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铁路-东北油坊业与豆油输出（1905-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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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东北油坊业与豆油输出（1905-1931）

【内容提要】1905-1931年间的东北油坊业可分为三个阶段，1905年到一战前的大连油坊受日本政府政策支持，豆油生产和输出超过营口，东北油坊业重心由主要对中国关内输出的营口向国际性的大连港转移；一战期间大连优势确定，北方哈尔滨受俄国扶植，开始崛起；一战后至1931年，营口复兴、大连衰落、哈尔滨兴盛。背景各异的三地油坊发展变化不仅可以管窥近代工业发展的历程，同时体现了各方政策变化和势力消长。
【关键词】东北；油坊业；豆油；政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100871
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作为东北地区的特产，在近代东北工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在1931年之前，作为加工大豆、制造豆饼和生产豆油的油坊业（榨油业）是东北地区民族工业的重要支柱。仅就大连地区而言，油坊业产值最高曾达到其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最低也有54%以上。[①] 自1905年日本直接着手“满洲经营”到1931年间，以日本、俄国（主要是北满地区）为首的外方与当时中国政府及东北地方政府竞相角逐，因此，考察此间东北油坊业的发展状况和豆油输出[②]，某种程度上也可反映出上述各方在东北地区的政策变化和势力消长。依靠辽河运输的传统港口营口、依靠满铁运输的新兴国际性港口大连、以及依靠中东铁路运输的北方哈尔滨（通过海参崴港出口）等三地油坊业发展和豆油出口最能反映上述变化。
关于大豆三品输出的资料十分丰富，主要有中国旧海关史料、日本政府、关东州以及满铁等机构的调查资料，但绝大部分都并非较长时段的、连续的统计。此时期东北豆油输出总额及三港输出总额的详细统计数据，茅家琦编《旧海关史料1859-1948》中的1905-1926年间的详细统计数据可资利用。但是，此资料缺乏各港口对各国家、地区输出额的统计。关于东北油坊数量数据，中文资料如《东北年鉴》、《东三省经济调查录》、《东三省经济实况揽要》，及相关研究著作如孔经纬的《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和《新编东北地区经济史》等，对三地油坊数量的记述都存在差异。其原因，其一，小规模的油坊大量存在，“以供给一村一镇之需要为目的者，其数抑又倍之”[③]，因此，统计者的调查深入到何种程度将对统计结果有很大影响。其二，油坊是一个季节性很强的产业，冬季开工者较多，且“每年因经营不善亦有数家倒闭”[④]，因此统计时间不同也将对统计数字产生一定影响。其三，上述中国统计资料，缺乏一地油坊的连续统计数字，甚至有些地区没有统计记录，因此难以在同一时间将东北三地油坊数量进行比较论述。而三地油坊数量及各港口对各地豆油输出数额，满铁资料均有详细记载，因此，本文将主要利用满铁调查资料进行补足。

一、1905年后日本的“满洲经营”与油坊产业

根据1860年的《天津条约》，营口成为开放港口，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进出口港，每年有大量大豆运往营口。但由于营口港冬季结冰，这样运输到营口的大豆几个月内无法出口，从而使油坊业兴起并成为营口的支柱产业。营口最早出现的油坊是1860年的义泰德和同兴宏两家油坊，主要采用骡马拉动大石车的木楔式压榨法。1894年，营口油坊发展到20余家，年产豆饼5万片，原料大豆需求约80万斤，在全国榨油业中已稍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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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⑤]那时，油坊以生产豆油为主，大部分供东北当地使用，只有部分剩余输送到关内。豆饼只是油坊的副产品，用作牲口饲料。在出口方面，从1869年豆石开禁当年起，营口港便开始向日本出口大豆和豆油，但是数量并不很多。
