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所用人物代号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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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所用人物代号解读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所用人物代号解读 *
陈红民
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系由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女士于1960年代捐赠，共收有国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胡汉民的私人往来函件、电稿原件二千六百余件，已经初步裱贴，装成41册。
胡汉民，字展堂，曾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历任广东都督、广东政府代理大元帅、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国民党中政会与中常会主席等职。1931年后寓香港，提出“抗日”、“倒蒋”、“剿共”三项政治主张，操纵广东广西，从事抗日宣传，组织反对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运动。1936年5月病逝于广州。“往来函电稿”绝大部分是胡汉民1931－1936年间发往各方函电的底稿和各方致胡函电的原件。胡汉民的交往对象十分广泛，涵盖了包括蒋介石、孙科、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邹鲁、萧佛成、蔡廷锴、杨虎城、陈融、刘芦隐、杜月笙等当时许多的重要人物，“往来函电稿”内容涉及到1930年代上半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对日和战问题，西南的半独立状态，国民党的分裂，福建事变，日本对西南的拉拢及西南的回应等等。全部函电稿所揭示的，是一幅胡汉民等在野政治家联合地方实力派试图组织一场浩大反蒋运动的全景图。它提供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细节，展示了风云会聚之际中国政治舞台上诡秘的派系纷争与人际关系，是研究中国现代史、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极为珍贵的资料。由于图书馆与捐赠者之间的约定及“往来函电稿”阅读方面的困难，目前仅有少数的中外学者接触过这批珍贵资料。[①]
一、解读“往来函电稿”的“密码”
“往来函电稿”的史学价值十分重要。然而，阅读“往来函电稿”却非易事。阅读者会遇到几个难题：手写原件字体难以辨识；有些函电并非完整，无收件人抬头与发件人落款、日期等函电的基本要件；所有函电稿均无标点。以上三点，已增加了阅读难度，使有些函电（主要是信函）宛若难以读通的“天书”。
然而，最大难题并不是上列三项，而是许多函电稿因种种原因对所涉及的人物用了姓名、字、号之外的代号指称，而同一人物的代号还不止一个，十分难解。在此先举一例：
福兄大鉴
一鸣翁意对屐不必与门争先而用不即不离态度此是最合屐真解决民族大问题对我我自然乐受而不犹疑苟一面侵略一面歪缠我只可以此态度对之此间对肥屐已办到
二鸣翁意派出洋问题屐方自无疑问鹰方则常持绅士态度收效谅必甚渐惟种子不播则更无收效之可言如近日海人在港周旋事亦其一例但尚有小小过虑则经费问题殆不在少数而程公仔某所最忌又不能公开筹之此不能不要想吓
三咳翁事鸣翁云现拟执行部令行之免兄麻烦但不宜惊动翼记以免生枝节拟先找豹翁一签了事渠是常务看是否办到
四不孤覆鸣衣电云囗电奉悉两粤返剿共匪部队因某氏阻挠未能挺进启同志名义拟俟益能不日到邕再决定七日电
力 九日 [②]

即使已不再需要去辨认字迹，省去了许多麻烦，相信在弄清楚其中的各种代号之前，没有多少人能读懂这封信，理解其意义，也不会知道写信人与收信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现在将信中所有使用的各种代号依次“破译”如下：“福兄”，系胡汉民；“鸣翁”，指萧佛成；“屐”，“屐方”，指日本；“门”，代蒋介石；“肥屐”，指土肥原贤二；“鹰方”，指英国；“程公仔”，指程天固；“某”，“豹翁”，代陈济棠；“咳翁”，指林云陔；“翼记”，指林翼中；“不孤”，指李宗仁；“衣”，系邹鲁；“力”，系陈融。如果模拟将这些人名替换上述代号，再加以标点，则可知前信为1935年初陈融向胡汉民报告四件事，内容相当重要。第一件涉及两广对日本的态度问题，萧佛成建议不必与蒋介石争着亲近日本；第二件萧佛成建议考虑与英日等国建立联络；第三件林云陔的事（不知具体内容，似使陈融等感到挺麻烦）；第四件转述李宗仁电报，称军事行动受陈济棠牵制。全信所反映的是胡汉民等在反蒋运动处处受制于陈济棠之时，试图通过国际渠道寻找出路。
前信只有270字，涉及11人，两个国家，其中无一用真名实姓。可谓是一个运用代号的典型。
“往来函电稿”的代号主要用于胡汉民与陈融、邹鲁、萧佛成等密友的交往中，他们之间的往来不仅数量大，占了全部“往来函电稿”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且透露出的信息最多而翔实，是“往来函电稿”中的精华部分。[③] 为了正确地解读，必须破译代号所指。否则，就会如读前引信一样，不但对其内容不知所云，甚至连来往双方是谁都弄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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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艰难的挑战。笔者利用各种可能的线索，开足想像力，苦思冥想，终于破解出了绝大部分的代号。当然，笔者能力有限，完全靠猜测推理也难解决全部问题，有的则是根据多封信件互相参照，从用纸、笔迹、语气、讨论话题等各方面着手，前后对比，左右引证，最后找出了答案的，至于为何用此代号，则仍不知其所以然。在此举一例，说明笔者推断的思路。
