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晚清西部改革家丁宝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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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晚清西部改革家丁宝桢

晚清西部改革家丁宝桢
作者：张立真
四川是西部的一个大省。地域广，人口多，资源丰富，时称“天府之国”。但自清末频发动乱以来，社会问题丛生，民怨沸腾，地方官僚无所措手足，甚而听之任之。光绪二年（1876年）秋，清廷将原山东巡抚丁宝桢（1820-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即今织金县人）调任为四川总督，当年腊月丁宝桢入京晋见光绪帝、西后，随即束装就道奔赴西陲，次年三月抵达成都接任，开始了创业西部的政治生涯。十年间，丁宝桢不负委任，在调查官场民情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成绩卓著。总结丁宝桢在四川实施的内政改革及其成功经验，期冀对当代的西部开发有所裨益。
（一）
道咸以来，四川地方积弊重重，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改革从何处入手？丁宝桢蒞任不到一个月就拿出了初步方案，重点着眼于对内政进行大幅度的整顿与改革。盐业是支撑四川经济的重要产业，盐政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得失。紧紧抓住盐务不放，是丁宝桢整顿与改革内政重大举措之一。
川盐是全国几大著名盐产地之一，盐业管理原置盐法道官员（一度由守巡道兼理）负行政专责，由承包商运销。川盐除供给本省人食用外，相当一部分接济云南和贵州两省，后又援济湖北八州县。按盐产区和销售区域划分，有本省内地计岸、贵州边岸、云南边岸和济楚计岸四大惯用称谓，成为四川的重要财税来源。咸丰以来，盐业秩序愈其混乱，官吏舞弊，奸商投机，致使大半井灶颓败，口岸荒废，商人歇业，三省盐业遭受重大打击，川盐济楚也受到淮盐的有力竞争，面临停歇的威胁。丁宝桢认为，盐务致乱的原因，一是受到江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云贵、四川也动乱频仍，给不法官商以可乘之机；二是盐务政策与措施失误，吏治腐败，造成厘税名目繁多，局卡层层需索，一张盐引运入黔境“共约需银五十两，加以本省各种课、羡、厘金、厂价、运脚，每引一张共需银二百七八十两不等”，成本过重，利息轻微，故“商人畏累，裹足不前”（丁集），以致盐引积滞10万余张，羡截银积欠达一百数十万两。光绪三年七月（1877年8月），丁宝桢奏请朝廷“大改盐法”，变承包商运销制为官运商销之制。
所谓官运商销，是由新设的两级盐运机构负责盐厂至盐岸的全部购运业务，然后在边岸指定地点卖与商人行销各地的制度。实行官运商销制有甚麽好处？丁宝桢在户部尚书恩承、御史童华查办川省盐政改革提出异议，回复清廷垂询时，就食盐运销的三种形式权衡利弊做出了明确回答，“官督商销，利归官与商；官运官销，权全归官，流弊皆大。惟官运商销，官商可相牵制。”（《清史稿》食货志四，盐法）具体而言，丁宝桢涉及黔边盐务时指出，官运官销，费用巨大，稽查困难，当小商贩入乡零售时“有脱空之虞”，官立局卡更有“欺侵之弊”，这些是难以控制的；官商并运方式，官商们在运输途中大多夹带私盐进行蒙骗，到达边岸后更容易垄断把持；而商运商销方式，由于川黔边境路途险远，往往水陆交替，交通万分不便，盐商兼运不仅成本增加，也难以抗拒大盐枭的阻截。惟有“局运商销”可以由简驭繁，互相钳制，杜绝各种弊端。盐引由局配运，不用盐商四处奔波使费，利于资本不厚无力经营者借助官力及其优惠政策进行资金周转，能够获取相当利润，进而吸引更多商人参与边盐运输。十分明显，官运商销具有合理性及可操作性。然实行盐政改革没有相当财力的限制，难以全面启动。于是，丁宝桢决定先在黔省边岸试办。