甲午战争改变了豆油与豆饼的地位。豆饼作为肥料，其价格较鱼肥便宜且适用于日本的稻田耕作，因此甲午战后豆饼开始大规模出口日本。正如有学者所言，甲午战争“给满洲油坊业开创了新纪元，颠倒了过去豆油与豆饼位置，开始呈现以豆饼为主体、豆油为副产品的经营奇观。”[⑥]在日本豆饼的需求刺激下，营口油坊业开始快速发展。1896年英商大法洋行设立太古油坊，采用机械蒸气动力，创造螺旋式压榨法，成为机械油坊的嚆矢。此后，营口“三年间设立三家机械油坊，其生产能力达到一日15600张左右，因此，营口的生产数量较以前有巨额增加”[⑦]。1906年，日本小寺洋行又进一步采用水压式压榨法，使营口油坊业达到全盛，数量有20余家。[⑧]在出口方面，总体来讲，日俄战前的对日大豆三品出口中，豆饼始终占主导地位，豆油数量并无较大变化。
日俄战后的1906年6月，关于如何经营满洲，日本陆军部与外务省经过协商后，由阪谷大藏大臣主持起草的《关于辽东半岛租借地应实施的关税问题》，主张“以大连为满洲贸易之中心进行经营”[⑨]，对大连港实施自由港制度，进出口货物及船舶一律免税等倾斜政策。 “大连中心主义”政策的确定，意味着作为满铁本线长春——大连的终端大连港作为东北贸易中心地位的确定。这样，以满铁为发展路径的大连港便很快兴起。1907年，满铁在总裁后藤新平带领下实施了“大连中心主义”诸项措施，其中包括满铁本线的广轨和复线化改造、沿线仓库建设、港口扩建、埠头改筑等，1908年上述各项施工基本完毕，并实行海港特定运费制度，这对满铁的运输及大连港兴起的推动尤为重要。
1906年日本将关东都督府设立于大连后，进一步刺激了大连工业的发展。此后，日本政府又实行了诱导油坊等机械工业由营口转移至大连的政策[⑩]，给予油坊业及其他有动力设备的工业三年免税的优惠政策，进一步招揽营口、长春、铁岭等地的油坊工业向大连转移。[11]与此同时，满铁在1911年开始实行豆油混合保管制度，方便了豆油的运输。在多方的推力下，大连的油坊业快速兴起。1908年三井物产下属三泰油坊设立，标志大连油坊的兴起。仅1908年一年时间，大连便新开设14家油坊，1909、1910年间，每年各新设11家，虽每年因经营不善亦有数家倒闭，但至1913年，大连油坊仍达到52家之多。[12]其中，就数量来说，绝大多数属于华商油坊，日资主要有三井物产下属油坊、与中方合办的三泰油坊、日清油坊等。其中，日清制油是大连最大的油坊工厂。
大连油坊业迅速发展的原因，除了上述“大连中心主义”诸项政策的实施外，大连港自身条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大连作为不冻港蓄水较深，埠头设施也较为完备等等。此外，现代性的金融机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作为主要从事贸易汇兑业务的横滨正金银行，自日俄战争前后迅速在东北地区建立一系列支店，形成有别于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金融机构网（见表1），对以大豆三品为中心的贸易提供贷款和汇兑业务。1906年9月日本政府发布训令，授予正金钞票其在“关东州及清国一切公私无限制通用”的权力，要求驻满总督府、军政署、领事等机构予以配合外[13]，更命正金银行与满铁、三井物产签订特殊契约，对大豆三品的贷款和汇兑实行优惠。因此，正金银行的钞票逐渐成为“大豆流通不可缺乏的通货”[14]，“凡大连、长春等处日本人所经营的特产交易所，皆以钞票为本位货币。”[15]。三井物产的购买、满铁的运输、正金银行的金融服务，形成了大豆三品的购买、运输和金融的三位一体网络，增强了大连在东北与日本贸易中的份量，加快了大连的崛起和发展。
表1　正金银行、三井物产东北分支机构表
 正金银行三井物产（不计月份）1900年1月营口支店开设营口支店1896年设立1904年8月\11月大连支店开设
辽阳支店开设大连支店设立1905年4、5、8月旅顺、奉天、铁岭支店开设 1906年7月安东支店开设安东、奉天、铁岭支店设立1907年2月长春支店开设长春、吉林、哈尔滨支店设立1911年11月开原支店开设 1912年11月哈尔滨支店开始 1913年7月公主岭、到头沟支店开设 
资料来源：此表根据東京銀行編：《横浜正金銀行全史》（東京銀行1980年版）第6卷《横浜正金銀行年表》改编而成。
与大连油坊业的快速发展相反，营口油坊业则开始衰落，所谓“内陆油坊以日俄战争为界开始衰落”[16]。在1909年时，营口还有21家机器油坊，日产豆饼能力7.3万片，全年产豆饼808万片，产油3636万斤，均居东北地区首位。[17]但是，如表2所示，营口油坊数量自1912年后开始下降，生产能力并没有随着新机器的更新而提高；反之，大连的油坊数量在1909年便已超过营口，到1913年无论油坊数量还是生产能力，均已不能同日而语（见表3）。营口之所以仍旧保持一定数量油坊的原因，其一是营口仍旧保持定量的大豆运输，作为其重要运输通道的辽河运费低廉，仍然“能够吸引百万石之大豆，……营口的势力在满洲商界尚为牢固”[18]， 传统生产的惯性也使得油坊业继续存在。其二，满铁线营口站距离营口市区较远、运费支付复杂（满铁线需支付金圆，而中国商人习惯使用本地的银本位货币）等因素[19]，因此中国商人更倾向于将大豆运到营口。
表2　营口油坊数量及豆粕制造能力（单位: 豆粕＝百张）
 191119121913191419151916191719181919192019211922油坊数351913101010101021202329一日制造能力210210284228319223223223大287
