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发展-再论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的荔枝分布北界及其与气温波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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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5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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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再论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的荔枝分布北界及其与气温波动的关系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提要]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全面梳理和研究，本文认为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的荔枝分布北界并非此前学界所普遍接受的成都和万州一线，而只到达忠州(今重庆忠县)和涪州乐温县(今重庆长寿区)。唐代该地区的荔枝分布呈现集中于川江两岸峡谷的特点，这种分布格局与川江峡谷地区特殊的区域小气候直接相关，因此不能作为唐代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的证据。

[关键词]　

唐代长江上游地区荔枝分布气温波动区域小气候

[中图分类号]　

K9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205(2011)01—0139—07

[收稿日期]　

2010—03—05

[作者简介]　

聂顺新(1983—)，男，陕西扶风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
作为近年来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中世纪温暖期(AD900—1300)曾在我国地理学界存在争议。在张德二和满志敏等分别指出中国也存在这一温暖期之后，似乎已被接受。与此密切相关的唐代温暖期自竺可桢先生的著名研究发表以来，一直被广为接受，几成定论。满志敏曾撰文对唐代温暖期之说提出质疑，引起了巨大反响。
与此同时，坚持唐代温暖期的学者也不少，他们多从唐代某地的某种物候现象进行论证。如，吴宏岐等就以唐代长安的驯象来说明当时的气候较现在温暖。对此进行过连续讨论则是蓝勇，他曾撰有系列文章考证历史时期长江上游地区荔枝分布的地理范围，并据此探讨唐代的气温波动。
蓝氏认为，“就唐代长江上游荔枝种植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从成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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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川江两岸，即成都、乐山、宜宾、泸州、重庆、合川、涪陵、忠县、万县等地，呈现为一个半月形的地理分布，其最北界可达31℃N左右。从唐代荔枝经济分布型种植的最北界来看，差不多整整比现在长江上游的荔枝种植北界的纬度高2℃左右，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确实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以荔枝生长要求年均温在18℃以上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成都、乐山等地的年均气温多在18℃以上，大约比现在这些地区高出1—2℃左右，而其他地区也可能比现在湿热”。这一观点已为许多学者所接受。
关于历史气候的研究方法，龚高法等已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说明，并指出多种代用资料在历史气候研究中的不同价值和作用。对于距今一千数百年的唐代而言，历史文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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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仍是必不可少的代用资料之一。满志敏已对利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进行历史气候研究的原理进行了总结和说明。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手头掌握的资料，对蓝勇的上述观点提出商榷，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　成都：并非唐代的荔枝分布北界

