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王杰：关于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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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杰：关于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研究的思考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惊见一出奇特的历史画卷：孙中山领导“起共和而终帝制”的壮举功成于国内，指导和主导革命的力量原本理应在本土生发，但引人入胜的是，海外革命策源地应运而生，“出尽风头”，作用彰显；华侨“横空出世”，成了早期革命的主导力量，并推动了民主革命的深入发展。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特殊性”使然。由是，海外策源地体现了“输入性”“漂移性”“影子性”的特质。
孙中山在阐释民主革命事功时有过相当多的如是说法：“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新军与会党。”董必武认为：“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强有力支持者。” 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毋庸置疑，中国民主革命从海外发轫，在特殊的革命环境中，孙中山创造性地创建了民主革命的“海外策源地”，这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建树，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特殊性的典范式展示。完全可以作这样表述：没有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孕育与运筹，就没有民主革命运作与成功。海外策源地的建立，功不可没。
毋庸讳言，多年以来，史界也出现了一个惑人的现象：史家对“海外策源地”字眼耳熟能详，不时被提及与引用，但在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里，对海外策源地发阐的文字却难得一见。一个多世纪过去，史籍似乎对策源中国革命的海外根据地有嫌“不公平”。
海外策源地发轫于檀香山，随后在香港、日本、美洲、南洋等地联动。各板块策源地建立时间有先后，持续有长短，涉面有大小，但是，以海外策源地的“整体”视角考察，在促进民主革命思想的萌发与扩展，推动筹款捐助，引导华侨回国参加起义等作用而言，优劣互补，相辅相成，所引发于民主革命的意义都是“共时性”的——无需强调某一板块影响的多寡与轻重。
海外策源地之说要
策源地的地位与作用。海外策源地立足于海外，其所有的思想策源、组织党势、宣传鼓动、筹款捐献、谋划起义等等要项的运作，都服务于推动祖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推翻清朝专制政治、创立民主共和大业。毋庸讳言，辛亥革命的成功，凭藉多种因素的“合力”促成，但策源地的发韧之举、先驱之声、捐资之功、推助之劳，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近代政党与策源地孪生。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独特现象。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问世于檀香山，是为政党（雏形）之滥觞，标志着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发轫，开创了以华侨为骨干的革命团体领导中国革命的先河。东京同盟会，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政党横空出世，形成了全国革命的核心集团，留学生成为政党的中坚力量，日本因之一跃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策源地。为了壮大革命组织，同盟会骨干随后分别驰赴南洋、美洲发展分会。随着各地同盟会分会机构的建立，策源地的“板块”地域逐次扩大。
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命题。如果说近代政党与策源地孪生，那么，华侨便是海外策源地之母。“母”特质的外化，体现于华侨极大的爱国救国热情及其可贵的担当精神。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和躬行者，又是体验者和见证者，在回顾革命历程与评价事功贡献时，不忘初衷，强调：“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十余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以长留于国人之脑海。” 孙中山虽然没有题词或提及“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一说法，但是，从孙一向关于对华侨的褒扬表述，他对这一说法是高度认同的，是没有异议的。张永福在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忆述：“现在有许多人，都承认孙先生说的‘华侨有功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是孙中山关于“华侨是革命之母”说的唯一出处。
