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分析-安克斯密特与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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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安克斯密特与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趋向

【编者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R．Ankersmitl945I）就以其诸多著述和不断创新的理论成就，逐步成为当前欧美学界引人注目的史学理论家。在继海登一怀特之后，他推进了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成为这一阵营中影响仅次于怀特的领军人物。近十余年来，安克斯密特又致力于开掘“历史经验”的概念，力图突破叙事主义理论范式而开辟史学理论的新境界。他的努力受到欧美史学理论界的高度关注。经过数年的积累，我国学者对于安克斯密特的介绍和研究也已具备一定的基础。这里，我们刊登了从不同角度讨论安克斯密特史学思想的文稿，一方面对其史学理论的新思维、这些新思维的贡献及其政治动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另一方面，也对其理论上的缺陷、矛盾以及国外对他的批评进行了介绍和分析。通过这些文章的刊登，我们希望有助于推进国内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前沿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的安克斯密特

彭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973年，海登·怀特《元史学：l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史学理论领域中叙事主义理论范式的正式登场。1983年，初出茅庐的安克斯密特发表了他的《叙事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学分析》[1]一书，开始进入史学理论领域，并逐步成为继海登·怀特之后叙事主义阵营中理论创获最多、影响最大的领军人物。此后，他的《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历史表现》、《崇高的历史经验》等著作和一些重头论文每一问世，都会引起史学理论界的关注，并引发诸多争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三十年来安克斯密特的理论探索，在让人惊叹于其经久不竭的创造力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展现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前沿的变化和动向。
一
与此前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理论取向不同，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从一开始，就将其重心放在了历史学家工作的起点和最终产品——历史文本——之上。怀特在《元史学》一书中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从情节化模式、论证方式、意识形态蕴涵等概念化层面，分析了19世纪最为重要的几位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文本，并提出决定了他们思考历史的深层思维结构的乃是不同的转义模式。在我看来，倘若说，怀特所着重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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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套关于历史文本的形态学分析的话，安克斯密特理论的要旨，则在于发掘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所具备、而为其构成成分所阙如的诸种特性。
现代思想与现代科学一脉相承的一个基本的思维方法是分解一组合的方法。[2]典型的例子就是经典力学处理抛物线运动，要先将其分解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的运动，再将其组合起来。在这样的思维路数中，事关部分的各种问题的解决，就意味着事关整体的问题的解决。20世纪早期的语言哲学虽然形成了旨趣各异的不同流派，但他们之间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都将他们的目光投向语句，投向单个的陈述，似乎超出单个陈述之外的文本整体，并不会产生根本上有异于陈述层面上的问题。与此相应，分析学派的史学理论在探讨历史解释问题时，也基本上是局限在对于单个历史陈述或其简单组合的分析。针对这样的偏向，怀特主要借助于从文学理论和其他领域借用的若干概念工具，对历史文本的整体构成方式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而安克斯密特则创造了自己的一些概念范畴，来对历史文本的整体特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
简单的说，关于历史文本，安克斯密特主要阐发了这样两个论点：一是历史文本是由诸多单个陈述构成的。这些陈述要对过去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做出准确、真实的描述。诸如“荆轲图谋刺杀秦王，但未能成功”或“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就是这样的陈述。这些陈述建基于对史料的收集和考辨之上。常识上，我们认为是真的陈述，就是与过往发生的某一事态相对应的陈述。而历史文本虽则由陈述构成，但一经形成为一个具有融贯一致性的整体，它就具有了为组成它的各个陈述所不具备的种种特性。这样的整体，安克斯密特在《叙事的逻辑》中及其稍后一段时期内称之为“叙事实体”或“叙事性解释”。它们有时候会获得某一个概念性的名号，如“文艺复兴”、“工业革命”、“17世纪危机”之类，很多时候也并没有专门的名号。对“文艺复兴”的解说，可能包涵了“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和“达·芬奇创作了《蒙娜丽莎》”这样的陈述，但与后两者分别有着过往的两种事态与其相对应不同，“文艺复兴”这样的叙事实体并不对应于过去，并不指涉某个过往的事态，而只是关于过去。本质上，它是历史学家所提出来的有关如何看待过去的某个片段或侧面的“提议”。  
