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海权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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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的主要经办人李鸿章
作者：许华
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1世纪是被世界各国公认的海洋世纪。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回顾并深刻反思一个多世纪以来海洋与中国历史发展命运之间的密切关系，自有一番特别的意义。
一、海上军事斗争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鸦片战争，从海上敲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由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二十年之后英法联军的侵华舰队卷土重来，再次用坚船利炮突破中国的海上藩篱，然后驱兵北京城，点火焚烧了圆明园。1884年，法国远东舰队在侵华战争中肆行于中国东南沿海，在马尾全歼了中国的福建水师。十年之后的甲午战争，更是上演了一幕兰色的历史大悲剧，日本海军全歼中国海军北洋舰队，区区岛国将泱泱大清帝国彻底打跨。几年过后，八国联军的舰队又不费吹灰之力，迫使清朝政府接受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将中华民族彻底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深渊。此后的中国，更是国门洞开，有海无防；外国侵略者的军舰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
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英、法、日、俄、美、德等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百余年里，中国由一个完全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亦步亦趋地沦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深渊，中华民族在此历史过程中虽不断奋起抗争，但更多的则是历尽劫难，饱尝屈辱。回顾这一段不幸的民族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外敌的不断入侵、特别是来自海上的外敌不断的入侵，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大劫难的直接根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更是一部列强从海上侵略中国并频频得手的历史。如果说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是构成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演变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在海洋方向入侵与反入侵的军事斗争，则关系着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胜负成败，从而也就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命运。
二、中华民族在海洋方向的奋力抗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国家所面临的海洋方向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以30余艘舰船和不足万人组成的英国远征军，远涉重洋侵犯中国，使拥有近百万常备军的中国军队一触即溃。清政府从全国调兵遣将，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武器装备，但在历时两年的战争和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竟然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没能守住一处重要阵地，最后落得一个割地赔款的战败结局。这一严酷的现实，使朝野上下均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震动；并迫使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睁开自己的双眼，用客观冷静的目光去仔细审视周围早以变得陌生的外部世界，进而去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林则徐堪称为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出于抗击侵略的需要，他特别重视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及装备，大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方略。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面对强敌自海上入侵的严酷现实，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下，魏源大胆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他从直观的认识出发，指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必须老老实实向拥有“坚船利炮”先进武器装备的西方国家学习。针对当时视西方先进科技为“奇技淫巧”的强大的封建顽固保守势力，魏源冒着大逆不道的骂名，巧妙引证古代历史予以驳斥，并再三强调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鉴于“海战全争上风，无战船则有上风而不能乘”，在其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中，建议在广东虎门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专门建造坚船利炮。魏源甚至还规划出创立中国近代海军的初步方案，要用250万两白银建成拥有110艘西式军舰和三万名官兵的一支海军力量，聘请外国人来传授西方先进的海军技术和训练方法，精习驾驶、攻击之术，期成“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的有利海防态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愧为伟大思想宗师的魏源还将目光投向了国家的经济与财政等领域，大胆倡议开发工商业以富国力，并主张集中财力训练精兵。他更强调尊重人才：“国家之有人才，犹山川之有草木”，竭力倡设培养海军人才的考试制度，以培养大批人才作为建设强大海军力量的基础。