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三杰-杨联陞（1914-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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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杨联陞（1914-1990）

杨联陞（1914-1990），字莲生，生于河北保定，原籍浙江绍兴。他过继给他伯父，伯父是盐务官员，退休后以吃瓦片为生。他在保定上初级中学，成绩优异。当时缪钺先生因家庭困难，考取北大而不能入学在保定志存中学教课，杨联陞不在他的班上，与缪钺之弟同班。缪钺听说杨成绩很好，为人忠厚，后就把妹妹缪鉁（宛君）嫁给他。多年后，缪、杨两位在中国文史之学都出人头地，郎舅齐名，扬声中外，成为佳话。
杨联陞后到北京，考入师大附中，读高级中学。1933年毕业，同时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经济系。他个人志趣想入北大学文科，但由于其父的期望，去清华学了经济。然而，他对文史的爱好并未减少。在清华他受知于陈寅恪先生，毕业论文即由陈先生指导。在学生时代他已在《清华学报》、《食货》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他关于汉代和唐代社会经济的文章，当时很有影响。卢沟桥事变前夕，清华学生左右派分野鲜明，杨联陞因功课好，政治上又属于中间偏右，一时左右派学生都拥护他，被选为学生会主席。
1937年毕业后，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尚未沦为汉奸的钱稻孙，组织人力编写一部《日华字典》，为谋生杨联陞参加了这个工作。关于此事我在1990年11月20日闻杨病逝噩耗后的日记这样记载：
论交五十余年，三七年在钱稻孙家初始，即一见如故，意气相投……杨脑筋敏捷，博闻强记，治学多所创获，悟性记性都远胜自己，迥出侪辈之上。且多才多艺，能诗善画。可惜者，好胜之心过强，未免不少事想不开而自苦耳。哈佛三杰弱其一矣。
到1939年前后，钱稻孙沦为汉奸，主持伪北大，呈送助教聘书给杨联陞，杨将它退回；次日，钱又送来副教授聘书，杨仍然婉言拒绝。他当时对人说：“八毛钱一斤的酒我不喝，一块二的酒我也不喝。”（当时助教月薪八十元，副教授一百二十元）他就是这样寓爱国主义于诙谐之中。后来，钱稻孙又推荐他到日本某商业大学 教中文，同样被他拒绝。他家本不富裕，这时更渐渐紧张起来。
1938、1939年两年间，我以洪煨莲先生之介绍，协助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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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贾德纳，阅读日文杂志。1939年我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金，去美读书。贾德纳希望我推荐一人，我即考虑到杨联陞。在向钱稻孙了解了他的日文程度后，遂推荐他到贾德纳处工作。1940年秋后，贾德纳回到剑桥，计划仍请我帮他阅读日文杂志，而我那时已经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全部奖金，不得再兼工作，因此贾就自费邀请杨赴美一年，帮他工作。杨到美后，在贾家吃住，贾德纳在各方面予以照顾。以后，他又受知于赵元任先生，协助赵教汉语、编辞典，以后也领取了哈佛燕京学 社奖金，成为哈佛研究生。
现就三方面记述杨联陞的事迹：1.为人；2.为学；3.才艺。
杨为人忠厚老实，喜交朋友，与人来往坦诚相待，没有机心。他在哈佛教书三十年，交游的面极广，很好客，1948年秋夫人抵美，1949年在康桥购房后，每礼拜总有一两次有友人到他家吃饭。70年代末迁居阿令屯之后，由于地势较远，他本人健康情况日坏，家里招待客人的次数也就少得多了。解放前的旧中国知识界中派系纷呈，彼此并无原则分歧而门户之见相当深。
