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史-语言、用法与法国概念史——概念史笔谈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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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语言、用法与法国概念史——概念史笔谈之四

【作者简介】张智，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是在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还是在具体的实证研究方面，法国学者都做出了重要尝试。他们一方面参与概念史研究的国际合作，并在方法论上同国外概念史学家进行交流。一些著名学者参与了德国的概念史项目：《法国基本政治概念和社会概念手册，1680—1820》(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1680—1820)的撰稿工作。一些具有法国特色的研究方法更是引起了该手册编辑的重视和思考。另一方面，他们试图发展出具有法国特色的概念史分支。这种实践之一便是皮埃尔．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所倡导的“政治概念史”。同时，它也构成了法国历史学家革新政治史的努力的一部分。而法国的另一重要尝试则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展开的，并与颇具法国特色的话语分析理论及其实践紧密结合。1973年，雷吉娜·罗班(R6gine Robin)在其著作《历史学与语言学》中指出史学界对于语言研究的缺失。从70年代开始，雅克．纪约莫、雷吉娜·罗班、德尼丝·玛莱蒂德等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将语言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将话语分析应用于历史研究，并由此形成了“历史视角下的话语分析”。至90年代，以纪约莫为代表的学者，在长期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概念用法的语言史”。在对英语世界和德国概念史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后，纪约莫更试图结合话语分析理论，对这种概念史分支的方法论进行具体的阐释。与“政治概念史”相比，“概念用法的语言史”在方法论上更强调“语言”和“用法”，并由此与德国强调“历史语义学”的概念史和英语世界强调“语境主义”和“修辞”的概念史区分开来。
早在70年代，纪约莫就对1793年雅各宾派占据支配地位的话语进行了分析，并且发现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常常会带来重要的话语性影响。由此，纪约莫强调“话语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他注意到，在雅各宾话语中，存在着用简明扼要的方式来表达话语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话语空间的“概念化”。从这时起，纪约莫就已经认识到，“概念化”就是一个话语问题或语言问题，而语言中词或概念的形成正是政治的关键之处。因此，概念史研究就必然与话语分析紧密相联。早期的研究大多围绕某个核心词展开，而且多使用词汇及句法研究等语言学方法，如雷吉娜．罗班、德尼丝．玛莱蒂德对1776年巴黎高等法院谏诤书中“自由”和“规则”二词的研究。为了给话语分析提供工具，法国的研究者还发展出一种被称为“词汇统计学”(1exicom6tirie)的量化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着眼于分析词的形态和用法，通过自动统计形成相关的词汇表来对词进行研究。研究者希望通过基于词汇的、科学式的精确量化分析，对话语及修辞的复杂性进行梳理。
然而，同计量史学一样，这种量化分析很快遭到批评。如赖夏特就批评词汇统计学的精确性是以牺牲许多其他有价值的分析为代价；它强调语言学问题甚于探讨概念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忽略了概念的语境，因为正是概念赋予了文本在所出现的环境中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伏维尔则认为过于浓厚的词汇学色彩使一般的历史学家难以采用。
雅克·纪约莫则力图从方法论上解决这一困扰着法国概念史实践的问题。与通常对于语境的考察不同，纪约莫强调可以从语言及文本内部来理解概念的语境，这对于政治和社会概念的考察尤为适用。这一观点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政治语言和自然语言是有所不同的。政治语言是自省式的。当政治社会中的行动者在使用某种政治语言时，他们很大程度上自觉地意识到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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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使用。例如，在莫普改革期间，一位巴黎高等法院的律师在使用“主权”这个词时，他显然明白自己使用的不是绝对君主的语言或共和主义的语言。当研究者了解到“主权”概念在话语性事件中所涉及的词语、词语的表达方式及其所发生的变化，了解到语言、词语的表达方式在公共空间中传播和被使用的情况时，实际上就能了解到“主权”概念和语言所涉及的语境。通过这样的方式，语境就嵌入到文本之中。这种嵌入，不仅是共时性的也是历时性的。
纪约莫的学生、大革命史学家杨妮克·博斯克(Yanniek Bose)就受到其观点的影响，对热月时期共和三年宪法制定过程中国民公会对于“人权和公民权”概念的辩论进行了研究。这场辩论是围绕着1789年人权宣言中所确立的自由和平等原则展开的。这一原则是否是1789年以来革命希望实现的目标?辩论的参与者使用了不同的政治语言表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在辩论中，他们不断有意识地对自己所使用语言进行调整，以便更好地为自己的话语辩护，使其更具正当性。博斯克则将关注点放在这些言语行动之上。这一研究遭到了传统历史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研究有意拒绝对所涉及文本之外的语境，如1795年的政治、军事局势进行历史性的描述与叙述。
