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城市排洪防灾解析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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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古代城市排洪防灾解析与借鉴

世界文明大都是缘水而起的，如起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起源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两河文明，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相应地，古代建城也自然沿河选址，以水为邻、依水而建自然佳处颇多，然而也不免有一定的隐患。古人有很多与城市水患斗争的例子，甚至也有为躲避水患而迁都的。如商代第十二位君王河亶甲立，是时嚣有河决之患，遂自嚣迁于相；其后祖乙既立，是时相都又有河决之患，乃自相而徙都于耿。近年来，由于极端天气的影响，我国许多省份暴雨成灾，洪水肆虐，城市被淹，汽车成了渡船，经济损失巨大，百姓生活颇受影响。如2011年北京地区遭遇暴雨，市民蹬水而行，交通严重堵塞甚至瘫痪，大批下班人群滞留在地铁站。其他一些城市也因暴雨骤至，出现了所谓“看海”奇观。于是，城市排水管理问题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考验着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对此，我们有必要从古人那里汲取排洪防灾的有益经验。
一
大致说来，古代城市排水系统，一是依赖城内排水沟渠，二是依靠城中河道，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古代的城市排水，在夏商之前相对简陋，至西周以后渐次发展，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排水系统。我国历代制定了许多与城市排水有关的制度和法规，值得今人借鉴。
古人已经深刻意识到，“水失其性，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而为灾也”，所以我国历朝都很重视排水沟渠的疏浚和整修，可谓代不乏人，史不绝书。例如，唐玄宗曾下诏修理两都街市、沟渠、道桥，而其旧沟渠，令当界乘闲整顿疏决。德宗时修石炭、贺兰两堰，并造土堰，开淘渠。五代十国时期，周太祖曾诏开封府淘疏旧壕，以免雨水毁坏百姓庐舍。民间也非常重视城中河道的日常疏通和维护。如唐懿宗咸通年间，“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专门以养护河道为业的人，他们负责在河道上挖掘污泥、清除残秽，向管理部门领取报酬。
相对而言，宋代在城市排洪防灾方面所做的工作要更多一些，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制。宋朝对河渠的管理有一套严格而科学的制度，每年定期疏浚河渠，颇见成效。有些制度则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加以确定。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哲宗元祜四年“十二月，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仁宗天圣二年，张君平等人推出治理河渠的八条建议，其中提及，“民或于古河渠中修建堰碣，节水取鱼，渐至淀淤，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则致深害，乞严禁之”。其议被皇帝采纳，诏令颁行。
当时对于城市水系的排洪防灾作用也已有深刻认识。成书于北宋元丰七年的《吴郡图经续记》就已明确指出，苏州城发达的河渠水系具有重要的排洪作用，能够“泄积潦，安居民”，“故虽名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
北宋绍圣初年吴师孟著有《导水记》，记载了成都疏导城内河渠的情况，又据《宋史·河渠志》，绍圣元年十一月，李伟言：“清汴导温洛贯京都，下通淮、泗，为万世利。自元{；占以来屡危急，而今岁特甚。臣相视武济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广武埽首所起，约置刺堰三里余，就武济河下尾废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导，回截河势东北行，留旧埽作遥堤，可以纾清汴下注京城之患。”在将近千年之前，我们的先民就有了这样的认识，确属难能可贵。
明清时期，人们对城市排洪防灾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清代对于城市排水系统的管护也十分重视，京城内外排水沟渠有专人分段进行管理。顺治元年，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以时疏浚。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罪。康熙五年，定修筑城壕例：护城河遇水冲坏处，内城由工部委官修筑；外城由顺天府及五城官修筑；城上挂漏处，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工部委官修补。
二
古人不仅重视城市排水设施的修建和疏导，而且设有管理城池沟洫的专职官员，以强化管理。我国历代水官专职负责管理水利与工程事宜，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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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排水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管护，也在其职责范围之内。但各朝水官称呼不同，职能亦有差异。据《续汉书·百官志》，汉朝设有司空，汉代将疏通城市沟渠作为水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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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甚至还与政绩考核直接关联。而太常、少府、大司农也都有都水属官，其中隶属太常的水官负责京畿地区和皇家园囿。唐朝设工部，有尚书_人。下有“工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又有“水部郎中、员外郎各_人，掌津济、船舻、渠梁、堤堰、沟洫、渔捕、运槽、碾硙之事”。北宋初年，“水部判司事—人，以无职事朝官充。凡川渎、陂池、沟洫河渠之政，国朝初隶三司河渠案，后领于水监，本司无所掌”。其都水监的职能主要是防洪、防汛管理。元代都水监主要职能也是防洪和管理运河，驻外的河渠司则参与地方水利工程建设。明代除黄河、运河的防洪外，其他的水利事务均归地方，工部的主要责任是督导：“凡诸水要会，遣京朝官专理以督有司。”其工部的建制和职能为清代所继承。清工部设都水清吏司，握有工程款稽核、估销的大权，凡河道、海塘、江防、沟渠、水利、桥梁、道路、渡船等工程经费，以及河防官兵俸饷、皇差均在稽核估销之列。