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除了极为个别的例外，最常见不过的情形就是，历史学家最后选择用来进入文本写作并构成为其组成部分的历史陈述，总是大大少于他所掌握的相关陈述。一个建构自己的文艺复兴或l7世纪危机的历史图景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将自己所掌握的有关这二者的陈述都囊括无遗地写入自己的历史文本中。哪些陈述得以最终进入，哪些文本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遗漏，就远非无足轻重的问题。这就过渡到了安克斯密特有关历史文本的第二个基本论点，也即“在历史写作（理论与实践二者皆然）中一切根本性而有意思的东西都不是出现在单个陈述的层面上，而是历史学家在选择各个陈述以将他们‘关于过去的图景’个别化的政治之中”[3]。选择不同的陈述，赋予同样的陈述以不同的重要性，忽视或遗漏某些在别的历史学家看来极其重要的陈述等，就会给表面上针对同一历史对象的“叙事实体”带来不同的内涵。比如，依据进入最终文本的陈述系列，文艺复兴就分别可以被着重地解释为古典文化的再生、新的异质文化的兴起、一种新的人生观的出现、新的政治生活模式的崛起，等等。不同历史构图之间的分野，大抵不会出现在事实的认定也即单个陈述的层面上，而是在如何看待过往某个侧面的视角的选取之上。由此出发，安克斯密特有关叙事实体“关于”而不“对应”或“指涉”过去的论点，就并不像它乍看起来那么违背常识而不可理解了。
二
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常被人与“讲故事”联系起来。其中的原因，除了与中国相似的“文史不分家”的西方史学传统的影响之外，一方面，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与微观史著作的出现、与劳伦斯·斯通所谓“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叙事的复兴”大致处于同一时段；另一方面，海登·怀特的理论立场，主要是在对于19世纪兰克、米什莱等叙事史家文本的分析中得出来的，又大量借用了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于是，“叙事”往往被与“讲故事”等同起来。
然而，“历史学在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在大多数时候的话，并不具备讲故事的特性，因而叙事主义有可能导致的与讲故事有关的一切联想，都应该避免掉。叙事主义更应该与（历史）解释联系在一起。”[4]出于这样的考虑，为避免误解，安克斯密特逐渐以“表现”和“描述”取代了原先的“叙事实体”和“陈述”的概念。这一变化不能仅仅理解为字面上的转换，而更要从以下这一点得到解释：从一开始，安克斯密特的理论旨趣，就不是要为叙事史学背书，而是关注广泛意义上的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所具备的特性。
从对历史文本整体特性的考察出发，安克斯密特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点。比如说，历史表现（或叙事实体）乃是对于历史知识的整理和编排，力图给纷繁多样的历史事实赋予统一性；历史表现或历史叙事的蕴涵，绝非作为其构成成分的单个描述（或陈述）意义的总和所能比拟，它们给我们提供的是看待过去的某种视角。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一些极具启发性的论点，此处不遑多论。在这里，我们选取其中一点试作评析。
传统的语言哲学以命题作为考察对象，集中关注的是指涉、意义和真理的问题。在安克斯密特看来，一旦人们将目光转向历史文本，这些问题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文本不像命题（陈述）一样“指涉”某一个对象（过往的某一事态），与其相对应，而是“关于”过往的某个片段或侧面。意义也被“互文本性”所取代。因为，文本既然并不指涉过去，我们就无法将文本与过去相对照来确定其真假。而既然不同的文本提出了看待过去的不同视角，那么，“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文本，我们只能将文本与文本进行比较。倘若我们是要找寻对于过去的最佳表述，我们就得问自己，在这些现有文本的哪一个当中历史证据得以最完满地加以利用。”[5]
在传统的史学理论中，如同在语言哲学中，“真”是最为核心的问题。然而，历史学中常见的情形是，同样遵守历史学的家法，同样做到了对于证据的尊重和公正对待，不同史家的不同历史构图，仍然常常受到有关其优劣高下、是否公正持平的评价。在安克斯密特看来，既然“真”只适用于命题（描述或陈述）的层面，在文本整体（历史表现或历史叙事）的层面，“真”就不再是一个敷用的标准。“对于历史写作的这一层面感觉迟钝、而认为有关历史写作的所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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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最终都可以改写成有关真实性的问题的史学理论，就有如某种美学一样徒劳而又不堪，那种美学认为，要想衡量我们所景仰的博物馆中对于实在的图画表现的好处，画面上的精确性就足够了。”[6]既然历史表现或叙事性解释不过是关于如何看待过去的提议，那么，在历史文本和历史解释的层面上，我们无法恰当地运用真假这样的词。因为我们可以就提议说很多东西，比如说，它们是富有成效的、考虑得当的、睿智的、在点子上（或不在点子上）等，但却不是说它们是真的或假的。
在安克斯密特对以上诸多论点的表述中，并非没有其本身的内在冲突和漏洞可寻。比如，要说历史表现与描述并非在同等意义上指涉过去，大概是很多人都能够接受的，然而，完全取消前者的指涉功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工业革命”固然是晚至阿诺德·汤因比（后来那位写作《历史研究》的更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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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的叔父）1884年写作《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才提出的一个概念，但要说它“并非历史实在中一个巨大的与人无关的力量……是为着理解过去而提出的一个解释工具”[7]，似乎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对于“工业革命”，固然人们可以有着不同视角的理解，然而，在其内涵边界游移不定、模糊难辨的同时，相对固定的核心的存在却又是不可否认的。安克斯密特对此的解决方式是说，当一个叙事实体（或历史表现）被广泛认可和接受时，它就转而变成为一个历史实在了。由没有指涉功能到自身成为历史实在，这样的滑动未免来得过于轻易。