贵州本地素不产盐，所用食盐绝大部分仰赖于四川供给。自雍正十二年川盐开始供给贵阳等府，人背马驮，周转十分困难，加之厘局层层盘剥，贪吏奸商营私中饱，盐价成倍增加，“百姓累受淡食之苦”。近20余年来，受四川盐业大半停歇的影响，黔运几于中断，商民企盼川省盐运的恢复与兴旺。试办黔运之前，丁宝桢审时度势，围绕疏销黔引有关分配引张，设局分销，水陆转运，兼顾商贩，化私为官，抽厘济黔，缉枭杜弊等各个环节，逐一悉心筹划，严防疏漏。为此，丁宝桢力排众议.果断地采取了如下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改革盐务管理机构，建立一条龙管理网络。光绪三年九月，在泸州设立办理黔边盐务总局，委任候补道唐炯全面主持运销业务事宜，推荐贵州举人华联辉参与办理，总局直接对川督负责，原盐务行政官僚盐茶道办事毫无章法，“弊窦丛杂”，使之退出。盐运总局下设两个分局，一在富顺、犍为等厂设立购盐分局，负责给票配引，买盐分运；二于綦江、涪州、合江、永宁、江津、南川六岸设售盐分局，管理收储盐觔，发商行销，验票缉私事宜。各负专责，权责分明，有条不紊。
二、制订官运商销管理章程，做到有章法可依，改革有本。丁宝桢令总局从扫除积弊入手，以力裁浮费、疏通引岸、禁止需索，恤商便民为根本，制订官运商销章程十五条，主要是：
其一，简化程序，尽撤私立局卡，消除地方官“苛派需索”各环节。无论新旧边盐盐引皆由总局配运，不收任何手续费；盐本由总局核定(含税羡)，各府州县盐关（江安、邓井关、泸州关、涪州、合江、纳溪、重庆府）开钎截验等费用作出定额，年终时由各关备文前往总局请领，（如总局核定签验每张盐引只收一钱五分，见23卷九年十一月初三页2763）较前裁去二十两之多，）各关、县一律照办不许额外索取；入黔盐觔亦不得“留难抽厘”；至于落地税等本非正款，永远裁革。过境时以总局发放的联票为凭，予以验收，也不许地方官向坐地商人开设的分店索派浮收，目的都是要降低盐运成本。
其二，创设船行，招集和监督船户。由船行将船户编列字号连环取保，严格检查其照单，防止一照重复使用以及船户私自夹带，盗卖边盐却谎报漂溺或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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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泥沙等，便利通畅运销之路。
其三，严交盘慎出纳。严交盘，即规定总局要严格按时汇总月报奏销手续，将运销情况按月作结上报，再由川省布政司监察，“亏则题参，足则出结题报”，杜绝以往每到交接时私自裹携文件漫无稽考的现象，藉以清除侵挪欺诈之源头；慎出纳，即要求各分局按旬申报销售及收入数目上报总局，总局按月汇总报总督衙门转布政司查核，扭转以往盐课、羡截银及盐厘分由盐道和各厘局批解，以致周转不灵的局面。
其四，在按定额销售完本年盐觔外，带销往年积滞引张，逐步清理积欠羡截银两，并由总局调剂销岸引额的盈亏和场岸供求关系，防止不法盐商从中投机得手。光绪五年（1879年），特制订《川省酌议盐务善后章程》六条（丁集卷18页2089-2102），针对过去作弊朦混手段，一一严格加以规范之，便于稽考查核，规定在犍厂搭配专销，使国家应得收入涓滴归公。
其五，讲求恤商之道。照顾到以“盐为世业”者的利益，允许留少许引底银由总局拨归坐商，以防过去商总从中倒手取利，（卷一三页一五四四（龚心湛：《清盐法志》卷249运销门四川六，商运））不失为除弊兴利、招商护商的手段。
其六，本着“信赏必罚”的原则，对运销人员“侵挪怠玩者”视情节轻重予以参革或撤职处理；对一年内卓有成效的由地方政府奖赏，二年成效大著的奏请朝廷奖励。章程内容细致具体规范，符合盐务新政的精神，丁宝桢批准执行。