三
古人在城市排水管理方面都做了_一定的工作，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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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财富。除上述内容外，还有三个方面给今人以特别的启示：
（一）面对水患洪灾，各级官员要率先垂范、勇于担责
每当水患洪灾肆虐之时，各级官员能够做到亲临现场，直接指挥，都会有效促进救灾工作的开展。在这方面，古人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体现了惠民爱民的优良传统。西汉元封年间，汉武帝亲自指挥黄河堵口工程，“沉白马玉璧于河”，命令随行官员自将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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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都要参加施工劳动，最终制服洪水，梁、楚之地从水患中解脱出来。而且汉武帝还亲自创作了著名的《瓠子歌》二首。在地方官员方面也不乏先例，如南朝宋元嘉十三年，会稽发生大水灾，“余杭高堤崩溃，洪流迅激，势不可量”，钱塘县令刘真道、余杭县令刘道锡“躬率吏民，亲执板筑，塘既还立，县邑或全”。
当然，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宋代官员的积极努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苏轼和程颢。宋神宗熙宁十年七月，黄河决口于澶州曹村，洪水“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夺泗入淮，包围徐州城。苏轼称“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及时安定民心，组织当地百姓奋勇抗洪。正如明代诗人吴宽《赋黄鹤楼送李贞伯》所赞誉的那样：“自公去后五百载，水流无尽恩无穷。”从这次抗洪至明天启四年的五百余年间，徐卅I虽水患不断，然终有长堤为屏，一直安然无恙。苏轼还曾亲自指导、指挥疏浚运河，开浚西湖。茅山河、盐桥河是杭州城内的两条大河，北连大运河而入钱塘江。由于江水与河水相混，江潮带的泥沙常常倒灌淤积到河内，殃及市内稠密的居民区，每隔三五年就需要开浚一次，既妨碍航运又费人力物力，居民患厌已久。苏轼“率僚吏亲验视”，组织人员花半年时间整治二河，使“江潮不复人市”。苏轼还大力疏浚西湖，采用一举两得的办法：取淤泥、葑草直线堆于湖中，筑起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堤上筑六桥，堤上两旁种植杨柳。为了日后能及时疏浚西湖，苏轼还建立“开湖司”，具体负责西湖的整治和疏浚。由于苏轼在杭州有德于民，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长堤称作“苏公堤”。
程颢在澶州为官时，也曾经成功地处置了曹村的决堤事件。当时曹村埽河堤决口，如果曹村决口堵不住的话，洪水就会灌向京城开封。程颢受命全权指挥那里的抗洪士卒，“立走决所，激谕士卒”。“议者以为势不可塞，徒劳人尔”。程颢不顾困难，让善于游泳的士卒，衔细绳索泅渡到对岸，再引大绳把众人渡过去。经过数昼夜的奋战，终于堵住缺口，使京城免于水灾。这些都值得今人好好学习。
（二）未雨绸缪，提早做好城内河渠的疏通工作
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三中记载：“每遇春时，官差人夫监淘在城渠。”据此可知，宋代市政管理者在每年雨季来临之前，已经安排好有关人员前往各处，督促人们做好疏通河道、防止发生内涝的各项准备工作。北宋著名画家文与可写有《积雨》一诗，其中提到：“京师值积雨，浮淖皆满城。况当淘决时，左右罗深坑。”古人的这些举动，都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切不可等水患洪灾发生了，再临时处置，就会错过最佳时机。  
（三）避免短视，长远规划城市排水工程建设
近几年，关于赣州古城的报道屡见不鲜，主要是因为它有年代久远却创造奇迹的排水设施。在我国多座城市遭遇洪涝灾害中，赣州却没有一辆汽车泡水，这主要得力于宋代熙宁年问造的福沟、寿沟，利用地势将雨水直排入章江和贡江，江水高时防倒灌、内水高时能排出。虽然历经900余年，至今仍是赣州居民排水的主要渠道。
据清代同治《赣县志》记载：“福寿二沟，昔人穿以疏城内之水，不知创自何代，或云郡守刘彝所作。”刘彝于北宋熙宁年间出任赣州知军，曾规划建设了城中街市和“十二水窗”（即下水道出口闸门）。他依据城市地形特点、街道布局以及发展趋势，主持建造了福沟、寿沟两个排水系统，寿沟受城北之水，福沟受城南之水。福寿沟为合流制下水道，因此设计断面较大，其宽约0．6—1米、高约l．6—2米，总长约12．6公里，其中寿沟约1公里，福沟11．6公里。“十二水窗”设计巧妙，能“视水消长而启闭”。其主要做法是在出水口处装一扇木门，门轴装在上游方向，江水低于下水道水位时，借下水道的水力冲开闸门，使雨水污水顺利排人江中；江水高于下水道闸门时，借江中水力关闭闸门，阻止江水倒灌。该水窗沟道的坡度为4．25％（指水平距离每l00米，垂直方向上升或下降4．25米），这是正常下水道采用坡度的4倍。如此可确保水窗内能形成强大的水流，足以带走泥沙，排入江中。所以有专家评价，以现在集水区域的雨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也不会发生内涝。
早在100多年前，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就说过，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指出了城市排水系统的重要性。就城市市政建设和发展而言，排洪防灾工程的规划、设计和管护，需要一种科学、长远、可持续的眼光，一些只顾当下利益的短视行为，影响了城市的长远发展和百姓的正常生活，也丢弃了古代先民的思想智慧，—定要加以杜绝。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摘自《行政管理改革》2011年第11期）
《新华文摘》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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