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司马迁为商人立传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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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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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司马迁为商人立传的尺度

《史记·货殖列传》内列举的商人，除了齐太公、管仲两位先从商，后从政的特殊人物外，详细者说明其事迹者共有十八人，其中七人为属于春秋战国时期；另有九人属于西汉时期，当中有一些是与司马谈父子同时代的人物。关于本传的立意，司马迁开宗明义地说：「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1]由此可见，太史公是立意要把一些具体才能富翁的事迹记下，加以表扬，让后世得以参考，即是说此传之人物在司马迁眼中都是正面人物，传内文字是倾向褒扬性质。
到底司马迁选取人物时的尺度为何，是本文要处理的基本问题，故不得不先把传内相关史料列出，并加以分析，现分类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
人名行业史料范蠡商业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子贡商业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白圭商业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着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猗顿工业猗顿用盬盐起。郭纵工业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乌氏畜牧乌氏裸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裸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寡妇清矿业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裸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富人商才辈出，是基于当时人口急遽上升以及战争导致需求增加，加上各国多推行自由贸易，商业发达，从上述可见，这时期的商人多数从事矿业、盐铁业等生意。西汉初年，天下一统，政府又开放关卡、山林、川泽[2]，故此商业仍然发达[3]，此时期具代表性的商人，则可见于下表：
人名行业简介蜀卓氏工业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工业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工业、商业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曹邴氏工业、商业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刀间商业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师史商业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宣曲任氏商业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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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桥姚牧畜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锺计。无盐氏子钱家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关中诸田不详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其它不详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西汉前期的巨富，仍然以工商虞业为主，同时又有了具资本主义特色的借贷业的商人出现，可见战国至汉武帝前期社会经济发达，导致商业人才辈出的社会现象，更重要是上述不过是业界的龙头人物，至于中小富户，实在多不胜数。
综观上述春秋至西汉的人物，我们不难发现，诸多风云人物之中，独不见名扬天下的巨富吕不韦，也没有洛阳贾人桑弘羊家族[4]，司马迁在另一列传中指出「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5]若论身家，桑弘羊家族的具体情况则不得而知，惟桑弘羊的情况不作说明些甚么，因与他同时代的巨富卜式，也不在本传之中。但是，吕氏的身家财产实不亚于上述富人，可是〈货殖列传〉偏偏对他只字不提。虽然司马迁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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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公自序〉中说〈货殖列传〉只记「布衣匹夫之人」，但事实上传内也简单介绍过曾经从商的姜太公[6]，而商贩出身的管仲也一样名列其中[7]，陶朱公又曾经是杰出的政治家，虽然日后以平民身分从商致富，但仍非一般的平民，由此观之，司马迁于本章并不把政治家排除于外。事实上，吕不韦确实以平民身分成为巨富，因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后来才有足够的资本「钓奇」[8]，此正合乎司马迁所说布衣匹夫之人而起家一点，惟吕氏独不见于〈货殖列传〉之内，那一定有更深层的因由。
其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早已一针见血地强调贤者富人应当「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9]正正如此，吕不韦就不在其中，这是反映了司马迁眼里，他们虽然有智有谋，可是有害于国家政治，甚至是妨碍百姓之奸商，尽管他们都在商场取得成功，可是不谈仁义，不守礼节，故太史公不在本传加以记载。
简言之，吕不韦没出现在〈货殖列传〉是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有害于国家、社会，不行仁义
第二、另有列传专门记载，但非主因，因姜子牙（〈齐太公列传〉、管仲（〈管晏列传〉）也有
第三、不是布衣匹夫之人，也非主因，因他是先富后贵，也是白手兴家
其实，在传内亦有他人符合上述之二、三点，那人就是孔子的学生子贡，他既另有〈仲尼弟子列传〉专门记载他的事迹[10]，但同时记于〈货殖列传〉之中，可见第二点并不构成不把吕不韦写在本传的原因。更重要是，春秋时期的子贡亦非「布衣匹夫之人」，而是杰出的政治家兼商人，他先后于卫、鲁等国出仕[11]，他与吕不韦的情况大同小异，也是先从商后从政，此刚好与范蠡先政后商相反。由此推之，吕不韦的名字不被司马迁写在本传的主因，并非因他是政治家的身分，而主要是他不符合「不害于政，不妨百姓」一点。在〈吕不韦列传〉中，虽然没有直言批发，可是司马迁不经意地把吕不韦投机取巧的性格暴露出来，对吕氏作了秉直的记述，清人吴见思在《史记论文》中说：「（太史公）写吕不韦阴谋，始而贾国，终而贾祸，一篇权术狙诈，写来如见。」[12]吴氏之言，正说出司马迁对于吕不韦的隐含评价，其不齿吕氏的为人处事，此与〈货殖列传〉对他只字不提大概不谋而合。
事实上，司马迁并非如班彪、班固父子眼中般看轻仁义而重货殖的人。[13]《史记》列传的第一篇，正是不重生死重仁义的伯夷、叔齐二位义人的列传[14]，司马迁自述「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15]而列传中最后一篇，则是讲述道义商人事迹的〈货殖列传〉，全书首尾呼应，都是以仁义归宿，如此铺排，均可见太史公绝非班固口中所说「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之人。
若细心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他不只一次引用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6]的名句，此充分反映了司马迁的价值观倾向，汉代向来用钱有卖爵赎罪的惯例[17]，司马迁在三十七岁之年，因李陵之祸得得罪而狱，然而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又没得到朋友的帮助[18]，后一年，因没有足够金钱免罪而遭受腐刑有关[19]，自此，司马迁对金钱当别有一番感受。当他提及秦国寡妇清之时，他也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其谓「夫裸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20]他说富人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就能像子贡与寡妇清一样可以跟国君分庭抗礼[21]，是因他们富裕的家财而提升其社会地位，而因受腐刑而使其自我形象低落的太史公，对分庭抗礼的富商产生无限的仰慕。司马迁以别人的成功反托自己的不幸，他一再引用管子的名句，反映了其主张先现实而后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故他在〈货殖列传〉开宗明义说：
「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22]
这个情况大抵是属于司马迁的自白一般，他不是如一些人口中那样般反对仁义，而是反对只说不做，空谈理想之人而已，他更认为即使是崇高的理想，还是要靠金钱加以实现，故他在记述子贡的事迹时，不忘把孔子得以名留青史的原因归功于孔门弟子中亦商亦政的子贡，他说：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23]
此语恰恰反映他现实主义的倾向，他不把孔子视作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客观地承认名扬天下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力量支持，如果没有一定的资本，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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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法周游列国弘扬他的学说。
故此，司马迁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24]他认为追求富裕是人之所欲，而以才智致富者，需加以表扬，但是必须要「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25]，这就是司马迁撰作〈货殖列传〉的最重要的尺度。事实上，这样的人，数目之多，实在是「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26]此足可反映当时社会经济之发达。故此，司马迁只是选择其中有代表性者，加以记录，惟一些理应在本传的人，却因「犯奸而富」，而不获记录，那正是奇货可居又有害于政，又被清人李景星评为千古第一奸商的吕不韦[27]!
总言之，〈货殖列传〉为商人立传，其最重要的尺度仍在仁义，而非独看功利一面矣。