三、筹措经费。开办黔运，启动资金万不能少。从至厂灶购盐，水陆转运，到总局分局办公费用，丁宝桢粗略估算至少有50万两银子方能周转。他计划从山东借粮道库银15万，运库银15万，计30万两；再从湖北厘税项下借拨10万两；其余10万两可由本省凑借，其中外省借款拟分八年还清。但经过磋商后，湖北不成，山东仅借到8万两，丁宝桢不得已又在本省多方筹措了42万两凑足原数，终于使输黔盐务按计划开办了。接着，丁宝桢请求清廷同意将本年运行贵州的边引及改归边岸的计引，以及新旧课税撤销，并将长年积欠的盐引及税银展限至光绪五年时再按年上缴，缓解了近年的财税压力，给盐务改革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贵州方面的资金更加紧张，一要筹集开办边盐的经费，二需支付上缴户部的关税，而裁撤了入黔盐厘自然无米下锅。为此，丁宝桢决定先由四川代垫盐厘每年约五六万两，分夏秋两季拨给贵州予以接济，日后如盐务大有起色，还可以多拨一些，贵州照常应缴纳的关税也由川省拨解。这样，既可以使贵州边盐销路畅通，商人趋利若鹜，口岸兴旺，人民日渐兴业；又对四川清积引、完羡截大有好处，是一举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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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久远之计。
四、严厉惩办不法盐商。四川的盐枭猖獗已久，特别是咸同年间一度弛于盐禁，公开对盐枭抽厘助饷，等于养痈遗患。实行新政后，这些人“阻挠官运，结党横行，目无法纪”（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14），肆意扰乱盐市，成为盐业正常营运的最大障碍。丁宝桢针锋相对，抽调省保安营勇五营归唐炯统领，又设中军200人，由统领自带；成立定安营，专任缉查私盐事务。盐霸王余照结交势利官员继续欺诈偷漏，以垄断抗盐法，丁宝桢将其“参革拿办”。王余照竟敢利用私人关系向清廷告恶状，丁宝桢坚持既定政策不改初衷。其后在启动云南边运时，丁宝桢加大力度，奏准添制水师炮船10艘进行来往巡护，保障盐运秩序的稳定。此外，在盐法严密控制下，他也采取“激劝之法”，确实出现了持刀抬炮千百为群者转化为“安然谋生”的可喜现象。奖罚分明，光绪八年正月，以华联辉襄办盐政有功保举为知县；
五、疏通运盐河道。由川入黔盐运水路河道狭窄，水流湍急，山崖峭壁，乱石险滩林立，运盐船只每至险处，必须提载加纤，万分艰难，经常发生事故。为了保证输黔水陆畅通，丁宝桢批准士绅商民的请求，捐资集款，首先疏凿修淘了通往黔边的四岸河道共二千余里线路、五○余处险滩（丁集15卷1803-180），并采取以工代赈的形式，使商民双方均受益。
六、勤于调查，区别情况，对症下药。首先，丁宝桢根据以往因川黔边界犬牙交错，计商往往以计充岸或岸引倒灌引发讦讼的情况，于同年八月经奏请清廷允准，把近边叙水、永宁等13厅州县计岸全归官运，由盐运总局统筹管理，以后陆续归并或开办计岸。显然，从盐务新政伊始，黔边盐运已经带动了川边的官运商销。其次，在边岸、计岸之外，四川省城继续由商人自运自销加强管理。再次，于光绪四年裁撤垣盐。垣盐是指归丁州县地区，原由小商贩直接到盐厂购买余盐零售那一部分，设垣经理，士绅会办，按斤抽厘。但弊端充斥，遂在富荣、犍乐等盐厂改设票引局，派员发放户票收厘，出售时关卡验票放行，兵役不得克扣勒索，“商民称便”。第四，光绪四年，丁宝桢在云南昭通、东川、镇雄三府推行，并逐渐开办滇边及附近川省之宜宾、南溪、屏山、庆符、长宁、高珙、筠连等计岸业务。第五，关于川盐济楚一线，光绪六年（1880年）将湖北近川的鹤峰、长乐、恩施、宣恩、利川、建始、咸丰、来凤等八州县计岸改行官运商销（见19卷六年五月十九页2273）。还规定所有边岸配行积引济楚者为商运，配行正引带销积引运往湖北八州县的为官运（见24卷十年十一月初一页2795—），理顺关系，各行其道，运销两便。