毋庸置疑，历史学具有和艺术品同样的一些品质和美学属性。海登·怀特就自认是解构了历史学科学的神话。他将历史文本也视作文学作品，从而开启了新一轮将历史学审美化的趋势。安克斯密特关于肖像画的例子的确极具启发意义。毕竟，包含了足够多的真陈述或者剔除了一切可能为假或不确的陈述，并不构成为历史学杰作的充分条件，而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平庸的照片比之任何绘画也许都包含了更多“真”的细节，却无法像绘画杰作一样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史学杰作的优长之处，也大抵不在于其中包涵了更多的“真”陈述。只是，既然安克斯密特和怀特一样，认为将历史与审美范畴判然分为两橛的错误，在于对文学和艺术的一种错误观念，没有认识到后者也有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功能；那么，将“真”完全从对于历史表现的评判标准中驱逐出去，代之以“相对的合理性”，而不是给“真”赋予比之在对应或指涉关系那里更为复杂的内涵，似乎就过于勉强了些。
正如以上的例证所表明的，安克斯密特擅长于建构自身的概念框架，秉着单刀直入的思路而得．出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他所达到的诸多理论立场，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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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出以较为极端的表现方式，而难以完全令人信服，而他在不同场合对于同样问题的表述也常常彼此龃龉。成就和缺陷同样引人注目，瑕瑜互见，深刻的片面和片面的深刻随处可见，可谓安克斯密特突出的思想特色。
三
史学理论的反思从来都是以更广泛意义上的哲学观念、政治伦理立场为其背景。海登·怀特的著作中常常展现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他那种带有浓厚存在主义色彩的对于自由和选择的强调，足以让认真的读者无法看待有人对他提出的虚无主义的指控。但是，怀特本人并没有发展出更为宽泛的哲学和政治立场，他的主要用力方向和影响力还是局限在史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领域。安克斯密特则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抱负。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试图以表现作为贯通历史学、美学和政治学的关键概念，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的政治理论来。另一方面，在史学理论的领域内，他力图超越叙事主义的理论范式，在开启史学理论新阶段的同时，也为当代哲学探索提供更具普遍意义的主题。
承担起这一远大抱负的是安克斯密特所提炼出来的“历史经验”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有着诸多方面的背景。一则是当代哲学主题日益呈现出由语言转向意识与经验的趋向，让安克斯密特觉得对于历史经验的发掘，有可能为开辟新的哲学境界做出贡献。二则是微观史引起的效应，被安克斯密特作了这样的解读：传统历史写作体现了语言对于世界的胜利（既然统一性乃是历史学家语言而非世界的属性），微观史则给我们以对于过去的经验（在其中，语言令其自身服从于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因为微观史所要做的，似乎是暂时地打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樊篱，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在13世纪的蒙塔尤或者16世纪末的弗留理必定是个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说起来，微观史可以说是给了我们一种对于过去的“经验”。最后，怀特以来包括安克斯密特在叙事主义范围内所做的工作，可说是在史学理论的领域内完成了语言的转向；然而，在安克斯密特看来，此种转向的结果，是史学理论在关注历史学家文本和语言从而颇多创获的同时，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其结果就是一种‘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史学理论。过去的极度的‘他者性’……就这样被摈弃了。”[8]历史表现在“驯化过去”、将过去建构为有意义的图景的同时，却可能往往丧失了那先于语言的对于历史实在的经验。而诸多杰出史家，却仿佛通过浸淫于史料之中，直接经验到了过去，“在历史经验中，人们经验到了过去的极端陌生性；过去在这里不是知性的建构，而是以通常被归之以崇高的那同一种当下性和直接性所经验到的实在”。[9]这也就是说，人们有可能突破语言的屏障而获得最为本真的历史经验。语言的牢笼由此可能被打破，而文本主义的局限也就可以经由历史经验的获取而被克服。
这一“经验”概念在促使人们对叙事主义的理论欠缺进行反思的同时，却也遭到了颇多质疑。我们也可以发出如下一些疑问。比如，语言固然有可能遮蔽经验，但没有语言的媒介，史家却无从接近过去。得意忘言，“意”来得比“言”更丰满、更本真，却不是脱离“言”的中介就能直接获取的。历史学家语言和历史经验的复杂关系，安克斯密特未能给我们以满意的解说。又比如，历史经验在安克斯密特的描述中虽然为他所否认却明显带有的神秘性和私人性难免让人疑惑，这样的概念，能够成为一种以可交流传达为基本要求的理论创造的核心范畴吗?再就是，原本让安克斯密特体察到历史经验的微观史，其研究对象大都出自相对静态而较少变化的中世纪后期，而他后来所特别阐发的，却是法国革命、工业革命等文明断裂的“创伤”所引发的“崇高”的历史经验，这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安克斯密特也始终语焉不详。
安克斯密特所着意发挥的“经验”概念，以及他后来在与史学理论新锐鲁尼亚(Eelco Runia)等人讨论时，对于历史哲学中“在场”概念的阐发，虽则未必能够承担起他所赋予的重任，但却清晰地表现出他突破叙事主义范式的理论努力。而近年来，“记忆”、“创伤”、“纪念”等问题，在别的理论家那里也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似乎表明，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可能已经走到理论创造的可能性已消耗殆尽，新的理论取向正在逐步崭露头角的地步。无论安克斯密特式的“经验”概念是否足以支撑起新的理论范型，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格，都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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