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官手工业的衰落和手工业中小商品生产的扩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二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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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官手工业的衰落和手工业中小商品生产的扩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二章第三节

第三节　官手工业的衰落和手工业中小商品生产的扩大

我国封建社会中特有的官手工业和与之相适应的匠籍制度，历来是民间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障碍。明中叶以后，官手工业在多种原因下出现衰落，匠籍制度也趋向瓦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业的发展，一些民间手工业开始进入小商品生产的阶段。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某些地区的某些手工业行业中，稀疏地出现了。
商业资本的发展已见上节。本节着重讨论官手工业和匠籍制度的演变、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和小商品生产的扩大，下两节再分述某些行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总是要以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我国的科学技术，在宋代曾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宋元间的大动乱，多所杀伤，而蒙古统治者对于艺匠则予保护，收归官有。及于明代，手工业生产技术仍是有所发展的。但发展速度不高，范围也不广，·主要是在个别生产部门，不是共同性的革新。因此，为便于阅读，我们把它放在下面各行业中一并讨论，本节不再作一般介绍。
在欧洲经济史中，手工业的行会制度是研究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在中国情况如何，历来颇多争议。我们对此作专题讨论，列入本节之末。

一、官手工业的衰落

我国的官手工业历史悠久。在封建社会中，发展成为一个完簿钢工业体系。这种官手工业，是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为博足皇室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和巩固中央政权的需要而建立的。同时，为保证它所必需的劳动力厂特别是技艺较高的熟练劳动力，设立了匠籍制度，在籍匠户不准转业，定期执行摇役性劳动。这实际是把手工业者中的主要部分，纳人了皇家的经济体系，成为封建经济“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1】的一个环节。因此，它自始就是和手工业中的个体经济相对立的，对于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也有影响。明代前期，官手工业发展到它历史上的高峰。从洪武、永乐时期（14—15世纪）的史料看，官手工业有五个系统。即：
工部领导下的官手工业；
内务府领导下的官手工业；
户部领导下的官手工业；
都司卫所领导下的官手工业；
地方官府领导下的官手工业。
从生产内容看，它可分为七个部门。即：
营造——内府、王府、城垣、庙宇等造作及仪仗；
军器——军器、盔甲及军服；
织造——制帛、浩敕、冠服；
窑冶——陶瓷、铸造、铁冶；
烧造——砖瓦、石灰；
船只——御用船、军船、粮船、湖船；
器用——祭把典礼用器、颜料淘洗、印造纸礼等。
这些官手工业的规模有多大？我们可以从它占用劳动力的情况来估量。在这些官手工业中劳动的民匠，分轮班匠和住坐匠。其中以轮班匠为主，他们是每年以一定的时间前往北京或南京当班，也有一些是存留在地方当班。住坐匠是住在两京或其他劳动场所，每年劳动一定时间。【2】两者在户籍制度中都名注匠籍。另有军匠，主要从事军工，名注军籍。从我们看到的一些记载看，其人数大体如下表。
表2-6：明代前期在籍工匠人数
匠种时间人数资料来源轮班匠洪武二十六年（1393）
景泰五年（1454）232，089
289，000《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匠二。
明《英宗实录》卷二四○住坐匠永乐年间（1403－1424）
嘉靖年间（1530）北京：27，000
南京：7，600《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匠二：由旧都迁北京27，000户，按一户一匠计。
明《世宗实录》卷一一四。军匠宣德时（1426－1435）26，000《明史》卷一七五，张本传：军匠26，000户，按一户一匠计。
这些数字并不完整，时间也不一致，但大体可以看出官手工业占有的工匠在30万人左右。其中轮班匠几近80%。
此外，还有作为工匠助手的民夫，是从民籍中以力役的名义征来的。大体的比例是“一匠五夫”【3】，30万工匠，即须征150万民夫。
以上两项，共占用约180万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人口为1，065万户，6，055万人【4】。官手工业所占用的劳动力，约为全国人口的3%；按一户一匠计，有17%的家庭劳动力为它所占有。
明代的工匠，大体有三个来源。一是承袭元代的工奴制而来的，即把元代的“系官匠人”转人匠籍，原无籍属前要“自首”归籍。这主要是在建国之初。二是把强制移民京师的壮丁，一部分罪犯及其家属，特别是犯禁令的手工业者，发充匠籍。【5】三是在兴办某项工程时，征集民工，转人匠籍。【6】
匠户一经编籍，使世代罔替，不仅失掉经营的自由，有的还失掉迁徙的自由，永世按时为官府服役。“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7】“逃亡者，一日笞一十，每日加一等”。【8】服役时，受工官和作头的管制。这些官员就完全是依靠棍杖来管理生产的。“造作不如法”，要“答四十”；“过限不纳齐足者，以十分为率：一分，工匠径二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答五十。”【9】嘉靖时，有个管工员外郎胡思忠，“管工不二日，而笼伤工匠个三人，诸役不胜其苦”。【10】
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是不会有什么劳动积极性的，他们以怠工、失班、隐冒、逃亡来反抗。【11】而这种封建摇役制本身，也正是官手工业不得不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大体上从宣德年间起，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种生产的效率低、质量差和主管官僚机构的臃肿腐败、靡费无度，也都暴露出来。织造、铁冶两项，衰落最明显，民间生产也兴起最快，我们留待下节专述。这里略举其他几事示例。