北大、清华、燕京等校彼此多少都有隔阂，北方的学者与南方的学者如柳诒徵、吕思勉、张其昀等互不相下。杨联陞虽出身清华，但对各派系学者都一视同仁。我读过他家来宾留言簿，其签名的学者，几十年中前后不下一百人。北大胡适先生很赏识他，两人论学谈诗二十年。史语所赵元任先生与他同编字典，研究汉语文法，他挽赵先生云：“岂仅师生谊，真如父子缘。”傅斯年先生到美后，也与他有来往。清华校长梅贻琦与胡适之先生等来康桥时都曾在他家下榻。清华、北大、史语所的学者们凡到剑桥者无不在他家做客。燕京大学由教会主办，在当时北平虽与以上各校有所不同，但司徒雷登仍然是遵循蔡元培先生“兼任并包”的办学方针。洪煨莲（业）先生在几所教会大学的文史系中影响较大。杨联陞与洪先生及其门下诸弟子关系也都很密切。他曾为洪先生抄剑桥感暮八首（用秋兴韵）：
白发飘萧矍铄翁，老师洪姓最声洪。
朗吟新句追秋兴，细写长编注史通。
引得惠人功莫大，探研捉贼乐无穷。
不嫌海外从游晚，上寿先生日正中。
（注：见杨1955年2月10日日记）
洪先生逝世后，他有纪念洪先生的诗：
康桥岁暮诗重咏，夫子音容尚俨然。
东布春风西化雨，量如巨海德长川。
子玄子美功臣并，八十八年福寿全。
文史洪门多健者，先生含笑住钧天。
（注：见1981年5月14日日记）
杨联陞家的留言簿上有从大陆到台湾又到美国的学者，如陶希圣题辞云：“1967年4月11日之夜，在联陞夫妇招待晚餐席上谈三十年前旧事，此为赏心乐事，亦感慨系之。谨志数语以资纪念。”沈刚伯题词云：“同是天涯沦落人，把杯不觉青衫湿。”也有回到大陆多年后又出访美国的，如瞿同祖题词云：“廿二年前客居康桥，常为座上客。旧地重游，久别重逢，畅谈古今，为此行快事。”周一良题词云：“三十六年，沧海桑田，康桥重晤，极乐尽欢。”语虽平淡，几十年的酸甜苦辣尽在其中了。还有钱端升题词：“民国卅七年春重来康桥哈佛街三三一号。先后有（李）方桂及莲生卜居，时相过从，请益之外，亦作桥戏，弥足为乐。今返国有日即须言别，诚有不胜依依者，第望天下太平，舟车畅通，或北平或康桥重聚匪遥耳。1948年9月5日。”可叹的是，钱端升所向往的康桥、北京之间自由来往的太平世界并未实现。他在北京被打成“右派”，足迹未再出国门一步。
留言簿中有不少外国学者，如叶理绥、赖肖尔、费正清、柯立夫等，也有日本学者如吉川幸次郎、宫崎市定、小川环树等。杨联陞不仅与学者来往，他的座上客及友人还有不少文化人，如国画大师张大千，作家老舍、曹禺，科学家任之恭、林家翘、陈省身，以及旅美的艺术家王方宇，旅欧的画家蒋彝等（与蒋彝的诗词唱和尤多）。在学术界杨联陞毫无畛域之见，对柳诒徵、吕思勉先生极为尊重。他在《汉学论评集》（英文）的中文序中说：“老辈中用卡片最得力者，我要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他的几本大书，貌似堆砌，实有见解，钱宾四、赵元任先生早年（小学年龄）似皆曾受教于吕先生。”“我最近收到吕翼仁先生寄赠诚之先生遗著《史学四种》小册，颇有独到之见。”
杨联陞经常主持公道，好打抱不平。他对台湾学术界的主流派长期以来排斥钱穆（宾四）、洪业两先生于中央研究院院士行列之外深为不满。它曾告我说：“说老实话，钱先生《朱子新学案》这部书，胡先生是写不出来的。”他还曾说过：“下一次院士会上，我一定力保房兆楹先生当选。”可惜房先生没等到院士开会就去世了。有一次我们谈到两人都知其名而不识其人的一位学者，我当时有鄙夷之色，杨联陞正色对我说：“可不能那样说，人家自有其长处。”此事给我印象极深。
杨联陞为人谦逊，对于他所谓的“工作在第一线的人”都很尊敬。平时言谈如此，也见于他的诗和书信里面。如赠张政烺诗云：“我爱张夫子，学渊思更奇。六书申古意，八卦释群疑。广雅兼通考，潜研继日知。骅骝能缓步，驽马欲相师。”还有赠王伊同诗云：“五朝门第欣重印，记得伽蓝喜译成。余事增删南北史，神州海宇定留名。”又《为邹衡作小诗》云：“湘人来此学，考古汇群流。上通兼下贯，何止夏商周。”赠诗自然是颂扬为主，但他的诗中表现出他的谦虚和对别人的尊重。在给胡适先生的信中提到刘子健教授：“这几年不但在学问（尤其在宋史）上很努力，在办事方面也很出色。”1988年11月15日赠周一良诗云：“才高四海推良史，学贯八书谁比肩。”1982年《赠周一良诗》云：“劫后重逢迸泪珠，山山呼应有还无。遗山才学兼身世，《季木藏陶》待价估。”《季木藏陶》是先叔周季木先生所藏陶片，40年代我的表兄孙师白请顾廷龙先生整理、精印成书，带给我若干部，在美国出售。我回国时，还有一部没有售出，就交给杨联陞代售，1982年我重到美国，谈到此书，他说，尚有一套没有售出，他愿出五美金收下。我当时因为孙师白这时已经不需要这几十块美金，便慷他人之慨，把这部书送给了杨联陞。因此有人讥笑杨联陞吝啬，其实，这是他节约的美德。