黔运启动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改革当年规模初具，进展顺利。丁宝桢每月按时查阅报表，仔细核审有关事宜，发现问题随时解决。不过，他仍感到盐务新政毕竟关系重大，不亲眼查看一番，总是放心不下。四年夏初，丁宝桢借阅兵之机到犍为、犍乐各盐厂，招集灶户察询官运实情，反响良好。及至泸州，他亲自调取总局册簿，一一核对，计算确数。至四月底，已经售出盐引10834道，完成额定黔边岸引和近边计引总数的74%还多，其中包括上年开办后的3个月之数。然而，自上年十二月起至四月底，五个月间已售完盐引定额的3/4，收取羡截厘银38万多两。他估计至年底可以代销积引万余张，成绩相当可观。运盐商家争售趋势看好，“盐价顿平，川黔各岸已有食贱之喜”。三省的盐务新政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实行的结果，给贵州、云南和四川都带来物质利益，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一是使盐运销路畅通，所有当年盐引如数提前销完，这是道光以来从有过的事情；以往积压的盐引逐年带销，积欠的羡截银渐被收缴。如原来每年销售黔边的盐引约六千道，积滞三四千道至六千道不等，改革盐政后，第一年就代销了光绪元年、二年黔边积引10244道。至光绪20年止，不仅三历年积引一十万零四百三十二张销竣，并奏请每年增销余引六千张，比改革前“多销几及三倍”。（查丁集）二是盐价日减，“商乐价轻，民喜食贱”，抵制了私盐，百姓踊跃购买官盐，私贩“不缉而自除”（清盐法志）；三是由局配盐引，私贩减少，盐枭则无法纠众闹事，川滇黔边境隐患消弭，治安状况有较大改善；四是边盐兴旺，过去黔省边岸仅有商号25家，开办新政当年就增加9家，“沿途店栈愈开愈多”（丁集卷15页1720），活跃了商品经济；五是盐运成为四川的重要经济杠杆，盐务搞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大大缓解了三省的财政紧张状况。仅光绪八年，四川从盐运收益中上缴五十五万两白银，供北洋购买兵船加强海防之用；并拨银收购仓谷二万七千石解决川北缺粮问题；六是井盐、灶户无虑歇业，使数十万井灶作业盐工有了生计保障，消除流民集聚引发动荡的隐患，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
为使盐务持久平稳，有章法可循，永远遵守，丁宝桢决定纂辑盐法志，于八年五月成稿。“期为四川省日后不易之定则”，“用肃卤纲”。正如《清盐法志》中高度评价的那样，丁宝桢创办的官运商销之法“明效大著，之后一切成法皆有可循”，“诚数世之利也”（《清盐法志》250卷，运销门六、四川七）。所评实不为过，丁宝桢创立的盐政新法使绅民、地方政府及国家都得到好处，亦为其他省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
都江堰工程是秦朝时蜀守李冰所创，他凿离堆将都江水分为外江、内江，又于内江下流十余里之处再分一支中江，三江并流使汹涌之水势减杀，民田得以引水灌溉，造福于历代。然因“水强土弱”必须经常修茸。（ 国史本传：旧制用竹笼盛石子作人字堤岁费千金，丁改易石筹费九万，）清代雍正年间确定了岁修成例，然至咸丰朝以来年久失修，江水泛滥，良田淹没，百姓失业。一到雨水稍多年头，省城即需行舟。即使维修也偷工减料草率了事，并擅自挪用有限的岁修银，平民百姓多次到省呈诉，无以为应，其忍耐程度达到极限。丁宝桢接到绅民关于“修理江心”的恳切请求，非常重视，即于三年九月轻骑简从亲赴都江堰详细逐段巡查，看到内外两江节节淤垫已成平陆，江底比原来高出一二丈至八九尺不等，“乱石纵横，中流阻塞，民田冲毁六七十万亩”，其情形不堪入目时，痛感都江堰的损毁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威胁着省城及十六属州县的安全，工程修缮万不可缓。
