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论郭廷以“史事日志”系列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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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论郭廷以“史事日志”系列写作 ...

【内容摘要】郭廷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所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等多种编年系事型作品，嘉惠学林甚多。“日志”体裁的写作，几乎贯穿郭廷以学术生涯的始终，堪谓其史学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种。他认为史事日志等于“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或曰“近代中国史的工具书”，由于强调历史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故视此史学体裁特别重要。考察郭廷以撰写“史事日志”的具体缘起和过程，并以此为中心重建近代史研究前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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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往的史实，可由一个重要侧面了解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早期发展的特点，并对当下研究有所启发。
【关 键 词】郭廷以；史事日志；中国近代史学史。
【作者简介】戴海斌，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研究。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般认为，大约要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的概念才为人普遍接受[1]。相比于古史领域一轮接一轮新旧相攻、激烈争辩的热闹场面，民国时期的近代史研究似乎就寂寞得多。三四十年代以降，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勃兴，中国近代史研究地位陡升，由附庸而蔚为大国，名家辈出，成绩斐然。自李鼎声以下，华岗、何干之、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著述，实际成为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渊源。而今人言及研治近代史的民国学人，除唯物史观阵营的多位大将外，不过蒋廷黻、罗家伦、陈恭禄、郭廷以等寥寥数位。前两位被公认为近代史研究奠基性人物，引领风气之先，令人遗憾的是，后均转投政界，无暇著述。罗仅在方法论层面上作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示人以研究“科学的近代史”之津梁，但开风气不为师[2]。为人所称道的蒋著《近代中国史》（后改名《中国近代史大纲》）初版于1938年，是他利用政治生涯空闲，在两个月时间内完成的，自定义不过是“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此后再无治学时间与精力完成更具分量的研究了。陈恭禄的学术生命延续至新中国建立后，但格于环境，创造力已不复当年。他后来出版的史料学著述内容大多沿袭早期讲义，而写作于1963年的“序言”中特别加入若干理论性话语，强调“历史是党性极强的社会科学”“史观统率史料是正确的看法”[3]。
比较特殊的是郭廷以。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早年即与罗家伦、蒋廷黻诸先生相过从，由垂手从教而至相与论学，交谊久长[4]。其个人著述亦堪谓丰赡，自1928年起已创拟《近代中国史》十九册这一规模宏大的写作计划，并有意与罗、蒋就近代史“合撰一书”，以供一般阅读[5]。从30年代开始，陆续推出一系列以编年系事为特征的“日志”型著作。更为人知的是，他作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擘画创建，养成人才，使得一个新兴学术机构迅速成长为海外近代史研究的重镇，乃至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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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立、孕育出一享誉学界的“南港学派”[6]。余英时谈专门研究领域发展，以易卦之“既济”“未既”取譬，前者以“大师”（或其学说）为中心，较带封闭性，后者则以“学”为中心，更具开放性，郭廷以创办近史所便是后者的代表，“近史所的多元化发展和成绩斐然，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创始者的胸襟器识”[7]。著名美国史学家魏裴德一度陷于无边无涯的汉学传统无力自拔，无法为自己的事业准确定位，他将重建自信的关键，归功于“郭廷以的开创性伟业的启迪”，亦即把近代史视作一个独立自存的研究领域，他得以勇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汉学家，而不过是“一个有着一定的概括能力、同时又有着东亚地区某些研究知识的中国近代史家”[8]。
