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清代牛租剥削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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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牛租剥削初探

在中国封建地租剥削的研究中，牛租是一个尚少涉及的课题。所谓牛租，就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贫苦农民，由于缺少耕牛，必须向地主或富裕农民租借，然后又用地租或高利贷形式进行偿还。有关牛租剥削的情况，比较起来，清代留下的资料最多，有的记载也较详尽具体。下面根据我所搜集的资料，就清代的牛租剥削，作初步剖析。
一
清代的牛租剥削大体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分租制条件下的牛租
佃农在租种土地的同时，也使用地主的耕牛或者其他农具。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和牛租往往合二而一，互相联结在一起。清初人魏禧说：“若北方贫民，佣佃者皆仰给牛种，衣食于多田之富户。”[1]乾隆时丁宜曾在谈到他家乡山东日照县习惯时也说：“照邑农夫狃于习俗，不特牛具房屋田主出办，正月以后口粮牛草亦仰给焉。”[2]魏、丁二人所说的情况，都是些实行实物分成租的地区，其中尤以北方各省最为普遍。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铝所藏的有关档案中，我们看到的此类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它们中除一件系湖北随州，地域稍为偏南，其余如盛京铁岭县，河南商邱县、虞城县，山西岚县、永宁州、隰州，陕西同官县，安徽寤州等等，均属传统的北方地区，其地租形式全部实行实物分成租。
由于牛租和地租互相混杂，佃户租用地主耕牛是构成实物分成租的一种重要条件，所以反映在租课的内容上，通常并不区分哪些属于地租剥削，哪些属于牛租剥削。比如地主范文好，“把十几亩已种麦子同一只牛给石三耕种，讲定每年收割后均分粮食，若是石三不愿耕种了，仍旧种上麦子，把地同原牛交还”[3]。又如佃户孙三租种王三九亩棉花地，“孙三只出身子”，牛具家伙都由王三承担，“秋后收成均分”[4]。山西永宁州佃农阎生荣承种刘学仁土地，也是“牛力种籽”由田主负担，实行“秋后均分粮食”[5]。乾隆初当过直隶总督的孙嘉淦说：“直隶则耕牛籽粒多取给于业主，秋成之后，视其所收而均分之。”[6]乾隆《献县志》：“假于贫者而佃种之，给之牛力，给之种籽，春借之食，荒极其困，而后与分秋获之半。”[7]李兆洛在谈到皖北风台县情况时也说：“佃人田者，牛种皆田主给之，收而均分之。”[8]
上述资料都说到，地主除出租土地外，也提供牛只以至农具、种子，然后实行对半分成租，即佃农必须将收获物的一半贡献给地主。看来在一般情况下。实行对分制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当然还有其他分配形式，如四六分和三七分等。安徽宿州胡振租种“刘从义家地四十七亩，刘从义自出牛租，讲定收割庄稼时，刘从义得六分”。胡振“家得四分”[9]这是四六分成的例子。河南商丘县佃户苏文礼租种宋胜酈土地，“牛具籽种都是宋胜酈的，议定麦熟”，宋“分得七分”。苏“分得三分”[10]；山西岚县温尧士租与佃户李京等人耕种的土地，亦因子种粪土并牲口都由温提供，“他们只出入力耕种”，所以言定收割后，温得七分，李京等得三分[11]，这都属于三七分。还有像山西隰州农民于尽孝，与伊表舅张元朝伙种史国顺地亩，“牛工、籽种俱系史国顺独出，议明收获粮石，史国顺分收二股，张元朝与于尽孝共分一股”[12]，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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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当于三七分租。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以上那种不分地租和牛租的笼统计算方法，使我们无法知道牛租的成分究竟占了多大比重，而这又是考察牛租剥削时所十分需要的。