策源地的创新驱动。革命的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运动，策源地在民主革命过程的“创新”成果，可以誉为民主革命活力与动力的源泉，促使海外策源地的革命行进充满了勃勃生机。南洋的阅书报社，寓立党与宣传于其中，革命活动在其美名的掩饰下大行其道，胜似暗渡陈仓。美洲洪门致公堂与同盟会合二而一，开创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最早”的“统一战线”，成功地导演了美洲华侨革命的风潮。筹款是最为艰辛的活动，檀香山和香港“开其端”，南洋“接其续”，而美洲“推其澜”。美洲“发明”将致公堂会所抵押资助捐款，既减轻了个人的压力，又代表了会众的集体意志，可谓一举二得，彼此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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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失败孕育了成功基因。策源地在17年（1894-1911）的光阴中，筹划组织了10武装反清起义及多次暗杀活动，除一二次暗杀成功之外，所有的起事都失败了。不容忽略的是，失败不是白费，鲜血没有白流。第一次起义未遂，社会效应不大，但政治影响不凡：向清廷开了第一枪，宣示了革命党的诞生，并要以暴力推翻清朝统治，吹响了开先的号角!更有实质意义的是造就了孙中山（经过伦敦蒙难）名扬四海，为革命党“造”出了伟大领袖!西南边陲的多次失败，引发了党人的反思，分兵经营长江中下游，又从运动会党到策动新军，一是扩大了革命火种的散布，二是拓展了依靠的力量，播种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契机!黄花岗一役，党人“以死唤醒国民”的目的“如愿”达到，五个月后，武昌起义成功。没有前十次起义对清廷的冲击、没有屡败屡起精神对民众的激励与唤醒，没有前期起义经验教训的启迪，便没有辛亥革命的洪流。如果说，黄花岗起义与武昌起义并寿，那么，可以说此前之每次起义，都为武昌起义立下奠基之功。
会党是早期起义的主力。策源地早期武装反清，主要依靠会党的力量。会党是传统游民社会的组织，人员良莠不齐，作风优劣明显。有激情、肯冒险、不怕死、讲哥们义气，是其优长；见利忘义，无担当精神，图利而来，无利即去，缺乏责任感是为劣根性之痼疾。为何要利用这么一种力量？应该正视的是，孙中山革命伊始，白手起家，孤立无援，面对强大的清政府，他只能利用传统社会的力量、下层的基本民众。洪门具有反清的传统，又与海外华侨相联系，邓荫南、尤列、郑士良等便是不可多得的血性者与胆识者，是孙中山唯一可以信赖和调动的力量。舍会党其谁？这便是存在决定意识。随着国人的觉醒以及革命风潮的鼓荡，转而依靠新军和知识界，这便是后话。
孙中山是策源地的引擎。孙中山的引擎贡献，主要体现于思想策动与板块串连。思想策动，初期以“排满”“反清”为号召，同盟会成立，孙中山确立了“三民主义”的纲领，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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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共和政治为宗旨。他发动的“革命”与“保皇”的大论战，在策源地先后持续了两三年，扫清了革命的绊脚石，奠立了策源地的革命思想基础，营造了策源地倾向革命的氛围，这是策源地得以在“革命”的旗号下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板块串联，孙中山以职业革命家为己任，出生入死，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伦敦蒙难，他逃过被秘密押回处死的厄运，从此扬名；两次倒孙风潮，他虚怀若谷，没有溺于党内意气争斗的漩涡，埋头策划反清起义；经费不济，他环球奔走，亲自到美洲打开局面；他随时随地宣传革命，其富于激情和鼓动式的演讲，赢得了侨众的共鸣。他以流亡革命家的身份，牵起了各个“板块”的联络，导演了海外“整个”策源地的革命风云。以是，后来，有华侨称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国父”，“更称之为侨父”。
华侨的捐输数目存疑。策源地对民主革命的热情捐助是为最大的亮点，无可置疑者，这是难以弄得清楚的一笔“糊涂账”。不少学人此前做过努力，有过统计，平实说来，也只是“参据”而已。其原因很多：或因为缺乏实时记录，多为时人回忆，有嫌虚高；或申报数与实缴数不符，甚至有只报不缴者，存在水分；或只有总计，没有明细，如有说孙眉捐出70多万美元，似是一种估算；或有捐款数目，缺失用途去向 ，不甚了了；或仅记载数目而币种不明（美元、港币、秘鲁银元、叻币、缅元），难以换算；还有款项直接捐给个人，如美洲一工人给孙中山送来一麻袋钱，理性估计，里头装的应是小币，而究竟数目几何，奈何永远成谜矣。
策源地之“板块”比较
与“整体”相对而言，策源地各个“板块”错落分布，形态各异、别有侧重、时有异同，彼此互动，又独立成体。透过繁纷复杂的表象，展示出一些“个体”的精彩，这便是比较中之“特色”。
从“板块”策源地华侨的思想水平看，日本高于美洲，美洲高于南洋。
旅日华侨以经商为主，其知识储备和经济头脑相对略胜一筹，加之前往日本留学的知识人士较多，华侨的整体知识（思想）水平相对偏高。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论战”首当其冲便是其突出的体现。南洋华侨人数众多，以清朝逃犯和避灾流民为主（该地谓之“新客”），分母基数大，是华侨文化水平总体略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保皇与革命的论战为例，思想对决发端于日本，并非全是偶然，与日本华侨和留学生文化素质、知识储备，素质涵养，思维灵敏，洞察明辨等方面都有关系。反观南洋的论战，人身攻击、脏话无忌、恶语相向等现象不时可见，或可从一个侧面佐证南洋地区知识素养的欠缺。其间，保皇党人因理念、思想、文字略逊一筹，便使出勾结清廷驻外使节、殖民当局以及地方恶霸的卑劣方式来陷害和摧残论争对手，无疑是素质的一种折射。
