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以皮毛、水烟运销为中心看抗战前后甘肃区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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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以皮毛、水烟运销为中心看抗战前后甘肃区域市场

【作者简介】裴庚辛，历史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河南，商丘，476000。
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界，近代甘肃市场大致可呈前后不同的状况。抗战爆发前，东线和北线是主要商路；抗战开始后，商路市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以水烟、羊毛运销情况为主，加以考察。

一、抗战之前甘肃市场的状况

甘肃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近代工业起步较晚。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差距非常明显。这使得甘肃城镇及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甘肃经济发展落后，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低，购买力低，市场发育程度低，影响到工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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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与繁荣。至抗战爆发前，甘肃工商业较清末民初无疑有一定发展，但速度仍比较缓慢，某些农牧特产商品则颇具发展势头，在全国拥有较广阔的市场，而皮毛和水烟贸易颇有代表性。
近代以来甘肃省乃至黄河中上游地区形成了以兰州为中心的商业贸易格局。兰州的传统商路有东、南、西、北4个方向：向东走陕甘公路，可达西安、泾阳、三原，以大车、汽车为运载工具；向南由甘川公路（沿古栈道）到碧口走水路可达重庆，或是走平凉、宝鸡经汉中到成都；向西则沿甘新公路经武威、张掖、酒泉、安西、猩猩峡人新疆；向北走陆路由兰宁公路到宁夏（宁夏在此指城市地名，非指省名，下文同）、包头再转火车至天津；走水路则利用皮筏从兰州直下包头，再转火车运至天津、上海。平、津输入甘肃的商品经由绥远、包头、宁夏、凉州等地，由骆驼运到兰州。沪、杭、汉（汉口）等地杂货纸张则经由西安，由铁轮马车、驼骡载运到兰州。四川商品经由广元、汉中，由驼骡、马驮运到兰州。
近代随着贸易需求的变化，贸易内容和结构开始发生重大改变。具体表现为羊毛贸易迅速大规模兴起。甘肃输出的重要货物除羊毛外，水烟也是大宗，输入以京、津、沪、汉的洋布、绸缎、纸张、海菜、纸烟、洋杂货为大宗。甘肃省虽以农耕为主，但皮毛输出在其整个商品输出中占有相当比例，如l932年至1934年皮毛输出分别为7088670元、6640272元、10058197元，分别占其商品输出总值的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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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8％、52.01％（朱镜宙：《甘肃最近三年间贸易》，《开发西北》第3卷第5期，第45页）；临潭、夏河、卓尼是甘肃南部皮毛的主要市场，根据1939年当地特税局的税收量，可推算出临潭输出商品价值中皮毛占57.47％，夏河皮毛输出价值占全部输出价值的92.15％（王志文：《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甘肃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2年版，第96、97页）；又据调查，30年代初，拉卜楞每年输出商品价值为479421.5元，其中羊毛为168000元，皮类为171116.5元，皮毛共为339116.5元，约占其总输出的71％（《拉卜楞之近况及其开发意见》，高长柱：《边疆问题论文集》，正中书局1941年版，第441、442页）。可见皮毛在甘肃输出商品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
输出的皮张主要是羊皮和牛皮。绵羊皮的运销据点，陇南为拉卜楞（今甘肃省夏河县），河西为永登、永昌、张掖、酒泉，陇东为平凉、西峰镇，而兰州则是西路各县皮张的总集中地。山羊皮的运销据点除平凉、西峰镇外，尚有张家川、靖远等地（王世昌：《甘肃的六大特产》，《甘肃贸易季刊》，1943年，第5、6期）。由于货物走水路更便利和经济，因此，抗战前甘肃的皮毛大多通过水路运到包头输往天津。