注释：

[1] 《史记·货殖列传》，第3277页。
[2] 宋叙五：《西汉商人与商业》﹝香港：新亚研究所，2010年﹞，第一页。
[3]《汉书·食货志》，第1132页记晁错于文帝初年的情况：「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音居宜反。」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4] 《史记·平准书》，第1428页：「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索隐】按：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细。今言弘羊等三人言利事纤悉，能分析其秋毫也。」
[5] 《史记·吕不韦列传》，第2505页。
[6] 《史记·货殖列传》），第3255页：「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7] 《史记·货殖列传》第十卷，第3255页。
[8] 《史记·吕不韦列传》，第2508页：「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9]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319页。
[10]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1921-1945页。
[11] 《史记·货殖列传》，第3258页。
[12] （清）吴见思：《史记论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13] 《后汉书·班彪列传》，第1325页：「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闲。武帝时，司马迁着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汉书·司马迁列传》，第2738页：「（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14]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46页。
[15]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312页。
[16] 《史记·货殖列传》，第3255页；《史记·管晏列传》，第2132页。
[17] 宋叙五：《西汉货币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18]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119页。
[19] 《汉书·李广苏建传》，第2439页：「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汉书·司马迁传》记太史公述：「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
[20] 《史记·货殖列传》，第3360页。
[21] 《史记·货殖列传》，第3358页。
[22] 《史记·货殖列传》，第3272页。
[23] 《史记·货殖列传》，第3258页。
[24] 《史记·货殖列传》，第3271页。
[25] 《史记·货殖列传》，第3282页。
[26] 《史记·货殖列传》，第3282页。
[27] （清）李景星《史记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