纵观而论，郭廷以可谓中国近代史研究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近代中国史纲》在香港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和读者重视与欢迎，先后三版十三次印刷，80年代又在台湾刊行，目前在大陆也已有两个版本[9]。而人论及郭廷以的史学贡献，常常列举其多种以“史学日志”命名的著述。王尔敏归纳其师史学功力所在，“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学养，研治史事，重视年代学”[10]。综计其生平相关作品有《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二册（[南京]国立中央大学，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二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四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1985年）。此外《太平天国历法考订》（[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郭嵩焘先生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年）等书同样属于编年系事性质，也在其弟子归纳的“年代学著作”范畴内。可以说，“日志”体裁的写作几乎贯穿郭廷以学术生涯的始终，堪谓其人史学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种。那么，郭廷以撰写“史事日志”的缘起何在，这一史学体裁有何种价值和意义，它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又该做何定位？
一、“史事日志”系列编纂始末
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阳一个小康的地主家庭。他是最早一批新式学堂的试验者，由初小而高小，在家乡读了十年书。1918年，郭廷以第一次走出家乡，考入开封第二中学。他喜欢看书，几乎所有商务新书都不放过，《新青年》《每周评论》上那些“很具刺激性”的言论更是前所未见，他敏感地意识到“思想界仿佛在动了”[11]。“五四”前后，郭廷以加入“开封学生联合会”，编辑学联周刊，并写了不少攻击安福系的文章，更因为领导学校风潮的缘故，不得不转学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12]。1923年，保送进入东南大学历史系。
南京对于郭廷以来说，是一片新的天地。新文化运动后学界分化，以东大为中心的学人群体与北大新文化派遥相对应，隐然有双峰并峙之势。郭廷以体会东大精神就是“不走极端—承受我国固有文化，并且拼命吸收西洋文化”。据其自述，附中时期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是哲学教授刘经庶[13]，提倡科学训练，强调数学素质及工具书的运用。数学的训练有助于养成严谨实证的习惯，而重视工具书对他后来编撰“史事日志”一类索引性质的著作或有所启发。另一位是国文历史教授柳诒徵，是在史学方面最具代表性南高学派人物。柳当时讲授中国文化史，因材料问题不好解决，鸦片战争以降一段几乎无从讲起，授课主要参考日文著述，并要求学生对照《东华录》比读。这实际成为郭廷以接触近代史料的初步。他说：“初看茫无头绪，后来越看越有兴趣，从道光朝看到咸丰朝，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我另编出一套章节，很得柳先生赞许。”[14]郭廷以认为他的史学方法还得益于时为历史系主任的徐养秋[15]，“严格讲起来柳先生教我看书，徐先生教我方法”，而后者的治学特色恰在于强调综合、比较，富有宏观视野。他回忆说，徐师精通西洋历史及研究方法，中国学问也有根基，善于用中国的历史做例证来解释西洋的新史学方法，“教起来融会贯通，使人倾服”。
大约自大学二年级，郭廷以开始学做读书笔记。由于近代史研究留有大片空白，无从依傍，他就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入手，做编年整理，从而完成最初的史学训练。往后渐渐将札记范围扩充至记录时事方面，北洋军阀内战时期军事繁兴，郭廷以据能接触到的资料，随时记录内阁变迁、各省军队番号、驻防区变更、军官出身等等，并列出表格，这些工作成为“后来研究现代史的准备”，可见其已有保存当代史料的自觉[16]。
由东大最初两年，渐渐摸到研究门径，但真正引领郭廷以进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还是罗家伦。在他大三时，罗被聘入东大历史系，郭回忆当时课堂情形：“由于罗先生名气大，讲话风趣，最初上课轰动一时，以风雨操场做教室，文科学生固然要听，其他科系学生也挤去听。”[17]罗家伦犀利的谈锋、崭新的观念，给他极大震撼，由此结下学术之缘。1927年郭廷以大学毕业，经罗家伦推荐，进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当时正值南军北伐，战争一发动后，郭廷以就以史家的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根据报刊逐日记“大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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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在的政治部下属编史局，专门收集国民革命军军事史史料，他因此有条件写作“日志”，并拟议纲目、收集资料，为将来撰写国民革命军军史进行预备。郭廷以有过史料学的初步训练，在搜集现代史资料方面非常用心，据他自述：“当时我收集资料的范围很广，标语也加以收藏，并记载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个机构贴出来的标语，由此很可发现军政方面变化的迹象。”[18]
不久后，郭廷以转入中央党务学校编译部，一面担任编译工作，一面纂写民国大事志。在报刊以外，又参考大量图书资料，大事志范围渐渐前推，直至晚清时期，这样“把清末至最近的近代史大事写出一个大概，对研究近代史有了一个骨架了”。至1928年春天，完成《清季史事日志初稿》，这一简单扼要的大事志约有三百多页，由中央政治学校印行，他为这初步成绩“颇感愉快”[19]。1928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邀郭廷以北上协助行政，二人在清华又有一段共事经历。郭以历史系教员名义与罗合作讲授“中国近代史”，负责主讲“鸦片战争”“魏源的海防思想”“洋务运动”等题目，这是他从事近代史教学之始。1930年离开清华后，相继执教于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至1932年应罗之聘，赴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直至1949年。
