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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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六章

继东汉之后，便进入了三国时代（公元220—265年）；三国期间相互争斗的五十年，是半封建时代的第一个持续分裂时期。三国时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各种内在力量而导致分裂的一种典型情况，它不同于后来其他的分裂时期，后来的分裂，因为同时有游牧者的入侵而复杂化了。
导致这次分裂的物质的与根本的因素，是几个对立竞争的经挤区的兴起。这些经济区的生产力及其位置，能足以使它们成为同统治主要基本经济区的君主的权威，作长期抗衡的基地。蜀（或称四川红色盆地）的日益成长，和长江下游吴的新兴昌盛，就属于这种情形。这样，便产生了力量均衡的三国时代．

一、治水与四川

自秦昭襄王（公元前306—25l年）由秦（陕西）移民至巴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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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或四川）就在中国历史上取得了重要的地位。【1】随着蜀的移民，就出现了规模相当庞大的灌溉系统，这个灌溉系统为这一地区的繁荣打下了基础。秦的官吏李冰，享有四川“灌溉之父”的称誉，他的事绩被中国史学家看成是不朽的成就。
这个灌溉系统的主要工程是灌县的都江堰，它把岷江分成了两条水道，而每一条又枝分成很多较小的渠道【2】。这些渠道最初是为着运输的目的而开凿的，但是，一旦开凿成功，也就广泛地应用于灌溉了。“溉田畴之渠，以亿万计。”【3】于是成都平原便号称为“陆海”【4】。
都江堰与其有关渠道给人民所带来的利益，并不限于航运与灌溉。在元朝的一块石碑上就明确地声称。“缘渠所置碓、硙、纺、织之处，以千万数，四时流转而无穷。”【5】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都平原的富饶及其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就是因为发挥了这一水利系统的作用。在接近前汉的末期，四川已经变得很富裕，以致从公元25至36年，占领这一地方的军事首领公孙述，得以比其他任何敌对集团更久一些地抗拒了刘秀想统一全国的意图。在三国时期，成都平原又成了蜀汉的基地，使之能同在中国北部与中部的敌人相持近五十年之久。

二、朝时期长江流域的原始性

司马迁曾这样描述过长江下游（即通常所指的楚越之地）的特征：
“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6】，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訾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7】
这段值得注意的叙述，实际上指明了为评价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情况所需要的基本论据，它清楚地表明，汉朝的长江流域，人口稀少，农业原始，无货物交换，也没有许多阶级分化的迹象。
柳诒徵教授的研究指出，在东汉时期，湖北省的黄州和德安附近，甚至在安徽省的一些地方，都有大量的很原始的“南蛮”【8】。甚至在三国时期，在武陵（湖南省的常德）的许多县还居住着“蛮入”【9】。三国之一的东吴（公元229—265年）的创立者孙权，就曾经迫使境内居住的蛮人当兵，以弥补因人口稀少而带来的兵源不足。【10】
然而，一旦有了从北方迁来的带有先进农业技术装备的大量移民，就可以充分地利用长江流域无与伦比的肥沃土壤建成一个孙权——他曾迫使黄河流域和成都平原的势力不得不以平等的地位来对待他的政权——指导之下的独立王国。