尽管如此，在大量的有关实物分成租的记载中，也存在一些把地租和牛租区分开来的资料。《项城县志》和《鹿邑县志》中谈到豫东一带租佃情况时说：凡“主居之以舍而令自备牛车籽粒者，所获皆均分之；主出籽粒者，佃得十之四；主并备牛车刍秣者，佃得十之三；若仅仅为种植芸锄，则所得不过十二而已。”[13]据此记载，我们假设该年土地产量是一石，若佃户自备牛畜子粒，那么地租额就是5斗；若由地主出种子，地租额也相应提高到6斗；若连牛畜也向地主租借，那么又增加到7斗。这新加的1斗，就是牛租的数额，约等于全部产量的十分之一，地租额的十分之二。陕西神木县，凡“田主出牛籽，已出工力，所获之粟二份均分”；“田主不出牛籽，秋后视地之肥瘠，或三七、或四六付租粟”[14]。包括种子在内，牛租额约占其土地产量的一成到二成。
档案中也保留了一些可供考察牛租剥削的资料。湖北随州佃户朱又堂租种刘正坤旱地一块，原来说定“所收粮食与正坤四六均分”，即地主刘正坤得四分，佃户朱又堂得六分。收成后，刘要求平分，朱即以“牛工种子俱是小的出来”为理由，与之争辩[15]。从朱刘的争执中，可以看到种子牛租数额，与鹿邑、项城一带的习惯大体相等。在河南北部地区，牛租额比随州等地更要高出很多。乾隆《汲县志》：凡“农人自备牛具、车辆佃种”，“收获粮食与之均分，若“田主出牛具招人代种者”，“大概麦二份分，秋三七分，柴草俱归主人。”[16]这里，牛租就相当于该土地产量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了。苏北徐沛地区的惯例：“其垦田，佃其七，业主三之，主出牛则五之，更饭牛则七之。”[17]牛租所占比例竟达到产量的二成至四成，后者的牛租额，甚至已超过了地租额。
山东莒州等州县的牛租情况是这样的：
一、田主自备耕牛，农具、肥料则主佃分任之，及至禾稼登场，除就公堆加倍偿还籽种外，粮粒均分，柴草概归田主；
二、田主自备耕牛，与佃户伙同豢养，其买卖赢亏之数两家分任，肥料农具概归佃农自备，粮粒柴草一律均分，惟偿籽种仍须加倍；
三、田主购耕牛，按时价卖与佃户，以春秋二季佃农应得粮粒扣还牛价，无论佃农需要吃粮与否，田主每年例派租佃跟二石（按田赋地百亩计算），收获后就公堆加三倍偿还，惟还种不加倍[18]。
莒州的资料时间稍晚，已是民国时候，但估计清代亦是如此，因为类似情况，我们在曲阜孔府档案中亦曾见到[19]。为了说明莒州的牛租剥削量，先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公堆加倍偿还种籽”。这在孔府档案中叫做“使官牛”“官堆加本利除种”，就是在主佃平均分配产品以前，先得加倍扣除当年的种子数．比如该土地的年产量是1石，使种9升，那么第一种分配情况是：除种9升，田主得5斗加全部柴草，佃户得4斗1升，其中9升食粮和柴草一半就是牛租的剥削量，约相当整个地租剥削量的18％，再加些草数的一半。
第二秋分酑隋况是：除种9升，田主得5斗和一半柴草，佃户得4斗1升和一半柴草，其中牛租额是9升，占整个地租数的18％。  
第三种情况与前面的两种不同，那完全是变相的高利贷形式，因为佃农在收获时节，除了要按价偿还购牛银两以外，每年不管收成如何，有无口粮，都必须向田主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比如该地每亩收工石，那么就得缴6升。这样的规定额，就是永远偿还不完的高利贷。
（二）额租制条件下的牛租
这种牛租剥削是：佃农在租种土地时，虽也同时租用地主耕牛，但它们与地租额的高低并无必然的联系，而是单独计算牛租额。广东罗定州西宁县有佃户杨伟鸣，租种地主凌色钦“粮田六亩，耕牛二只”，  “议定每年交纳田租谷十石，牛租三石”[20]。后面3石粮谷，就是两只耕牛的租金。广西陆川县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有一名叫范维成的佃户，向地主范云启租种祀田一块，契约规定“每年额租三十石”，因范维成又领养范云启耕牛一只，所以每年又要“加增租谷四斗”[21]。广东阳江县佃户冯居洪租用地主冯超胜耕牛，在牛租的偿还上又是另外一种形式，冯超胜“有共田租一石六斗并耕牛二十只，于乾隆五十四年间批与族人冯居洪、冯亚成父子佃耕，议定每年租谷一十二石，生育牛仔四六派分，冯超胜等得六，冯居洪等得四”[22]。这里，我们不大清楚的是，每年缴纳的12石租谷，是否包含有牛租的因素。如果只是按成派分新繁殖的牛仔，那实际上就是代地主放牧牲畜，具有出卖劳役的性质。当然在代养期间，佃户冯居洪父子可以利用这些牛畜，耕种租得的土地，还能得到四成的新生牛仔。但地主冯超胜却能白白地取得六成的好处，而这些新的牛仔，既可以再出租，亦能卖掉赚钱，是地地道道的一种剥削形式[23]。