从经济援助的热度来看，南洋胜于美洲，美洲高于日本。
南洋“板块”是孙中山在华南地区发动的十次武装起义中支持最多、最直接的地区，除第一次广州起义之外，其他九次都厕身其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努力，不少华侨巨商在捐献时不惜毁家纾难，比如张永福、林义顺、吴世荣等。南洋“板块”支持革命的力度之大，时间之持久，与其他“板块”策源地相比都略胜一筹。美洲“板块”革命思想启蒙较早，但是，直到1911年间具规模的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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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才凸显出来。日本“板块”捐献革命的规模小、数量少，是总体特征。从革命重心驻足的时间长短来看，也能略窥其貌，1905年左右，因留日学生的支持力度，革命重心在日本日渐成型，但其革命重心形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孙中山另择革命重心的时期。自1907年开始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重心一直在南洋“板块”流转，南洋侨众热情赞襄革命是对南洋“板块”策源地的最好的哺育。
从“板块”互动上看，盘活了策源地一盘棋。板块间之互动，由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之骨干串联促成。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党人的成功协调，增进了优劣互补，加强了相互援应，整合形成海外整个革命策源地的最大优势。檀香山“板块”崛起未几，孙中山匆匆赶回香港组织起义，盖因香港凸显“地利”之长；广东起义失利，孙中山移驻越南，策划西南的起义，且因当地华侨既凭地利，又握“人和”；筹备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南洋筹款遇到困难，孙中山又奔赴美洲发动洪门补救。因香港创办中国日报，陈少白从日本南下主持；南洋支部出现人事纠葛，派胡汉民亲自坐镇；筹组缅甸同盟会需要支持，党人骨干接踵驰援；加拿大对保皇党论战急需主笔，冯自由即从香港空降而至。举凡，有无互通，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策源地之解读仍在路上
历史是建构出来的，只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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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接近历史真相，难以完全还原历史面容。笔者不赞成历史虚无主义，更不是主张虚无的历史。只是强调：后人在还原历史场景时，囿于材料、逻辑、方法、理论、视角、层次、学识、能力等等的局限，或会导致这样或那样不足，乃至导引建构出来的历史存在彼此间的遗憾。热点的不时更替，话语体系不断变动，说明百年以来，我们对历史的建构仍在路上，也没有结束的那一天。
对“海外策源地”课题探步，较于之策源地这座“冰山”，本题自忖只是触摸其“一角”，由于史料繁杂，良莠不齐，加上时间仓匆，够不上考证与辨伪，自觉仍有很多不足亟待完善和补充。要以海外策源地“是什么”作为研究视角和关注方向，通过相关史料的梳理、罗列、分析与解读，对海外策源地的样态、情状、关系、互动、贡献和特质进行了阐释，用以解答“何为策源地”以及“策源地何为”。
然则，海外策源地有许多“为什么”的问题值得深入发掘和探究，有如：
近代民众对待“华侨”态度是如何转变的，转折点在哪里，因何转变以及为何转变？与之相关，华侨群体对“华侨”身份的认知与认同，与海内外间的关联千丝万缕，是怎样的国内外大环境造就了近代中国华侨群体的自我认同？
作为边缘人的华侨与边际人的留学生，他们之间身份如何互换，身份变化（或一身多兼）同时，心理如何调节与适应。同处“边缘”地位的这一特殊群体，之间是如何互动，如何相辅相成，或相反相克？
同属策源地之“板块”，日本、香港、美洲以及南洋何以呈现出如此多姿之样态、特质以及差异，其间之异同能否归结于地域与社情的不同？地理的阻隔、时空的限制，是否阻断各“板块”策源地之间的联络与互动？
华侨具有敏感的主观能动性，在对待清廷、维新党以及革命派时经历了怎样的态度变化？当“天崩地坼”来临，蜕去旧时代臣民的束缚，追求新时代公民的自由，华侨群体是否就是顺利过渡？他们有没有经历别样的心境衍变以及特殊的心路历程？
国内官僚群体与驻外使臣在对待革命派，看待海外策源地的问题上是否存在共同之处？相互有无隔阂？
海外会党是国内会党的一种衍变，国内外会党在思想基础、组织架构、结社规则、运行模式以及参与革命等方面有否异同？两方有无互动，怎样互动？在携手合作的关口，两者的关系如何相处，主次怎分？
乡绅与华侨的关系问题，乡绅如何看待华侨，华侨能否成为乡绅？乡绅与华侨身份的互换折射出怎样的时代变迁？
“策源地”视野之下的各个“板块”之华侨，有无上下层之分（南洋荷属可见，美洲怎样），之间有无互动，对策源革命的态度及其演变的状态若何？
“策源地”以及华侨革命的隐性与显性何在，归因何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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