三、三国鼎立中作为斗争武器的水利事业

诚然，在三国时期，军事上的战役，是三国鼎立斗争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场面。但是，在军事前线的后方，特别是蜀汉与魏，发展农业生产与水道运输，竟成了加强军事力量的一种手段，他们在这方面所投入的力量也是相当可观的。
吴的主要困难，在于缺乏为开发附近天然的肥沃土地所需要的人力。据历史记载，在公元226年，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和弥补当时导致王国危机的粮食不足现象，吴王曾经宣布实行军事屯田【11】。公元245年，国王派遣他的将领陈勋和三万士兵与作士，开凿了连接小其与云阳（现江苏省丹阳县）的句容运河；同时，在丹阳附近造了赤山湖，用以灌溉稻田。
在蜀汉，当最杰出的大臣诸葛亮征服黄河流域的企图，被司马懿率领的魏军阻止之后，便担心四川基地的谷物供应有可能被切断；于是在公元234年，就在渭水流域的南岸建立了军事屯田。【12】在有关记载中虽然没有特别讲到水利工程，但考虑到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就会推想到在军事屯田区，发展灌溉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在魏国，灌溉与军事屯田都广泛地实行了，而且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记载中也是最为明确的。对水路运输线路的延伸与改进方面，也给予了密切的关注。由于明显的理由，这两种事业都集中在淮河流域。芍陂、茹陂、七门堰和吴塘，是曹操指令他所任命的扬州刺史刘馥修复的【13】。在公元204年，曹操疏濬了汴渠，开凿了连接汴渠与淮河的濉渠，同时为了将山东出产的粮食运往他在河南领地的中心地带，还堵截了淇水（在河南北部）使之进入白沟【14】。此时正值曹操着手进行一项关于军屯、积谷与发展水路交通的庞大计划的时候【15】。继公元204年在淮河与黄河流域取得成效之后，第二年，又开凿了在河北省中西部导滹沱河水入沙河的平虏渠，与在山西省中部利用潞河水用以运输的泉州渠。曹操之所以能战胜北方乌丸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开凿了这两条作为战备计划之一的运河【16】。为转运漕粮，在公元219年又于河南开凿了连接洛河与汴渠的阳渠【17】。公元233年，开挖了一条由陈仓（陕西省宝鸡县）到槐里（陕西省兴平县）的成国渠。大约在同一时期，又利用沂河与洛河建成了临晋陂，灌溉约三千顷舄卤之地【18】。
正如康基田所指出的【19】，这些工程一定是在魏国大将司马懿的创议与主持之下建成的，司马懿当时正抵抗着由诸葛亮所领导的蜀汉力量的入侵以保卫魏国。司马懿害怕他的对手的军事天才，但是他又知道，蜀汉军队的主要弱点，在于经济基础相对说来较薄弱。所以，他拒绝军队与蜀军直接交锋，而企图以饥饿赶走他们。宁愿用锄头．犁、灌溉渠道和陂塘来指导战争，也不愿轻动干戈。诸葛亮在用各种侮辱手段，刺激他的对手交战的企图。都归失败之后，就决定使用同样的看起来笨拙然而又是很有效的武器，即在渭河南岸实行军屯，因而，蜀汉与魏之间的战争，转而成了经济力量与持久力的竞赛了，同时，因为避免了蜀汉军事力量的进攻，并使敌人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司马懿也就为最终征服与消灭蜀汉奠定了基础。
魏国明智地采取了在一个时期内只对付一个敌人的策略，即．在一心征服蜀汉的同时，而与吴保持和好。这种政治上的和解，甚至在发展灌溉一事上也体现出来了。根据历史记载，魏的豫州（在河南省）刺史贾逵，在与吴的合作下，并利用守备的工具【20】，在汝河（在河南的南部与安徽的北部）上建造了一座坝，并兴筑了一个被称之为新陂的水库，以及开凿了一条长300里【21】的运河。这条作为魏吴友谊纪念的渠道，被称为“贾侯渠”。【22】
然而，魏…吴的合作是短命的。甚至在蜀汉未完全被征服之前，魏就加强了为征服吴所需的经济基础的准备。在公元241年，就在淮河流域实行了军屯；耕地大为扩大，开凿了不少渠道，并促进了运输事业的发展；还储备了大量的军粮。【23】
在公元243年伐吴开始之后，魏军在帝王亲自指挥之下，焚烧吴的粮食储备【24】，打败了吴将诸葛恪。于是，帝王计划进一步加强其经济储备。为了准备将来的出征，又进一步扩展了耕地面积，并更多地积蓄了粮食。他指令他的最能干的将领邓艾到陈（今河南淮阳县）项（今河南项城县）以西至寿春（今安徽寿县）的地区。邓将军知道，这一地区虽然土质良好，但因没有足够的水分，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他建议开凿一条既可作灌溉又可作航运之用的渠道。帝王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沿淮河河岸自钟离（今淮河南安徽省凤阳县）到沘水（在正阳关入淮）400多里之间，每隔5里立一营，每营60人。士兵边耕边守，还修复与扩建了淮阳与百尺二渠。这样一来，黄河水就这样自北注入沿颍水、淮水和大治河【25】上的各个蓄水陂塘了。在颍水南北，开挖了300多里长的渠道，灌溉约20，000顷土地。
于是，“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26】
这样建立起来的灌溉系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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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作出了大的贡献，从而就达到了在为着军事目的而竞相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个时期的高潮【27】。魏国也因而增加了一个富饶的农业区。往后，魏就变得如此强盛，以致三国之间的均势就此一破不返，中国又再次统一于一个王朝之下了。