南京附近的龙江船厂是最大一家官营船厂，有工匠400多户，按一匠五夫计，当有民未2，000余人。但明中期以后，它每年修造船只不过20只，而这点任务，也完不成。“何其成之难者若此耶？盖迟速无期，勤怠莫别，于是 日避劳者乃行其私，而一船之工，至有经岁未报者。”修造的船，马马糊糊。“如闷头之内、 堂之下，查看所不及，虚梢等处，波涛所不至者，皆舱其外而遗其中”，“一经振动，灰皆脱落，水即入之。”【12】成化五年（1469）工部奏报，南京轮班各色人匠中，“请晓本艺者十无二三”，大量是“不堪供役，虚应故事者。”【13】甚至在军工业中，也是粗制滥造。如北京盔甲厂、王恭厂所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四百字

制盔甲、弓箭／给散各军，直为弃物”，【14】“徒费钱粮，无益实用”。【15】
官手工业的生产，原是不计工本的，又多属御用奢侈品，其靡费无度，自在意中。据张居正说，万历六年（1578），国家岁入355万两，而织造一项，就花去十分之一。【16】其实，官手工业基本上是使用无偿劳动，惊人的靡费，大量是进入了官宦的私囊。内官监有军民匠1，883名，匠官480员，每四名设一官。司礼监有军民匠1，383名，匠官433员，每三名设一官。【17】若陵工之类，更是要礼部、工部、兵部各派上官，“取石、采木，各敕大臣”。【18】内官监的官有内差、外差，外差最肥，一个外差，“须数万金营求，方能到手”。【19】官员之外，还有作头。轮班匠到京，向作头行贿，即可立即“批工放回、成向作头纳“月钱”，自做私活，“求其着实上工者，百无二三，有当班之名，无当班之实。”【20】这样的官手工业，怎能长期维持下去呢？
逃亡，是匠户反抗的主要形式，也是官手工业衰败的具体表现早在宣德初，就有“近年在京工作匠人多有逃者”的记载。【21】以后，逃亡日多。正统三年(1438)，各处有司逮捕逃匠4，255人；【22】景泰元年（1450），逃匠总数达34，800余人。【23】到了成化年间，有的单位已逃亡过半。军器局在正统年间，有军民匠5，787人，成化二十一年（1485）奏报：“近年以来，人匠逃亡、事故，止余二千余名。”【24】龙翔船厂原有工匠400余户，到嘉靖二十年（1541），只剩下245户，“再过10年，“不及二百矣。”【25】
从整个北京住坐匠的人数看，情况如下。其衰落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表2-7　明中叶以后北京住坐匠人数
时期人数资料来源永乐间（1403-1424）27，000见前表。嘉靖十年（1531）25，167陈诗启：《明代的工匠制度》嘉靖四十年（1561）17，178同上。隆庆元年（1567）15，884《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匠二。万历四十三年（1615）15，139《工部厂库须知》卷二。

二、匠籍制度的演变

明代的匠籍制度是延袭元代的工奴制而来的。元代“系官匠户”的劳动时间，没有明确的规定，他们完全没有为自己工作的自由。明代，则允许匠户有规定的为自己生产的时间，严格说，他们已不是工奴了。
住坐匠：“例应一月上工一十日，歇二十日。”【26】即每年服役120天，闰年130天，其余时间可自营生理。但他们必须连家带小迁到工场所在地，住在固定坊厢之内，按分工编定排甲，【27】这就使自营受到限制。如龙江船厂的船工，当然不能在厂自营造船，开始还分给点油麻地耕作，后来土地被官侵占，就只好撑船度日。为维持住坐匠的生存，官家按月补助月粮，一般为三斗，多的有到一石的。服役期间，还按日发给直米，每日八合。【28】成化以后，又添发月盐，每人一斤。【29】隆庆以后，月粮改为发银。
轮班匠：明初“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轮作，三月为期交代”，“免其家他役”【30】。即每三年服役90天，其余时间自营生理，并免其稗征调。从服役时间看，只有住坐匠的四分之一，但他们须奔波往返，荒废时日，对自营事业冲击极大。又他们完全是无偿劳动，往来须自筹旅费，在服役期间也不给报酬，要自带薪粮。往往两年的自营，只是弥补当班年的亏空。实际上，它比住坐制度，扰民害民更甚，而工匠的失班、逃亡，也更为剧烈。因此，轮班办法一再改变，最后改为四年一轮，仍服役90天，【31】即平均每年服役221天。
这是封建政权的一个小小的让步。但不能解决这种封建工役彻本身的矛盾。社会生产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扩大。促使匠络剧度不得不发生质变，而其结果，是导向该制度本身的否定。这种演变仍然是一个漫长的道路，然而，它毕竟发生了。成化二十一年(1485)令：
“轮班工匠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所司点责勘合，赴部批；北区出银大钱，到部随即批放。不愿者，仍留当班。”【32】
这种以银代差，也许是出于封建政权的财政需要，但其意义是重大的，它实际是把摇役制变成了货币税。不过这还只是开个头。纳银较高，很多匠户出不起银。仍须当班。弘治十八年(1505)又令：
“南北二京班匠，每班征银一两八钱，遇闰征银二两四钱。”【33】
这又前进了一步，取消了南北匠的差别，而实际是降低了南匠的税负。即一律每月六钱。南匠，特别是在织造、冶铁、陶瓷方面，具有重要性。他们被解除摇役，是江南手工业发展的一个条件。
但封建政府是不愿完全放弃摇役制的。嘉靖十二年（1533）还要求“南直隶等处远者纳价，北直隶等处近者当班”。【34】不过，时势所趋，不得不变。最后，嘉靖四十一年（1562）又令：
“行各府司，自本年春季为始，将该年班匠通行折价卖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仍备将各司府人匠总数查出：某州县额设若干名，以旧规四年一班，每班征银一两八钱，分为四年，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35】
这就完全变成一种税制，不准投当，也不再按班计银，而是按年征收。并且，税率再行降低，由每年六钱改为每年四钱五分。但应看到，摇役虽然改征货币，它是一种特定的人头税，仍是在匠籍制度的基础上征收的。
以上变化限于轮班匠，住坐匠仍须当班。不过，官手工业的劳动力原以轮班匠为主。前已提到，嘉靖以后，住坐匠的人数就不断减少，后期只占整个官手工业工匠的十分之一。
同时，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有些官手工业停闭后，其现存的或额设的工匠就改为出银，其产品由官府向民间“市买”。如下节将谈到的遵化铁厂和江西、湖广、河南、山东以及江苏宁国府的丝织局，就是如此。二是后期的官手工业开始启募工人，原应赴役的工匠就令出银。如嘉靖元年（1522），“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布政司，并南直隶苏州等府，岁额弓箭弦征价解部，于军器局雇匠团造”。【36】龙江船厂，到后来也是“每一兴工，辄募外匠”。【37】这样，轮班匠普遍实行纳银后，原来他们生产的产品也就普遍改为市买或雇工生产。总的说，匠籍虽未废除，摇役制度实际已趋瓦解了。