杨联陞为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持家以俭。一般在美国的华人教授住宅大多很高级，拥有花园洋房的不乏其人。而他的家（我只去过他在阿令屯的家）虽然不大，但并不华丽。他在美几十年始终不会开汽车。我想，这与他家庭出身有关。他的家庭本不富裕，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哈佛大学教授的薪金虽然不算少，但他和夫人都不会经营，如投资股票等等。不像有的教授，身后仍有上百万美金的遗产。这里，我想提到另外一位哈佛的老朋友于震寰先生。他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日文编目主任，月薪远不如教授之多，但他善于经营，工作几十年退休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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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不少房产。他曾用这些房产支援从台湾去美国的有困难的留学生。他夫人晚年多病，长期住院，幸亏有这些房产，一所一所地充当了医药费。总而言之，杨联陞在美国几十年，我认为他并没有美国化，本质上还是一个中国旧式 的读书人。
杨联陞最大的不幸，是自1958年起患精神病——抑郁症，犯病时不能读书思考，烦躁不安，夜不能寐，有时甚至想自杀，必须入院治疗，周期常常达一年，后两年就比较好，脑筋特别敏锐，学术上也多有创见，然后到第三年，病又会来，越来越重，如此直到去世为止。他有时显得心胸狭窄，多所疑虑，大概是病态之一。1982年9月，他对我谈了很多学术上的新见解，同时表示哈佛在排挤压抑他，因此心情不愉快。我当时就问过哈佛了解情况的人，他们都说杨联陞绝没有受排挤压抑之事，如在退休之前，被授予哈佛燕京讲座教授的称号；退休以后，仍保留他的研究室，这些都是受重视而不是受排挤的证据。
他晚年多病，最后几年又中风，生活不能自理，一切全靠他笃信基督教的夫人照顾。1989年冬天，我到他家，亲身体会到缪大姐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他病中的生活仍很愉快。缪大姐现已八十五岁，一人独自住在阿令屯那所房子里，我想是宗教信仰支持她的缘故吧！
在为学方面，杨联陞1942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博士学位，1947年任远东语文学系（后改称为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1958年任教授，1959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应法日两国之邀，先后分别赴法国法兰西学院及日本京都大学讲学，在巴黎曾用法文做公开讲演。
1970年至1976年相继获得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74年获法国铭刻与文学学院德卢恩奖。他多年来还担任过《哈佛亚洲学报》编委会编委及新竹《清华学报》主编。1965年获哈佛燕京学社中国历史讲座教授称号，1980年，以名誉教授退休。除数百篇论文与书评之外，他结集成书的英文论著有《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1950）、《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1952）、《中国制度史研究》（1962）、《汉学散策》（1969）、《国史探微》（中译本，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与赵元任先生合编过《国语字典》（1947）。另外有十八篇中文论文，由我 编为《杨联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美国哈佛大学为他发的讣告说：“杨联陞教授在国际上以学术辨析能力与才思敏捷著称，是几代学生所亲切怀念的好老师，是协力培育与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学者之一。”