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辛亥革命时期的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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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辛亥革命时期的张謇

辛亥革命时期的张謇
作者：张晨怡
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急剧的转型时期。张謇作为这一时期一个身兼多种角色的代表性人物，领导或参与了当时诸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变革。尽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对张謇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活动评价形形色色，褒贬不一，不过，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凡的人物，张謇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和社会实践，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人物在特定时期思想发展的复杂性，也让我们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有了更为丰富的认识。
一
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三日，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一代儒商张謇赶到武昌。十八日，他又兴致勃勃地参加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举行的午宴，甚至还派专人护送孔雀、锦鸡各一对给通州博物苑。晚间又和湖广总督等政要一起畅谈到深夜。次日（阳历10月10日）上午，张謇一行过江在汉口等船，计划晚八时登轮回到上海。船开动时，他忽然已发现长江对岸起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1]。他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辛亥武昌首义的烽火。
此前，清廷继续倒行逆施的政策，于宣统三年四月组成所谓的“皇族内阁”，进一步实行集权专制，同时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立宪派与清廷的对立也空前激烈，不少人已倾向于采取非常手段解决问题。而作为立宪派领袖的张謇虽然也感到清政府“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但仍然没有放弃劝说清廷回心转意的幻想。因此，他到上海邀集自己的老朋友，名绅汤寿潜、赵凤昌、沈曾植等联名向载沣上书，希望朝廷“危途知返”，改组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指袁世凯）。”不久，他又代表沪、津、粤、汉四地商会进京，与美国财团商谈合办中美银行与太平洋航业公司问题，并借此机会对清廷作“最后之忠告”。
四月二十七日，张謇和江谦、孟森等亲信从上海乘轮船溯江而上，随后在武汉停留了九天。由于得到湖广总督瑞劻的有力支持，他们用闪电般的手法以大维公司名义取得了湖北纱、布、麻、丝四厂的承租权。五月十日，张謇等又自汉口由京汉铁路进京。张謇想了解当时正“隐居”彰德的袁世凯对当前时局的看法和意见，决定经过彰德时，与已分道扬镳28年的袁世凯会面晤谈。五月十一日下午五点钟，火车到达彰德时，袁世凯已派人在车站迎候。张謇独自乘轿前往洹上村，与袁世凯谈到深夜，两人“道故论时”，对政局显然有所计议。张謇回到火车上时已是半夜12点钟。他显然对这次访问的结果非常满意，因此在日记中记载：“访袁慰庭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 并兴奋地告诉其他同行：“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2]
五月十二日，张謇一行到达北京，受到载泽、端方等人的热烈欢迎，端方的儿子和弟弟、肃亲王善耆的世子都亲自赶来迎接，并被特意安排在翁同和故居住宿。十七日载沣专门召见张謇，任命他为中央教育会会长。而张謇则建议朝廷注重民生，实行宪政，政府承担川路亏空，并全部收购商股以平息保路风潮等。随后张謇又分别与载泽、盛宣怀等进行了会谈。张謇在北京奔走近两个月，虽然没有获得任何具体的结果，但载沣等这种“求贤若渴”的姿态却唤起了他心中对朝廷的再一次幻想。六月，张謇回到上海，仍集中精力筹议中美合资兴办实业事宜。当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全国革命大风暴即将狂飙突起的时候，他还沉浸在自己的实业救国梦里，和赵凤昌一起认真起草《报美团（指东方商团）书》，准备组织代表团到美国“报聘”。
可是，武昌首义的烽火让张謇的梦想彻底被惊醒。八月十九日深夜，张謇乘船到达安庆。他本来是应邀前来和安徽巡抚朱家宝商谈关于引导淮河水利的问题的，但是革命的步伐比他想象得要快得多，革命军已经占领武昌，当地的新军也已经在酝酿起义，导淮的问题大家自然无心问津。二十日，张謇再次匆忙上路，他连夜挤进塞满人群的江轮，第二天急急地赶回南京。这个时候，张謇仍然希望能够迅速平定起义。他先后劝说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亟援鄂”，[3]出兵镇压湖北革命运动。无奈铁、张二人或者自顾不暇，或者另有企图，对张謇的建议反应冷淡，无以为应。张謇仍不甘心，他又赶到苏州，连夜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建议朝廷立即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严惩“酿乱首祸之人”（指盛宣怀等），“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4]希望以此安抚人心，收拾变局。