魏源这些积极的思想主张，出现于当时闭关锁国的铁桶天下，实属难能可贵；这些思想对其身后出现的大办海军海防的热潮，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建设和近代军事工业建设做好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在魏源《海国图志》问世的时代，还出现了林福祥的《平海心筹》、严如煜的《洋防辑要》、李光建的《海防新编》、桂文灿的《海防要览》、徐金镜的《海防事宜》等一大批探讨海防问题的著作，给当时气息窒人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一度形成了一个“睁眼向洋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探索热潮。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的这批有识之士及其著作，在19世纪40年代闭关锁国的铁桶天下，为近代中国海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拉开了历史的序幕。在此后数十年清王朝苦心营办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曲折历程中，时时处处都显现着魏源等伟大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踪影。
但在近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再次落败。英法联军的胜利，再次显示出海军舰队实施海上机动作战的巨大优势，清朝统治集团中有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创建强大海军以抵御外侮，被列入清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由于处于封建专制之下的中国没有工业及其造舰制炮的技术和人才，咸丰皇帝在1861年拍板决定向西方购买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几经周折，花费巨资买来的却是一支挂着外国旗帜的“阿思本舰队”，朝野舆论一片哗然；清政府不得不遣散了这支不伦不类的舰队。在为此付出了67万两白银的“学费”之后，中国人充分领略了海权在握的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
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病逝，清军剿灭太平军之大局已指日可待。次日，由恭亲王奕诉领衔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强烈要求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以图自强的奏折，在暮气深重的紫禁城激起了冲天的反响。这份奏折还附呈了李鸿章写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其中数语，确为当时高级官员们不敢想更不敢言：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蠹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萌发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在当时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环视之下，紧锣密鼓地登上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1862年，曾国藩主持创设的安庆内军械所仿造的“黄鹄”号轮船建成下水；1865年，在李鸿章主持下，江海关道丁日昌购买了上海虹口美商开办的一家旗记铁厂，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极其著名的江南机器制造局。
悉心于经世致用并极力研究外洋事务的闽浙总督左宗棠于1866年向清廷提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而中国海船则日见其少，其仅存者船式粗笨，工料简率。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无从检校，致泰西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衅逞强，靡所不至”，“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与无格，势与无禁，将若之何？！”针对严峻的海上外患，左宗棠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的建议。左宗棠特别留心注意到，不仅西洋各国的舰船越造越精，而且东邻日本也开始仿造轮船，并派人到英国学习造船技术；他断定日本在数年之后必有大成。为此他发出诘问：“彼此同一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如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如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在左宗棠的多次恳请之下，清政府终于在这一年批准他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下设有造船厂和船政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第一个也是极其宝贵的造舰育才大基地。
但中国自造军舰发展海军的道路并不平坦。1872年内阁大学士宋晋以“糜费太重”为由奏请朝廷停止建造军舰，引起一番争论。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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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之难和财源之缺，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他说：“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互为表里，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因而“今倡办华轮，实为国体、商情、财政、兵力展拓之基局”。用今天的话来讲，李鸿章是在努力探索一条军用与民用相结合的海军发展道路。生产力的低下和生产关系的落后，使“中国造船之银，倍于购船之价”，加之“拘于成法，牵于众议”，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思想并不统一，因此海军海防事业不得不在泥泞不堪的沼泽地里艰难跋涉。