在北方，比如山西寿阳县，就有那么一个例子，佃户任有荣租种地主弓怀德8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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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另外又借用“牛力籽种捎带耕种”，议定收割后，任有荣除缴纳：“四斗租谷外”，还要偿付“牛力籽种钱八百文”[24]。这800文制钱属于单独计算的牛租（包括种子）钱。又如山东青州府安邱县佃户陈玉，承种“刘圩家地亩，因自己没有牛犁”，“牵了主人家的牛来耕了，说明每地一亩，除给他一斗牛粮”[25]。由于陈玉租用地主刘圩的耕牛多少是临时性，所以计算租额时采用按亩而定，即每耕地一亩，除“一斗牛粮”。这个租额，我们联系山东等北方地区的通常亩产量来看，应该说是很高的。
拿刚刚说到的牛租形式和前面的第一种类型相比较，尽管他们在身份上仍都存在着主佃关系，即一方是佃户，另一方是地主兼耕牛所有者，但是也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牛租和地租已经分离，它不是作为地租的附属物而存在了。如果我们对上述几例就租佃关系作些考察，可以看到，它们中除山东安邱一例情况不明外，其余都实行实物定额租。这说明，不同的租佃关系，牛租的形式也往往有所不同。
（三）孔府田庄中所见牛租
在曲阜孔府档案中，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种牛租剥削的情况。贵族地主孔府把耕牛折合成价银，贷给佃农，然后由佃户按年加利偿还，这样的牛租银，就是赤裸裸的高利贷。
我们先引述孔府汶上县湖城口田庄中的一条材料[26]：
顺治八年租牛五只：
孙冒得，青犍一只，原银八两五钱，作银十一两五钱。
陈玉秀，黑<牜孛>牛一只，原银八两二钱，作银十二两五钱。
于成奉，青<牜孛>牛一只，原银九两，作银十三两五钱。
宋召：老<牜孛>牛一只，原银二两五钱，作银三两。
高冒：黄犍一只，原银三两，与他伙买的，无利。
原共价银三十一两二钱，作银四十三两五钱。
三月初一日交银十两，有炤存算，今见该交银二十九两，以上二年牛租银交完，地户欠一年牛租银未交。
上面开列的5户，除高冒一户因与孔府合伙买牛，没有利息，其余都需加息分3年偿还。利息最高的是陈玉秀，约等于原价的152．4％，第二是于成奉150％，孙冒德135．3％，宋召120％。三年以后，佃户名义上可以得到这些耕牛，但孔府除了得到约当原价的二成到五成多利息外，还保证了田庄的生产，不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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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佃户缺少耕牛而发生困难。
顺治十一年（1654）邹县程家庄《春秋总帐》中记载的牛租情况与汶上湖城口庄又稍有差异[27]：
黄<牜孛>牛一只并犊，原价银六两，租银八两八钱，肖奉高租。
黄犍牛一只，原价银八两五钱，租银八两五钱，方守业租。
以上牛二只并犊，原价银一十四两五钱，共租牛银一十七两三钱，三年代完。
在程家庄，孔府采取把耕牛以原价或高出原价的数额，出租给佃户，佃户则必须在3年内缴完这笔租金。顺治十八年（1661），汶上县美化庄有8家佃户领“开荒牛九只，作租银三十七两七钱”[28]，大体上亦与程家庄相类似。这里，我们不清楚的是缴完3年牛租后，耕牛的所有权最后属于谁。但根据现存的其他旁证材料，如孔府常常把这类由其出银购买的牛称为“官牛”，  “租官牛”等说法[29]，看来佃户只不过取得租用权而已。