有鉴于此，丁宝桢当即委派署成绵龙茂道丁士彬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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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署水利同知徐传善、灌县知县陆葆德主持兴修事宜，命其趁冬季江水水位下降赶紧动工。怎麽维修，多大规模？丁宝桢认为，仅就绅民所请修缮江心一段是权益之计，要真正护卫方圆十几个州县良田的安全，必须全面治理才能获得一劳永逸的功效。于是，丁宝桢设法筹集九万两银子陆续提解工程之用，其后，又增拨近四万两（其中因洪水冲决补修所花2万多两银子实由丁士彬、陆葆德赔偿），民间也按户集资赶筑大堤以外的堤堰。因人力不足还抽调驻渝靖武营勇前往帮工出力，官民全力以赴以期迅速竣工。
维修工程于当年12月初开工，到次年3月竣工。共重新修复了江口分水鱼嘴，人字长堤及各分水鱼嘴，清淤淘石分出外、中、内三江各自江身，培修堤岸等工程，规模浩大。
江口原为竹笼盛装石子沉入江底，用几十根铁桩穿系层层笼石使其固定。高出水面的竹笼根据地势高低与分水流量大小而成头小尾大的鱼身形状，分水之处取名鱼嘴，但经不住水泡日晒早已朽坏。遂先将分水鱼嘴用大石砌高，其前面及两旁另加石笼多层，依照古法加工重修，使其坚固如初；人字长堤“是内外江束水最要关键”，起春令蓄水夏涨泄水的作用，破毁十分严重。原修竹笼需要每年一换，这一次修缮把石子装笼改易成巨石石块，加宽加厚，从第三道起每道用一鱼嘴顺水沉入江中，“以御湍急而保离堆” （丁集，15卷1780页）。并加修石墙俗称金刚墙，“以期永久而省帑项”故费工需时；以下各分水鱼嘴也用工颇多；清淘三江操作起来颇费周折。他们从外江修起，必须将外江江水截入内江，清淘完毕再将水截回外江，对内江清淤淘石，然后起闸放水，通过分水嘴调节入外江六分，内江四分，如此循环清出各自江身，挑挖河身长约七○余里，加上修复两岸堤梗及各分水鱼嘴、桥座工程量多于人字堤数倍。在工程进行期间，丁宝桢曾多次到现场巡视检查，工程质量坚固。
不料，入夏连日大雨，江水陡涨，5月21日人字堤第三道所筑石墙被冲塌三十丈，所幸新筑鱼嘴及人字堤并以下各堰分鱼嘴完好，只是两岸堤身有所松动，不过未受大的破坏，灌县城外护城底石大半冲走，因洪水被各堤堰层层消纳，下游良田并没有遭灾，入秋经丁士彬等督工将冲开的地段重新加修完好，不利于泄水的石墙仍换上笼石，丁宝桢再次亲去验收，“一色齐整，两岸人民观者如堵”（19卷2217页）。当年收成在八成以上，米价回落十分之四，“完纳丁粮异常踊跃”（19卷2220页）。说明重新修缮都江堰工程已经给农民带来实惠，其后几经大水冲刷，由于人字堤“宣洩合宜，全堤晏安”，经受住了考验。更可喜的是，自维修以来这两年，竟能使灌县、温江、崇庆州、崇宁、郫县等地连遭几十年近二十余万亩的农田中复耕达82900余亩。“农田水利关系于民生者甚重”，丁宝桢认真兴修直接关系民生大计的水利工程，同以往长期不修或偷工减料相对照，利弊得失，泾渭分明。
然而，户部尚书恩承、成都将军恒训却借堤堰被冲决一段夸大其词，蓄意诬陷丁宝桢瞒报灾情，工程费用浮冒，甚至牵及盐政“病商病民，流弊甚大”，对改革进行大肆攻击；恩承上疏还指责工程维修不当，不去了解历代修堰情况，强行要将大分水鱼嘴退修等。经丁宝桢将工程前后情形一一详细汇报，加以剖辩，取得清廷认可，主要是使城乡民众免除水灾水患，房舍农田安全，“年丰谷贱”，保护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得到民间大众的欢迎，足以令丁宝桢欣慰。
（三）