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此事虽以和谈告终而未开启中日战端，但它却在中国朝野上下引起强烈震动并在清廷内部引发了一场“海防大讨论”。其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最令人瞩目，也确能反映出海军海防问题在当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这篇洋洋万言的奏折中，他首先分析了严峻的国防形势：“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在分析了前所未有的严酷对外形势的同时，李鸿章还特别一针见血地强调指出，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在于国家的实力：“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弟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他还将海军海防问题提升到新的社会发展高度来作认识：“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在这次“海防大讨论”之后，李鸿章又急切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但腐败的清政府却不以为然，没有大举兴办海军。1884年8月，中法战争马江一役，福建水师全军覆灭。战争刚一结束，年轻的光绪皇帝就郑重颁布了“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随即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宣告成立，海军成为国家的经制军种之一，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随着大量外购的军舰陆续到华服役，总理海军衙门于1888年秋上奏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它拥有铁甲巨舰（在当时具有今天航空母舰的地位）2艘、巡洋舰8艘和炮舰等10余艘，总吨位超过四万吨。这是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强盛顶点。
三、“伤心问东亚海权”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世界近代史上一场典型的“海军制胜”的战争。交战双方隔海相望的地理态势，加之发动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围绕制海权所制定的作战计划，都决定了海军舰队在这场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的战争结果是，拥有庞大北洋舰队的中国又一次惨遭彻底的败局。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北洋舰队不可谓“兵不强，马不壮”，以邓世昌为代表的广大爱国官兵不可谓作战不英勇。但不幸的是，北洋舰队在战争中却初受挫于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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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遭创于黄海、最终全军覆灭于威海卫军港，从而彻底铸成中国的败局。中国建立了一支在当时亚洲乃至世界都令人刮目相看的具有一流阵容及其实力的海军，为什么还是逃脱不了失败的悲惨命运呢？
在以海军制胜的甲午战争中，交战双方对海权的认识和利用（不论是自觉或非自觉）的程度高低，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最终胜负结局。我们无法否认，在鸦片战争初次领教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之后，中国清朝政府和无数有识之士在海军海防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甚至一度建成一支在亚洲首屈一指的庞大舰队。但为什么中国发展近代海军却换不来国家的兴旺发达，反而在反侵略战争中连连失败？一言以蔽之的答案就是，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从来就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从来就没有与发展海权相联系。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曾经非常深刻并高度概括地对此问题作了精辟的总结。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有感于当时仍然严峻的海防形势，孙中山先生在其亲笔题写的挽联中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时代浩叹。的确，孙中山先生精准地看到中国屡遭外敌欺凌的症结所在——海权。中国无海权则国家无兴盛，甲午战争为之提供了最令人信服也最惨痛的历史教训。那么，海权是什么呢？
在甲午战争前的几年时间里，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就连续发表了《制海权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1793—1812历史的影响》两部伟大著作，以理性的思维总结了海权理论，从而震动了整个世界。马汉的海权理论，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的最高战略层面。后来他进一步在《海军战略》一书中概括指出：“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对海权的运用便是海军战略。”马汉的海权理论告诉我们，海权是一个战略范畴，是国家海洋战略与海军战略的核心与基础。海权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艺术，实现在全局上对海洋上的控制权力。1890年，小罗斯福读了马汉最早的海权著作之后，立即激动地写信给马汉说：“如果我不把它当作一部经典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1901年，小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于是，马汉的海权理论被带进了白宫。原本长期奉行大陆战略的美国人，就此开始建立一支在马汉海权理论指导下的强大海军，从而也就开始了美国人称雄世界的新纪元。美国全美图书馆协会主席罗伯特·唐斯教授在其所著的《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六本著作》一书中，将马汉的《海军战略》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一同并列，认为它对人类近代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是的，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世界各国、尤其是沿海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无可选择地与海洋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兴衰荣辱也无可选择地与海军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国家为贸易而向海外拓殖，为拓殖而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和海军实际上已成为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战略问题。