小53大290
小53大288
小24大409
小32
资料来源：鞍山地方事務所編：《営口の現勢》，南満州鉄道庶務部調査課1925年版，第387-388頁。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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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大连、哈尔滨三地油坊数量表
 190919131918192319281930营口331310292220大连354857825948哈尔滨5319424039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満州油坊ハ大連ニ集中》中数字改编而成。参见前引天野元之助：《満州経済の発達》，第47页。
表4　大连油坊数量及生产额状况（单位：豆粕＝千张）
种别190819131918192319281930豆饼生产额基数（100%）1,556
1009,242
59421,434
1,37727,241
1,75122,575
1,45126,371
1,695油坊数量184857825948
资料来源：天野元之助：《満州経済の発達》，第46頁。
另一方面，东北地方政府也在谋求提高营口港的运营能力，试图通过修改辽河航道[20]、冬季碎冰，甚至在葫芦岛另建港口等措施[21]，来挽救营口的颓势。但是，受财政等因素影响，收效甚微。与营口仍旧保持大量旧式生产方式不同，大连新兴的油坊多半采用机械驱动，具有资金雄厚、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特征。因此，随着一战爆发，满铁运输增加以及大连油坊业的发展，东北的油坊业重心最终转向大连。
与大连、营口两地油坊业兴衰形成对应的是两港豆油出口的变化。东北豆油最早是1908年三井物产将之运到欧洲，此后便逐渐形成了向欧美出口豆油、向日本出口豆饼的格局。出口欧美的豆油主要用于肥皂、炸药、涂料、机械油替代品以及食用等等。如图表5所示，大连港豆油输出至1910年已超过营口，一战前一直呈稳定上升趋势。而营口港输出也并没有剧烈减少，双方自一战开始双方形成绝对反差。就出口对象而言，营口同大连开港前一样，绝大部分输出到关内口岸，而大连则主要出口日本及英、德、美等欧美国家。
表5　营口、大连两港输出豆油数量及价额（单位：数量＝千担，价额＝千圆）
年代营 口大 连年代营 口大 连数量价额数量价额数量价额数量价额1908136—41—1917212791,7001,630219091851,34314292019187762,0632,273219101741,8682602,25319191071,1001,9191,673219111631,5124883,8881920423351,7561,506619121139224963,5301921553541,3231,124619131131,0105794,1591922777051,3311,09171914423216405,1621923727381,8761,50111915605188566,2391924534971,5061,35581916767201,1768,2291925747721,5341,5338
资料来源：根据茅家琦：《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各年统计改编而成。不包括容克船贸易。

二、一战期间的东北油坊业

总体来讲，一战期间的东北油坊业，继续维持战前大连发展、营口衰落的态势，并在此基础上，作为国际港的大连向美国、欧洲输出豆油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哈尔滨作为北满地区油坊业中心开始兴起。
一战时期，由于日本国内米价上涨，附带导致作为稻米肥料的豆饼价格提升，加之欧洲豆油战时需求增加，在这种需求的刺激下，大连油坊业进入所谓的“油坊业黄金时代”，一个工厂雇佣工人达200-500人之多。如表3所示，1918年大连的油坊已是营口的数倍，而且技术先进。为了保护行业利益，1915年，由油坊全聚厚老板林心裁组织成立大连油坊业联合会，试图对油坊的设置和发展进行控制。但是，后来其主导权被日方掠取，并与满铁埠头事务所及大连民政署联合，对新设油坊业严加限制。因此，这一时期大连新设油坊并不太多，大连油坊业也渐为其垄断。
在哈尔滨，1910年代的油坊业是仅次于面粉业的第二支柱产业。其之所以在一战前后兴起，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哈尔滨位于北满大豆的中心产区，原料丰富；第二，北满地区以及俄国等欧洲国家对于豆油的需要；第三，俄国在中东铁路范围内实行保护工业的措施，实行优惠的运输政策。[22]在1908年，哈尔滨只有傅家店地区的4家旧式油坊，以及一家俄商小油坊。但时至1912年，近代的蒸汽动力油坊已经出现在北满地区，1916年水压式油坊出现，同年油坊总计达到21家，资本金19亿旧卢布，一天的大豆消耗量达624吨，生产豆饼23,200张，豆油63,691斤。1919和1920年油坊数量又分别增至28和40家。[23]虽然哈尔滨地区的油坊数量增加较快，但能够形成规模经营者仍旧很少，豆油主要供中国人消费，剩余后才出口至欧美[24]，因此出口数量并不很多。在北满地区油坊业尚未取得规模发展时，大豆的出口主要依赖海参崴，而豆饼和豆油的出口则主要依靠大连。