在北京、南京各地任教期间，郭廷以利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图书馆、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国学图书馆等处藏书，对手头已初具规模的“近代中国史长编”不断加以补充。郭廷以集中精力进行近代史料的整理工作，主要在战前四五年间。至中央大学任教后，学术环境相对稳定下来，郭廷以可以将此前一直缠身的行政事务完全抛开，全身心投入研究，对他来说正是“求之不得”。他开设了近代史的专门课程，并编写多部讲义，课余还常去各处图书馆查阅资料。其中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书多，地方志也有七八百种，这里成为他读书的“福地”。郭廷以晚年忆及在图书馆狭小的阁楼上查书的情形，描述了如下的一幕：“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善本书也全看过，相当下功夫，当时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温度一高，汗流浃背，非常之苦。”[20]他选出已撰史事日志中相对成熟的一部分，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太平天国大事日志》独立成书，后者原名《太平天国大事日志》，据他在中央大学的学生王聿均言：“后来改名可能是出于罗家伦先生的建议，史事日志是指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事件，而非一般事件。”[21]尽管自谦为“属于工具一类之史事记”，但此两种书出版后，轰动一时，引起海外学者的注意。郭廷以也由此奠立与简又文、罗尔纲鼎足而三的“太平天国史先驱大师”地位[22]。
至迟不晚于1939年，《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的写作已经基本完成，并由中央大学制成排印本[23]；但因郭廷以本人对内容精益求精，不愿匆忙定稿，加之抗战军兴，辗转耽搁，一直到60年代，也就是台湾近史所时期才得以正式出版。郭廷以在该书“编者前言”中记述写作始末：
民国十五年（1926-笔者注）夏，编者开始根据当时报刊撰写每日大事日志，同时着手辑录情季以来之部，参考资料，大都假自南京东南大学（后来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江苏省图书馆。十七年春，清季之部草稿初成，由政治大学排印。是后复利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图书馆的藏，予以补充，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38-1939）由中央大学在重庆排印（自清季至民国二十年）。二十五年及三十二年两度准备出版，终觉不妥之处尚多而作罢。二十三年起，重行整理，一直到这次付印之为止。其间复乘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1957-1958）及四十九（1960）年访美之便，参考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伯克莱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及国会图书馆藏书增订，总计历时已三十余年。
当时，继《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而作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实际也初具规模，郭廷以的多位弟子张朋园、吕实强、陆宝千、陈存恭等人对于内容增补，都有所贡献，而最终定稿是由他晚年在纽约完成的。郭廷以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仍旧保持着数十年前初操史觚时的工作热情，在美国各大学及国会图书馆搜集资料，逐日逐条对史事日志加以增订，“到死还是没放弃，最后终于成功了”。该书出版经历了一番波折，张朋园后来回忆说：“郭先生去世十年后，近史所才在所长吕实强的主持下，出版郭先生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此之前，我们几乎都认为郭先生这套书没希望出版了，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批评政治，不像现在，就算你不喜欢总统也可以批评他，但在当时，你只有生闷气的份。”[24] 1985年，郭廷以最后的心血之作《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四巨册由近史所出版。无论如何，多种史事日志终得以汇齐出版，总算是对郭先生身后的一种告慰。
二、与罗家伦、蒋廷黻交往一侧面
郭廷以本人尝自承，在史学方面，“比较影响我最大的是罗家伦先生……他影响我最大有二，其一是注意外国资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25]。1931年，罗家伦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就“科学的近代史”研究宗旨、方法及范围提纲挈领，直言“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候”“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这实际上为当时研究“限定范围”。此文作为“引论”，收入郭廷以撰《近代中国史》第一册，同书“例言”说：“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在史料取舍上，也严格按照罗家伦所论“以原料为尚，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今日流传最广的郭著《近代中国史纲》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而往前再推三十年，郭廷以就出版过两大册以《近代中国史》（[长沙]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九、三十年初版）为标题的著作。这两册各达六百多页的大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代通史，而是分别以早期中外关系、鸦片战争为主题，基本按时序做“史料之整辑排比”的文献集成。其性质不完全等同于“史事日志”，但无论在方法或内容上均有相当多的共同点。这类带有干燥的、实证气味的史学体裁，易造成一种刻板形象，让人以为郭廷以只是一个会写史事编年的“史匠”。其实在写作《近代中国史》时，除排比史料外，他还特别注意使分立不同的记载“互相联通”，为读者获得“一贯明了之认识”，各主题下均附以简要解说，并“酌采西籍，并使其自成体系”；不过强调仍属研究初步，目的只“为后来史家做下若干预备工作”，故行文时“决不轻加论断，妄敢评议”[26]。张朋园以今日眼光视两册《近代中国史》，认为其中“不只是史料，还有郭先生对史料的独特见解，并非没有解释”，并进而指出，这一“历史需要解释的观念”是由蒋廷黻所种下的[27]。