在不少情况下，孔府并不直接买牛，而只发出银子让佃户去买牛，有时还包括农具在内，这发出的银子叫做牛租银或牛具银。孔府曾声称：“庄内地户，一凡牛具皆赖圣公府发给牛租钱所买”[30]，说明发出牛租银的范围相当广泛。检阅档案，有关记载确实不少：康熙二十八年（1689）《邹县毛家堂下涧铺二庄交代帐》载有毛家堂5户“共领牛租银十二两”，下涧铺庄“共领牛租银四两四钱五分”[31]。有时候，孔府还将田庄上收取的食粮以牛租名义支给佃户。邹县“夏家铺庄地户批牛租支麦三石四斗二升，作银四两四钱五分”[32]，就是一例。康熙四十年，孔府一次批给独山屯权家铺庄“牛租银十两零五钱六分”[33]。不把牛租银借给每个佃户，而是批给整个庄子，这一方面说明孔府田产众多，整个庄子都是他的佃户，同时也表明佃户生活贫困，普遍缺少耕牛。雍正十年（1732），曲阜齐王庄所载牛租银就说明了这一点。在齐王庄，共有36家佃户领取了孔府的牛租银，数额多的可到几两，少的只有几钱或钱余[34]。这些多少不等的牛租银，主要按照佃户租种土地多寡而区别贷给的。
（四）单纯出租耕牛
这是最后的一种，也就是第四种情况，从租贷的角度来看，它比前面说到的3种都要简单。下面是乾隆朝刑科题本中载录的几条材料。
（1）四川稚安县：乾隆十一年（1746）正月，萧世贵租余学源一只牛耕田，说定秋收给租谷一石五斗[35]。
（2）广东始兴县：乾隆三十六年，农民麦灶妹向牛主人何科林租牛一只耕种田亩，讲定每年租谷一石[36]。
（3）广东阳江县：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关元魁的父亲向朱荣租有水牛两只，每年纳租谷6石，分早晚两造交收，立有字约执据[37]。
（4）直隶承德府建昌县：据租牛户□自礼供称：“小的是临  榆人，……乾隆五十七年上，徐士美租给小的七只牛，讲明每年  给他一石五斗租粮。”[38]
上列4条资料，虽然出租的牛只有多有少，租粮的差额也大小不等，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出租者和承租者之间都不存在任何主佃关系。他们的唯一联系，就是一个需要耕牛，另一个可以提供耕牛。这样，出租者可能是地主，也可能是自耕农民，甚至是拥有耕牛的佃农，而承租者也是一样，既有贫苦佃农，也有自耕农民等。这与前面提到的4种情况有明显的不同，也可以说双方的关系要单纯多了。
有关单纯出租耕牛的情况，在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有记载。金  之俊的《息斋集》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在山东邹平县何家庄有一  位小有家当的商人，“悉其资往来经营，不务农作，有地十余亩，  聊以膳家口”。恰恰碰到春耕时节，“觅耕牛甚艰”，“因向某宦纪  岗雇之，止与日值，乃尽牛之力毕耕前地，工浮于值，窃沾沾焉  自喜得算”。但耕牛却因劳累过度，“病困不支”，结果造成一场  纠纷[39]。从出租者和受租者身份来看，一方是地主，另一方是小  商人兼自耕农，双方都不存在任何人身依属关系，他们的唯一交  道，就是一个春耕需要耕牛，另一个可以按价出租耕牛，从而形  成租贷关系：金之俊谈到的情况与前面资料稍有不同的是，前者谈的都是全年租用，统一缴纳牛租银，而金说的不过是短期借贷，这在借贷关系上就更加自由得多了。
在乾隆刑科题本中，记录了山东民人边成禄在关外吉林地区租地种烟，“因无牛犋，未经得荡，遂雇李士常连牛犋荡地”[40]。在此，边成禄不但租用耕牛，而且同时雇佣牛主人的劳动力，这样临时性的租雇关系，在当时农村的一般小农中间是经常存在的。
二
从以上介绍的4种牛租剥削形式中，我们看到，除了最后的一种以外，其余都与封建地租紧密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构成地租剥削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由于租佃形式等的差异，反映在牛租剥削的内容以及剥削额度方面，亦不完全相同。一般说来，生产愈落后，农民生活愈贫困，牛租所占的分量也往往更高。
在北方广大农村，很多农民除了本身劳动力以外，几乎没有别的生产手段可言。正如直隶《单县志》所言：农民“佣佃居多，与业主分收籽粒者，仅糊其口，是以野鲜盖藏，而牛种皆仰给与业主。”[41]从档案记载来看，不少佃户还是外出的逃荒户。像盛京铁岭县佃户孙三租种地主王三的土地、耕牛，孙三就是由山东青州府寿光县“闯关东”来到铁岭县的。安徽宿州地主刘仲义所招佃户胡振，亦是从山东兰山县（今临沂县）流人的。又如陕西同官县佃户范文好，其原籍则为山西临晋县。对于这些由外地迁入的逃荒户来说，他们连基本生活都很难保证，当然更谈不上拥有什么耕牛了，而地主们也正是利用这种机会，来加强控制、剥削佃户的。
