] 乾隆《蒲台县志》卷二，物产。
[89] 《历代宝案》第9册，第5510页，第10册，第5532页。
[90] 包世臣前引书。
[91]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江苏巡抚杨魁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9辑，第184页。
[92] 《历代宝案》第6册，第3195页。
[93] 参阅加藤繁前引书，第142页。
[94] 《历代宝案》第6册，第3492页。
[95]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二，赤嵌笔谈，海商，台湾版。
[96] 《历代宝案》第5册，第2712页。
[97] 《历代宝案》第6册，第3265页。
[98] 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卷一。
[99] 《历代宝案》第10册，第5997页。
[100] 黄叔璥前引书。
[101] 《历代宝案》第8册，第4632页。
[102] 《历代宝案》第10册，第5850页。
[103] 《历代宝案》第12册，第6825页。
[104]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三宝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9辑，第109页。
[105]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二日御史觉罗柏修等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1辑，第204页。
[106]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初四日福建巡抚雅德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6辑，第669页。
[107] 参阅《海禁と米禁—清代闽浙沿海の米谷流通－－》，载《社会经济史学》55辑，5期。
[108] 乾隆《乍浦志》卷一，城市。
[109] 参阅拙作《清代前期沿海粮食运销及运量变化趋势》，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10] 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初一日赵弘燮奏折，见《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7辑，第116～117页。
[111]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赤嵌笔谈，赋饷。
[112] 李维钧、蔡珽、李绂奏折，散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3、5、6辑。
[113] 香坂昌纪：《清代前期の沿岸贸易に关する－－考察：特に雍正年间福建－－天津间に行われてぃたものにつぃて》，载《文化》第35卷，第1、2号，1971年。
[114] 参阅加藤繁前引书。
[115] 参阅香坂昌纪前引文。
[116]雍正十年十一月初十日直隶总督李卫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0辑，第759～761页。
[117] 雍正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吕耀曾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第103页。
[118] 参阅许涤新、吴承明前引书，第669页。
[119]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赤嵌笔谈，赋饷。
[120] 谢占壬：《防弊清源》，见《皇朝经世文编》。
[121]　参阅《清代福建の海船业につぃて》，载《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3号。
[122]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第十九，考第六，祀典。
[123] 乾隆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山海关监督监察御史高诚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第399页。
[124] 嘉庆《赣榆县志》卷之一，坊镇。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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