成都有无荔枝种植一直以来都是唐代气候冷暖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自竺可桢先生的著名研究开始，已有不少学者对此发表过意见。蓝勇也援引张籍《成都曲》中的著名诗句“锦江近西焑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来证明。
持此观点的并不只蓝勇一家。此后不久，郭声波又引卢纶的《送从舅成都丞广归蜀》中的“晚程椒瘴热，野饭荔枝阴”两句，说明早在张籍之前，“中唐时在长安士人之中，成都有荔枝确实已属常识”。对此，辛德勇已从文学作品中夸张铺叙的惯用笔法和薛涛《忆荔枝》诗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卢诗的不实，此不赘述。
笔者以为，辛氏的分析固然有理，但似乎还可以进一步申叙。若仅从诗句的字面意思分析，卢纶诗中的不实自然可以被认为是夸张，但笔者认为更有可能的是，卢纶并非有意夸张，而是他对蜀地地理认识的局限所致，这也与当时文人刘于蜀地的地理想象有关。而薛涛《忆荔枝》诗一首无论如何也只能算作孤证，似不够坚实。
其实还有别的思路可以展开论证．正如陆游对张籍的批评，其要害正在于认定张氏“此未尝至成都者也”。我们也可从诗人是否曾有人蜀的地理经验来分析，这样也更为直接和可靠。据笔者翻检的结果，不惟两《唐书》中张、卢二人的传记，今人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两人从未到过蜀地。因此，两人诗中的荔枝意象可以认为是唐代普通文人对于蜀地的地理想象。这种地理想象可能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唐代的蜀地确实出产荔枝，只是不在成都，而是在蜀地南部的川江干流峡谷两岸(详见下文讨论)，而未曾人蜀的文人又很难有这样精确的地理认识，于是便难免将蜀地与荔枝产地直接划等号，而成都又是蜀地的中心，所以自然而然地又把荔枝产地与成都相联系。
也许有人会怀疑：如果张籍、卢纶二人确曾到过成都但又未留下相关记载，而今人的研究也未能发现他们曾有人蜀的经历又该如何处理?我们可以分析明确记载曾在成都居住过的诗人作品中的荔枝产地，分析这些产地的分布、原诗的写作地点以及作者的活动空间，藉此来确定唐代成都是否有荔枝种植。
据笔者翻检，现存唐代诗人中曾在成都居住又留下与荔枝相关诗篇的诗人共有三位，即杜甫、薛能和郑谷。先看杜甫，他留下了两首提到荔枝产地的诗。一首是《宴戎州杨使君东楼》，诗云：“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
从诗题可知，此诗作于戎州(今宜宾)，诗中的荔枝产地也是戎州。另一首是《解闷十二首》的第十首，诗云：
“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
此诗写作地点不详，但很明显，诗中摘荔枝的地点是在泸州(今泸州)和戎州(今宜宾)。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杜甫曾在成都草堂长住数年，并写下了大量诗作，但无一首提及成都的荔枝。这应该不是偶然。
再看薛能。他也留下了两首，其一为《荔枝诗有序》：“颗如松子色如樱，未识蹉跎欲半生。岁杪监州曾见树，时新人座久闻名。”
诗序更云：“杜工部老居两蜀，不赋是诗，岂有意而不及欤?”此诗作于作者摄嘉州刺史任上，诗中“监州”二字可证。因为作者一生中只摄任过嘉州一州刺史，并无其他类似经历。诗序中对于杜甫不作荔枝诗的推测显然是求之过深了。其实杜甫是写过荔枝诗的(见上引)，只是薛能当时可能并未留意而已。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薛能在摄嘉州刺史之前也曾在成都住过几年，但同样未在成都写作有关荔枝的诗篇。从诗中“岁杪监州曾见树，时新人座久闻名”两句来看，他应是在嘉州第一次看到荔枝树的。倘若成都也有，又何须要到监州时仍是“久闻名”呢?
其二为《留题》：“茶兴复诗心，一瓯还一吟。压春甘蔗冷，喧雨荔枝深。骤去无遗恨，幽栖已遍寻。蛾眉不可到，高处望千岑。”
据今人研究，此诗当作于作者摄嘉州刺史离任之时。正因嘉州荔枝是蜀中稀有之物，才会在离去时印象深刻，将其写入纪念诗中，否则也不必如此。还有郑谷。他也留下了两首荔枝诗。其一为《荔枝树》诗云：“二京曾见画图中，数本芳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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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孤櫂今来巴徼外，一枝烟雨思无穷。夜郎城近含香瘴，杜宇巢低起暝风。肠断渝泸霜霰薄，不教叶似灞陵红。”今人研究表明，此诗是郑谷二次人川过峡时所作，诗中的荔枝产地是在渝州(今重庆)和泸州(今泸州)。其二为《将之泸郡旅次遂州遇裴晤员外谪居于此话旧凄凉因寄二首》之第二首，云：“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溪荒僧已无。今日重思锦城事，雪销花谢梦何殊。乱离未定身俱老，骚雅全休道甚孤。我拜师门更南去，荔枝春熟向渝泸。”锦城乃是成都的雅称。诗题中清楚显示，该诗乃作者途经遂州(今四川遂宁市)时所作，而此前作者亦曾在成都居住。向住“锦城”却须“荔枝春熟向渝泸”。可见，唐时成都并无荔枝种植应属事实。
要之，杜甫、薛能和郑谷三人都曾长居成都，也曾写下有关荔枝的诗篇，但这些诗中的荔枝产地并无成都。这绝非偶然，当是唐代成都并无荔枝种植这一事实的反映。至此，唐代成都不曾出产荔枝当可确证。坚持成都为唐代长江上游地区荔枝种植北界的观点也就难以成立。