但是，随着各省区的纷纷独立，革命形势此刻已经如火如荼。继上海宣布光复之后，苏州、杭州也纷纷宣布独立，江苏巡抚程德全已经被革命者推举为都督。随后，革命军甚至把军舰开到了张謇的老家通州。九月十八日，通州也宣告独立，不过，“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资本集团毫无损失。形势的飞速发展让张謇的政治思想也迅速地发生变化。九月二十日，他暗自算了一笔帐：“计自八月十九日至今三十二日，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5]平均不到三天就有一省独立，这让张謇感到了清朝已大势已去，共和势在必行。他重新判断时局之后，认为武力镇压革命已无前途，决定放弃君宪，转向共和，从“和平光复”中另谋出路。于是，在上海、浙江光复后，他即支持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在此前后，他还打电报给已经奉命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劝他认清国内“大多数趋于共和”的严酷现实，应赶紧前往北京，防止皇室逃亡，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以确定共和政体，稳定全国局势。并分别写信给铁良和张人骏，劝他们“响应革命”，放弃武装反抗。[6]
十月一日，张謇当选为由谘议局改组的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十月中旬，他赶到上海，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革命领袖晤谈。二十四日，张謇终于将作为清朝臣仆标志的辫子剪掉，寄回家中，并且在日记上注明：“此亦一生之大纪念日也。”十一月十四日，清廷为了笼络人心，委任各地名士去全国进行抚慰劝导工作，希望能够消除革命。张謇先后被授以江苏宣慰使和农工商大臣的职务，但是他拒绝接受任命，并且发辞职的长电，宣称：“……且罪己之侣方下，而荫昌汉口兵队于交绥之外，奸淫焚掠，屠居民数万人于前，张勋江宁驻兵，不在战期，闭城淫掠屠戮五六百人于后……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词可宣？无已，再进终后之忠告，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必如是乃稍为皇室留百世禋祀之爱根，乃不为人民遗二次革命之种子，如幡然降谕，许认共和，使謇凭籍有词，庶可竭诚宣慰……至于整体未改，大信已漓，人民托庇无方，实业何以兴起，农工商大臣之命，并不敢拜。”[7]公开表明了对清王朝的决绝。二十五日，清廷再次急召张謇北上讨论共和政体是否适宜。张謇又一次拒绝，并联名伍廷芳等给摄政王载沣致电：：“……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是君主立宪整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行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否则战褐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岂能独存。”[8]劝清廷认清形势，赶快让位。
在这期间，张謇的活动一直是以立宪派领袖的身份出现的，因此，他的言行，对此时的南北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而当他在辛亥革命后迅速实现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立场转变，也标志着当时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立宪派对革命的支持。这对推动清朝的灭亡、中华民国的建立都举足轻重。所以，时人在评价张謇此时的表现时才会说：“他是一个促成革命成功的有力者。”[9]革命党领袖之一黄兴也高度评价他和赵凤昌等人“负国人之重望，往时缔造共和，殚尽心力。”[10]
二
不过，张謇毕竟和其他革命者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他从小受到严格的名教大防思想的教育，后来又高中状元，贵为天子门生，虽然后来辞官经商，却仍然和朝廷官员关系密切，而心中更是时时刻刻抱有为朝廷效力的思想。对于朝廷倒行逆施的政策，他不断地上书提请改正，即使“谏行言听之无期，而犹大声疾呼之不已。”同时，在他的思想里，一直认为君主立宪要比民主立宪要优越，并可以避免革命运动带来的破坏。因此，即使在君主立宪派内部，他也是放弃自己原有立场较迟的一个，甚至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还试图劝说当政者以武力镇压革命，只是当他发现革命已经是大势所趋之后，才迅速改变自己的立场。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张謇从主张君主立宪到支持民主立宪的立场转变，具有投机的成分。