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发展近代海军并没有真正看清楚这一不可抗拒的世界时代大潮，而始终局限于对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本能反应，仅仅是一种企图重新关上国门的较低层面的军事防御对策。因此，中国发展海军的整个过程始终呈现出一种“海患紧则海军兴、海患缓则海军弛”的被动、消极和短视的状态。即便是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发出“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战略动员令时，封建统治者也没有能够透彻地洞悉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而改变和更新那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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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大海仅仅当作天然屏障的陈腐落后的海洋观念，仍然顽固地将发展海军作为重关国门之策。因此在1888年北洋舰队组建成军之后，当清政府认为海军已经发展到“用之自守尚有余”的时候，便停止了海军的继续发展，甚至将有限的海军经费挪用于修缮皇家园林。这种低层面的思维方式，使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陷入三个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
矛盾之一：中国发展近代海军缺乏资本主义经济之“源”。
从18世纪到鸦片战争的百年间，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大致徘徊在不足四千万两白银的水平上，其中田赋一项就占到75—80%之高。百年经济发展的停滞实际上已等于负增长，加之鸦片贸易造成了巨额逆差，使清政府长期处于财政拮据、入不敷出的窘境。因此在鸦片战争期间，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人所进行的海防振兴事业，极少得到清政府在经费上的支持，全靠自行筹集款项。其来源一是历年洋商捐资的留成；二是动员商人临时捐资；三是向广东省大小官员和民间摊派。按当时建造之例价，一艘近海缉私快船需银432两，一座炮台为15000两。林则徐当时深感“筹措经费，实为首务”；其实，他当时的举措仅是很小规模的，但已感到经费上的头痛了。
而及至李鸿章具体主持海军发展的年代，这一矛盾就更加尖锐了。1875年，清政府决定从东南几省的关税和厘金中，每年抽400万两充作海军经费，但因层层截留而从未满额，海军每年仅得到一半。此时，西方列强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蒸汽机被普遍采用，海军装备朝着大型铁甲舰方向发展，其经费也与日俱增。1861年，中国购买那支挂洋旗的“阿思本舰队”只需花费白银150万两；而到1880年代仅购买一艘7300吨级的铁甲舰，其费用就高达182.4万两。清政府向德国订造“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舰共需银400万两。这笔经费就是临时多方筹措的，其中有海防经费、轮船招商局所偿的贷款、皖南盐商的捐款等。由于经费有限，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清政府不得不集中力量先行发展北洋海军。由此可见，一个没有资本原始积累的国家，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封建落后国家，在当时是很难搞好海军建设和发展的。
矛盾之二：中国发展近代海军没有资本主义政治之“本”。
从军事经济理论上讲，“强兵”与“富国”实质上就是军事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军事的本原是经济，“强兵”最终要靠“富国”来实现；另一方面，军事又对经济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既可能表现为对经济的破坏和阻滞，也可能表现为对经济的促进和先导，在后一种情况下，“强兵”则成为“富国”的推动力。马汉在自己的著作中，用羡慕不已的笔调对享有“日不落帝国”之称的大英帝国作了这样的评述：“英国政府的优势在于能利用它的威力巨大的海上力量这个武器。海上力量使它富有，并反过来保护了使它致富的贸易。利用它的钱，支持和鼓励了它为数不多的援助者。它的舰船能够抵达的地方，都有它的势力，并且没有人对海洋归于它提出质疑。只要它愿意，它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并且随它一起去的是它的大炮和部队。通过这种机动，它的部队能成倍地增加，而使敌人部队被分散了。作为海洋上的统治者，它堵住了海洋上的所有交通干线。”
中国的近代化必须从“强兵”起步。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就不可能对付来自海洋方向的挑战，国将不国，焉富之有？这本身就体现出“强兵”对“富国”的反作用。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和先进科学技术的集中体现者，近代海军又有其不可抗拒的客观发展规律。它必须有一定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从根本上讲，就是需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如果没有，就必须去建立和创造之。马汉指出：“平时贸易是一支强大海军的基础”；“发展海权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是喜欢贸易，包括必须生产某些用来交换的产品。”实际上，在大力发展近代海军的强烈军事需求的刺激下，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了喧嚣一时的“洋务运动”，逐渐引进了大机器工业，采用了新的科学技术，培养了近代海军所必备的专门人才，使工业、科技、教育都加快了近代化的前进步伐。更重要的是，它促使中国明朝末年以来生长缓慢的资本主义萌芽得到较快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最初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造成了生产关系的部分改变。这实际上成为新的经济结构的先导，实际上在为“富国”开辟着道路；而这也恰恰正是使中国富国强兵的唯一通途。
然而，封建王朝并没能认清形势而抓住时机，进而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使“富国”与“强兵”有机地结合起来，互促相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王朝在政治上的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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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和落伍。当不改变生产关系已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之需要时，清王朝宁愿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许其越出封建生产关系雷池之一步。它千方百计地“禁海”，限制对外贸易，重农抑商，顽固抵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虽一度“强兵”在先，但听任“富国”滞后，终不能达到真正的“强兵”；于是，中国海军衰败，海上藩篱尽失，国家日益沉沦，其“自强”、“求富”的整个近代化事业亦终成泡影。