二　万州：亦非唐代的荔枝分布北界

万州的纬度接近31℃N，也是蓝勇文章观点的一个主要支撑部分。蓝勇举白居易为忠州刺史时所作的《荔枝图序》中“荔枝生巴、峡间，形圆如帷盖”两句为证，并认为“这里的‘巴峡’，实际上是指整个川江两岸。据载白居易还建有荔枝楼，其诗《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杨八使君》等，感触颇深”。后来出版的《长江三峡历史地理》中继续沿用这一观点并引用同一资料为据。
以“整个川江两岸”直接来代替白居易写作原诗的具体地点忠州，似有不妥。更重要的是，白氏所作的其他诗篇正可推断甚至证明万州并无荔枝种植．即以蓝勇提到而未引用的《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杨八使君》为例，原诗如下：
“奇果标南土，芳林对北堂。素华春漠漠，丹实夏煌煌。叶捧低垂戶，枝擎重压墙。始因风弄色，渐与曰争光。夕讶条悬火，朝惊树点妆。深于红踯躅，大校白槟榔。星缀连心朵，珠排耀眼房。紫罗裁衬壳，白玉裹填瓤。早岁曾闻说，今朝始摘尝。嚼疑天上味，嗅异世间香。润胜莲生水，鲜逾橘得霜。燕支掌中颗，甘露舌头浆。物少尤珍重，天高苦渺茫。已教生暑月，又使阻遐方．粹液灵难驻，妍姿嫩易伤。近南光景热，向北道途长。不得充王赋，无由寄帝乡。唯君堪掷赠，面白似潘郎。”
显然，诗的前半部分是对荔枝树及其果实的详细描述，颇带有炫耀的成分。由此可以推断，杨八使君所在的万州应无此物，若有，则根本不需如此详细的描述。后半部分表明因为地处僻远，交通不便，加之荔枝果实不易运输，所以并不能作为贡赋献给皇帝，而只能寄给老友。试想，如果万州真有荔枝种植，又何劳白居易去寄呢?
另一首《重寄荔枝与杨使君时闻杨使君欲种植故有落句之戏》则说得更明白：
“摘来正带凌晨露，寄去须凭下水船。映我绯衫浑不见，对公银印最相鲜。香连翠叶真堪画，红透青笼实可怜。闻道万州方欲种，愁君得喫是何年。”前两句说明白氏寄荔枝的不易。末两句最能说明问题，“闻道万州方欲种，愁君得喫是何年”。若万州此前已有荔枝种植，身为万州刺史的杨八使君又怎会无缘得喫呢?又何须自己亲自去种呢?
不惟如此，另一条资料更能直接说明唐代万州并无荔枝种植。即“白宾客居易云，忠州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之南更无槐，自忠之北更无荔枝”。此语见《大唐传载》，尽管其是否白居易原话已不可考，但至少可以说明唐时确实有人存在这样的观念，即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的荔枝种植北界只到忠州，而非万州。

三　荔枝分布北界与气温波动：不能直接对应

满志敏在讨论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文章中曾提出动植物自然分布带、经济分布带和观赏分布带三种分布类型之间的差别及其对气候的不同指示意义，并指出只有自然分布带和经济分布带具有气候指示意义。这一观点已经获得了历史气候学界的广泛认可。蓝勇也表示同意，但他又提出“在经济分布型与观赏分布型之间还有一种过渡分布，这个过渡区的荔枝是人为种植，但由于气候因素，不足以作为经济目的来开发，仅可挂果，这里称之为生长分布型”。他将成都归人此类，但上文已经证实唐代成都并无荔枝种植。
蓝勇对唐代长江上游地区荔枝种植地点及其分布类型的考证如下表(表1)：