然而，纪约莫在著作中赞扬了学生所进行的工作，并为其辩护。他指出，对于概念的语言研究，要摈弃预设语境这样的错误做法。不是将概念、语言或话语性事件置于人为预设的语境中；而是应该在解读和分析文本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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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不断增加中建构起语境。这种语境，展现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共和三年的辩论而言，语境的讨论重点不是去描述白色恐怖、危机、战争、热月党人的政策等历史背景，而是辩论进程本身。首先是潘恩对辩论的介入，使其回到1789年《人权宣言》的原则；随后布瓦西。当格拉(Boissy d’Anglas)则部分背离原则，并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最后则涉及辩论参与者在语言用法上所进行的调整和正当化努力。正是在对这些相关文本的梳理和解读中，语境才逐步显露出来。因此，纪约莫力图凸显的是一种辩论性的动态语境，正是在这一语境下，相互对峙的概念发挥着作用，而辩论的参与者则试图以言行事。
当传统历史学家对于“语言转向”对历史真实性所带来的冲击感到颇为不安之时，纪约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嵌入文本和语言的语境是能为我们了解历史事实提供帮助的，因为政治和社会语言是根据现实不断进行调整的；它还会以言语行动影响现实。如果说我们承认语言或话语会通过纯粹文本式的解释来抵抗现实，那么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通过行动者对于语言的选择、通过言者和听者之间“协商”，语言是能够让我们更易于理解现实的。这样，雅克。纪约莫政治语言和用法的思考，实际上使他加入到当前各国概念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对于语境的共同关注和讨论之中。
在雅克·纪约莫看来，有一项概念史的集体研究成果既结合了话语分析的传统，应用了词汇统计学；又更为强调概念在语境中的“用法”。这项以辞书形式出现的成果就是多卷本的《法语社会政治用法辞典(1770—1815)》(Dictionnaire des usages socio—politiques du Pronfoi5，1770—1815)。自1985年至今，辞典已出了8册。与《法国基本政治概念和社会概念乎册》相比，该辞典并非遵循统一的体例，也没有使用一般的辞书模式。初看上去，各分册之间并无固定的延续性，每册所选概念类型、数目亦不相同。但纪约莫试图对辞典的编辑策略、各分册之间的侧重点、内在逻辑关系进行说明，并由此进一步从方法论上对概念史进行反思。他认为，从第1册到第8册，研究者对于概念的选择和探讨，反映出他们在方法论上的演进过程。在第1册中，研究者是在概念作为政治和社会“指示器”的视角下进行研究工作的。他们关注的是那些体现出革命话语某些特征的“指示词”，如贵族、无套裤汉、无政府主义者，并讨论它们在大革命语境中的用法。从第2册起，关注的重心发生了变化。此后，研究者运用词汇测定法和档案，开始试图通过概念勾勒出复杂而多样化的话语型构(configurations discursives)。在这一分册中，他们选取讨论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概念，如自由、共和国、暴政等。这些概念长期为历史学家所使用，但同时，不少人却对历史语境中概念及其变迁有着错误的理解。
至第6、7册，研究则从概念走向了纪约莫所说的“实践性概念”和“理论性概念”。纪约莫的这种区分是基于概念在用法上和行动中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在语言性事件中，“实践性概念”，如“法”，其意义具有多样化的特征。这种多样性，为行动合理化提供了空间。不同的行动者或言说者，都可以通过选择某一种概念定义，或者自行定义来使行动变得合理化。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同一环境下，概念用法也必然是多重的。通过对用法的分析，就可以使我们确定其行动的话语场域的特征。而“理论性概念”则更与“理论化”的行动紧密相联。纪约莫看到，在18世纪语境中，“理论化”的行动开始增多。人们开始通过某种特殊的词汇化方式来使概念抽象化和类型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主义”的使用。对这一后缀的选择体现了行动者抹去概念在过去所具有的烙印的意愿。譬如“自由主义”的出现，就反映了使用者企图用抽象化的方式，将在等级社会中不同人所享有的不同的、具体的自由，变成似乎所有人都能享有的同等的、抽象的自由。
纪约莫对这两类概念的阐释，都强调概念用法的多样性和行动的选择。这意味着，概念史要研究概念用法是如何在行动中得以理解的；或者说，不同的行动者、言者、听者以及旁观者是如何理解和使用这些概念的。当我们想探究一个概念的用法时，则必须要在语境中将其尽可能地具体化，而非抽象化和简约化。马克．德莱普拉斯(Marc Deleplace)对于1750–1850年间“无政府状态”概念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征。他揭示了“无政府状态”的语言的多样性和用法的复杂性，并对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变化进行了梳理。这样的研究路径，发展至极端，就会走向强调概念用法的个人化。纪约莫恰恰在凸显着这一点，而且他还将个人化和概念用法的主观化联系起来，并认为这是概念史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渗入。纪约莫指出：个体行动者在选择概念用法和语言以使行动合理化之前，他已经拥有了相关的意识和认知，所以，概念史还涉及语言意识和语言认识领域。当个体在语言和用法方面做出自己的判断时，个人的道德、认知、认同、信仰等主观因素无不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除了理性行为外，更具个人特色的感性行为在探讨概念意义和用法时也具有重要性。个体以什么样表达方式来传递自己的情感、欲望、需要，对这些表达方式的研究也应成为概念史对于意义研究的一部分。在纪约莫看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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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个体主观性的特殊概念，很可能成为概念史最本质性的关注之一。
一些研究者批评法国思想过于强调特定的语言和概念的自主性，进而否定了人的能动性。雅克·纪约莫则以他自己的方式凸显了个人在语言和概念中的位置，由此回应了这种批评。换一个角度而言，他所阐释的概念方法论实际上折射出历史学本身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年鉴”式的结构史学为人抛弃，历史研究重新重视到个人。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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