封建社会的官手工业，由于它集中了优秀的工匠，并规定他们乐世代承袭专业，加以皇朝的几乎是无限制的财力支持，对于手工业的发展和技艺的提高，曾经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然而，它始终是加在广大手工业劳动者身上的沉重负担，到封建社会后期，已成为手工业发展的桂桔。这时候，官手工业的衰落和匠籍制度的趋向瓦解，无疑是民间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一方面，手工业者的自营时间扩大了（因须承担税银，所以还不是完全为自己劳动），也比较自由了。另一方面，朝廷原依靠官手工业生产的部分产品改为向民间市买，从而市场扩大了。

三、手工业中小商品生产的扩大

在人类社会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时候，就有些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小商品生产也就出现。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前期和中期，除少数行业如制盐、冶铁、陶瓷等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外，大部分手工业者还是处于手艺人或手艺人作坊的阶段，包括那些挨户到农民家中去做活的铁匠、皮匠、车马俱匠，也包括城镇中承做来料加工或消费者订货的各种作坊。他们中也有的“把偶尔留在手中的产品或在空闲时间制成的产品卖出去”，但还不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38】大约直到明正德年响，江南的江宁县还是这样。这时江宁有铺行104个，其中明显是商业行业的89个，其余15个为核措、打银、打铜、打锅、磨坊、打刀、皮熟、厨子、染坊、木匠、瓦匠、裁缝、打绦、钢锭铰，【39】除个别的从名称上不易理解其内容外，几乎都是承做来料加工或订货的。
到隆庆特别是万历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其间变化，可以江苏松江地区的一些记载为例：
“瓦楞鬃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员始戴。至二十年外，则富民用之，然亦仅见一二，价甚腾贵。……万历以来，不论贫富，皆用鬃，你亦甚贱，有四五钱、七八钱者。又有朗素、密结等名，而安庆人长于修结者，纷纷投入吾松矣。”
“郡中绝无鞋店与蒲鞋店。万历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轻俏精美，遂广设诸肆于那治东。……宕口蒲鞋，……自宜兴支姓者客于松，以黄草结宕口鞋甚精，……谓之史大蒲鞋。此后，宜兴业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
“松江旧无暑袜店，暑间穿毡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颇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那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
“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微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既嫁装什器，俱属之矣。”【40】
这几例涉及的只是一些次要行业，但它说明松江地区在隆万五六十年间的变化是很快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手工业产品价格的下降，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正常趋势，它反映生产力的提高，也造成市场的扩大。
我们可以举一个较大的行业，即丝织业。丝织品的商品性本来很强，但长期以来，作为农家副业，它的生产主要是为缴纳赋课，成为封建自然经济的内容之一。宋代已有从农业分离出来的机户，但在官府和买与官手工业的控制和束缚下，发展很慢。到明后期，情况就不同了，第二节已经介绍过丝绸市场的日益扩大，出现许多专业的铺行。其中如包头绢行、改机行，都是经营与原来贵族器费无关的新产品了。
“包头绢，妇女用为首饰，故名，通行天下。闽俗男亦用裹首。惟北地秋冬风高沙起，行者用纱罩面护目，正嘉以前，南溪仅有纱帕。隆万以来，机抒之家相沿此业，巧变百出。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留他方，四时往来不绝。”【41】
福州：“改机。故周五尺，明弘治间，有林洪者，工籽种。谓吴中多重棉，闽织不逮，遂改段机为四尺，故名改机。”【42】
嘉兴：“明隆万间，改土机为纱绸，制造绝工，没绸之名遂著远近。自后织作尤盛。”【43】
这里包头绢是创织细软的绢来代替高级品的纱。改机是把原来高级品的缎或纱，改织成较坚实的绸，以利在民间扩大销路。【44】谭正是明代丝织工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古代是妇女织绸，作为家庭副业，必然如此。【45】宋代丝织局还大量使用女工。【46】到明代，则不仅官织染局全部使用男工，民间机房是雇用男织手，个体机户也是“夫织妻络”了。把主要劳力放在级上，是丝织变成为市场而生产的一个标志。
丝织进入小商品生产的更重要标志，是明中后期，在江浙某些地区出现了许多由丝织发展起来的市镇。它们有：苏州属盛泽镇、震泽镇、黄溪市，嘉兴属膜院镇、王江径镇，湖州属双林镇。它们的出现，表明丝织由农业分离出来，或虽未分离但也是为市场而生产，成为丝织业商品生产的基地。
盛泽镇，“明初以村名，居民只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缓绸为业，始称市。”【47】
震泽镇，“元时村市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成弘而后，……震泽镇及其近镇各村居民乃竞逐级绸之利。”【48】
院镇，万历间9日出锦百匹，远方大贾携囊群至，居者渐繁，人可万家。”【49】
王江泾镇，“这地方……都种桑养蚕，织绸为业，四方商贾，俱至此收货，所以镇上做买做卖的，挨挤不开，十分热闹。”【50】
除苏浙丝绸产区外，山西潞安、四川成都、福建福州和泉州等地的丝织品也颇有名，销往各地。这些地方的织户，也多半是小商品生产者。
值得注意的是，丝织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也是伴随着价格的下降的。、我们就现有材料，将宋、明两代江南的绢价比较如表2—8。两相比较，明代绢价比宋代下降几近60%。这里面包含有白银价格降低的因素，为此，我们将绢价按当时米价折成米，再作比较如表2—9。从中可以看出，明代正统至嘉靖，绢价明显下降，并比宋代低约11%。