表1唐代长江上游荔枝种植分布北界表

成都发展-再论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的荔枝分布北界及其与气温波动的关系

资料来源：蓝勇《近2000年来长江上游荔枝分布北界的推移与气温波动》。
对照此表可以发现，“可达北纬31℃左右”的荔枝种植分布北界乃指成都(30℃43′N)和万州(30。54’N)。尽管上文已经证明唐代成都和万州并无荔枝种植，此处姑且不论这一事实，暂以蓝勇的观点为准，分析其“唐代长江上游荔枝种植分布北界”是否具有气候指示意义。其实，上表中的“分布类型”栏已显示得十分清楚。万州的分布类型为“不明”，自然无法直接认定为具有气候指示意义。成都则是作者自己界定的“生长分布型”。从作者的定义来看，既是“人为种植”卜又由于气候的原因“不足以作为经济作物来开发”，自然只能归人观赏分布型。而据满志敏的界定和分类，这种分布类型并不具有气候指示意义。既然如此，上引“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成都、乐山等地的年均气温多在18℃以上，大约比现在这些地区高出1—2℃左右，而其他地区也可能比现在湿热”的结论自然也就难以成立。

四　唐代长江上游地区荔枝的实际分布北界与区域小气候

除上文已被排除的成都和万州之外，笔者所考证的唐代长江上游地区荔枝分布地点与蓝勇所得结果基本相同。按照纬度由高到低分别是：忠州(今忠县，30℃18′N，见上文所引自居易诗)、涪州乐温县(今重庆长寿区西北，29℃50′N)、嘉州(今乐山市，29℃36′N，见上文所引薛能诗)、渝州(今重庆市，29℃。33′N，见上文所引郑谷诗)、泸州(今泸州市，28℃54′N，见上文所引杜甫诗)、戎州(今宜宾市，28℃47′N，见上引杜甫诗)。
从上述排序可以看出，唐代长江上游地区荔枝分布的实际北界是忠州(30℃18′N)和涪州乐温县(29℃50′N)，约在30℃N左右；而且上述地区的荔枝分布特征十分明显：除嘉州外，其余戎州、泸州、渝州、涪州、忠州等都位于川江干流沿岸的峡谷中。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上述荔枝产地的分布十分集中。如戎州下辖五县，只有莢道县和南溪县出产。而在这些县之下，又往往只集中于县内的某山。如南溪县，“平盖山，在县东三十里，多荔枝”。可见，即使在唐代该地区的荔枝主产县之内，荔枝的种植也并不广泛。
这些信息提示我们应从区域小气候的角度重新思考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的荔枝分布北界问题。上述长江上游地区的荔枝产地之所以主要集中在川江干流峡谷中，而非成都平原，显然是因为峡谷中的气候条件能够满足荔枝的生长要求：生长期喜高温气候，年均温大于18℃，年降雨量大于1000mm，空气湿度大，冬季无严重霜冻，极端最低温不低于—1．5℃。这些条件，尤其是温度条件，成都平原基本难以达到要求。而借助于两岸山脉对寒潮的阻挡，川江干流峡谷中的最低温不致降到—1．5℃以下，即使偶尔突破荔枝的低温极限，也能通过自然或人工方式恢复生长。其余如夏季高温、降雨量大、空气湿度大等等，都是川江峡谷的典型气候特征。而这一气候特征在纬度相对更高的巴峡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忠州与涪州即是唐代长江上游地区荔枝分布的实际北界。
《四川气候图集》对四川全省(重庆直辖以前)所作的气候区划也能证明这一点。该图集将宜宾以下至巫山县的整个长江干流沿岸的狭长地带划为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气候区的一个亚区，称为“盆地南部长江河谷区”，而相较于当时四川的其他地区尤其是成都平原而言，该地区的气候特征十分明显，“年平均气温18—19℃。冬季短，仅65—70天，最冷月(一月)气温7—80c，夏季长达145—150天，最热月(七月)气温28—30℃，冬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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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热特征显著。四至十月为雨季。冬季多雾，霜雪极少，春末夏初多雨，盛夏多连晴高温和伏旱”。
这一区域小气候对于今天的热带水果分布仍有显著影响。姑以今川渝地区最集中的荔枝产地泸州合江县(28℃49′N)为例，与之纬度相当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如湖南汨罗(28℃49′N)、江西南昌(28℃40′N)和浙江台州(28℃41′N)，都不能将荔枝作为经济作物栽培，而合江县的荔枝却是大面积种植。要之，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的荔枝分布的实际北界是忠州(30℃18′N)和涪州乐温县(29℃50′N)，这一分布北界是川江峡谷地区特殊的区域小气候作用的结果，与同纬度中东部地区相比属于特殊情况，并非正常分布带。因此，该地区荔枝种植的分布北界并不具有气候变化的指示意义，故不能将其作为气温波动的参照指标。