但是，如果进一步考察张謇的活动，他最终投向共和也有合理的地方。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然而，对于张謇本身，回家乡办实业却是他心中的宿愿。他虽然是一个读书人，但出身于注重务实的农商之家，自幼讲究做事，不尚空言。甲午战败后，张謇痛定思痛，深感中国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从而发出了近代中国最响亮的“实业救国”的呼吁，并义无反顾地身体力行。在经济上强调“实业救国”，在政治上则寄希望于清廷新政，但是，维新变法的失败让张謇的这个政治理想彻底破灭，而随之而来的，是新兴的立宪思想。
清末立宪思想的流行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列强较量，屡战屡败，很多国人因此认为，列强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原因主要在政治制度不同：列强皆实行宪政，而中国沿袭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未改，因此要救国，必须改专制为立宪。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爆发及其日胜俄败的结局，更是给中国官民极大的刺激，几乎人人共认，日本之所以胜，在其行宪政，俄国之所以败，在其仍行专制。遍及全国的立宪潮流，就此大大高涨起来。学习日本，改行君主立宪，成为当时开明官吏、绅商阶层和一大批知识界人士的共同结论。
1903年，张謇出访日本，在日考察近70天，君主立宪制度第一次引起他的兴趣。他每事必问，口问手记，不放过任何细节，而且时时注意其管理办法，以与中国相比较，得出中国必须虚心学习日本的结论。归国后，张謇与友人蒯光典、赵凤昌、沈曾植等经常讨论立宪问题。稍后，他积极参加为张之洞、魏光焘拟立宪奏稿，并刊印《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分送官、商、学界友人，还托人送达朝廷。同时，张謇还亲将一份立宪材料送给朝廷宠信的铁良，并与深谈。
张謇积极推动立宪，和致力实业一样，动机是为了救国。宣统元年，在杭州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当友人叹息：“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见象观之，国不亡，无天理”之时，张謇就激昂地回答说：“我辈尚在，而不为设一策，至坐观其亡，无人理。”[11]不过，与其他立宪派不同，张謇对立宪在中国的成效始终显得信心不足。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亟求立宪，非以救亡；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12]这表明，一方面，张謇作为一名崇尚务实，不好虚言的人，对于立宪这种涉及国家命运的政治制度改革大事，他心怀谨慎；另外一方面，这似乎也表明，作为一个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对政治制度的建设并不熟悉，但是，国家危在旦夕，作为国民一分子，他又必须有所作为，而立宪毕竟是可以实现救亡的一种可能，虽无必成的把握，他也必须竭尽全力。因此他才在《立宪近况纪略》中说：“要之，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13]
1905年6月，出国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和戴鸿慈回到上海。张謇带头发起商学两界公宴，以显示“众心希望立宪也。”同时，他还替端、戴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宣扬只要仿行日本宪法，就可以得到“君权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等三大好处。七月中旬，清廷迫于内外形势，正式谕令“预备仿行宪政”。国内外立宪派欢欣鼓舞，纷纷“开大会，举祝典”。张謇立即写信恭维袁世凯的“功烈”“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袁袁世凯在复信中则再次恭维张“英绝领袖之才，……鼓吹群伦，隐然为舆论之母。”由于得到袁世凯等有权势的督抚支持，张謇等人的热情高涨，就在这年冬天正式组成了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推定郑孝胥为会长，汤寿潜、张謇为副会长，成员多数为苏、浙、闽三省绅商名流，而其中骨干分子则大多为张謇的密友和亲信。在成立大会上，成员们提出了“急进”和“缓进”两种主张。张謇显然倾向于后者，他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14]这可以看作是张謇等人在整个立宪运动中的方针路线。
宣统元年（1909）八月，江苏谘议局正式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不久，他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提出形势危急，要求缩短立宪的准备期限，提前于宣统三年召集国会，并提前成立责任内阁。随即，张謇发起国会请愿运动。他与江苏巡抚商定：由其出面联络各省督抚，要求组织各省内阁；张謇则负责联络各省咨议局，敦促从速召开国会。是年冬，十六省谘议局代表齐集上海，举行国会请愿代表团谈话会，并组成33人国会请愿代表团。张謇在代表团出发时赠言：“秩序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会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再，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15]