铁，自古就是一项重要的商品，运销全国。但民间所用铁器的制造，长期以来，多半还是停留在手艺人和手艺人作坊的阶段，为消费者打制农具、刀剪之类。《水淋第四口说鲁智深走进一家有三个铁匠的铁铺，那个铁匠说：“师父请坐，要打什么生活？小人这里正有些好铁”。《水淋成书于元末明初，所反映的当为当时的情况。但到明代中后期，就逐渐有集中的铁业市镇出现。
表2-9:宋、明两代江南绢价（折米）
时间绢每匹合
米（石）资料来源熙宁年间（1068-1077）
绍兴年间（1131-1162）2.5
0.54宋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戊午，江西每石米价为ｌ钱500文；郑獬：《郧溪集》卷十二，乞罢两浙路增和买状，当时绢一匹为钱1，200—1，300文。
《宋史》卷六七，五行志，绍兴二年两浙米价为10，000文；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八，绍兴五年四月庚戌，两浙每石米价7，000文以来会要稿》食货四Ｏ，绍兴八年九月初四日，浙西米价每ｌ石3，000文，当时绢价，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八、一七一为13，000——5，000文。平均1.52 正统年间（1436-1449）
成化年间（1465-1487）
嘉靖年间（1552-1566）2.0
1.27
0.80明代
《续文献通考》卷二，明《英宗实录》卷一五四、一六五，江南每石米均为银0.25两。当时绢价，据明《英亲实录》卷三Ｏ，谢彬：《南京户部志》卷十八，4皇明泳化类勒卷八，都提到每匹为0石两。《南京户部志》卷八八、卷十八，明《宪宗实录》卷一九九，记成化四年、十年和十六年的江南绢价各为0.7、0石、0.8两，平均为0.7两；而成化年间米价，按弘治年间南京米价每石0石5两估算。据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皇明经世文编》卷二六一、三一二，《云间杂志》卷中，郑晓《郑端简公奏议》卷六，采九德《倭变事略》卷二所记嘉靖二年至四十五年米价平均计算，为每石055两；又据《南京户部志》卷十一、十八记嘉靖八年、二十八年组价均为0.7两。平均1.36 
“苏州村市……明初以村名。嘉靖问，开始为市。时居民将百家，铁工过半。”【51】
震泽县“檀丘市……明成化中，居民四五十家，多以冶铁为业，至嘉靖间数倍于昔。”【52】
陕西华州“郡之柳子镇，有千家铁匠，作刀剑剪斧之用。”【53】
湖州桐乡炉镇，“去县治西北十余里，居民以冶铸为业，炉火不绝”【54】
一个市镇上“铁工过半”或“千家铁匠”，就不能只是为本地消费者订货，而是制造商品出售了。此外，象江苏无锡、福建延平，在，场代也已是制铁集中的城市。北方，如河北河间，“贩铁者，农器居现至。印临清泊头”。【55】而其中规模最大者，则是广东的佛山。佛山。压器的生产者仍然主要是小炉坊、打铁匠以至家庭副业生产者，但他们都已是为市场而生产了。关于佛山的冶铁业，第五节将详述。
我们还可以提到一个关系人民生活更重要的手工业，即棉纺们业。植棉的推广和棉布之代替麻葛成为人民衣著的主要原料，江明代经济史的一件大事。同时，就出现了相当广泛的棉布市场，”我们已在第二节详述。市场上的商品布，主要还是农民家庭自用有余的布，但在松江；嘉定、常熟一带棉布集中产区的农家织户，已、因要是为市场而生产了。这些棉布集中产区，也象在丝织业中那样，兴起了以棉布为中心的市镇，如枫径镇、诛径镇、新径镇、罗店镇、朱家角镇等。布号和牙行都集中在镇上，向农民收布，并出售，棉花。在这里，棉纺织业并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仍是农民家庭凿产的。但就这项生产说，它已是小商品生产了。这些地区的经济生活，也不能不发生某些变化。万历二十一年（1593），有人描写嘉定的农民是：“以花织布，以布贸银，以银来米，以米兑军，运他邑之粟，充本县之粮”【56】。商品经济相当明显了。
在棉布的商品化中，也约略可以看出棉布价格下降的趋势，可惜在这方面我们得到的材料还很少。洪武三十年（1397），明政府征税时曾定议棉布一匹约折米六斗，【57】这反映明初布价是很高的。明末清初的记载，上海标布“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而止”。【58】这样，一石米可折合五、六匹布了。
以上是明中后期手工劳动者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一些情况。这种转化，对于我们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但必须指出的是：所谓小商品生产，是一种简单再生产，它是以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单位基本上还是劳动者家庭，或是合伙的小作坊；即使有的有少量辅助劳动（学徒或帮工），其生产规模也差不多是年复一年地重复老样子。并且，成为小商品生产者，他们就要依赖于市场，失掉了生产的独立性，所谓“往来抛梭不停手，及时花样随他人”【59】。也造成了生活的不稳定，一旦市场变化，他们就束手无策。作为小商品生产者，就要受商人的剥削和支配，商人不仅操纵价格，还有种种手法，从压级、压秤以至干脆拒绝收买，因而一个织布户要“媚贾师以如父”【60】。商人资本预买的情况，在明代尚未盛行，但是丝织户受高利贷剥削，则自古已然，所谓三月卖春丝，‘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唐聂夷中诗），这也是小商品生产的一个特点。
再有，这时的小商品生产者，多数并未脱离农业，从事小商品生产后，封建赋税的负担并未减轻，事实上是加重了。在明代，小肖品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即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也是当时赋税最重的地区。明末徐光启就提出：“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是十倍宋也”。税粮增加十倍，怎样负担呢，“全赖此一机一抒而已”。又“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茶芒，嘉、湖之丝敦，皆持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61】
总之，无论是手艺人或农民家庭副业，他们进入小商品生产清，要受到更多的剥削，他们的经济地位并没有或很少有改善。他伤仍然是小生产者（简单再生产），为买而卖，“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62】这种小商品生产，只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一个前提，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还有待于其他条件的成熟。

四、关于行会制度的考察