山东曲阜孔府和莒州等地，牛租不但和地租混杂一起，而且成为一种变相的高利贷，是高利贷剥削渗入生产领域，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一种典型形式。处在这种境地下的佃农，他们除必须照章缴纳地租以外，还要在规定年限内，按高出原价的120％—150％以上的金额，向孔府缴还牛租银两。至于莒州的情况（指的它们中的第三种情况），虽然从表面上看，每年所缴纳的牛租银两不多，但却没有时间的限制，只要你租种土地，就年复一年，永无底止。这样的牛租剥削，在某种意义上，比起曲阜孔府佃户的负担，更要沉重得多。
在清人的记载中，我们经常见到如此议论：因为农民贫困，一无所有十地主在召佃后，为其提供耕牛、种子，目的是为了“拯佃户之困”，具有“卹农”的性质。每当战乱或灾荒以后，封建国家也常常动员地主富户为贫苦无依农民出办耕牛农具，以帮助恢复生产．顺治十七年（1660），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在《详陈救荒之政疏》中说：“大饥之后，民食艰乏，忽而落雨，耕种不容稍迟，而贫民种粒无出，耕牛无具，请敕有司省视，或令富户借具于贫民，而令贫者为之共出力耕种以补之，或官为措设种粒，待其收后偿之，则秋禾可望，而春饥者不至于秋饥矣。”[42]康熙初，四川巡抚张德地在谈到该省开垦情况时也说：“川省自变乱之后，贵显豪富之家皆避乱于他省。……若得彼一家归里，则其附会之众，咸亦随之，可抵贫民数十家，况贫民归里，必须安插住址，措给牛种；绅宦回籍，则资斧自饶，乡邻俱得通融称贷，将见在外之游佚者，处此荒芜满目之区，惟有力本之可图矣。”[43]  
当然，封建国家动员绅宦富户借措牛种，其对象并不全系所属佃农。但是，不管是地主自招佃户后供给耕牛，或是政府动员其出办耕牛，都不是无偿的。诚然，地主提供牛只，以及还有像农具、种子等，为那些几乎一无所有、处于饥饿困顿中的佃户，提供了某种必要的从事再生产的条件，而这实际上也是为地主提供某种再剥削的机会。对于那些接受“恩赐”的佃农来说，不过是更增加一道枷锁而已，使其不仅在经济上加重负担，而且还大大地加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度。
在南方等一些实行实物定额租的地区，尽管还广泛地存在着牛租剥削，而且所受剥削也相当严重。但牛租已经摆脱了作为地租的附属物，这与牛租地租混杂一起，或作为高利贷变化形式，毕竟简单的多了。这种南北不同的原因，应该说与明清以来佃农经济的发展，以及在主佃关系中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化，有直接的关联。
至于前面所介绍的那种单纯出租耕牛的情况，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有主导地位，不过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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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摆脱了主佃关系的纠葛，所以从租贷的角度考察，就更加自由的多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租贷，也就是雇佣。
三
最后，让我们再简单地考察一下耕牛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有的位置，这对于了解牛租剥削所以能长期普遍存在也是有意义的。