灌县农民在都江堰工程上确实受惠了，但他们身负的经济负担并未减轻。这些重负来自哪里？当然是官僚的腐败。丁宝桢一到任就发现四川“风气浮靡”。全省官员从实缺到候补“竞尚奢靡，专工酬应，无端浪用，相率为常”（到川附陈大概情形片，卷一三，页一四九七）。他们所以能肆意挥霍，因实任者可以向民间加派；候补官员则寻机让下属补偿，“阴肆苛敛”。他还查明，省级藩库所存款项竟敢任意腾挪，每遇交代时一向“含糊报结”了事。结果库款“正杂则有亏，津捐则有亏，厘金则又有亏，视官库若私藏，以侵挪为得计”，以致无法结账者不下百数十起，亏款达数十万两。
丁宝桢对贪官们如此肆无忌惮地损公肥私痛心疾首，不容宽宥。他下令凡是涉及管理财政的官员，无论已经病故、参革还是实任或候补一律限其半年缴还欠款，逾限不完者坚决予以参革，并追还所有欠款，结清账目。同时，妥立管理章程，划分新案旧案，力为清理。他规定，以光绪三年四月一日为限，四月一日前为旧案，其后为新案，“限期既定，恪守不移”，既为国库“稍增裕饷”，更重要的是肃贪治吏，惩治挥霍浪费腐败堕落恶习，扭转污秽不良风气。
川省贪官们的敛财之道五花八门，所设夫马局就是明显一例。夫马局初设时，是因四川地处西部边陲，交通不便，特别是川北一带每年都有藏族喇嘛差使往来，属于特殊情况，故设此局，经费是按粮加派。然久而久之，夫马局便成为地方官们搜刮民财的渊薮，上行下效，各州县竞相设立。他们名为办差，实充私藁，民怨沸腾。丁宝桢接职仅两个月受到控诉夫马局的“不下数百纸”。他发现夫马局摊派苛重，“有每粮一两派收银六七两、制钱八九千不等”，比公派津贴捐输多出数倍，而且用度日益奢侈犹嫌不足，“营私剥民”之尤甚。丁宝桢在整顿吏政中，第一个举措就是裁撤夫马局，拔除了这个病国害民的毒瘤。
对弊政进行大手术的还有废除节寿等规礼之费。在官场，各级官员每到三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寿（官员的父母及本人）时刻，都要向上级馈赠礼物。州县一级一般馈送总督、将军的应酬银两，从千金至三四百两不等，布政司和按察司等以次递减，其他应酬尚不在内。为了借以获得上级宠信，官僚们左右逢源，“举国若狂，罔计公事”（丁集，13卷1500页），以至于私挪公款，收受贿赂，形成恶性循环。丁宝桢顾不得同事的情面，毫不犹豫地将其废除。
公私不分，利欲熏心，算计国家财政，必然“政事瞀乱，法度废弛”，渎职玩法，乃至草菅人命。由于川省官员长期玩忽职守，（接三．二八日折内容）积压的诉讼案件约百数十起。丁宝桢斥责道，诉讼案件关系“生民之大命”，他们却“相率晏安，不只听断为何物”，为害莫此为甚，“最足寒良善之心而长奸顽之气”，整顿吏治者必以此为大端。丁宝桢抛开按察使同布政使司一起制定规条，亦按清理公款办法分别新案旧案予以查核审结。以光绪三年四月一日以前为旧案，其后为新案，勒令各属按月审结。他要求司法官员每月审结新案九成，旧案带结五成，如达不到标准，即根据情况分别予以记过或撤参处分。还要求按月将接受的词讼案件内容及审理结案的判决书摘抄及时呈送到省，以检查其审理的快慢和公平与否。其中命盗重案必须每三日详报一次，杜绝隐匿瞒报，以抒发民气，伸张正义。
在严肃吏治清除非法规费时，丁宝桢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各级部门办公费用缺乏，也是导致官员捞取非法收入的因素。如按察使办理的刑名案件比内地省分繁杂，而养廉银（办公费用）远不足支配，不得不靠收受规礼以济公用。据此，他一面删除一切规礼费用，一面酌量从省盐务总局节省的办公费用项目下拨付一定经费补贴，接济该司正常处理政务，做到明正言顺，公私分明，讲求实效（一三卷一五五九页）。其后，成都、华阳等府县情形与按察司相同，又将省盐务总局节省的办公银两提出拨给这些部门（丁集15卷1799页）用作津贴。在盐政改革收入日益增加后，他对将军府以下各级部门皆配以津贴。
光绪五年丁宝桢向道府级官员重申，“从前一切节寿规礼永远裁革，不准再收分毫”，激励他们讲求廉洁，为下级做出表率。但如有人违反规定接受规礼，本督立即予以严格参办，并将馈送规礼的州县一并处治。这决不是空言恫吓，顶风违纪者大有人在。四川按察使方浚颐在支领津贴时，照旧收取陋规银两，却不办本职之事。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七日丁宝桢奏请将其革职（16卷1899页复陈川按察使方浚颐不能胜任片）。