伴随着传统运输方式辽河的衰落，近代铁路运输开始崛起。东北特产通过铁路运输出口存在两条主要路径，一是通过满铁运输经大连出口，一般称之为南行线；另一条是通过中东铁路经海参崴出口欧洲，称之为东行线。与营口、大连两地既是油坊产业中心，同时兼作输出港不同，哈尔滨是北满油坊业中心，但却不是豆油出口中心。尽管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终端，具有运输、集中大豆的优势，但是由于自哈尔滨通过火车运输豆油到海参崴港和大连港均较远，因此，哈尔滨生产的豆油大多通过马车运送到长春，然后再经中东铁路或满铁输送至海参崴和大连。因此，究竟南行大连出口，还是东行海参崴出口，中东铁路和满铁展开了竞争。自1908年开始双方经过数次谈判、妥协，中东铁路仍实行倾向性运费政策。[25]但由于一战前哈尔滨油坊业并无较大发展，所以两者的竞争并未对哈尔滨和大连的油坊业及其出口产生很大影响。
表6　自各埠到达大连港豆油数量（单位：吨）
 19101911191219131914191519161917191819191920中东铁路联线—————36215,27412,9992,05747,662长春359233290404824242032,135523公主岭322644376—124125154129243256四平23068011014131591601262512155开原3609101311—3451,1117387711,5012,656铁岭8592519524104411,2591,174677635130奉天632113573252418910420769987辽阳—128——61319548777196—普兰店33810517216813099503615822896奉天以南2530249344638321,1021,1211,860251营口60101——6233,0339251,747914177安奉线——————7965371,3263,588564
资料来源：根据満州重要物産組合編：《満州重要物産統計年鑑》（1919年10月至1920年9月，藏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第30页图表改编而成。表中年代为前一年10月至本年9月统计结果，例如1910年，指1909年10月至1910年9月。
一战爆发后，中东铁路主要运输军事物资，豆油经中东铁路输送到海参崴的路线被切断，继而改为由马车运至各埠，通过中东铁路——满铁联线运至大连。此后，又由于俄国革命等原因，中东铁路豆油运输一直不畅。从表6可以看到，自1916年开始，中东铁路与满铁的联络运输豆油数量迅速增加，逐渐成为大连港豆油出口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由于满铁的特别运费政策，与大豆、豆饼对大连港运输增加相呼应，内陆的满铁沿线城市也在同期增加了对大连港的豆油运输。
东北豆油的输出总额大约自1915年开始迅速增加，这主要依赖于大连对欧美输出的增长。如表7、8所示，一战期间的营口港豆油出口数量与其油坊衰落相呼应，陷入低潮，主要出口对象仍旧是中国南方港口。而大连港对欧美输出骤然猛增，整个一战期间，其豆油输出一直占东北豆油输出的90%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豆油输出港。尤其是对美出口，“由于欧战爆发，美国成为欧洲的兵工厂，豆油作为制造火药的甘油原料，需求增加，因此市场从英国向美国转移”[26]。特别是在1917年，大连港对美输出豆油占其输出总额的99%以上。另外，大连港对日输出的1-3成也通过神户港转口至欧美，因此，除去转口贸易，实际上真正对日出口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表7　1912-1920年间营口、大连两港豆油出口数量（单位：吨）
年代港口日本中国欧洲美国合计比例1912营口1,0406,947——7,98715大连4,00825,38610,9411,55042,550851913营口834,238——4,3218大连1,4796,69125,6953,48841,525921914营口1,7022,104——3,8064大连18,7137,47245,5497,65079,647961915营 口2,6941,865——4,5594大连31,34143145,49119,71397,099961916营口2,7481,4074,155——3大连16,2271,8682,45286,912107,459971917营口1042,068——2,1721大连4,700175175199,501204,451991918营口4,835259——5,0943大连35,7317,82757,82778,162179,548971919营口1782,006——2,1932大连18,9525,61349,19838,841112,604981920营口3561,946——2,3023大连2,23513,41943,9349,62769,21597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三井物产大连支店调查各年度11月份至次年10月份数据改编而来。参见鞍山地方事務所編：《営口の現勢》，第839-840頁。