在人类历史上，由牛耕代替锄耕，这是生产上的一大进步。我国虽然从春秋战国时期已开始使用牛耕，但随着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进展，耕牛的价值一直有增无减。所谓“民以食为天，农以牛为力”[44]，反映了在农业生产中耕牛的重要价值。清初战乱以后，因为缺乏耕牛及其他生产资料，不但大批抛荒田地无法垦复，而且还造成整个农业的萎缩。顺治八年（1651），陕西总督孟乔芳在谈到该省数十万亩荒田缺垦时说；“彼其牛具之无出，籽种之无措，实是力不能给，原非甘弃荒芜。”[45]广西巡抚于时跃认为：“今欲致治，必须开荒生聚，第民苦已久，开荒牛种实难计办，每多以人代牛，或手足控锄，聊度岁月，此本司所以有请发牛种一议也。”[46]湖南省因为“人民鲜少，牛只涌贵，粪田不足，人力不齐”，结果使“往日之肥饶者今瘠薄矣，往日之广阔者今狭小矣”[47]。
在山西的某些县份，直到康熙初年还是“欲种则无牛，欲播则无种”[48]，存在很多荒地。因为耕牛稀少，牛价高得惊人，“牛一头值二十金，大者至三十金”[49]。更有甚者，像四川“耕牛一头，售银三百两”[50]。一条耕牛，可抵上等土地十余亩以至数十亩。在当时，不但一般农民无法问津，就连不少地主也难以置买。湖北孝感、应城一带，地主雇工、招佃，“未耕先索牛种”，竟被视为急宜纠正的“习弊”[51]。
在不少地区，还出现以人力代牛力，以锄耕代牛耕的情况。湖北当阳县，清初“乱后少民，民以力耕”[52]。河南兰阳县，亦因“耕牛佃户稀少”，士民“以锄筑地”[53]。但那都是在特殊情况下不得已才行之的办法，因为此等劳动，不但异常艰苦，而且生产效益低下。张尔岐在《蒿庵闲话》中言：“贫者相搏而种，率六七人曳一犁，日三、四亩，已困惫矣。”甚至还有更糟的，“无牛拖犁躬自拽，两日才耕一亩田”[54]，两天才耕完一亩地，可贝．无牛之苦。
康乾时期，有人根据苏南松江一带水田耕作的情况，对是否使用耕牛的劳动量作了对比，认为“人日耕一亩，率十人当一牛”[55]。在生产中，一条耕牛竟抵得上10个劳动力，足见人们为什么如此重视耕牛。
有一首叫做《牛疫行》的诗[56]，描述了乾隆五年（1740），浙江严州等府因发生牛瘟，成批耕牛染疫倒毙，对农民的经济和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后果。诗中写道：
农家视牛如子孙，耕锄负载能酬恩。一家八口咸托命，刍秣惟谨群趋争……天灾流行俄降沴，浙东三郡牛尽毙……田畴荒芜生荆棘，人代牛劳□匍匐。手足胼胝汗流浆，人力焉能代牛力。穷日唯口寻丈田，原隰如何偏力穑。纵教十雨并五风，播种无由仍艰食。仰叹天心胡不仁，弗病鸡豚希牡  椁……今岁秋禾虽已登，明年东作谁为兴?我欲呼龙来下助，鞭霆驾雨犁田塍。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说明耕牛在农业生产中的价值。所谓“农家视牛如子孙”，正如实地表达了农民对耕牛珍爱的心底之言。
耕牛对农业生产既然如此重要，但在当时，即使是社会经济比较繁荣的年代，农民，特别是广大佃农，也不可能都拥有耕牛。乾隆时，湖南耕牛每头约在七八两至一二十两之间[57]，安徽滁州一带有人出卖耕牛，经牛行“评定五千七百钱”，约合银五六两[58]。根据我查阅的资料，乾隆时湖南田价通常在九两、十两到二十、二十五两之间[59]，安徽阜阳、亳州一带，每亩地值一二两[60]。阜阳、亳州与滁州同属两淮地区，时间和地理条件都比较近似，大体上可以进行类比。按此推算，在湖南每头牛约合耕地一二亩，安徽则在两三亩之间。如此价格，一般农民当然很难承担。
在清代，就全国大范围而言，北方等省，因为租佃制中的实物分成租比较普遍，佃农一般不自备耕牛。南方的情况稍有不同，实物定额租制以及永佃制等，都有所发展，地主只要按时能收到地租，对佃农的生产活动一般不加干预。至于耕牛以及农具、种子的筹措，亦多由佃农自行解决。所以佃农蓄养耕牛，也较北方为多。即今如此，仍有佃农不可能拥有耕牛。
江南苏州、松江等府州县，是全国农业生产率最高的地区之一，独立的佃农经济也最发展。就在此地区，除少数“上农”外，很多贫苦农民只能以铁鎝锄地[61]。昆山县人徐昂发，在一首《租牛行》的诗中提到：“西邻旧豪家，牛囤新修治；小姑脱银栉，大妇典罗襦”；“子本勉称贷，租牛凿牛池。”无牛农民为了向富有的豪家租用耕牛戽水犁田，不得不质典衣移首饰。至于还有一部分因为实在贫穷，无银租牛的“无牛家”，只好“中田生暵藮”，或是与“老妻共力作，骨出如枯龟”，用人力拼死去干了[62]。这与刚刚说到的“用铁鎝锄地”，是可以对照起来的．在太仓州嘉定县，出现了一种“平日养牛包戽各村稻水为生”的人[63]，由此亦可说明，在江南农村中，农民对拥有耕牛的渴望。