四、作为古战场的淮河流域

淮河流域在军事上的极端重要性，固然大大地促进了这些引人注目的水利工程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得人民不能享受这一发展的成果。尽管这里有着天然的肥田沃土，然而，这一现实对整个江淮间的经济发展来说，几乎是一种“永恒”的障碍。
历史是这样说的：“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吴平，民各还本”。【28】这就表明，这一时期淮河流域的主要工程，不仅是因为军事目的而兴建，而且还要由军事力量来维护，因此，它们所发生的迅速变化和遭受的横暴破坏，也带有军事的色彩。
不幸的是，淮河流域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还不只局限于三国时期。实际上，在自秦（公元前255—206年）以后的整个中国历史上，淮河流域就成了南北之间的战场了，即使在各次战争的间隙之间，也是由屯田兵保卫着的。
“晋及六朝，俱屯守淮阴，修塘堰，备储糈。祖逖以三千军屯淮阴。……谢玄先屯淮阴，次屯邳、徐；兵食足，而后能接肥水，以入洛阳。晋之平吴，亦屯包田江北。……明漕府仓司，并设于淮。”【29】
关于淮河流域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很多著作家与官吏都曾作了过不少说明。晋（公元265—20年）的官吏荀羡（公元321—358年）说；“淮阴旧镇，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易以观衅，沃野有开殖之资，方舟有运漕之利。”【30】
宋朝（公元960—1280年）的官吏兼学者徐宗偃更为肯定地说：“山阳，南北必争之地也。我【31】得之，可以进取山东；敌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矣。”【32】
元朝的董搏霄也说：“淮安，南北噤喉，江浙（江苏，安徽与浙江）衡要。其地一失，两淮皆未易保。今岁漕数百万，咸取道于淮安。哽咽或生，则京师有立槁之虑。故特设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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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屯军，以经略之。”【33】
宋朝（公元960—1280年）的官吏还这样阐明过这种战略意义的秘密。“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凡五，曰颍、曰蔡、曰涡、曰汴，曰泗；而通南方者，唯楚州运河一处。”【34】
因之，淮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就命定它成了南北之间的要道和军屯与内战的中心。在这种环境之中，大型的灌溉设施容易遭到破坏，而且发展永久性的建筑工程也是不可能的。由于淮河流域成了战神祭坛之地，因而，只要人们的努力无法改变它这种并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地位时，它也就失去了成为基本经济区的希望。

五、晋朝时期长江流域的移民

继三国之后，中国出现的西晋（公元265—317年）的统一是短暂的。建国后不到五十年，在北方农民胜利起义的时候（这些农民，在一些地区，是在几个世纪之前就从现在中国土耳其斯坦【35】与蒙古迁居到长城以南的“胡人”的后裔）【36】，晋朝的皇帝就退到了江南。这一时期是由西晋向东晋（公元317—420年）变动的时期。在西晋的48年中，只有两项发展灌溉的实例载入史册：一是在公元274年，在淮河流域修复了三条渠道，灌田1，500顷【37】；一是在公元280年沿着滍水和淯水（在河南省）开辟了10，000多顷水田。
由西晋向东晋的过渡时期，和后来在公元589年隋朝再次统一中国之前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变中，包含有一个关于民族社会经济史中的重大变化问题，“胡人”移民——他们多是在中国豪强地主的土地上从事劳动的农奴——的兴起，以及对社会不满的中国农民的反抗，便把大量的中国上层阶级及其追随者赶到了长江以南。当这些“胡人”在北方本土上建立的王朝持续了一个世代之后，收复北方领土的希望，在东晋后期，实际上成了泡影。于是，在长江下游的中国难民【38】就准备长期留居了。
《宋书》（一个从公元420—479年的短朝代的史书）叙述过关于淮南地区移民者的故事，它讲道，“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度。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39】胡寇又大至，民南度江者转多”【40】。对于这里所讲的这些移民以及其他的移民所处的状态，在《隋书》的下述记载中说得很清楚：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41】，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又岭外【42】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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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陈，皆因而不改。”【43】
把这一段记载与三国时期吴国的情况作一比较，是很有意思的。【44】显然，长江流域的移民过程是缓慢的，而且不管吴国的当权者如何努力，长江流域仍然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而且总的说来还很原始。由于种族上与文化上的冲突，便加剧了当时仍然是中国心脏的北部的社会动乱，在这一影响下，就促使中国人民移居与开发南方。
迄至今天为止，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对于移民的推动力与必要性，还从来没有表现得这么强烈。象在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结局就导致了肥沃的长江流域——它最终还是成了中国基本经济区——飞速发展的开端，从而取代了泾渭流域与黄河下游流域的地位。这就使中国文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并导致了唐朝中国文化的无比繁荣。