矛盾之三：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仅仅用之于“防”。
近代海军是应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需求而生长的，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战略历来都是以进攻为主。而中国发展近代海军的意识产生于对外敌海上入侵的被动反应，所以中国近代海军尚在母腹中孕育之初，就单纯是为了防御，这与近代海军本身的历史使命相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是为了海外贸易和向海外扩张的原始积累而积极发展海军的，它们需要与进行全球贸易和开拓殖民地相适应的海军舰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和技术。所有资本主义的海上强国对海权的运用都集中在海军战略上。这是以世界海洋为舞台的海军战略，是为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服务的海军战略。
处在这一时代的清朝政府，在起步发展近代海军时却全然没有这样高瞻远瞩的国家发展战略。但说其完全没有国家战略意识也不确切，它毕竟是为了保持国家政治、经济上的闭关自守而发展海军的，其政治、经济和军事之间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只不过从来就没有从国家需要控制和利用海洋的高度，将三者通盘筹划而去发展海军。这种低层次的国家战略，必然制约着海军的军事战略。因为服务于闭关自守的国家政治目标时，海军只被用于守卫海防，保住疆土；而不需要争夺海权，不需要具备远洋进攻的能力和信心，也不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
作为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主要经办人，李鸿章的海军海防思想也打上了缺乏海权意识的印记，并在甲午战争中造成中国海军北洋舰队的保守战略。李鸿章对国防的基本主张是陆主海从，他说：“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1879年，李鸿章在《筹议购船选将折》中说：“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纵观李鸿章二十年的海军海防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其具有的三个基本点：1.陆主海从的海口防御和近海防御；2.不穷兵于海外的“建威销萌”；3.强调海口要塞的防御作用。显然，李鸿章海军海防思想中所缺乏的，是以舰队决战的方式争夺制海权，正由于这种不是真正积极的海军海防思想，决定了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处于消极防御的被动状态。
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虽不允许北洋舰队株守军港而避战保船，但他对北洋舰队的作战指导思想并不是积极的，这主要是由于他缺乏舰队“海上决战”的明确思想。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对北洋舰队的作战指导原则是：1.保全军舰；2.寻找战机袭击日军运兵船团；3.保护己方海上运输线的安全。这里，保全军舰仅被用作保护自己的海上运兵线，这就必然使北洋舰队本应具有的战略使用价值被大打折扣，使这支颇具规模的海上机动攻击力量充当运输和护航队，最多也只能充当针对敌方运输船团的突击队，而不能使敌方海军作战兵力受到致命打击，从而也就难以使北洋舰队在战争中获得彻底的胜利。
而要在甲午战争中取胜，则必须采取主动而大胆的海上攻击行动，这就要求北洋舰队随时作好与日方海军主力进行海上决战的思想与物质准备，而绝非时时谨防或惧怕与日方舰队进行实际上难以避免的海上决战。与李鸿章的海军作战指导思想完全相反的是，日军大本营非常明确地将通过海上决战而歼灭北洋舰队列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首要作战任务（以此为其输送陆军主力进入渤海湾登陆进而实施直隶平原决战而创造条件）。从纯军事的意义上说，日军大本营这种明确的“海上决战”的海军作战指导思想是可取的，这也正是李鸿章和中国军政当局所亟缺的重要一条。仅此一点，是充分显露出中日两国在海军战略暨海权运用方面的明显高下之差；其在战场上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步并不迟于日本，中国当时完全具有与日本同等的在亚洲崛起的历史机遇。可惜的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没有海权意识，没有为争夺海权而发展海军的意识，而是企图将一个产生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近代新军种纳入封建主义的陈腐轨道，企图用代表和体现着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坚船利炮去维护濒临死亡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论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执政者们对海权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否有共同的认知，但他们在海军战略方面的实践，已最终充分证实和检验出海权的重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海权这一把无情的时代利剑，决定了近代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而依凭海军制胜的甲午战争，也正是历史对中日两国的评判。甲午海战所具有的重要启示意义，也正在于此。
结语
新的21世纪已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海洋的世纪。海洋，从被人们视为是海上交通的介质，到被视为一个巨大的战略资源宝库，也大大出乎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当年的预料。随着人类认识上的这一历史性飞跃，海权理论也必将被注入更新、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人类未来在海洋上的竞争势必更加激烈甚至残酷无情。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华民族在海权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和记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海洋世纪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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