但是，以醇亲王载沣为首脑的清政府并没有为张謇之流的“输诚”所感动，连缩短四年预备立宪期限这样有限的要求也未能接受。宣统二年春，张謇召开江苏谘议局会议，决定再次清求速开国会。五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国会请愿。此次请愿除各省谘议局代表外，还有各省商会、华侨商会及其他政团代表参加，一时号称有20余万人参加，很有一点声势。但清廷顽固如旧，不仅坚持九年预备立宪原议，而且严厉告诫请愿代表：“毋得再行渎请”。但张謇等仍不死心，紧接着又为发起第三次国会请愿做准备。
八月，新成立的资政院正式开议，国会请愿代表团乘机再次向清廷上书，并到处游说宣传。资政院一致通过速开国会的决议，各省督抚也联名奏请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十月初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改为五年，预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张謇本已经满足于清廷这样有限的让步，并中止了原来打算亲自北上请愿的计划。但国会请愿代表团却深感不满，继续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恼羞成怒，驱逐请愿代表，并逮捕惩办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彻底失败。张謇对此深感沮丧，叹息说：“亟求立宪，非以救亡；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呜乎！世人知余言之痛耶？”[16]
1911年5月，清廷撤军机处，改设内阁。国务大臣13人中，竟然有9人是满蒙贵族，而其中更有5人是皇族成员，汉族大臣只有4人，因此人们嘲讽地将这个内阁称为“皇族内阁。”这也暴露了清廷假立宪真专制的本来面目。对此，张謇和其他立宪派同人都倍感失望。不过，立宪运动虽然失败了，张謇和他的立宪派却因为这次运动大大提高了在全国的声望，并从此成为辛亥革命时期除革命党和保皇派之外，第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三
和其他愚忠的清朝遗老不同，张謇不仅是末代状元，更是一代儒商，他具有灵活的政治头脑。即使他在反对革命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放弃和革命者结交。他和同盟会会员黄炎培关系密切，并被后者认为是“创立民国的战友”。[17]1907年革命者创办宣传革命主张的《神州日报》也曾经得到他的帮助。1908年5月，他还应革命者的请求，积极营救同盟会会员并取得成功。到了1909年10月30日，革命报纸《民吁日报》甚至将张謇高度评价为伟大人物。而和革命者密切的交往，自然会影响张謇原来的思想。
即使在张謇本身，他也作好了突破名教大防思想的准备。1911年5月，立宪派成员雷奋就曾经劝告张謇，清朝万没有不倒的道理，“切勿因为自己是清朝的状元，要确守君臣大义，而躲避现实。须知皇帝和国家相比，则国家要重于皇帝。”[18]张謇对此持默认态度。
而让张謇最终改变立场的，当是对清朝的绝望。早在1911年5月，他联合赵凤昌、汤寿潜向朝廷上书未果之后，就曾经感叹：“断言清廷之无可期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但是他“不愿做冒险的事”，想盖新房子，却不愿意放火烧旧房子。[19]所以仍然一味地苦苦劝谏。不过，他毕竟不是清朝官员，而是希望通过“实业救国”的立宪派领袖，在看到清朝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时候，他迅速抛弃原先君主立宪的主张，走向共和的立场，也是人之常情。
在随后的行动中，张謇首先支持自己的故交、江苏巡抚程德全任苏州军政府都督，并力主程德全移驻南京，“并宁、苏为一”，逐步恢复江苏全省政令的统一。随后，张謇又进而力争以上海为政治中心，把操纵全国局势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集团的手中。张謇和自己的亲信赵凤昌等人曾经为此设计了一个政治方案：即模仿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十三州会议总机关”，尽快在上海设立各省代表临时会议机关，以便于南北议和并建立临时中央政府。
在张謇等人宣布赞同共和的政治立场后，革命党人士也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于他们来说，立宪派的加入，无疑可以增加自己的革命力量；另外一方面，张謇等绅士名流的社会威望，也可以极大地加强革命的号召力。于是，经过张謇等人的多方面活动，到12月，各省代表终于决定由武汉改在南京会议，20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议。同时，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临时中央政权也正在筹组之中。而张謇幕僚赵凤昌的家，则是操纵所有这些活动的幕后中心。在南北议和过程中，张謇多次以中间人的身份，约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以及黄兴等人在赵凤昌的家中密谈，最后约定，只要袁世凯能够迫使满清皇帝退位，就推举袁世凯为共和国大总统。达成协议后，张謇立即发电报给袁世凯称：“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20]12月29日，南京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孙中山任职后，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但是，张謇却认为“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并且批评孙中山在政策问题上是“未知涯畔”。[21]因此很快离开南京，而且不再到职，随后更借口汉冶萍公司抵押借款问题正式辞职。很多人因此批评张謇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持消极态度。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张謇故意要拆革命政府的台。