大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行会制度曾经是一大阻力。“行会特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阻挡着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道路”【63】。
我国学术界在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也从各方面涉及这个问题，而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宋代以来的团行即是这种行会，或以苏州的机神庙代表较早的丝织业行会组织；也有人认为中国的节会早已解体，或认为中国不曾有过行会组织。这里谈一下我们的看法。
手工业行会是手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又还不够发展的阶段的产物。在这个阶段，劳动“一半还是技艺，一半则是目的”；手工劳动的特殊技艺，使劳动者成为生产工具的所有者，而他们进行劳动，乃是生存之道，还不是为了谋利。为了共同占有某种手艺，保护这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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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必须排斥外部和本业内部的竞争，这就产生了城市手工业中的封建制度，即行会制度。从这方面说，行会是有它的共性的。【64】
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各地的行会又有其特殊性。西欧的行会即基尔特（Guild）就是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产生的。这是因为西欧的封建社会长期是领主制经济，而原来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又大都被摧毁了，新兴城市是由离开农村的工商业者和逃亡的农奴建立的。这些城市是建立在领主的领地上，领主对城市肆意勒索。因而，城市的行会一开始就同封建领主展开激烈的斗争，甚至组织武装斗争，取得城市自治。这样，行会就拥有很大的权力。【65】它控制城市议会，乃至拥有武装，它的规章具有法律性质。它不允许有来自外部和起自内部的竞争，不允许行会成员有不均等的生产条件和不均等的营业机会。行会对于劳动时间，产品的品种、规格、数量、价格，尤其是对于帮工和学徒的人数，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行会限制会籍，取得成员资格很不容易。有的城市市民都有行会会籍，行会的承认也是市民身份的开始。
这种行会手工业的产品，是为了销售于封建领主割据下的地对市场，它基本上是简单再生产。建立在这种生产基础上的行会制度，当然会阻挡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西欧的工场手工业，首先是产生在为国外市场而大批生产的地方，如地中海和北欧一些沿海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有的没有行会制色有的行会权力不大。资本主义萌芽还产生在那些“最少需买行会技巧”的行业，如纺织业，以及各种农村副业中。还产生在强些要求大量集中劳动力、不能以行会方式经营的行业，如造船、采矿、炼铁、锯木、玻璃、造纸等行业中。即使在行会手工业中，“手工工场曾经同行会并存”的情况，也是有的。【66】总之，资本主义萌芽品社会生产力、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整个封建社会发展到一注时期的产物。对行会制度，如同对任何一种制度一样，不能作孤立的考察和绝对的论断。
中国很早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至少在唐代以后，农村就主要是地主制的封建经济，而城市是封建王朝各级政权的统治中心，不存在城市与乡村领主的对立。手工业者以及商人，不仅不是城市的建立者，而且是处于城市居民中低下等级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工商业的行业组织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中国封建商业发达较早，隋、唐时大城市中即有“行”的组织。当时是实行坊市制，同一行业集中在一条街上，这时的行业组织还很松散，主要是为了便于官府管理。宋代商业有较大发展，冲破了坊市制，同一行业不都聚在一起，行业组织比较严密起来，也开始具有重要性。宋代的这些组织，有的称“团”，如花团、青果团等；多数称“行”，如方梳行、销金行等；主要是商人组织。手工业者又称“作”，如碾玉作、蓖刀作等。到明代，团的称呼消失，普遍称行或“铺行”，也主要是商人组织。明末以至清代，又有“会馆”、“公所”等新的组织出现。由于单纯手工业组织的史料甚少，而当时手工业者也往往是商人，我们这里把团行、铺行一并考察。至于会馆、公所等，则留待第四章研究清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时，再去讨论。
宋代的团行是怎样产生的呢？
“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之大小，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67】
“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得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68】
这里看出，团行并不是工商业者自发的组织，而是官府因科索、和买（口买，即征购）的需要而设置的。即是出于官府需要，也就无所谓限制会籍，而是尽可能把所有本业人都组织进去。
“元不系行之人，不得在街市卖坏钱纳免行钱争利。仰各自诣官投充行人，纳免行钱，方得在市卖易。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赏。此指挥行，凡十余日之间，京师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负水担粥以至麻鞋、头发之属，无敢不投行者。”【69】
这就是说，入行带有强制性。官府令下，连卖水卖粥的小贩也都要投行。这就决定了团行的组织是既包括大户，也包括小户，以至行商、摊贩。在这种组织中，也就不可能实行均等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业内竞争，出现大小户的分化。事实上，团行内正是存在着“兼并之家”，存在着大户垄断价格、变相剥削小户的情况。有个熙宁五年（1072）的记载：
“……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宴），乞为定价。此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定为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余行盖皆如此。【70】
