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宋代文艺高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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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宋代文艺高峰的启示

在宋代士大夫手中，作为正统文艺样式的诗文、书画十分兴盛，牢牢占据大雅之堂；另一方面，民间伎艺也十分发达，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这两类文艺形式分别适合不同社会阶层文化生活的特殊需求和审美情趣，值得称许的是，宋代雅俗文艺并不是泾渭分明、各守畛域，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交融、共生共荣。这种雅俗共存的繁荣局面是宋代文艺的总体时代特征，是一个健康发展的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宋代常被视为“积贫积弱”的时代，其实“积贫”纯属误解，正如宋史专家漆侠所说：“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至于文化，宋代则堪称古代中国巅峰阶段，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学者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这两个结论分别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宋代文化所达到的高度。正是在文化高度发达的大背景下，宋代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在古文、诗、词、书法、绘画、小说、戏剧等各个领域都是奇峰突起，宋文、宋诗、宋词、宋书、宋画、宋塑、宋话本、宋杂剧、宋南戏等都成为光耀中国文艺史的专有名词。宋代文艺的总体成就前迈汉唐，后启明清，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鉴古知今，宋代文艺高峰对当代文艺建设有着多方面的启迪意义，择其要者，有以下四个方面。

“文以载道”精神的高扬

北宋建立后，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宋王朝决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朝廷重用文臣，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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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臣成为宋代官僚阶层主体。这些措施使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宋代的理学思想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如程颐、朱熹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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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自矜掌握了古圣相传的安身立命之道，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万里等文士也热衷于讲道论学。宋代的士大夫往往怀有比较自觉的卫道意识，并积极地著书以弘扬己说，摒斥异端。在北宋后期，即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二程等人的新学、旧学之争，旧学内部又有以苏轼为首的蜀学与以二程为首的洛学之争，南宋则有朱熹与叶适、陈亮之争。翻开宋人的文集，几乎总能找到论学的文章，有时这种议论还旁溢到诗歌中去。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儒家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唐代的韩愈首倡“文以贯道”的思想，但这种观念到宋代才真正得到高度重视。从宋初的柳开、穆修开始，宋人对文道关系反复地进行论述。他们的具体看法虽然不尽一致，例如柳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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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等人的观点矫激偏颇，而欧阳修的观点则平正通达，但在总体倾向上，都对“文以贯道”的思想表示认同。理学家则表现出更浓厚的理论兴趣，周敦颐率先提出“文所以载道”（《周子通书·文辞》）新命题，更加强调“道”的第一性。“文以载道”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例如苏轼的蜀学被程、朱视为异端，但苏轼的文道观实质上与“文以载道”相当接近，只是他所认可的“道”内容比较宽泛而已。“文以载道”其实是一种价值观，它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置于审美功能之上。一般来说，文学作品必然蕴含着思想意识，即使那些单纯的抒情作品，无论所抒之情是喜、乐还是怒、哀，其中必然包含着某种思想倾向，诸如对国家人民的热爱、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乃至对山水花卉的欣赏；或是对侵略者的仇恨、对悲惨生活的哀怨，乃至对毒蛇害虫的嫌恶，都是一种价值判断，包蕴着某种思想意识。“道”就是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则是用来表达思想意识的手段，如果没有“载道”目的，“文”的意义何在？“道”本是文学作品的精髓和灵魂，“文以载道”才会使作品具备充实的内容和丰富的意义，以及感动人心的丰盈力量。至于那些毫无意义的无病呻吟，或是诲淫诲盗的污秽之作，显然并不是真正的“文”。宋代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宋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描写民瘼或抨击时弊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虽然宋诗中缺少像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新乐府”那样的名篇，但此类主题在宋代诗坛的普遍程度却是超过唐代的。即使是以“浪子词人”而闻名的柳永也写过刻画盐工悲惨生活的《煮海歌》，而一向被看作专重艺术的词人周邦彦也作有讽刺宋将丧师辱国的《天赐白》。社会政治功能的加强，使宋代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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