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智-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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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介绍

中国人在西方史学史领域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50年完成6卷本《西方史学通史》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4月04日01 版）

《西方史学通史》（6卷本），张广智主编，张广智、吴晓群、赵立行、李勇、易兰、周兵、张广勇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36.00-46.00元/卷
    本报讯（记者 陈香）50年前，中国世界史学科第一代学人、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先行者和奠基者耿淡如先生受命主编《外国史学史》，因种种原因而未果，成了他终生的遗憾。然而，学术薪火相传50年学统未断，2000年，其亲传弟子、复旦大学教授张广智先生推出了《西方史学史》，实现了他的遗愿；如今，历经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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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寒暑艰辛，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弟子张广智与其再传弟子合力完成，开中国多卷本西方史学史著作之先河，不仅标志着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成熟，更与白寿彝先生主编、2006年推出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双璧交相辉映，中国史学史学科终告丰收，告慰学林。“从此，中国人在西方史学史领域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共乐表示。
    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是一个艰苦的历程。一般而言，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补编》里提到史学史，被认为是中国史学史学科最早开始确立的标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先生回忆，1961年，周扬同志受中央的委托召开了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翦伯赞先生任历史组组长。在此会议上，北京大学周一良先生提出来，别的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中文系有文学史，哲学系有哲学史，怎么历史系就没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呢？参加会议的老先生们都觉得很有道理。实际上，搞历史的人一定要懂史学史，历史上看不清的东西恰恰在“通”的过程中出现。所以在翦伯赞主持下开始分工，北师大白寿彝先生主持《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教材编写，华师大吴泽先生主持《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编写，娴熟运用6门外语的复旦大学耿淡如先生主持《外国史学史》教材的编写。吴泽最先完成了任务，《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卷）》很早就出版了；2006年，尽管其时白寿彝已经去世，但他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也告出版。
    上世纪60年代，耿淡如先生准备解决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的任务，1961年写了《什么是史学史》的文章，1964年招了研究生，但因“文革”而中断。1975年，先生怀着遗憾与世长辞。其时，受苏联史学的影响，一句“腐朽没落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把西方史学彻底否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文革”以后这段时期，耿先生亲传弟子张广智单枪匹马，独自作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待到“大地重光，还得重新学习，我们在前行中不免感到苦涩，不时遇到困惑，各种甘苦难以分说”。也就是说，在80年代，西方史学史还是写不成的。“直到90年代以后，张先生的西方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异军突起，一部部新著和教材问世，引来了许多有志于学习西方史学史的青年学子。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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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弟子的培养格外地重视，终于到本世纪初形成了研究团队，在这次编写《西方史学通史》的过程当中，充分显示出了强大的实力。”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邹兆辰说。
    从耿淡如先生到张广智先生再到他的一群高足，50年学术薪火相传学统未断，半个多世纪的苦心经营，中国的外国史学史学科从过去到现在，“中国人已经拿出了自己对于西方史学的比较贯通的或说是系统的看法”（华东师大教授胡逢祥语），成为有体系、有框架的学科，中国传统学术的“家学传统”精神功不可没。
    事实上，在国外，多卷本的西方史学史也属空白。除了《历史著作史》、《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这两部比较系统的两卷本的著作，“至少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在国外有这样的著作”。“但是我们中国学者写出了这部书，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张广智教授在经历了这么多岁月的考验后，他和他的同事们能够写出这样一部著作？”西方学术的研究路径是“对着干”，而中国传统的学术路径是“接着做”，在瞿林东看来，正是因为有继承和发扬“家学”传统的精神，耿先生当初的一种愿望，在张广智先生和他的高足们的手中完成了，这对于中国学界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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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我们在两种资源的支撑之下建立了中国的现代史学，一是中国的传统学术，一是西方的、特别是欧洲学术的影响。”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看来，西方史学的影响非常之大，但长期来看，中国学界对西方史学的了解是比较局部和零星的，对西方史学发展脉络的贯通性的梳理，正是复旦学人多年奋斗的结晶。“从梁启超的新史学一直到今天的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对于西方的史家、史学著作、史学思潮，我们都从不同的著作当中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有所了解，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办法看到全貌。”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上海史学会会长熊月之研究员表示，从这个意义来说，《西方史学通史》的出现，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推进善莫大焉。
    《西方史学通史》的撰述在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体例、著作，几乎全部是从国外原始材料啃出来的，很多地方是在没有成果的基础上踏出来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八年也是对我们团队的考验，我们经过几次挫折，但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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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持下来了，有无数艰难、困惑。”张广智先生说。《西方史学通史》第三卷中世纪时期著者、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赵立行曾对张广智先生言道，“这是我经历的学术生涯当中最艰苦的一次，我写着写着要哭出来了”。“赵老师是个硬汉子，男儿有泪不轻弹，他跟我两次讲过这个话，可见其艰辛。”张广智先生以“八年抗战”戏谑写作此书过程中的艰难。
    当下的中国学术研究缘何“不差钱”而“差学术”？从《西方史学通史》的撰述过程来看，学者们对待学术的责任心、毅力，“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恒心正是关键。“我们每个人都在各种各样的诱惑下，包括学术的诱惑。比如哪个时期什么比较热我就去做哪个，蹦来蹦去，对专业研究是很大的浪费。”胡逢祥说。其次，出版社的坚持。“复旦大学出版社能够有这样的魄力，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来和作者合作，最终出了六卷本的开史学界先河的大著作，我想这显示了复旦社的一种见识，一种气度。”瞿林东先生表示。其三，学术评价的机制支持。复旦大学近年来人文学科建设如此兴旺，这和校长杨玉良院士有关。
    “我们以前的评价指标很有意思，问你有多少文章，这有点像理科自然科学的评价，又很着急，每年要填一个表。如果每年填表，张老师（张广智）得到八年以后才能填得出来。人文社会科学真的发那么多的文章就重要？到底应该出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开始试行所谓的‘代表作制度’。我们希望复旦大学的人文有非常好的发展，而且这个发展不是表面上的。”杨玉良院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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