法国汉学耆宿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说：“总之，杨联陞的学问继承了中国百科全书式学问的优良传统，发挥其个人天赋之才，在广阔范围的资料中，以细致严密的分析作出综合性结论。”这两段话准确而恰当地概括了杨联陞教授一生的学术和事业。严格地说，史学家或语言学家都不足以说明他的成就，他著作涉及的范围很广，只有西方人使用的“汉学”二字可以概括。
1946年3月15日他给胡适的信里说：
假如我能到北大来，教的东西您可以随便（点）制定，大约中国史，秦汉到宋，断代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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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来，通史也可以勉强。专史则除了社会经济史之外，美术史、文化史、史学史等也可以凑合。日本史也可以教，但明治以后不灵（得大预备），西洋史很糟，必要时可以教英国史。如果国文系能开一门《国语文法研究》颇想试教一下，指导学生的事情当然很高兴做。（东西洋学者之汉学研究也可算一门。）
我想，除去教英国史是一时兴到的话以外，其余的课他却能胜任。从他的论著可以看出来。
作为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对中国货币和银行历史上的约三百个关键词语着重做了记述和分析，绘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节。在有关货币的部分，首先介绍了各种形式混杂的货币，然后重点讨论了圆形硬币、金银以及纸币。在研究信贷的部分，则叙述了从当铺等传统信贷机构到现代银行的兴替，并对贷款和利率方面的几个特征进行了探讨。这部书的成功有三方面的原因：1.此书以类别为经，时间为纬，叙述历史上货币与信贷的演变，脉络分明；2.探讨经济问题时，很好地结合了时代的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背景，这应与作者本人深厚的史学根基分不开；3.具有批判性的观点在书中随处可见，颇具启发性。对于贷款为何被普遍地用于消费支出而不是创造资本，他一方面指出传统中国歧视工商业，倾向于阻止经济规律充分地起作用，另一方面又从经济学的角度，指出投资土地虽然回报率低，但风险很小。此书是从历史的角度，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写出来的，它不仅是有关中国货币和信贷的关键词语研究的集 大成之作，而且揭示出古代中国货币、信贷以及总的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
杨联陞的《汉语否定词杂谈》体现了他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也是汉语否定词研究领域有影响的论著之一。对于典籍文献中的否定词，古人的经籍训诂里面有零星的考证。以现代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深入、系统地研究汉语否定词的，国内外语言学家中不乏其人：国外如瑞典高本汉（B.Karlgren）、美国金守拙（G.A.Kennedv）、杜百胜（W.A.C.H.Dobson）等；国内如赵元任、吕叔湘、丁声树、黄景欣等。杨文后出，但他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能够融会贯通，不囿于旧说成见，加上能以系统的观念、史家的视野，对问题做全面的、细致的考察，所以，《杂谈》有自己的特色和创见。首先，全文从发音基础及意义与用法两个方面揭示汉语否定词的内在关联以及功能区别，故在方法论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其次，在研究范围上，《杂谈》对于以往只专注于一时、一地或仅对几种文献有关否定词的讨论进行考察的做法有所超越。