六、南朝时期的江苏水利工程

在人口南迁开始之际，于公元321年，晋朝官员张闿建造了能灌溉土地达800顷的曲阿新丰塘。同年，陈敏开凿了练湖，两者都位于今江苏镇江附近，距长江南岸不远．作为一个有灌溉与水运双重目的的蓄水工程来说，练湖有着重大的意义。后来的每一个朝代，都对它进行过修理。在唐朝，如若没有得到政府官员的允许，谁秘密地开挖了湖堤，就要处以死刑。【45】
这些改进江南农业生产条件的努力，在晋以后的宋，齐，梁、陈各朝仍在继续。宋明帝（公元465—472年）时，皇帝下令开凿了赤山塘【46】。在公元494至497年间，一个齐朝的大臣建造了长冈埭【47】。另一个齐朝的官员上疏皇帝，要开辟丹阳及其附近几个县的荒地与新发现的土地8，554顷。据他统计，在一个春季，建成所需要的堰与塘，就需118，000个劳动者。不幸，这项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主管这一工程的官员被调任其他职务。【48】
在梁朝，于公元510年建成了谢塘【49】；在528年，皇帝给一个官员发了诏书，命令他通过大渎以改进粮食运输的条件【50】；535年，筑起了濬溪（现称梁溪）的堤防【51】。
在陈朝，整修了破冈渎【52】。所有这些水利设施都位于江苏省的南部，后来这一地区的水利事业达到了中国的最高发展水平。

七、大运河的先驱

东晋时期水道的开发，最初是为了军事上的目的而进行的。在公元345年到361年的穆帝统治时期，为了发动一场对占领汴城（开封）的慕容兰的战役，就命晋将开凿了一条从洸水（汶冰的支流）引汶水至东阿（在今山东省的谷阳县）的运河【53】。大约在同一时期，曾经开凿练湖的陈敏，又开了一条从射阳（靠近射阳湖）到末口（靠近苏北的淮安）的山阳运道（亦称山阳水道）；于是，这条曾经是极为迂回的联系淮河与长江的通道，第一次被缩短成直线形了。
这两条运河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后来都成了大运河的组成都分【54】，而这条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又是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中，它竞成了连接北方政治权力所在地与南方新基本经济区之间的生命线。