表8　营口、大连、哈尔滨三地输出豆油数量表（单位：千担）
 东北豆油输出总额营口港大连港哈尔滨出口总数英国日本美国1911880163488———381912801113496———3119137841135793451172919148104264014348843819151,14360856277251545019161,638761,176—3213271719171,986211,700—2041,4692019182,34572,063—532,004519192,4311071,919185400646—
资料来源：根据茅家琦：《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各年统计改编而成。

三、一战结束后至1931年前的东北油坊业

一战结束后直到1931年前的油坊业，就全东北总体而言并无较大发展，反而相对于其他产业呈现停滞、衰落的境况。其原因主要有：第一，一战后日本农村经济低迷，且廉价化学肥料硫胺的使用，致使豆饼需求减少。日本1910年代豆饼和硫胺的使用比例分别为60%多和10%左右，而到1920年代，则分别是50%和20%左右。[27]三井物产在其支店长会议上也报告说，“豆饼需要将比现在减少三分之一”[28]。第二，与上述豆饼需求低迷的状况相反，一战期间东北新设油坊较多，导致利润空间降低，且官商勾结垄断大豆的购买，操纵价格[29]，油坊业生产较为艰难。第三，一战结束，战争代用油所需减少，且欧洲制油技术取得很大发展，直接导致出口欧洲更多的是原料大豆，而非制成品的豆油。如表11所示，至少从1922年开始东北出口大豆呈大幅增长，而豆油出口则无很大变化。第四，1922年前后大连特产交易所的本位问题所引起的不良反应。1917年寺内政府命令朝鲜银行的金票统一东北币制，大连特产交易所的本位也由银改为金，大豆三品交易的风险就落到大多进行期货交易、以及从中贷款的中国商人身上。本位变更引发中国商人的强烈不满，1923年再次改为银本位。大连特产交易所本位的频繁变更，对支持银本位的中国油坊业者也造成不良影响。而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东北油坊业更趋衰落。
在1920年代东北油坊数量上，以1925和1929两个年份为例对比考察（参见表9）可以看出，此时期东北油坊总体数量并无很大变化。其中，使用旧式的楔式、螺旋式压榨方法的工厂数量正在减少，而工艺较为先进的水压式有较大增加，表明一战后东北油坊业的制造技术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但螺旋式仍是东北油坊业使用的主要压榨方法。就地区差别而言，技术最为先进的水压式和螺旋式榨油法，大连分别占了45%和20%，哈尔滨是21%和12%，而营口只有4%和8%。[30]
表9　满洲油坊业调查表（单位：资本金总额＝？，豆饼＝千张）
年代工厂
数量资本金总额及分布机器种类豆饼
数额大连营口哈尔滨合计水压式螺旋式楔式19254679,3172,026不明29,5692,7409,967437531192947220,3471,0012,74134,3424,1898,576145570
资料来源：満鉄総務部調査課編：《満州油坊現勢》（満鉄調査資料第135編），南満州鉄道1930年版，第6、10頁。表格中金额数字根据当年末平均货币兑换率兑换而成；豆饼数字为一日制造能力。
具体到东北各地油坊业状况，一战后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营口开始复兴。1919年11月15日，海港特定运费制度废除，对大连、营口两港按照里程收取运费，这使距离满铁沿线各地较近的营口在运输上处于相对有利位置。1920年营口开设特产交易所，并设立对大豆贸易进行保护的机构。如前表3所示，营口的油坊数量一战后呈现一定回升。
与营口复兴相比，1920年代的大连油坊业发展呈现衰落景况，特别是1920年代后半期，油坊数量激减。究其原因，大连油坊业全面依靠出口是其衰落的根本所在。大连油坊产品至少80%以上依靠出口，一战后日本豆饼需求降低，以及欧洲油坊业发展，必然导致大连出口的下降。此外，一战时期由于大连油坊联合会的严格控制入会，反对者众多，大连官方也认识到应该废除差别待遇，例如废除对满铁埠头存放豆油的区别对待，实行自由经营。1923年，加入大连油坊联合会的油坊有79家，而不加入的则有82家[31]，大连油坊业联合会走向式微。在此过程中，日资油坊因经营不善相继倒闭，如小寺油坊、铃木制油等，至1930年只剩下三泰油坊、日清制油、三菱商事等几家。华资油坊的数量也在减少，依靠利用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既有交易机构来获得原料大豆的廉价供应，成为油坊衰落境况下其艰难生存的重要条件。