它既利用汉藏语系比较研究的成果，又联系当代方言中的古语成分，同时还纵贯古今，注意书面语言与历代口语并重，因而立论宏通，能够见人所不察。在讨论否定词与唇音的关系时，作者首先讨论汉语唇音否定词在历代的演变，然后论及其在现代汉语官话方言（如北京、济南、沈阳、西安、成都、昆明、昌黎等）和非官话方言（如苏州、温州、厦门、梅县、潮州、广州等）中分布的特点，进而利用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成果，依据藏语唇音否定词的语音特点，认为双唇音否定词是原始汉藏语遗留下来的。在否定词的意义与用法一部分中，作者首先强调要注意否定词在意义上有轻有重，用法上有虚有实。人们使用语文常“带有感情成分夸张意味”，“用否定式，多数为部分否定，特指否定”，所以，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文体的语言中，否定词“不”、“没（有）”、“未”、“非”、“微与勿”、“毋”等在用法和声音演化上存在着区别，认为李方桂先生用轻读的观点来解释上古的piu?t（弗）演变为现代广州话和北京话的理论是正确的，这种理论较好地解决了“弗”、“不”等同源词分化的条件和规律。最后，《杂谈》在材料的收集、使用上亦颇独具慧眼。除了使用亲属语言、方言材料之外，魏晋以后具有口语特色的语料及中土佛经文献语言的旁证，也有相当的分量，使得《杂谈》的材料既丰富全面，又细致独到。总之，《杂谈》是一篇在方法论和研究成果方面有重要价值的论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依然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启发性。
刘子健先生曾说过：“杨联陞学术的精华常常在他所作的书评里出现。”杨联陞自己也同意这个意见，说自己是汉学界的一只警犬，人们则称他是东方的伯希和。他总共写过五十多篇书评，书的性质涉及中国历史、文学、考古、经济、哲学、地理等等许多方面。除去洋 人对于中国典籍理解错误以外，经常有罕见的名词术语，中国学者一般也不能理解，而他从另外不相干的资料中包括日本的资料对这些名词加以说明，使人涣然冰释。德罗土所译《新唐书·百官志》和《兵志》中“有籍有傍”和“以籍旁取”、鲁道夫即闻宥《华西的汉墓美术》中“诏所名捕”、波普所著《中国瓷器》中“撒孛尼”这几个词的解释皆是其例。他在香港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做的报告《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也属此类性质。杨联陞说自己这种做法是“训诂释史”，我想当年陈寅恪先生曾经赞扬沈兼士先生的一篇文章，说一个字的解释可以充当一部文化史，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杨联陞学问之所以这样杂而精，固然跟他自己的兴趣有关，我想也是势必如此。因为外国学生研究中国历史、文学的人常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他们的兴趣也是多方面的。杨联陞在美国几十年，受其沾溉的外国学生所要研究的问题亦复多种多样。老师为了指导学生不得不跟着走。这大约也是杨联陞学问方面之广的原因吧！到哈佛的美国学生莫不受教于杨联陞，得他亲炙的中国学生如高友工、余英时、张春树、陆惠风、张富美等也多卓有成就。
关于杨联陞的多才多艺，在美国的华裔学者中也是颇为突出的。他自小善动脑筋，过旧历新年时，喜欢用诗句制造灯谜。在师大附中，与由名票成为名伶的程派传人赵荣琛等几位喜欢京剧的同学，结成盟兄弟，演唱京剧。他很喜欢言菊朋，曾坐在第一排手持小笔记本，把言菊朋唱的《四郎探母》唱、念、做等细节一一记录下来，曾经引起台上的言菊朋的注意。他精于桥牌和麻将，曾著《桥经十三章》，蜚声剑桥。他喜欢写诗，与缪钺时相唱和，缪钺说他“做诗不多，但能发新意”。1983年，缪钺八十岁，杨联陞画了一幅山水画并题诗致贺。他题缪钺《冰茧庵丛稿》：“考艺研经自妙年，文心史识两无前。灵溪灵处生冰茧，异代应知有此贤。”缪钺认为此诗着墨不多，但清逸宕折，殊有意趣。杨联陞不仅作诗，还曾写过一篇子弟书，自作自唱，在赵元任先生夫妇金婚纪念会上放一异彩。因为赵先生夫妇的《杂记赵家》中记有此事，并有子弟书的全文，这里不再赘述。