水烟内销以河西各县为主，陇东陇南次之。省外销路，全面抗战前遍及全国，如长江流域之江、浙、闽、赣，黄河流域之青、宁、陕、晋、豫、冀，以及东北四省。陕西是甘肃水烟最大销售市场，泾阳是兰烟东路转运的枢纽。兰州是水烟外销的主要集散地。传统商路分水路和陆路两种，销售路线有东、南、西、北、海5条。东线为兰州——平凉——西安——龙驹寨——老河口——汉口——苏州——南通——上海；南线为兰州——天水——宝鸡——汉中——广元——成都、重庆——昆明、贵阳；西线为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安西——猩猩峡——哈密——迪化；北线走水路，用皮筏运输，线路为兰州——靖远——宁夏——包头、归绥——大同、张家口——天津、北平；海路经陆路运至上海后，由上海——烟台——营口运抵东北（杜景琦：《兰州之水烟业》，兰州伦华印书馆1947年版，第l0页）。据有关县志载，光绪初年，兰州地区年生产棉烟约七八千担，销路以四川为盛；绿色水烟每年约生产两万多担，销路以江苏为盛；黄色水烟每年生产约两三千担，销路以广东为盛（张敦五：《重修皋兰县志·舆地下》。光绪十九年，卷十一，第 56、57页）；每担约重300斤左右，每百斤价值30两白银。1934年兰州输出水烟共18600余担，约值228万元（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2页）。
兰州既为甘肃商品贸易的中心市场，又是商品集散地。兰州商店虽多，但规模均不大，且经营者多为外省客商。正如时人所言：“经营各大商业之帮口，大概言之，金融之权，操于山陕津帮之手；各大行店，晋商称胜；钱庄药号，秦人居多；购办皮货绸缎杂货事业，津晋两帮，可称并驾；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陇海铁路管理局发行，郑州宜文斋印刷纸庄1935年2月印刷，第2页）甘肃传统的经营观念是重德轻利，经济价值观念比较保守，“百工技艺泥成而不知改良”，“家园株守，百里无负贩之人”（彭英甲：《陇右纪实录》第八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由于在甘经商者主要以外省商人为主，这些活跃于甘肃各地的商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甘肃商业贸易的发展；但因本地经商者较少，大量外省商帮将其家乡货物带人甘肃销售，加之甘肃本地制造业落后，缺乏相应商品与之竞争，使得甘肃在省内外进出口贸易中一直处于人超状况，这种不平衡现象客观上也抑制了甘肃商业贸易的发展。据甘肃省财政厅调查。1932年至1934年甘肃输入商品总值分别为46043111元、64585005元和42401617元，输出商品总值分别为14656196元、15415467元和21252372元，输入总值远大于输出总值（甘肃省图书馆藏：《甘肃省近三年进出口货物调查比较表》，出版人不详。出版日期不详）。其中输入布匹棉花为大宗，占总值的11％左右；输出皮毛、药材、水烟为大宗，皮毛类占输出总值的50％左右，药材占30％左右，水烟占14％左右（甘肃省图书馆藏：《甘肃省近三年重要进出口商品数值及百分比较表》，出版人不详，出版日期不详）。
另据学者研究，兰州作为西北地区四大枢纽市场之一，在抗战前，以北面的“草地”驼路和平绥铁路、西面的甘新驿路和东边的陇海铁路、中间的黄河水路等传统的交通线为纽带，以众多的中级市场和初级市场为依托，向东与国内其他市场和津、汉、沪等港口城市及国外市场，向西、北与俄国，向南与印度等国外市场沟通起来，商路可以说是四通八达（樊如森：《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市场体系的建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传统的商路多是沿交通线形成的。以皮毛、水烟的水路运销为例，运输工具是黄河上的皮筏，分为牛皮筏和羊皮筏两种，以羊皮筏较为常见。大型牛皮筏载重约20吨，小型载重约l0吨。牛皮筏平时多用以长途运货。牛、羊皮筏运输区域甚广，西起青海之贵德，东达宁夏、绥远。战前西北各省出口之皮毛等大宗货物，均赖之运至绥远包头，转平绥路出口。青海下行及长途运输者多用牛皮筏，短途多用羊皮筏。皮筏运输物品，自贵德、兰州起运者多为皮毛、木料、食油、粮食等类，也夹杂运送旅客及猪鬃、肠衣等土特产。兰州市场货物运抵包头后，转火车运往天津、上海等地（邓明：《皮筏的源与流》，《档案》2003年第6期）。因为皮筏运输有成本低廉、周转时间、周转时间快等特点，成为皮毛运输的主要工具。水烟的输出也主要靠皮筏。大量的皮毛和水烟外运带动了皮筏运输业的发展。黄河沿岸的临夏、兰州、靖远成为皮筏集散地。羊皮筏业1936年和1937年最好，当年兰州皮筏公会有会员100余家，皮筏400个（《皮筏》，《甘肃省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档案》，卷宗号47/1/162，甘肃省档案馆藏）。