郭廷以在清华只待了短短两年，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结识了蒋廷黻。蒋氏最重要的史学成就《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二十三年），都是在清华任教时期出版的。他也充分意识到这段时间的非凡意义：“清华五年实在是够刺激的，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乘便可以接触故宫博物院的档案”。这是“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28]。蒋廷黻将西方历史研究法具体运用到中文史料的搜集、判别、选编过程中，这样一种由基础文献着手的工作，在当时无疑是开拓性的。《辑要》可以说是第一部不靠英国蓝皮书等外国文件编印的外交史资料，李敖后来将此工作与胡适为中国哲学史“开山”相提并论，称蒋氏为“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29]。对于正从事整理近史长编的郭廷以来说，与蒋廷黻结识，确有如遇知音之感。他在晚年接受访问时，愉快地忆及与蒋结伴去故宫大高殿查大清实录的情形，谈到蒋前后数年“抄了两千件以上的文件”，欣赏他有治史的“天分”，并觉得自己在清华两年“很有收获”[30]。《近代中国史》第一册成书时，郭廷以也对自己的师承直言不讳：“编者研习史学，柳翼谋（诒徵）、徐养秋（则陵）两先生首启发之，而专力于近代中国历史，则实受罗志希先生之教诲，本书之编辑，所得罗先生之指导协助尤多。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与罗先生同开其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
三、“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史事日志”背后的意义
检索郭廷以的著述目录，开始写作专题性研究论文，讨论近代中外关系、中国与世变、西洋文化的输入及其反响等问题，时间几乎全在到台湾以后[31]。故论者多谓他早年的研究功夫，多表现在几部史事日志之中。其实按其本人理解，“如将史事按史时顺序排次，则全局悉入眼中，分条来看，容有支离破碎之感，综合参证，自有其脉络系统可寻”[32]。理论上所谓待史料工作告一段落，再行深入研究，此间并无截然的时段分界。从史学思想溯源，郭之所以视史事编年如此重要，还在于他特别强调历史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他常以李白诗句“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作喻，将史实视为前水、后水，为一种不能中断的永恒连续。他指出：“历史研究首须认清史事，方能了解它的意义。史事须以史时来联贯，史时失去正确，史事即因而紊乱。”历史事实与历史时间如同“时空十字架的格划”，前者必须借后者加以连贯，从而成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否则孤立史事无法彰显其意义。郭廷以的“史事日志”还特别重视中西“交通”的因素。在他的理解中，历史为一不可分的整体，不只是时间上有其连续性，空间上亦有其交互性，所谓“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中国历史已与世界历史融合为一，此激彼荡，息息相关，而这种现象“以近代为尤著”。用郭本人的话说：“自东西海道大通之后，愈形显著，到了中英鸦片战争，可说是急转直下。”[33]这一点体现在郭廷以的近代史著述中，有关中外关系史的内容显得尤为吃重。他在中央大学的学生王聿均此印象至深，了解到文化的“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是何等重要，自喻宛如“蓦然张开了心灵之眼”[34]。
对于编写史事日志这一工作，郭廷以本人倒看得相当平易。他认为史事日志等于“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或曰“近代中国史的工具书”，做此类“流水账”是一种“极为平凡而相当繁琐的工作”，并不需要太高的才华，“任何人都可优为”。他还归纳出“有兴趣”“肯耐烦”“广涉猎”“勤动笔”“慎选择”数项工作标准，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35]。直到近史所时期，郭廷以仍坚持每日做本所《大事纪要》，起初由他自己亲写，后因工作繁忙，交由学生接手[36]。他还极力提倡以“剪报”方式留存当代史料，近史所开创之始即开设一剪报室，由专人负责，连续三十年未尝间断[37]。这种在今人看来近似简陋的做法，在当时不只是他治学的一种习惯，也是推之于近代史研究行而有效的一种手段。固然“高明之家不屑一顾，岂肯做此下手功夫”，但就长程的学术得失而论，如此“吃力而不易讨好的笨功夫”可能恰是最经济、最高效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原始资料的编年整理，不仅利己，而且利人。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凡例”中言：“编者个人只求为他人作预备工作，期能节省具有才识德学之史家之精力时间，于愿已足。”[38]《中国近代史》“例言”亦声明如下：“本书编纂的目的，在能于史料之整辑排比方面，尽其相当力量，为后来史家做下若干预备工作。”堪谓长篇巨制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除了以编年记事外，还特别附录了“总理衙门大臣表”“军机大臣表”“主要督抚表”“出使各国大臣表”等多张出处完备、制作精心的图表。正是这样一种“不计个人得失，求全面推进，不必功成在我”[39]的治学精神，使得上述著述在学术史上获得其永久的地位。