还没有发见过团行的行规或有关碑刻。其内部组织大约也甚多单由业户轮流当值，以应付官府需索。如“昨米行有当旬头曹 者”【71】，该行大约是十日一轮，故称旬头。又“本镇酒课，日才一、二百千，……勒令行老，挑担仰情立定额数不容少亏”【72】；这是责令该行行头完成酒税任务。团行负担官府的任务，即所谓“行户祗应”，大约包括官课、和买、摊派实物、差役等。其中和买是大宗影品。由团行议价，但有名无实。摊派则“诸般百物”，都须供应。下拥池镇一例，可见其概。
“照得黄池一镇，商贾所聚，市井贸易，稍稍繁盛。州锻县官凡有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诸般百物，皆有行名。人户之挂名籍，终其身以至子孙，无由得脱。若使依价支钱，尚不免会支减克，况名为和买，其实白科。……行名不额除，终为人户之害。”【73】
行业组织，竟弄得“行名不除，终为人户之害”，以至有的官僚，农主张“罢行铺”。熙宁六年（1073），以体京这种需索繁浩，“诸行赐纳狠多”，由内行发起，“不供逐处内”，而每年交钱若干，这就是油行钱”，后推行于各行业。据元丰八年（1085）记载，“在京诸色行户，总六千四百有奇，免轮差官中，抵应一年共出络钱四万三千三百有奇。”【74】
综看宋代的团行，不能说它完全不维护工商业者本身的利益，例如在对待外来的客商上，在应付官府科索上，在官府和买的议价上，以至在要求以免行钱代役上，总是要考虑本行业的利益的。但它毕竟是官府设置的机构，不是本行业自己的组织；这与西欧的行会或基尔特的建立，有根本的不同。尤其是行业内部，并不贯彻均等的原则，存在着兼并之家和大小户分化的现象，也未见有限制开业、扩充或限制雇工、学徒人数的记载；这也与西欧的行会，有基本的不同。
明代承元遗制，初期厉行户籍制度，商人的行业组织，也带上这种色彩：
“铺行之起，不知所始，盖铺居之民，各行不同，因以名之。国初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使役，而互易之，其名曰行户。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其名曰当行。”【75】
这说明，铺行是由户籍制度派生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征调封建义务。农民服役，只需按排甲轮值就行，商人和农民不同，他们有行业分工，就须按其“所业所货”来“注之籍”，也叫“编行”。这种编行，也是强制性的，大小户都须编人。不过到明后期，有些变化。明
万历十年（1582），有个给京师地区大兴、宛平两县的文件说：
“其铺行果有典当、布行、杂粮等项，三五百两至千两的，方许编行，其余再不许骚扰。”【76】
即允许一些小户、小贩不必编行。但这种规定，并不排斥小户、小贩的存在和活动，在行业组织内部，“三五百两至千两的”（指资本），也不排斥大小户并存。明代铺行史料中，也未发现均等原则的事例。
明代的铺行，也是向官府提供各种科索，称“答应上务”，如上所述，是由业户轮流当行，相当于宋代的行老。也有征购，称“市买”，并比宋代的和买扩大范围，扰民更甚。嘉靖二十七年(1548）有个记载说：“京师召商纳货取直，富商规避，应役者皆贫弱下户”【77】，说明大户欺压小户之事同样存在。
手工业方面，情况又有不同。明初推行匠籍制度，手工业者通过轮班、住坐、存留等方式提供摇役，已如前述。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另设有手工业者的编行组织，未见文献。惟如南京的铺行记载中有的铺行如罗纱，下注有“并机户”；包头，于注有“有机户”【78】，大约是把有铺面的手工业户编入铺行。万历以来的多次反抗税监暴政的斗争中，大都有手工业者参加，乃至是以手工业者为斗争的主力，但未见他们行业组织的记述。直到明末，有的地方才见有比较明确的手工业行业组织的记载。例如崇颌时广东佛山堡有三个行，其铁钉行、铁线行是铺行，都有“答应上务”，而铁锅行则为“炉户”，也有“答应上务”【79】。
不论明代手工业行业组织情况如何，我们在考察明后期几个手工行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时，并未发现行业组织阻碍萌芽产生的事例。在社会分工很细的景德镇制瓷业中，那种各工种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对专门技术的垄断，似乎是妨碍工场手工业的建立的。但他们是行帮组织，也是在清代才盛行。这种以工匠为主体的行帮组织，与行会又有不同，以后还将专门讨论。
不过，有的同志根据清代的记载，认为在苏州，从元代乃至从宋代起就有丝织手工业者建立的公所，即机神庙。因而我们再对这种机神庙作一些考察。
清代有一则记载是：
“吴郡机业公所，一在元妙观内，元元贞元年建；一在花桥阁上，乾隆八年里绅蒋文源等建；一在田基巷；一在顾亭桥南；一在吴山岭。”【80】
一个城市有几个同业公所，这在清代属常见，因许多公所有行帮性。不过，说元代即有公所组织，是颇为可疑的。目前所见史料，公所、行帮都是明末清初始见。我们曾调查元妙观的历史：西晋咸宁中建真庆道院，东晋改为上真道院，唐时称开元官，宋祥符中改为天庆观，到元代至元元年（1335）改为元妙观。上引清代记载（作者未洋），所称年代，可能是指元妙观建立之年，又将“元至元元年”误写为“元元贞元年”了（也许是传抄之误）。
元妙观是个道院，原与丝织业无关。它和丝织业发生关系，是因为里面供相了丝织业的机神Ｊ黄帝、螺琳猪载等。我们查《元妙观志》有这样一则记载：
“〔明）正统间，……分三茅殿基建机神殿”【81】。
《元妙观志》卷前并附有该观平面图，据图，三茅殿是元妙观三大殿东侧的配殿。这就很清楚了：在元妙观建立卫，100多年后，即明正统年间，在它的东侧配殿里分出一部分，供把机神。至今殿基尚存，面积不会大于30平米。这机神殿是谁所建，我们下面再谈。
在清代史料中，还有一则记载：
“机神庙名轩辕宫，在祥符寺巷。宋元丰初建，甚小，……道光二年，纤接同业公建庆台房，记黄帝……天书仙织女……诸河南父子……黄道仙婆，接头方仙。”【82】
由于这段史料，有人认为苏州在宋代就有了丝织业的行会。抛开行会问题，先说这个机神庙。我们在苏州找到宋代《平江图》石刻的拓本，【83】据该图，祥符寺是在元妙观（图上称为天庆观）后身的西北角，今已不存。关于这个“甚小”的机神庙，还有另外的记载：
“机房殿在祥符寺内，明万历间建，后圮废。顺治六年，里人孙缘宗等重建。康熙二十四年，寺僧果日重茸。”【84】
这里所说，和元炒观的情形相似，是在样符寺里建一个殿，供把机神，时间在明代万历间。这样看来，宋元丰初建机神庙之说，也只＿允作为一说，还不能证实。
更重要的问题是，建立机神庙，是否就意味着有行会存在呢？这一点，我们可从早期资料较多的杭州的机神庙来考察。杭州机神庙的前身是通圣庙，把唐代名臣格遂良的九世孙诸载。其庙大概始建于南宋。据明人记载：
“遂良九世孙名载者，性行端洁，学问该博，人咸敬仰。其先家广陵，获织缓锦法，世袭为业。载殁……郡邑大夫立庙祖之，柯厥牲牢，题回通圣。……迄今一乡之人织续锦为业，由乎神之始也。……元季兵火……庙宇坍食塌，……士人李用、沈荣富……，叹日：神为有唐忠臣之后，乡覆庇吾乡，人多赖之，今兹庙口颓多己，神何依焉！尚义之刮士一十有人，乃各捐资鸠工重建，……落成于〔永乐二十一年〕九月丙戌。”【85】