在当时的农业劳动中，耕牛是农民除土地以外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对提高生产力意义重大，但因为它投资高，而多数农民在残酷的地租剥削下，生活又极端贫困，无力购买耕牛，这就是佃农们在承担地租剥削外，还必须额外再忍受各种牛租剥削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在讨论牛租剥削时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客观事实。

注释：

[1] 《皇清经世文编》卷一一，《论治四则》。
[2] 《农圃便览》，中华书局，1957年，11页。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后均简称档案），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陕西巡抚秦承恩题。
[4] “档案”，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吏部尚书管刑部事阿桂题。
[5] “档案”，乾隆四十年六月二十九日署山西总督觉罗巴延三题。
[6] 《孙文定公奏疏》卷八，《蠲免事宜疏》。
[7]刘统：乾隆《献县志》卷三，《食货》。
[8] 《皇清经世文编》卷三六，《风台县志论食货》。
[9] “档案”，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安徽巡抚朱珪题。
[10] “档案”，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协办大学士尚书鄂弥达题。
[11] “档案”，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抚阿思哈题。
[12] “档案”，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山西巡抚鄂宝题。
[13]施景舜：宣统《项城县志》卷五，《地理志》、《乡风述略》；于沧澜：光绪《鹿邑县志》引《佩弦斋杂记》。
[14]民国《神木乡志》，《风俗》、《农界》。
[15] “档案”，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刑部尚书兼内务府总管来保题。
[16]徐汝瓒：乾隆《汲县志》卷六，《风土志》。
[17]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22页。
[18]牛介眉：民国《重修莒志》卷三八，《民社志》，《农业》。按：莒县，清代称莒州。
[19]参见何龄修等《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0] “档案”，乾隆九年七月十一日署刑部尚书阿克敦题。
[21] “档案”，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刑部尚书鄂弥达题。
[22] “档案”，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大学士管刑部事阿桂题。
[23] 1935年出版的《广西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发行）一书中，对该省农村中以代养耕牛形式进行牛租剥削的情况有如此描写：“所谓代养者，即牛主之母牛，由农民领去牧养使用，所生小犊，以四分之三归牛主，即母牛生四小犊，则代养者始得其一。代养者，牺牲食料，以易小犊，而牛主则以一次之代价数十元，购人母牛，不费收养之劳，便可生小犊，出售而牟利了，且每年尚须代养者至牛主家中作工多日，并无工资，为付给牛主购牛之利息，名曰帮牛工。故双方权利并不平均，不过较之租牛，则农民稍为有利也。”以上所述，都是民国时候的材料，但其基本情况与广东阳江例子相同，可以互资印证。
[24] “档案”，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议政大臣尚书鄂弥达题。
[25] “档案”，乾隆元年九月八日刑部尚书傅鼐题。
[26]曲阜县文管会藏：“孔府档案”（以下简称孔档），编号4806之1。
[27] “孔档”，编号4790。
[28] “孔档”，编号4824。
[29] “孔档”，编号4807。
[30] “孔档”，编号1612之1、2。
[31] “孔档”，编号4796之1。