抗战前甘肃的羊毛集散地还有河州（今临夏市）、甘南、拉卜楞、兰州、张家川等地，外国洋行专门派人在上述地点设庄，收购后将羊毛用皮筏沿黄河运至包头，再通过火车运至天津出口到英、法、德等国。据20世纪30年代初的调查，甘肃、青海羊毛“每年所产至少值数百万元之谱”。甘肃省羊毛“每年约产四五百万斤，羊皮约七八百万张”（林天吉：《甘肃经济状况》，《中央银行月报》，1934年第3卷第6号，第1276页）。以临夏羊毛的出口为例，1920年之前有英、德等国在天津开设的洋庄派出的人在临夏设庄，将夏河、循化、保安（今青海同仁县）等地所产羊毛“尽数垄断收购”，其数量每年达140万斤左右，价格每百斤约白银6—8两。洋行撤庄后的羊毛由当地商人和陕西客商收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临夏羊毛商号有天庆魁、德合生等10多家。这些羊毛商号大都有马家军阀的投资，商号也乐意以此求得保护。羊毛商号除在夏河、循化、保安等地设庄收购外，还派出熟悉藏语的商人赴藏区收购羊毛。据周希武调查，20世纪初期，青海湟源一地“蒙番”每年输出货物总值为79.77万两白银，其中羊毛输出价值为44万两、驼毛输出价值为6000两，各种皮类输出价值为20.25万两，皮毛共输出价值64.85万两（周希武：《玉树调查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占其总输出值的81.3％。羊毛运输仍采用皮筏，也有少量采用包裹通过邮局邮寄的。羊毛运到天津后通过行栈介绍售于洋行出口，所得款项一半汇回临夏，另一半直接在天津采购布匹、麻织品、宽面平绒、白洋线等，打成小包由邮局托运回临夏（刘圃田、秦宪周：《临夏羊毛商的兴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227页）。
另外，还有洋庄在陇东张家川设庄收购皮毛，经兰州顺黄河下行到包头再转火车运至天津出口。1934年西兰公路修通，1935年陇海铁路展至西安。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得张家川的皮毛业务更加兴旺，皮毛的输出也改由西兰公路、陇海铁路出口。
总之，战前羊毛、皮张的出口多走北路，经由黄河皮筏运至包头转平绥铁路输出至天津出口，也有少部分通过邮局的邮包托运。羊毛的收购被外商洋行所垄断，洋行撤走后由本地商人和陕西客商收购后运至天津售于洋行出口。水烟销售以东西路为主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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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交通条件的落后，限制了出口商品的运输和出口规模的扩大。

二、抗战时期的区域市场变迁

“抗战军兴，津沪路塞，药材水烟之销路大受影响。故此项之业务经营，亦大感困难”（《甘肃省贸易公司三十二年度业务报告·（二）业务经营概况》，甘肃省档案馆藏）。不仅水烟如此，皮毛销路市场也受此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沿海地区沦陷，皮毛和水烟的重要销售市场相继丧失；尤其是重税束缚，商家均感经营困难，所以甘肃市场销路顿减，仅限陕、甘、青、宁、川五省，及间道运销上海一部，分销江、浙、闽各地。皮毛、水烟市场在此困境中寻求自身的发展，寻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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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新的商路。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领导抗战，西南、西北地区都较前得到了较快发展，甘肃向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市场销售量有了较快的增长，甘川、甘新的市场联系大大增强，甘肃向北面苏联的出口贸易也有了增长。特殊的战争环境，给甘肃市场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发展空间和条件。
据陇海铁路管理局调查，甘肃省沿陇海线的皋兰、洮沙、临洮、陇西、武山、甘谷、榆中等七县共有烟业从业工人约一万六千人，每年产水烟及黄烟八百余万公斤，价值二百余万元。其中尤以皋兰为主要，计有从业工人约一万三千人，约占全线烟业工人84％；年产水烟五百四十余万公斤，约占全线总产量67％；价值一百二十余万元，约占全线烟产值64％。兰州所制大部分为绿色水烟（一名青烟），其他各地所制则大部分为黄烟（亦称绵烟）（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甘肃段经济调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4l页）。据甘肃省贸易公司向甘宁青统税局调查，1942年报税烟斤总计为1210万斤，除去旱烟不出口外，当年水烟出口至少800万斤（王树基：《甘肃之工业》，甘肃省银行印刷厂1944年印，第l50、151页）。甘肃省贸易公司1943年输出水烟307担，价值682194.19元（《甘肃省贸易公司三十二年度业务报告》）。