这个庙原是“郡邑大夫”所建；明代重修，是两个“士人”发起，18个“尚义之士”捐资；都与行会无关。其所以建庙，是因为“一乡之人织缓锦为业，”褚神“覆庇吾乡”，其中主要是农家副业织户，他们是不会组织行会的，建庙只是把神求访而已。到清初，通圣庙才演变为机神庙。
“杭人之记得公久矣。既又推而上之，思报其始为机种者，于是复立机神之庙。庙建于国初，在城之东北隅。”【86】
“杭于东南为大府。桑土饶沃，筐篚织文之贡，于是乎出。国家常以内务重臣董其手术呶造）局城西，而群工匠多家城东。旧有机神庙，地惬制陋，隶于局者与自为缯以鬻者，率私钱拓而新之。”【87】
杭州的这个机神庙，已不侧祀褚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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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推而上之”把黄帝的大臣伯余了。康熙时重修此庙的，有“隶于局者”，即官织造局的工匠；还有“自为缯以鬻者”，包括独立机户，也包括家庭副业织户。这三种人都需要把神求佑，但是不会共同组织行会的。
再回到苏州元妙观和样符寺的机神殿。它们是建于明代。即使兴建更早，恐怕也是官织局工匠、机户、小生产者所建，作为把神和聚会之所。这些人也是不会共组行会的。样符寺巷的机神庙，到了清后期，“道光二年，纤接同业公建院台房，把黄帝……接头方仙”。纤经接头工是清代苏州丝织业中四个特殊工种之一，他们是“世代相传，是以各归主雇，不得搀夺”【88】的。这种工匠，可能有行帮组织，不过是文中还只称“同业”。他们只是在机神庙的一个庑房”作自己把神之所，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接头方仙”。
总之，无论是杭州的机神庙，或是苏州的元妙观、祥符寺的机种枪在明代，还都看不出有丝织业行会组织。

注释：

【1】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161页。
【2】官用工匠，明王朝在建国之前即经征用，但到洪武十九年（1386）才明定轮班制度。住坐匠也是明初即有，到永乐间才定名。参看陈涛启：《明代的工匠制度》，收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沦集》上，1957年版。
【3】《工部厂库须知》（万历四十三年编）卷二，“夫役旧例，一匠五夫”。又进化铁民“永乐间，起蓟州，遵化等州县民夫一千三百六十名，匠二百名，遵化等卫夫四百名，团七十”。
【4】梁方仲：《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
【5】“洪武十三年，起取苏淮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了发各局充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四，江南应天府。
“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显戮，其家属初发教坊、锦衣狱、院衣局，并习匠为功臣奴者，悉有为民，给还田土。”《皇明纪略》，洪熙元年吕霞奏。
“凡民间织造违禁龙凤文、丝丝、纱罗货卖者，……机户及挑花、挽花工匠同罪，连当房家小，起发赴京，箱充局匠。”《大明会典》卷一二七，工律。
【6】南京龙江船厂的工匠，“皆洪武、永乐年间取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进江府县熟于造船者，絮家于提举司隶籍。”李昭样：《龙江船厂志》卷四，建置志。
【7】《明律集解附例》卷四，户律。
【8】《昭代王章》，逃避差役条。宣德以前，逃匠还全家起发充军。见明《宣宗实录》卷六十三。
【9】《大明会典》卷一七二，工律。
【10】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三，嘉靖十四年礼部尚书夏言劾奏。
【11】“失班”即避不当班。隐冒，如隐于俗道；或报死亡；或分家．人赘、养于归宗等为“异籍”，即改变户籍；或冒充民接。
【12】李昭样：《龙江船厂志》卷六，李革志。
【13】明《宪宗实录》卷六十四，成化五年向二月壬午。南京神帛堂工匠有优免，许多人钻营进堂，冒充籍匠，亦有关系。
【14】明《神宗实录》卷四十五，万历三年十二月乙亥，赵世勋疏。
【15】明《神宗实录》卷—一0，万历九年三月丁卯上谕。
【16】《岁赋出人疏》，《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五一，赋役部艺文，四。
【17】《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匠二。
【18】《大明会典》卷一0三，山陵。
【19】《田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
【20】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景泰五年三月乙丑。
【21】明《宣宗实录》卷六十三，宣德五年二月癸己。
【22】明《英宗实录》卷十九。
【23】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九，景泰元年十二月。
【24】明《宪宗实录》卷二六一，成化二十一年春正月戊申。
【25】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三，官司志。
【26】《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匠二。
【27】《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匠二；卷一九二，军器。
【28】同上。
【29】《大明会典》卷四十一，月盐。
【30】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洪武十九年四月丙戌。
【31】《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匠二。洪武二十六年，曾按不同工种规定过自一年一轮至五年一轮的五种轮班制。
【32】《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匠二。
【33】同上。
【34】《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匠二。
【35】同上。
【36】《大明会典》卷一二一，军器。
【37】李昭祥；《龙江船厂志》眷三，官司商。
【38】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293-295页。列宁说：邑手艺，即按消费者的定货来制造产品，是脱离了宗法式农业的第一种工业形式”；“在这种工业形式中还没有商品生产，这里只出现商品流通”，“手艺人的劳动产品不在市场上出现，几乎不超出农民的自然经济的领域”。
【39】正德《江宁县志》。