1920年代哈尔滨油坊业的兴盛是此时期的另一个突出特点。1925年哈尔滨和大连的油坊数量分别为43和86家，而到1929年两者分别为40和59家，油坊的资本金也超过大连的2000万圆（

中国历史科技故事作文600字

金本位日元），达到2741万圆（金本位日元），[32]俨然和大连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实际上，哈尔滨亦是一个主要依靠出口而发展的地区，有别于大连的衰落，其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1920年代北满土地渐被开垦，大豆种植面积增加，大豆生产重心由南满向北满地区转移；其二是中东铁路的运费政策。由于1910年代后半期的经营窘境，迫使其更改政策。中东铁路自1920年开始不断下调运费，此后经过与满铁的协调，1921年10月—1924年10月间，短暂地实行了联络运输、运费等额政策。但是1924年苏奉协定签约后，苏俄一方面完备海参崴港口设施，另一方面也着手打破上述运费等额政策，对联络运输收取调节费，而对中东铁路运输则实行折扣，原料大豆被更多地被运输到北满地区。
表10　满洲大豆三品输出额（单位：千吨）
 大豆豆饼豆油19206961,49613919218551,65913219221,1491,79113219231,3222,04817319241,1501,88015219251,6141,74716919261,5362,12919919272,0422,25520019282,6281,82114419293,0871,569134
资料来源：満鉄総務部調査課編：《満州油坊現勢》，第2頁。
表11　东北豆油各港输出表（单位：千担）
 输出总额大连港营口港哈尔滨19201,8591,75642—19211,4581,32355—19221,6811,33177—19232,2971,87672—19242,2211,5065361919252,2431,5347451719262,8182,10921637
资料来源：根据茅家琦：《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各年统计改编而成。
如表10、11所示，纵观整个1920年代，相比于大豆出口的巨额增加，东北豆油出口并没有较大变化。与表8对比而言，大连港仍旧保持一定的输出额，营口港输出增加，哈尔滨豆油输出额也有大幅增长。而就出口对象国而言，一直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前，对欧美出口都占有很大比重（见表12）。
在直至1931年的东北豆油出口运输中，80%左右的份额被三井物产、三菱商事、日清制油等几家日本商社所垄断。[33]其中，三井物产一直是豆油的最大出口商。总体来讲，三井物产运输的大豆三品占满洲三港（营口、大连、海参崴）输出总额的10-20%左右，豆油则占30-60%。另一方面，豆油的运输份额也在三井物产的运输系统中比重很大，“豆油占我全体5成以上，有时甚至达到7成5分”[34]。其第九次支店长会议报告称，当年三井物产出口豆油数量为全满输出豆油总额的38%，单就大连港而言，已达到48%。[35] 即便是在1930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和油坊衰落的情况下，三井仍旧占有45%的份额。
在1931年前东北油坊业中，华资油坊无论是数量还是资金总额一直占有优势。根据已有研究，大连华资油坊在数量上占据绝大多数[36]，日资油坊虽然数量较少，但单个油坊资本金额却较为雄厚，技术也更为先进。营口作为华商的老根据地自不必说，哈尔滨也是同样状况，1923年的43家油坊中，俄国人经营的只有2家，日本人经营的有1家，其他均为中国人经营。[37]但是，相比于外资油坊，华资油坊虽数量较多，但一般都资本金较少，技术较为落后，依靠廉价劳力的小规模作坊式经营大量存在。
表12　东北豆油输出地表（单位：千斤）
 日本欧洲美国合计192027,66789,75746,406209,86119215,14893,82011,723199,1251922579127,53711,716199,14019231,084171,53036,058261,6521924733187,11212,323229,8281925668188,03813,954255,1281926679245,86718,397301,3201927228238,74814,963302,356192894282,34411,481217,31619292,76893,53121,343202,386