郭廷以常向学生灌输“勤于动笔”的观念：“如果你看到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应该马上动笔把它记下来，或写下自己的感想，日积月累才会有东西。”这实际上出于他写作史事日志的经验之谈[40]。在他一手主持下，近史所藏大批外交、经济档案经分类编辑，陆续刊行，他鼓励学生“从档案中找专题自己进行研究”，要“勤于做卡片”。如果不是经过相当时期的史料整理训练，他是不放心让学生直接从事专题研究的[41]。近史所最早出版的一批分量十足的“专刊”，实际上可以说是档案编纂工作的副产品。郭廷以还“到处劝人写年谱”，他明确不主张急于写史观式的著作，“非常反对虚拟的、架空的、天马行空的史观”[42]。《郭嵩焘先生年谱》是他生平著述中唯一一部年谱，而这部作品实际是在蒋廷黻的提议和督促下完成的[43]。抗战初期，蒋在重庆就表示“我的两位同乡郭嵩焘和曾纪泽的传记，最值得撰写”，希望郭能身任其事。上世纪50年代，二人在纽约重逢，蒋又旧事重提，建议“不妨先抽空来写一部郭嵩焘年谱长编”。一直以来，郭对谱主也“同样钦敬，同具兴趣”，他与多位弟子合撰《年谱》，几经周折，最终在1971年出版[44]。当时蒋廷黻已辞世多年。一部年谱，由几代学人接力完成，也见证了近代史研究进步的一个侧面。
郭廷以的这一观念，对他一手创建的近史所治学风格有着深刻的影响。王尔敏归纳其师史学功力所在，正在以“年代学”来掌握历史转变关键。这被视作“郭夫子真传心法”“至精绝诣”，列其门墙者多具此特长，王自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传承弟子”，其他精于此学的同门还有陆宝千、王家俭、魏秀梅、李国祁、李恩涵等人[45]。李恩涵后来也总结说：“当时凡是遵照量宇师指示，肯下功夫的，如李国祁、王树槐、王尔敏、张玉法等人就有很好的专书著作；没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在近史所待了三、四十年也写不出一本好书的大有人在。”[46]李国祁尽管对史事日志的做法是否源于“春秋家法”表示怀疑，但还是信服此法的效用：“郭先生在上课时提到那天在那个地点发生什么战役，经过如何，或是在那里发生何事，绝对不会错，如果不信，回去翻郭先生的史事日志或是其他参考书，绝对是完全正确。”他进而指出，郭廷以学问之所以如此扎实，“是得力于编大事记以及史料的缘故，再加上他的记忆力很强，读的东西又多”，而其中“作大事记的治史方法”影响尤大[47]。刘敬坤出自郭廷以在中央大学历史系所教的最后一班，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留在大陆从事史学工作的学生之一。对于应在史料方面下的工夫，他在多年后有所反思：“很后悔没有照郭先生所说的去做，一直到后来我自己做研究，才发觉郭先生的路子是对的。”他承认在整个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圈子里，郭廷以是一个“奠基者”，不过遗憾地表示：“目前在大陆，有几个人走郭廷以的学术路线，但却不是郭先生教的。”[48]
注释：
[1]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该文原作于1931年，后作为“引论”收入郭廷以撰《近代中国史》（第一册），[长沙]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九年初版。
[3]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原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
[4]说详拙文：《郭廷以与罗家伦、蒋廷黻的早期学术交往》，载[台湾]《传记文学》2011年7月号。
[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小记，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6]参看陈三井编：《走过忧患的岁月——近史所的故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
[7]张朋园：《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余英时序，中研院近代史所1997年。
[8]魏裴德：《遨游史海：向导师郭廷以致敬》，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578-57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关于该书出版重印的说明，据格致版“出版说明”。
[10]王尔敏：《郭廷以先生与中国近代史之学术建树》，载《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1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14][16][17][18][19][20][25][30]《郭廷以口述自传》第63-64、94、109、108、112、123、125、146、108、140-14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12]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前身为三江师范学堂，1915年正式开校，1921年筹改为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13]刘经庶（1885-1923），字伯明，江苏南京人。早年赴美留学，获哲学博士。回国后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哲学讲座教授，出任国文史地学部主任。
[15]徐养秋（1896-1972），字则陵，江苏金坛人。金陵大学毕业，赴美国攻读历史学和教育学，回国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历史系主任。后改任教育科主任，从事教育科学实验，推行新学制。
[21]《王聿均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6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22]《王尔敏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73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23]1939年5月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例言”中说：“‘大事志’已全部完成，自十六世纪中西关系起，以迄于今，曾于中央大学油印，不久可望刊行。”