五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1．成都和万州并非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的荔枝分布北界，此前关于唐代两地出产荔枝的观点都缺乏资料支持；
2．即使成都和万州作为唐代长江上游地区荔枝分布北界的观点可以成立，两地的荔枝分布带类型也并不具有气候变化的指示意义，据此证明唐代当地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的观点难以成立；
3．唐代长江上游地区荔枝分布的实际北界是忠州和涪州，这两地的荔枝分布乃是川江峡谷地区区域小气候作用的结果，不能直接作为气温波动的参照指标。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认为还有以下问题需要讨论：
1．是否存在过渡分布带?如何处理过渡分布带?
满志敏关于动植物自然、经济和观赏三个分布带的区分和界定对于历史气候研究的显著推进有目共睹，但满志敏做出这一区分和界定的前提也同样值得注意：“假定在一个广大的地区中，湿润程度满足生物生长的需要，不构成对生物分布的影响，而温度由南而北递减，是影响生物分布的唯一因素。”这一前提只存在于理想状态中，现实自然界中影响动植物分布的因素无疑更多，也更复杂。
同时，区分自然、经济和观赏三个分布带的目的在于分别说明其不同的气候指示意义。这种三分法也是一种理想分类，而现实自然界中的动植物分布带界限当然不会如此清晰，而可能会在两种典型分布类型之间存在难以确定的过渡地带，至少理论上存在这种过渡分布带。尽管笔者的结论与蓝勇不同，但同意其中存在过渡分布带的看法。尤其是在经济分布带与观赏分布带之间的过渡分布带，更为重要。正因其位于过渡带，所以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也更为敏感。更重要的是，正因其处于过渡带，所以难以处理。而在以往的历史气候研究中，都是直接按照自然、经济和观赏三种分布类型来确定分类，对于过渡分布带似乎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而如何区分和处理过渡分布带，将直接影响到结论的精确性。这一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
2．古今动植物分布带如何对接和比较?
笔者在翻检川渝地区的新修方志时偶然发现，今万县(唐万州)也有荔枝分布。据该县1992年的自然资源普查结果，该县共有荔枝树300余株，而且新修《万县志》将这些荔枝树列入“农业．经济作物．果品”部分，这代表农艺工作者对当地荔枝分布类型的认识，但显然不能直接作为气候参照指标来使用。
新修的《四川省志》则记载了上世纪90年代四川的荔枝分布范围：“主要分布于长江、金沙江河谷部分地区，以合江县最为集中。……80年代以来，泸县、泸州市中区、宜宾、犍为、纳溪、江安、南溪等县有较大发展。”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四川荔枝种植范围的扩展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市场需求强烈刺激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而这些因素尤其是技术和市场因素在古代无疑影响不大。因此在研究中如何选取现今的合适分布带作为参照标准，并据此与古代的相应分布带进行对接和比较，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问题还须进一步研究。

Northern Boundary of litchi’s Distribution in the Upper Yangtze　of Tang Dynas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emperature Fluctuations　Nie Shunxin

(Center for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By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northern boundary of Litchi’ s distribution in the upper Yangtze of Tang Dynasty, is not the Chengdu Wanzhou line, which was generally accepted by earlier scholars. It’s only reach to Zhongzhou (now Zhong County) and Fuzhou (now Changshou County). Nearly all of litchi’s distribution in this region were in both sides of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This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micro- climate of particular region which loc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area. Therefore, it can not be served as the evidence that the climate in Tang Dynasty was warmer and wetter than pres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