【40】范濂：《云间据目钞》。
【41】乾隆《湖州府志》卷四一，物产，引《双林镇志》。
【42】万历《福州府志》卷三十七，食货志十二，物产。
【43】杨树本纂《濮川所闻记》，引明庄龙锡《濮川志略》。
【44】据陈娟娟等编《丝绸史话》说：改机是指“比过去细落实用的新品种”，“花纹正反如一，但是正面的花纹和地色又恰恰和反面的相反。改机除作衣料外，还可供装饰之用，因而极受欢迎，风行全国。”
【45】王逸有《机妇赋》，陈宝光妻、苏怕玉妻都是著名的丝织家。
【46】太平兴国六年，“废湖州织线务；工二十人送京师，女工五十八人悉纵之。”《宋会要秘》一五六册，食货六十四，匹帛。
【47】嘉靖《吴江县志》。
【48】乾隆《援泽县志》卷四，河上；卷二五，生业。
【49】杨树本：《没川所闻记》卷四。
【50】《石点头》卷四。又万历《秀水县志》卷一，市镇：“王江泾…··多织绸收丝统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多”。七千余家中，多数已不耕地、不绩麻，不从事自给性的生产了。
【51】嘉靖《吴江县志》。
【52】乾隆《震泽县志》卷四，镇市村。这里的“冶铁”，是把炼好的生铁熔冶，以制造铁器，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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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炉。
【53】万历《华州志》卷九，物产述。
【54】康熙《桐乡县志》卷一，市镇。
【55】万历《河间府志》卷四，风俗。
【56】万历二十一年邑民徐行等疏略，载程国栋纂《嘉定县志》卷三上，论赋。
【57】“洪武九年。天下税粮，……。棉生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见《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
【58】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59】张宣：《青肠集》卷三，染丝行。
【60】徐献忠：《布赋》，《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三一三，布部。
【61】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
【6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6页。
【63】恩格斯：《反杜林论》，《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145页。
【64】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8-499页。又501页：“那种使他实际上占有工具并把工具作为劳动资料来使用的技艺，表现为劳动者的特殊技能，这种特殊技能使它成为工具所有者。总之，行会同业公会制度（即把劳动主体确立为所有者的那种手工劳动）的基本性质，应该归结为生产工具（劳动工具）归自己所有”。
【65】“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乡村反对城市的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当时的手工业者同时也是商人）的必要和与此相连的禁止外人进入公共场所的规定；各手工行业间利益的对立；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的必要；全国性的封建组织，——所有这些都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马克思、思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57页。
【66】参见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5．508页。
【67】耐得翁：《都城纪胜》，诸行。
【68】吴自牧：《梦粱录》，团行。
【6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市果考，郑侠奏议现“坏钱”疑有脱误。“纳兔行钱”见下文。
【70】李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
【71】李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辛西。
【72】真德秀：《真文忠公集》卷七，罢黄地镇行铺状。
【73】同上。
【74】李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六年五月由辰；卷三五九，元丰八年九月乙未。
【75】沈榜：《宛署杂记》，铺行。
【76】同上。
【77】《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六，上供采造。
【78】正德《江宁县志》，卷三，赋税，附铺行。
【79】崇权八年十一月初三日一个碑拓残片，佛山市博物馆提供。
【8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第184页，原据《吴栋录》。
【81】顾源辑：《元妙观志》，重修圆妙观志。
【8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84—185页，原据顾震涛：《吴门表隐》卷五，抄本。
【83】苏州市博物馆藏。
【84】孙佩编；《苏州织造局志》卷—一，祠庙。
【85】姚震：《东城记余》，通圣庙碑记。
【86】卢文昭:<<抱经堂文集》卷二五，页三四0。
【87】厉鹦戊东城杂记》卷下，按所记为康熙年间事。
【88】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1959年版，第18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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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手工业-官手工业的衰落和手工业中小商品生产的扩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二章第三节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手工业-官手工业的衰落和手工业中小商品生产的扩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二章第三节；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199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