不过，这个结论并不准确。实际上，张謇提出“时局未定，” “无从言实业也”的理由，在当时确属实情。其时因为南北对峙，清廷尚存，革命政府除了军事和外交部门之外，其他部门的确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正如胡汉民所指出的，“时战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22]不仅实业如此，教育部等部门也是一样。
此外，当时革命政府对非同盟会人员也并不完全信任。因此，采取了“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各个部门的实权全都掌握在作为次长的革命者手里，因此也有“次长内阁”的称谓。[23]张謇的实业总长一职也是徒有虚名。这对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张謇来说，也很难接受。
另外，当时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主要是希望他能够给革命政府筹款。这和他此前接受江苏军政府两淮盐政总理的委任一样，而张謇对此也很明白。他自己也曾经在日记里写道：“欲江宁之回复秩序，须设置民事（指政府）；欲设置民事，须客军（指各地民军）出发；欲客军出发，须财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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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数十万。财政之大者在盐，为乡里计，不得不为任盐事。”[24]可以看出，张謇接受革命党委任的职务，虽然有被动的成分，但这并非不是真心实意支持革命，因为他明白，只有革命成功，社会才能恢复秩序，乡里才能安宁。所以张謇在担任实业总长之后，并没有待在南京，而是东奔西跑，为革命政府筹款。
革命政府刚成立，亟需军政各项费用。孙中山为此愁劳奔波，陆军总长黄兴几乎急得吐血，但是也没有良法可以解决，只好求助于张謇。好在大生企业跟日本三井洋行早有经济往来，凭着老关系，由张謇作保，于辛亥年十一月十八日，为革命军政府借得三十万元。答应一月还清。但是，未过几天，新政府又拟向商会借款，张謇考虑到商会财力毕竟有限，且关系到今后的经济发展，因此出面劝阻，提出“劝勿扰商，自任为筹”，[25]将筹款的难题全揽在自己身上。1912年1月31日，张謇为临时政府筹款50万元，但是比临时政府要求的期限1月1日晚了一个月。因此引起很多人不满，认为他有意拖延，甚至认为他“借此打击革命党人，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革命党。”[26]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当时局势动荡，经济极端不景气，动员各方捐钱十分困难。而且，在此前后，张謇为临时政府至少筹款100万元，在当时也是无人能及。此外，在临时政府向日本银行的几次借款中，也是张謇以自己的实业作为担保，并义无反顾地在保证书上写下：“如还期不还约，唯保证人是问。”[27]
据张謇的预算，“中央政府每年支出，最少得有一万万二千万两银”，而入款仅仅只有四千万，为此，他希望孙中山能够利用他在海外的威望，募捐至少五千万两。[28]迫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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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黄兴准备接受盛宣怀的建议，以中日合办汉冶萍钢铁厂为条件，再次向日人借款。担任实业总长的张謇得讯之后，于2月8日急电孙中山、黄兴，希望阻止借款。他说：“凡他商业，均可与外人合资，唯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唯日人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而我则煤铁之富，甲于五洲，鄙人尝持一说，谓我国铁业发达之日，即日本降服我国旗下之日”。他恳切劝告说：“愿两公宏此远漠，勿存见小欲速之见，致坠宵小好匿之谋”。[29]孙中山觉得张謇的话很有道理，可又无别的办法，于是复信说：“铁矿所办诚如所示之利害，……已有成议，今已追正无吸。”并认为，“于众多矿中，分一矿利于日人，未见大害。”[30]在这种情况下，张謇感到身为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与，事后不能补救”，因而电请辞去实业部长之职。[31]孙中山极力挽留。因为张謇在任职之初，曾经与孙中山约定，任职到清廷退位为止。2月12日，清廷宣告退位消息，同日，张謇再次致电孙中山，请“许践前约”，终于坚决辞职而去。[32]
1912年3月2日，张謇、程德全、赵凤昌等领导的预备立宪公会与章太炎组建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合组为统一党，并提出消解党派的主张，这被很多人看作是一个分裂革命的行为。不过，尽管张謇是消解党派的积极支持者，他的主导思想却也有合理的地方。他曾就此致函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申述他的理由：“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愿公熟思之；此为民国前途计，绝无他意也。”[33]张謇认为，当时革命队伍迅速扩大，良莠不一，政党和派系斗争严重，军令、政令均无法统一；张謇以此为出发点，力主 “销去党名”，提出军队与政党分离，使之真正成为国家而不是某个党派或个人的工具，也是一片公心。另外，张謇提出这个建议，也是有感而发。当时，革命初成，同盟会却已经开始排挤和迫害革命内部的光复会和立宪派成员。1912年1月13日夜，章太炎的革命战友，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被暗杀。而在立宪派中，也有林长民和熊希龄等受到排挤和暗杀的威胁。因此 ，张謇才提出解散同盟会的建议， 希望融合各个党派，为统一 和共和清除障碍。