1941年香港沦陷，杨联陞写了长诗《哀香港》，为中国同学所传诵。现在就以这首诗来结束他的传记。

哀香港

十九世纪矜樯橹，大英国旗日常午。
已凭身毒攫南洋，更移罂粟销东土。
能臣持正焚鸦片，庸臣误国迷和战。
偿金开埠意不足，雄岛竟教图色变。
秀水明山照九龙，绿树长年浴暖风。
星垂夜市千灯泻，云织朝帆万里通。
豪权顿跡簇金窝，犀珠任载不谁何。
层楼广厦连歌舞，钢琴声里影婆娑。
百年香港几兴止，曾看两粤起洪杨。
中山倡义除专制，韶关誓众扫欃枪。
睡狮欠伸甫欲视，强邻侧窥不能止。
渖水卢沟炮夜轰，汉儿宁有为奴死！
沪滨喋血连三月，天地呜喑人奋发。
大国不徒壁上观，翻输毒液供蛇蝎。
海疆无寄终难保，从兹香港成孤岛。
往来唯可御风行，纸醉金迷犹自好。
珍珠湾里击艨艟，遗患应知在养痈。
东海南洋同日发，元戎坐困众汹汹。
难攻不陷夸坚垒，支持才十数日耳。
几度温柔歌故乡，遂令壮士不登埤。
转战于今已五年，岂见千人降阵前。
悖入悖出何足道，覆巢群燕最堪怜。
香脂碧血埋光彩，不蹈天禄蹈沧海。
下看百姓皆虫沙，飞救公卿调鼎鼐。
群凶初势纵披猖，义战转教时日丧。
何意三湘频报捷，大邦邂敌尚仓皇。
谊切同舟终不离，休轻亚陆是边陲。
父老衔哀方仰望，几时重见汉旌旗？

结　语

以上叙述40年代哈佛文科中国留学生“三杰”已毕。有人说你个人当初的工作也不错，何不加入“三杰”变成“四灵”？答曰：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研究的发现百分之九十九靠努力工作，百分之一靠灵感。我自己觉得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还是有的，但百分之一的灵感却比这“三杰”大有逊色。我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北大百年校庆时，出版了一本文科的论文集，我在1937年发表的《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一文入选，那是我二十四岁时写的，应该说是有一些灵感的，但是2000年兰州大学出版的《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中国古代史卷》中册所选我的论文仍然是这一篇，这时我已经八十七岁。其他很多同志入选的文章都是今年所写。
这就说明，在灵感方面我没有什么进步，这种自知之明使我不敢与“三杰”并列。“三杰”的事迹应当传之后世，我辈后死者责无旁贷也。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此文承三家家属及齐世荣、张世英、朱德生、李植枬、陈勇等先生审阅或提供情况，杨联陞长子杨道申先生提供资料尤多。武汉大学童云扬教授对吴于廑先生担任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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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工作的贡献，做了系统、细致、全面的介绍，现一并刊出。此文经始于上世纪末年夏秋之交，曾由小学水平之保姆笔录，困难万端。后由阎步克教授安排，历史系研究生顾江龙、刘聪、陈凌、姚宏杰同志轮流笔录；文中《货币史》及《否定词杂谈》的评论分别由顾江龙及中文系博士生周守晋、王建喜提供，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2001年7月2日

注释：

【1】《学林散叶》材料丰富，如陈寅恪共有三六条，其中说到蒋介石曾请陈先生写唐太宗传，陈先生未加理睬。又一条记着陈先生上课时，讲普通历史，使用黑色包袱包书，讲有关佛教问题时，使用黄色包袱包书。这两条不见于其他著作。但此书亦有错误，如五〇六条记载周叔弢上课云云，先父生平从未教过课。《散叶》盖误解黄裳同志一篇文章，讲到他与舍弟杲良在南开中学同学，国文教师 指定戴震的《屈原赋注》为教材，图书馆找不到，而杲良次日即从家里带来先父所刻得此书。
【2】西岩是任华的字，当时没有听说任华有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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