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戴震考据学研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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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戴震考据学研究》评价

戴震是18世纪中国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地位，前贤时彦虽多有论述与高度评价，但对其治学的基础与主体——考据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尚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徐道彬《戴震考据学研究》（49．4万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从时代背景、地域文化、个人生活经历的考察人手，对其考据学诸方面的成就作了全面、深人、细致的研究，并从中抽绎概括出治学思想与方法，是有关戴震研究的第一部专论其考据学成就的著作。此书不仅对地域文化和清代学术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清儒科学求实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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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学风和正确的治学方法的揭示，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指导思想正确。该书作者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思想为指导，力求充分地占有史料，“用材料说话，从实证出发，以求全面系统地展示戴震考据学的面貌”（前言6页）；“用朴学方法去研究朴学大师的成就，并在实证基础上总结其治学思想和方法，以为后世所用”（前言7页）；“在观点和材料的结合上也遵从戴震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原则，不为空言，不务趋新，对于戴震失误之处也一并指出，对于前人观点不合事实者，为纠其偏，也略言点到”（前言11页）；“本着东原‘以字通道’的原则来做戴震研究，黜虚务实，杜绝空论”（后记）。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综观全书，我们看到，作者每论一事，必举出系列实例，加以细致论证，最后归纳总结出戴震独创之见与科学方法，“真正做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绝无蹈虚之弊”。
二是论述全面。戴震是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治学领域之广，为学界所罕见。该书能够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版本、目录、辨伪、辑佚等方面，全景式地考察和阐述戴震的学术成就，可谓对戴震考据学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如第二章《戴震考据学成就》（上），作者对于戴震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诸方面的成就，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在文字学方面，认为戴氏的“四体二用”学说开辟了研究文字“六书”理论的全新之路，促进了清代后文字学研究的迅猛发展；其次，提出戴震“注重文字的使用规范”、“注重金石文字”，为后世“二重证据法”思想和文字学的规范化问题，启示了新的方向和途径，均为阐发新义，独辟蹊径。在音韵学方面，充分肯定戴氏音韵理论的开创性、灵活性，注意语言发展的规律性；指出其音韵上的分类与分部上的成就与特点，论说戴氏对后世学术产生的积极影响；肯定了戴氏考古与审音并重以及通转方面的开拓理论，进而指出戴氏在音韵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在训诂学方面，戴氏的以形索义，音义互求，比较互证等理论，对于今天的传统学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校勘学方面，戴震的思想方法得到了段玉裁和王氏父子的传承和发扬，促进了清代校勘学在理论方法上的全面地发展。在第三章《戴震的考据学成就》（下）中，作者对于戴震在版本、目录、辨伪、辑佚诸方面贡献的精辟分析，更是发前人所未发，为清代文献学史的写作提供了许多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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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内容。在版本目录学方面，论述了戴震“考订是非，部次条别”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方法，总结出戴氏“博综群籍，以古为尚”和“对宋本持求是态度”的版本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在辑佚辨伪学方面，阐述了戴氏的功绩及对后世的指导作用，总结出戴氏“考伪正误”和“证真求实”的具体成就，及其对后世辑佚辨伪学的建立所具有的深远影响。由于作者对传统考据学的历史及其学术史背景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故而对戴震著述这一个案研究，能够从具体材料人手，原原本本，不偏不倚。
三是材料收集丰富。戴震的考据学成果范围很广，材料极多，阅读难度较大，作者知难而进，对戴氏考据学的有关材料搜罗殆尽，实属不易。对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作者也相当熟悉。因而作者能站在较高起点上探讨问题，形成自己一系列的见解。全书材料丰富翔实，论据充分，准确可靠，并能利用最新出土文献作为佐证。比如《毛诗序》问题是《诗经》研究中历来争论不休的焦点，戴震认为：“《毛诗序》传自毛公，以为子夏之学。虽不子复所为，要之师承当不诬。”而作者利用新近出土的《上海博物馆楚竹书．孔子诗论》相比证，认为“前人以《诗序》为后汉人所作，而舍《诗序》以论诗的做法是错误的”（435–438页）。这种由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证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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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可证戴氏为《毛诗序》所做存真辩护的正确性，也反映出作者对戴震学术思想研究的深入，且具有相当广博的知识素养和识断能力。
四是创新点多。本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前人多未涉及，作者首次提出，可以说几乎每章每节都有新见解。譬如，作者在第一章溯源探流，把戴氏的考据学放在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大背景下，从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徽州地域文化环境，及戴震个性特点与为学状况等方面，论说戴氏学术形成及其特点，言而有据，颇具历史眼光。其中对戴震独特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的独特治学之路，论证尤为新颖，富有启发性。第二章、第三章是论著的重心，讨论戴氏考据学成就的许多方面，既能够把握住戴氏的学风特点，又能在理论上加以归纳和总结，所论多有新见。第四章从戴氏考据学方法角度，论证戴震的“由博而约，学贵精审”、“探赜索隐，注重归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特色；第五章从“以词通道，明经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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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空所依傍”、“通达公允，不存偏见”等方面阐释戴氏的考据学思想，皆能从学理的高度进行总结，提升了论著的学术层次，凸显了论著的学术价值。作者在《余论》中对清代学术派别的分析，亦甚有见地，认为扬州诸学派是承戴学而弘扬之，开拓领域，衍其薪传，因而扬州学术不过是“戴学在扬州地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更高更全面的阐扬而已”（678—688页），作者不剿旧说，文有新见。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戴震作为清代朴学的代表人物，其局限与弱点似应联系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加以揭示与说明；总结戴氏考据学成就，个别例证尚可再斟酌。然而，瑕不掩瑜，该书不失为一部徽州历史文献研究的开拓之作，为今后深入研究清代学术，尤其是对徽州地域文化的研究启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合肥　230039）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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