但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张謇和章太炎的主张并没有清除革命内部的派别斗争，反而为袁世凯的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次日，孙中山辞职，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以便对其有所约束。对此，袁世凯并不情愿，于是张謇建议说：“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使不欲南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34]而随后，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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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亲自导演的兵变争都丑剧，给革命党造成“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的印象，也大体上可以看作对张謇这一意愿贯彻的结果。
不过，因此就断言张謇等是甘愿为袁世凯窃国充当帮凶，则言过其实。
1912年，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迫使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268年的统治寿终正寝。可是，革命政府却面临着种种问题，在军事和经济上实力不足，在进一步铲除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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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据、统一全国和实现共和方面困难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军事实力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不少人将统一全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称他为“东方的拿破仑”。
这种思想甚至在当时的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那里也一度得到认可。孙中山在出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就表示暂时承乏，虚位待袁，在1912年10月10日撰写的《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一文中也表示：“余信袁世凯系一有力量之人物，能制驭政局，建设巩固之政府，可邀世界列强之承认。”[35]黄兴在11月9日致函袁世凯时亦称：“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36] 一些革命党人甚至得出结论：“项城赞成共和，则兵弭而中国可以不亡；项城若效忠清廷，则祸结而中国必无幸存。”[37]
在这种情况下，张謇寄厚望予袁世凯，也在情理之中。张謇早年与袁世凯绝交多年，后来，在袁世凯推行新政之后，扭转了对他的看法。1911年，张謇在进京途中主动拜访当时正“隐居”彰德的袁世凯，希望他能够为国计民生做出贡献。袁世凯也信誓旦旦地对张謇表态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38]这让张謇感到袁世凯“议论视二十八年前大进”，[39]意度“远在碌碌诸公之上”。[40]从此对袁世凯刮目相看，寄予厚望。
同时，张謇作为实业界的领袖，从发展经济的愿望出发，十分希望消弥内战，出现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他深恐南北分裂的局面过长，会引起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使国势更加动荡。而在他心目中，袁世凯才是中国实现统一和平的最佳人选。因此，在南北和议的过程中，他才极力调停，劝挽南京临时政府接受袁世凯提出的许多条件。
而如果进一步分析，对于张謇来说，在对孙中山与袁世凯两者的选择上，偏向袁世凯的一边，抛弃情感好恶的个人因素，更多的还是因为的立宪派和革命党在政治趋向上的分歧所致。
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迅速转而拥护革命，一部分原因是对清廷的失望和看到革命的不可逆转，因此改变立场。但同时，立宪党人也恐惧革命战争扩大迁延，社会动荡影响自己的身家性命和经济利益，希望革命在实现共和之后赶快结束。这一点在张謇的思想上表现得十分清楚，武昌起义后，他曾经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又说：“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41]在其他多种场合，张謇表达了同样的思想。1911年11月27日在复许鼎霖函中说：“现在时机紧迫，生灵涂炭，非速筹和平解决之计，必致俱伤，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此南中万派一致之公论，非下走一人之私言。”信中还表示：此刻此时已不值得“为爱新觉罗氏争万世一系之皇统！”[42]因此，立宪派拥护民主共和，虽然与革命派在推翻清制、建立共和国方面，取得了一致，但更多是因为形势所迫。