资料来源：満鉄総務部調査課編：《満州油坊現勢》第25頁。合计中包括向中国南方港口及其他国家输出额。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满铁等机构对油坊机械和榨油技术的专门性研究。由于大豆的重要性，大豆相关研究一直是满铁中央实验所的主要项目之一。1915年满铁中央试验所研制出了罐组浸出榨油法，并创办丰年制油株式会社，依据挥发法提取豆油。1916年又创办大连油脂工业株式会社。1920年代，满铁将触角伸向北满地区，1920年在长春设立资本金100万日元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1922年又在哈尔滨设立北满制油株式会社。1925年关东厅联合满铁及部分人员成立大豆工业研究会，发明酒精抽出式榨油方法，使出油率增加了13%。[38]此后，一直到1945年，满铁设立、收购的下属企业达几十家，满铁等机构的研究及所谓的“殖民地科学”，既促进东北油坊业的进步，同时有助于进一步侵略渗透，可谓是殖民地经营的一把“双刃剑”。

四、结语

纵观1905-1931年间的东北油坊业的发展，可以发现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几个转变。其一是豆油生产和出口重心的转移，即由传统的与中国关内地区联系较为密切的营口港，向与日本、欧美联系较为密切的国际性港口大连转移。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大连中心主义”的倾斜性政策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这种转移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东北工业中心在不断脱离与中国关内的联系，而向着以日本、欧美为首的世界性发展。其二是南北平衡，即由1905年后的营口、大连独占东北油坊生产和输出，到1910年代哈尔滨的崛起。围绕着东北油坊的生产和豆油输出，中外方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既相互斗争，又互相妥协。三地油坊业的兴衰某种程度上是各国力量角逐的一个反映，同时也是近代东北乃至中国工业发展的缩影。
自1905年日俄战后，东北的油坊产业真正走向了国际化。最早兴起的营口、1905年后日本支持下迅速崛起的大连，以及后来俄国扶植下的哈尔滨，三者均属依靠出口而生存。它们的发展、兴盛以及衰落，都表明东北油坊业甚至工业正在不断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但是在油坊生产的过程中，原料大豆的生产、运输、加工，以及加工后成品的运输、销售等几个环节中，均有外资的重要参与，甚至控制某一重要环节。这对于主要依赖于对外出口而存在的东北油坊来说，也意味着更容易受到外资以及国际市场的影响，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和先天不足。资金弱小、分散以及技术落后的华资油坊，生存更为艰难。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日本侵华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09JZD0013）阶段成果。

注释：

[①] 大連商工会議所：《関東州工業の現勢》，大連商工会議所1928年版，第1-12頁。
[②] 中国学界有关此问题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研究：第一，从东北经济史、工业史角度对大连和营口的油坊业数量、资本、兴衰进行了论述，代表作有孔经纬：《日俄战争至抗战胜利期间东北的工业问题》同，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版；孔经纬：《东北经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孙克复：《从大连榨油业的兴衰看中国民族工业的历史命运》，《东北经济史论文选》1984年版；孙福海、王金令：《晚清营口民族商业资本与油坊业、银炉业关系研究》，《辽宁师专学报》2000年5、6期，2001年第1期；冷锦绣：《大连近代华商油坊业的初步考察》，《辽宁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2，从港口史、贸易史、交通史角度论述的主要有张念之：《东北的贸易》，上海东方书店1948年版；高宝玉：《营口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版；周永刚等：《大连港史》，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苏崇民：《满铁史》，中华书局1990年版等论著，这些则侧重于论述大豆三品的输出数额及影响因素。