[32] “孔档”，编号4798之2。
[33] “孔档”，编号4696之2。
[34] “孔档”，编号4729之1。
[35] “档案”，乾隆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四川巡抚纪山题。
[36] “档案”，乾隆四十年七月十四日大学士管刑部事舒赫德题。
[37] “档案”，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大学士管刑部事阿桂题。
[38] “档案”，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十三日直隶总督梁肯堂题。
[39] 《息斋集》卷五，《书赵干城事》。
[40] “档案”，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一日，大学士管刑部事舒赫德题。
[41]王镛：康熙《单县志》卷一，《风俗》。
[42] 《兼济堂文集》卷二。
[43]蔡毓荣：康熙《四川总志》卷一○，《贡赋》，张德地；《题复总督李生聚拯救遗疏》。
[44]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三一，《庶政部》、《禁宰耕牛》。
[45] 《孟忠毅公奏疏》卷下。
[46]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广西巡抚于时跃揭帖》。
[47]吕肃高：乾隆《长沙府志》卷二二，《政绩志》，吏科给事中胡尔恺：《直陈湖南利弊疏》。
[48]钟文英：雍正《井陉县志》卷八，《艺文》，周文煊：《灾邑利弊》。
[49]张尔峡：《蒿庵闲话》卷一。
[50]李兰：乾隆《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下，杨鸿基附《蜀难纪实》。
[51]梁凤翔：康熙《孝感县志》卷五，  《风土考》，  《习俗》三；李可宷：雍正《应城县志》卷二，《习俗》引康熙志。
[52]王柏心：同治《当阳县志》卷一○，《职宫志》、《循良》。
[53]高世琦：康熙《兰阳县志》卷一○，《灾祥》、《杂志》。
[54]薛所蕴：《垦荒词》，见《清诗铎》，中华书局，1983年，145页。
[55]宋如林：嘉庆《松江府志》卷五，《疆域志》，《风俗》。
[56]卢琳：道光《淳安县志》卷一六，《杂撰志》、《祥异》。
[57] 《湖南省例成案》，转引自方行：《清代前小农经济的再生产》，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档案”，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湖南巡抚姜晟题。
[58] “档案”，乾隆四十年三月四日，安徽巡抚裴宗锡题。
[59] “档案”，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刑部尚书鄂弥达题；乾隆三十二年闰三月初六日湖南巡抚方世<亻隽>题；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刑部尚书舒赫德题；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初五日署湖南巡抚李世杰题。
[60] “档案”，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安徽巡抚卫哲治题；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六日刑部尚书德福题。
[61]宋如林：嘉庆《松江府志》卷五，《疆域志》、《风俗》，胡志熊：乾隆《南汇县新志》卷一五，《杂志》。
[62]徐昂发：《乙未亭诗集》卷二，《租牛行》。
[63] “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礼部尚书管刑部事刘统勋题。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选摘自《民合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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