对于扰乱盐政的不法官僚同样予以惩治。盐茶道蔡逢年“紊乱盐引，索收规费，私扣厘金、平余等款（五年二月十九页2o59），情节十分严重。在对其进行反复劝戒达到舌敝唇焦的程度仍不悔改后，五月十二日，丁宝桢请求清廷将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并还清扣挪银两回归藩库（具体见17卷清查盐务大概情形片 已抄）。七月，请新任盐茶道会同成都府，添派二名候补道在盐茶道署设立清查公所，要求他们分年、分地、分款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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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盐引、课厘、羡截、缴残、改派改代等一切卤务，务期一律清楚，毫不含糊。在事实具在面前，最终处置了蔡逢年，“将三十年来恶例扫荡之”（同上），“为营私坏法者戒”。其他被处治的官僚还有道员傅庆贻（18卷2079页借名“拨厘填羡”从中作弊，页二○七九）等。已革候补同知宋大奎气焰嚣张，竟到都察院喊冤，是“川省最不安分之员”，（18卷五年十二月页二一○三）1799页）但也毫不手软，照例参办。肃吏治贪基本扭转了盛行四川的贪风劣习。
丁宝桢励行改革，综核吏治而不废儒雅。如建书院，申请增加科举名额等希冀建造读书研究氛围，振兴士风，进一步改善地方社会环境，使四川成为西部裕饷固边的基地。
（四）
长期以来，四川动乱与民困交织，奢靡同贪风为伍。经过几年的治理，经济活跃起来，政风日趋好转，秩序稳定，实属不易。总结丁宝桢改革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点：
一是始终重视与谋求民生大计。丁宝桢认为“事之所系在国与民，则必行其志而后已”（墓志铭赵国华代）。接任的第三天即向清廷呈上《到川附陈大概情形片》，痛陈四川“吏贪民玩”的种种情状，尤其是对地方官僚的病民害民、疲玩民命行为嫉恶如仇，下决心扶危救弊，抚恤民生，仅筹议两个月就出台了颇有力度的整顿方案。裁撤夫马局，剔除了无裨地方的额外私派名目；改革盐务，详定新章，致财税渐有盈余，解决了百姓的食盐问题。又如劝办积谷备荒，在四川已经停顿数年，特别是川北一带屡受粮荒威胁。从光绪七年开始，丁宝桢通过劝办与拨厘采买两条途径积储粮食，制定了捐办章程（见21卷七年闰七月二十九页2463）。据国史本传记载：前后共劝办粮谷173万余石，买了27600石，（章程见21卷七年闰七月二十九页2463）以抒民困。
丁宝桢一直关注和解决民间的疾苦，因其摆正了国计与民生的互动关系。他看到绅民们承受的津贴捐输之重负，其数额已超出常设的地丁、关税、厘金，已比其他省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心窃伤之”，深知“病民兼以病国”（丁集13卷1500页），于是在经费异常拮据的情况下，决定先一次性免除此类捐输银80万两，同年，“以抒民力”。同年，丁宝桢在向清廷陈请修缮都江堰工程时陈述说，国库“赋出于民，民出于田”（丁集，14卷1651-1652页），四川绅民在正赋外被加征津贴三十余年达一千六七百万两，又自同治初年以来，派缴捐输不下一千二三百万两，若以财政拮据予以回绝，令他们田庐不保，实在“拂万姓之心”（丁集一四卷1653－1654），无以面对川省百姓。恐怕以后津捐“难期踊跃，殊失远大之计”（页1654），足可透视出其体察民情，抚恤民心的苦衷。民生与国计之间民生是基础，以此出发点就不难理解丁宝桢临终前仍坚持“固结民心，即所以培国脉”的道理。民生与国计之间，民生是基础，是长远大计，古今皆然。