3，东北通史、区域史及日俄两国侵略东北史的相关论著也都对此问题有不同程度论述，如顾明义等主编：《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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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日本学界对此问题研究成果主要有，石田興平：《満州における植民地経済の史的展開》，ミネルヴァ書房1964年版，主要对清末民初营口油坊资本及大豆三品出口进行了论述。満史会编：《満州開発四十年史》，満州開発四十年史刊行会1964年版；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満州投資の研究》，近藤出版社1992年版；塚瀬進：《中国近代東北経済史研究——鉄道敷設と東北経済の変化》，東方書店1993年版等，这些著作主要围绕东北三港的大豆三品输出进行了论述。上述已有研究缺乏对三地（尤其是哈尔滨）油坊数量和豆油输出的关联性考察，特别是在三地豆油输出数额、输出地及其影响因素的详细对比研究方面存在不足。
[③] 吴相湘、刘绍唐主编：《民国史料丛刊10 东三省经济实况揽要》，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98页。
[④] 佐藤義胤著：《大豆の加工》（《産業資料其二十一》），満鉄興業部農業課1924年版，第366頁。
[⑤]《满洲经济状况报告》（营口市况报告）第46辑，转引自前述孙福海、王金令的《晚清营口民族商业资本与油坊业、银炉业关系研究（上）》，《辽宁师专学报》2000年第5期，第126页。
[⑥] 佐藤義胤著：《大豆の加工》，第358頁。
[⑦] 営口商業会議所編：《満蒙呑吐港としての営口》，営口商業会議所1932年版，第20頁。
[⑧] 外務省通商局編：《満州事情》第二巻《牛荘》，外務省通商局1921年版，第108頁。
[⑨] 苏崇民著：《满铁史》，第134页。
[⑩]《内地油坊現状》，《満州日日新聞》1919年2月25日。
[11] 松村安之助：《大連港の将来》，《満州日日新聞》1919年1月30日。
[12] 佐藤義胤著：《大豆の加工》，第366頁。
[13]《横浜正金銀行史附録》甲巻之二第141号，西田書店1976年復刻版，第771-774頁。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15] 侯树彤编著：《东三省金融概论》，国际太平洋学会1920年版，第97页。
[16] 佐藤義胤著：《大豆の加工》，第359頁。
[17] 梁文科主编：《营口市志》第四卷，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此数字与表格4稍有不符，推测为统计时间稍有不同所致。
[18] 駒井徳三：《満州大豆論》，東北帝国大学農課大学カメラ会1912年版，第117頁。
[19] 駒井徳三：《満州大豆論》，第123頁。
[20] 営口商業会議所編：《営口の貿易と運輸状況》，営口商業会議所1923年版，第69-80頁。
[21] 営口商業会議所編：《満蒙呑吐港としての営口》，第25-31頁。
[22] 満鉄ハルビン事務所調査課編：《北満州の特産物》（哈調資料第30号），1924年版，第43頁。
[23] 石田興平；《満州における植民地経済の史的展開》，第486頁。
[24] 佐藤義胤著：《大豆の加工》，第372頁。
[25] 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満州投資の研究》，第119頁。
[26] 増尾信之編：《三井読本》，亜細亜書房1943年版，第288頁。
[27] 満鉄経済調査会編：《満州経済年報》，改造社1935年版，第403頁。
[28] 三井文庫監修：《三井物産支店長会議議事録（大正9年）》，丸善2004年，第156頁。
[29] 大蔵省管理局編：《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関する歴史的調査》第15巻満州編3，ゆまに書房2002年版，第268頁。
[30] 満鉄総務部調査課編：《満州油坊現勢》，第11-12頁。
[31] 佐藤義胤著：《大豆の加工》，第369頁。
[32] 満鉄総務部調査課編：《満州油坊現勢》，第8-10頁。
[33] 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満州投資の研究》，第328頁。
[34] 三井文庫監修：《三井物産支店長会議議事録（大正8年）》，第131頁。
[35] 三井文庫監修：《三井物産支店長会議議事録（大正9年）》，第153頁。
[36] 冷锦绣：《大连近代油坊业的初步考察》，第96页。
[37] 安盛松之助：《満州の油坊業》，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調査課1924年版，第89-90頁。
[38] 満鉄総務部調査課編：《満州油坊現勢》，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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