此后，立宪派对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却并不是完全赞同。1912年1月2日，张謇被临时政府任命为实业总长，3日他与孙中山谈政策。他在日记中写道：“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43]认为和孙中山谈政策不着边际，这也流露了张謇对孙中山政策的不满。
而先前，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措施，使直隶成为“新政权舆之地”，赢得了张謇等绅商立宪派的信赖。因此，在宣统退位后，推举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就符合他们愿望。
然而，正当张謇认为“统一”、“秩序”在望，将可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之时，在民主共和的表面下，独裁和专制的暗流却在悄然涌动。而1913年3月，宋教仁惨遭暗杀，则标志着这些潜在毒素的浮出水面，也标志着一个健康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局面的破裂。
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被迫总辞职，张謇虽然暂时留任，但也无法安心。在“名流内阁”垮台5天以后，他就写信劝告袁世凯，认为“解散国会、改总统制”等举动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引起“帝制复活”的流言，并且担心将会诱发新的动乱。他因此劝告袁世凯以释群疑。但是铤而走险的袁世凯此刻已经一意孤行，五月以后干脆撤销国务院，改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1915年春又不惜以“二十一条”与日本进行卖国交易，帝制复辟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张謇见到局势已经不可挽回，才正式辞去农商总长职务。辞呈说：“是謇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所从事者，簿书期会之无聊，府吏胥役所可了。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 [44]惆怅之情溢于言表。
张謇回到南方以后，虽然并没有参加反袁斗争，但对帝制的抵制态度却非常明确。1915年12月20日，袁世凯在宣称皇帝之后，认领张謇等为嵩山四友，并赠送嵩山四友图，张謇得知，嗤之以鼻，随手将嵩山四友图送给南通博物院陈列。1916年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曾通过徐世昌再一次邀请张謇，希望他北上为之转圜。张謇断然拒绝。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张謇听到消息后，在日记里感叹地写下：“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45]
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张謇仍然继续他的实业救国的理想。不过，“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袁世凯死后，军阀统治由表面统一转入公开混战，1922年爆发的直奉战争，造成大生主要产品关庄布失去了东北市场；而且欧战过后汇率变动，造成买入机器的成本大增，机器长期得不到更新；而在欧战结束后，日、美、英等国加紧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入资本，再次使民族工商业陷于凋敝，大生资本集团也很快由盛而衰。
1924年，大规模的江浙之战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火一直延烧到张謇企业赖以生存的长江口，对已处困境的大生资本集团更是一个致命打击。
1925年，张謇被迫把将近30年苦心经营的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江浙财团接办，由上海方面的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债权人团全面接管大生企业。然而，国外有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和日本纱厂的排挤，国内则军阀混战、哀鸿遍野，大生资本集团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后崩溃。
1926年春天，张謇“慨世乱之未已，悲民生之益穷”，并赋长诗以发泄心中忧愤。结尾几句是：“吁嗟吴与越，动受四面牵。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乎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46]这似乎更是暮年张謇对自己一生的自我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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