二是洁身自好，廉洁奉公。丁宝桢自咸丰年间考取进士出仕以来，曾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在调往四川之前主掌山东巡抚八年，主持治理黄河决口水利工程，改革盐务，拿获私自出宫横行山东的太监安得海，政声颇佳。到四川以后，凡是要革除的弊政皆从总督衙门开始。他下令裁撤人们司空见惯的节、寿陋规，同样先从总督及两司、盐道开始，包括以前一切应酬规费“悉数革除，不留余隙”。他认为“法行其上理势必然”，“非刻己励行不足以资表率”（历陈川省败坏情形设法整顿折，十三1512页）。只要上级清廉，就能破除情面整饬僚属，共遵“大法小廉”，吏治一定会大有起色。事实上，自身清正廉洁，才能作到赏罚分明。因此，他敢于惩办大盐绅王余照，也大胆将襄办盐政有功的华联辉从布衣破格保举提拔为知县。大学士翁同和在日记中谈他对丁宝桢的印象是，“颇率真，无外官习气”。也有人论其“身后一棺萧然”，虽不无溢美之嫌，但从丁宝桢的所作所为，以操守清廉服人当为事实。
诚然，在清末贪风盛行的官场，成就廉吏实在不易，而勇于治贪肃吏则难上加难。但没有洁身自好，廉洁奉公，何谈严肃吏政！难怪翁同和慨叹“稚公令送礼者不得入辕门，虽文字卷轴一不启视，亦近今所罕见也”。（《翁文恭公日记》，见沈云龙丛书《近世人物志150-151页》翁氏的记述从侧面证实丁宝桢的操守得到了官员们的认可。
三是作风泼辣，刚正不阿，治政以“威猛”见长。丁宝桢在四川的改革力度大，“考核较真”，“凡有兴革不避嫌怨”，不讲情面，因而牵涉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遭遇到来自多方阻力，“频遭诬诋”（19卷六年四月页2263），几次受谤，甚至触犯了四川将军。但他不为动摇，置一切毁誉于度外（李端棻作序），为的是挽回颓风，发扬正气。
坚忍不拔，不怕丢官罢职，不怕挟私报复，“百折不变，一意孤行”，是丁宝桢励行改革的严肃作风与风格。时人评论他“生平处大事无所趋避多矣”（见墓志铭）。丁宝桢在山东时就锐气十足，“气慑万夫”，（见陈田黔诗文）“痛摘深剔”多年积弊。冒天下之大不韪阻截私自出宫的西后亲信太监安德海，并将其处决一事就是典型的一例。在四川，盐政改革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争议也最大。丁不怕捅马蜂窝，创办伊始，谤议迭起，封章交劾，清廷连续派大员调查虚实。先是派礼部尚书恩承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童华，偏听偏信，一应改革予以全盘否定。他们听信个别人意见要将官运商销改为官督商销，引起川省一片哗然。清廷不得不再派户部官员认真复查，结果发现效果颇佳，不仅新定输盐数额全部销完，连原来滞销的盐引，积压的盐斤售出颇多，收入达一百余万两白银，才得到清政府的认可。其后，成都将军恒训诬说盐运“病商民，流弊大”，丁宝桢毫不退缩，坚决抗辩，最终获得中央和地方的交口称赞；官局总办唐炯也因协助总督改革，两次受谤，唐炯坚决请求辞职。丁宝桢也曾慨叹“天下事为之甚难，言之甚易，成之甚，毁之甚易”，不能不为“抚膺增痛”（页2263），不过还是以大义相激励，挽留了唐炯与之共同完成改革大业。
时人刘愚在其《致黎锦堂廉使书》中称赞，“丁公清操自持，以力挽颓风为己任，固可与有为也。然数月中劾罢一臬司、一盐道，人谓其威不可测”（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卷549页），丁宝桢雷厉风行、“廉威有刚”的一贯作风可见一斑。
丁宝桢在四川的改革，论其地域以及在西部的地位，影响非但只在一省，亦波及于云贵和西部各省。清末知名的政治家李鸿章说过，“窃念时局多艰，西陲一隅，全赖大才挹拄”，“西川……实恃公为万里长城也”。（朋僚函稿卷24，页22-23）其评论不无道理。
（文章来源：《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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