[24]《张朋园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26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2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例言，第1页，[长沙]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九年初版。
[27][41]张朋园：《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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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6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
[28]《蒋廷黻回忆录》第132-135页，岳麓书社2003年版。
[29]李 敖：《蒋廷黻和他走的路》第8页，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31]例如《中国近代化的延误——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从中外接触上论中国近代化问题》《晚清译书与西学》诸篇皆发表于1950-1952年的《大陆杂志》，收入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32][3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编者说明”，第1、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34]《王聿均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5-16、22-23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3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2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36]《王聿均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5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37]王尔敏：《南港学派之史学宗风及其学术成就》，载《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22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8]《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编者说明”也有类似的表述：“编者的衷心愿望是只求能给予读者以参考检查方便，节省专家学人的若干有用精力时间，这种吃力而不易讨好的笨功夫，已算不是完全白做了。”
[39]吕实强：《辛勤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载《郭廷以口述自传》第18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40]《张朋园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258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42]《郭正昭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374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43]郭廷以编定、尹仲容创稿、陆宝千补辑：《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
[44]陆宝千：《我和量宇师的铎瑟因缘——前缘后分皆如水》，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552-553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45]《王尔敏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77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46]《李恩涵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218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47]《李国祁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4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48]《刘敬坤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462-463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刘敬坤（1923-2009），安徽霍邱人，1945年入中央大学历史系，1949年毕业。50年代初执教于南京大学历史系。1981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身受双重史学传统熏染的刘敬坤先生在不同场合，分别接受过海峡两岸学者的访谈，就中国近代史研究传统和趋势发表自己的看法，具有非常宝贵的参考价值。另参《刘敬坤先生访谈录》，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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