甘肃所产烟丝除销售本省各县外，大部运往外省。水烟外运，价格随供需变化而定。根据统计数据，抗战时期水烟价格逐年上升（甘肃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甘肃之特产》，兰州俊华印书馆l944年版，第47、48页）。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水烟价格还是上涨的。据杜景琦统计，皋兰等16县为水烟主产区，1942年种植面积46358亩，1943年44086亩，1944年41711亩，1945年40381亩。虽然种植面积减少了，但是单位面积产量却提高了，历年水烟的总产量却较前增长了（杜景琦：《兰州之水烟业》，第l3页）。
水烟业在兰州市场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有与此行业有直接间接联系、赖此业为生的人，在甘肃省至少有30万人，即便在兰州市也有5万人以上，占兰州市人口的1/5（杜景琦：《兰州之水烟业》，第3页）。
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尽管有些传统的商路不通了，而一些新商路则被开辟出来。如前所叙，往北的商路断绝了，东路商路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是，向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商路则被开辟出来了。以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主要是每年一到二次的庙会，战时西南西北地区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密切，商贸往来也增加了。这些线路以前也有一些，战时又有新线路被开辟出来，主要是由马帮走出来的。马帮、马客或脚户是私商的一种。主要以河州（今临夏）回族为主。据估计，临夏的脚户最盛时，约拥有上万头牲畜，骡、马和驴都有。他们的主要贩运路线有河州–阿坝–成都线：河州一汉中线；河州三原线；河州一西宁线；河州–河西线；河州一武都线；河州–夏河线；河州一循化、保安、巴彦戎格线等。其贩运路线基本上覆盖了甘肃全省，省外可达四川、陕西、新疆和青海等地。贩运的主要货物，从河州出发时带去本地土产，回来时带回日常用品，如茶叶、铁器、纸张、布匹、棉花和烟糖等物品（张思温：《河州经济琐谈》，石宗源主编：《张思温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211页）。脚户在沟通地方经济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回民马帮驮队在抗战时期的甘肃贸易发展中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就拿河州——阿坝——成都线来说，此线的回商把大量日用品运进阿坝地区的黑水、理县和马尔康等地，影响当地经济至巨。
再以皮毛的运销为例来说明商路的变迁。如前所叙，抗战前甘肃的皮毛大多通过包头输往天津，再转销英、美等国。抗战爆发后，对外销路不畅，皮张、羊毛只能向西经由甘新公路输往苏联。
1938年后，水运一时呈萧条局面。为充分利用民力支援抗战，政府组织筏户承运了大量的军需品运输任务。往宁夏、包头方向运送的主要是军用物资，往重庆方面运输的主要是汽油。同时，皮筏还承担了兰州市军民口粮的运输任务，每年要从青海湟中和临洮等地运进粮食3000-4000石（《甘肃省志·航运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1940年，甘肃省政府成立了驿运管理处，将兰州所有皮筏编为“水上运输队”。国民政府当时有一批汽油运往重庆，遂聘用筏工组成“皮筏航运队”，赴四川广元执行任务。1942年夏，航运队组成了载重60吨的皮筏5个，仅用15天时间就将近300吨的汽油运至重庆，轰动了山城（木船需30多天）（薛毅：《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264页）。
总之，全面抗战之前，甘肃省的商业贸易形成了以  兰州为中心，以皮毛、水烟贸易为大宗的商业格局。羊  毛多走黄河水运再经铁路、大车等运往天津出口，水烟  则大多销往上海、江浙、东北、四川等地。全面抗战爆  发后，由于战争的影响，东去的商路中断，皮毛、水烟的  销售受到很大的影响。大致来说，皮毛除去少量内销  外，主要经甘新公路销往苏联，水烟销售的北线和东北  市场丧失，南线也受到很大影响，但对新疆、青海、四川  的销量有所上升。抗日战争的特殊战争环境，一方面给甘肃的经济发展和市场贸易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由于甘肃在中国抗战中的西北后方基地的特殊  战略地位，又给甘肃的经济和贸易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总的来说，由于战争的影响，抗战时期甘肃的区域市场及商路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心市场与次级市场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甘肃省与邻近省份的商贸往来也更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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