注释：

【1】参阅班固，前引书，第39卷，第2页．
【2】参考《四川通志》第1卷，第11—13页地图。
【3】康基田，前引书，第2卷，第32—33页。
【4】同上。
【5】元揭徯斯蜀堰碑》，载《四川通志》，第13卷，第27页。
【6】武帝曾经在一个诏令中叙述过江南（长江以南）的耕作形态．见司马迁，前引书，第30卷，第12页。在其《集解》中说明了这种原始的农业形态，就是用烧草．灌水，并约在同一时间下种的办法来开垦近乎处女地的土地。这种农耕方式在安南——译者（即越南）的某些地方仍然流行。
【7】司马迁，前引书，《贷殖列传》，第129卷，第9页。
【8】柳诒微：《中国文化史》，南京，1932年。第1卷，第389页。
【9】陈寿：《三国志》，第3部分，《吴志》，第2卷，第9页。
【10】刘可毅：《九通通》，第19卷，第13页。
【11】陈寿：《三国志·吴志》，第2卷，《孙权传》，第16—17页。
【12】陈寿，前引书，《蜀书》，第5卷，《诸葛亮传》，第14页。
【13】房乔等：《晋书》，第26卷，《食货志》，第6—7页。据康基田说，曹操因军屯的目的而修复了芍陂。见第4卷，《河渠书》，第25—26页。
【14】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24页。
【15】见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24—25页中的说明。
【16】这两条运河在唐朝和明朝都起过很大的作用。见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25页。
【17】范晔，前引书，第65卷，《张纯传》，第2—3页．
【18】房乔等，前引书，第26卷，《食货志》，第8页。
【19】《河渠纪闻》，第4卷，第30—31页。
【20】据《晋书·食货志》：“贾逵之为豫州，南与吴接，修守备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又《魏志·賈逵传》：“州南与吴接，逵明斥侯……”从这二则史料，均看不出贾逵与吴有“合作”之意，看来可能是由于本书作者将以上二引文中的“接”理解为“合作”了所致。故本文在此后的引伸亦误。
还应指出，当时的豫州并不与吴接壤，故《晋书》所说“南与吴接”并不很确切，最多只能理解为“接近”。——译者
【21】各本称300里，但《魏志·贾逵传》与《水经注·渠水》称200里。——译者
【22】房乔等，前引书，《食货志》，第7页。
【23】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28—29页。
【24】关于焚烧吴积聚一事，在《晋书》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魏军烧的（本文所取），一说是吴将诸葛恪自己烧的。
前者是。“正始四年，宜帝又督渚军伐吴将渚葛恪，焚其积聚，恪弃城遁走。”（《晋书·食货志》，中华书局版，第785页。）
后者是：“四年秋九月，帝督渚军击诸葛恪，车驾送出津阳门。军次子舒，恪焚烧积聚，弃城而遁。”（《晋书·宣帝记》，中华书局版，第15页。）两者孰实?待究。——译者
【25】无大治一河。此处当因作者对《晋书》原文断句有误所致。——译者
【26】房乔等，前引书，第26卷，《食货志》，第8页。
【27】“黄初（公元221—226年）以后迄晋，当时能臣皆以通渠积谷为备武之道。”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27页。
【28】沈约；《宋书》（南北朝的宋），第35卷，《州郡志》，第7—8页。
【29】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45页。
【3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1774年，第22卷，第2页。
【31】指南宋（公元1127—1280）。
【32】顾祖禹，前引书，第22卷，第2页。
【33】顾祖禹，前引书，第22卷，第3页。
【34】同前书。淮安，宋时称楚州。
【35】即新疆。——译者。
【36】E·亨廷顿（Huntington）教授，错误地（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认为这些在中国居住了几个世纪的“胡人”移民的起义是一种新的侵略。《种族的特征》（TheCharacter of Races），纽约，1924年，第182—183页。
【37】康基田，前引书，第4世，第37—38页。
【38】这里所谓的“中国难民”，实际上指的是北方的汉族难民。帝国主义学者一向把“汉族”与“中国人”划等号，而把中国境内汉族以外的其他兄弟民族放在“中国人”之外，以达其分裂中国各兄弟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译者
【39】指淮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
【40】沈约，前引书，第35卷，《州郡志》，第8页。
【41】意为东方，指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
【42】南岭山脉，是广东省与中国内地的分界。
【43】魏徵等：《隋书》，第24卷，《食货志》，第3页。
【44】参看前面第6章，第2—3节。
【45】《江南通志》，第64卷，《河渠书》，第22—27页。
【46】前引书，第63卷，第1页。在445年，由于阳湖的改建，使数百英亩性质良好的土地能得以生产。两午后，临津渠也顺利地建成。
【47】前引书，第64卷，第22页。
【48】前引书，第66卷，第8页。
【49】前引书，第64卷，第22页。
【50】前引书，第63卷，第4页。
【51】前引书，第64卷，第14页。
【52】前引书，第63卷，第1页。
【53】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40页。
【54】参阅后面第7章，第l—2节，和第7章，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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