1933年6月间，萧佛成致胡汉民报告广东政情的信中，连续出现了“史大姑娘”、“史”、“大姑娘”、“史姑”、“史姑娘”等代号：
昨日史大姑娘与不哥（李宗仁——引者）在爵绅（陈济棠——引者）私邸作长时间之密谈，结果颇佳，反门（蒋介石——引者）问题已趋一致，所当讨论者，只在办法。关于财、械二项，爵绅满口答应愿作充量援助；至于政治及外交二项，则跛（陈铭枢——引者）踌躇，有待于先生之指示；至于时间问题，则史、爵两方均有待于准备周到之后。就表面观之，时局似有进展希望，所虑者，史、爵二人有无其他作用耳。……大姑娘及后人（白崇禧——引者）拟在二三天后亦赴港。现在省中各机关欢宴史、香（白崇禧——引者），礼颇隆重，故使小蒋（蒋光鼐——引者）眼红，若彼不知自重，必设法使其离省，瑟歌之意，在使门神与爵绅断绝敷衍之路径而已。 ……不哥深信史、爵确已一致，决无其他作用。 [④]
昨晚爵召集其所属会议，讨论史姑娘所提出之条件。关于军事及政治各问题，皆依史议，至于三省之国防由粤方担任一节，爵大不为然，但其掌柜区某君则力劝爵答应，谓我若使史姑娘失望，她必专走门一路，为害甚多。不若慨允之，以安其心。但于文字上略为修改，如以尽量援助改为酌量之类。于是大致已商妥，惟未审史姑娘方面十分满意否。不言宣传方面对史之莅粤不妨略加以反对字眼，为他作掩护，使门不疑其（疑少“与”字——引者）我方发生密切恋爱也。现在史与爵正商议与门如何说话，以免露出马脚。以弟之观察，史在爵、门之间虽抱“择善而从”之心理，但经此次莅粤，受良好之空气感触，已决心覆门，所虑我方之爵绅能如季布之重然诺耳？……史拟搭二日轮由港赴沪之邮船，惟何日离省俟其确定日期，先行电告。 [⑤]

昨日弟特在中华通讯社放一烟幕弹，为史姑娘掩护。大概为抑杨白之消息，冀门不疑其有别恋，未知港报有登载此项消息否？此次史、爵能开诚相见，固属可喜，但若钩其真情，则无非如唐代藩镇之连横以自固，所谓“不侵不叛”主义，若谓其果抱有匡济时艰之志，则未之敢信。 [⑥]
萧佛成报告的主旨，是当时在广州进行的粤桂闽三省会商联合反蒋事。其中“不孤”、“不”指李宗仁，“爵绅”、“ 爵”指陈济棠，“香”、“后人”指白崇禧，“门”指蒋介石。由各信的信息归纳可知，“史大姑娘”等应为一位福建十九路军领袖人物的代号，但一时尚难断定是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中的哪一位。
由第一件中的“现在省中各机关欢宴史、香，礼颇隆重，故使小蒋眼红，若彼不知自重，必设法使其离省”推出，“小蒋”当指与“史”同行的闽方人士，通常是指蒋光鼐，如此，则可断定他并非“史大姑娘”。而同一时间陈融给胡汉民的报告中，又有陈济棠在会商中有意推脱，“要求跛再邀蔡来”，“跛则云，我策已定，蔡来不来无问题”等句，[⑦] 可知蔡廷锴当时并未到广州。排除了蒋光鼐、蔡廷锴后，则“史大姑娘”只应是代指陈铭枢。第一件中将提到陈济棠的秘谈对象时，“史”与“跛”交替使用，而“跛”正是陈融、胡汉民等用来代指陈铭枢的代号。再看第三件中有“此次史、爵能开诚相见，固属可喜”一句，查陈铭枢与陈济棠曾为争夺广东控制权而争斗结仇，“开诚相见”云云，当指此事。由此可以基本断定，“史大姑娘”、“史”等当是陈铭枢的代号。
再求证于相关资料，知陈铭枢于1933年6月曾偕蔡光鼐“第二次前往广州”，“讨论粤桂闽三省一起行动的问题”，且在会后到港见胡汉民。[⑧] 更从旁证明了“史大姑娘”指陈铭枢的推断。然而，为什么如此称呼，却仍无从知晓。
以上对人物代号的推论、确定过程只是许多方法中较典型的。为破译“往来函电稿”中的代号，笔者费尽心机，每当悟出一个新的代号，就意味着更多地解读出“往来函电稿”中的信息，更深一层地了解其意义。这种比一般的考证、训诂更富挑战性的成功，心中的欢愉难以言表。杨天石研究员描述他破译了一些代号后，“有关函电的内容也就豁然贯通”，终于发现了“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秘密”，语气中充满着喜悦。[⑨] 可以说，破译代号是研究“往来函电稿”最基础的工作，不能成功地破译，就不能对其内容进行起码的研究。
二、人物代号举证
在此，将笔者所破解“往来函电稿”中的部分代号列举出来，并举出部分实证。为阅读方便，所举例证中除需证明的代号外，其余代号均在其后加上引者注。
用于指称胡汉民（包括胡自称、自署）者接近十个：展、四工、工、四先生、延、福、大福佬、老汉。胡汉民字展堂，“展”是简称； “展”字又可写作 “ ”，拆字则成“四工”，简称为“工”，“四先生”当亦由此而来。 [⑩] 胡汉民先世为江西吉安府延福乡青山村人，故在书信中常署“延福乡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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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与“大福佬”当均自此演变而来； [11]“老汉” 系胡汉民偶尔用的自称。
用于陈融（主要是陈自署）的超过十个：协、力、松、 、黄梅、梅、秋、梦秋、梦、秋影、佳。陈融字协之，号松斋、秋山等，“协”是其字简称；繁体“协”字一边由三个“力”组成；“松”、“秋”为其号之简称；“梦秋”、“秋影”、“梦”等应系由其号演变而来； 则应是其寓所“ 园”的简称。陈融对古典诗词有所偏好，“黄梅”、“梅”及“佳”等应与此有关，陈融所用信笺上印有“黄梅花屋”，或是其书斋名。
有意思的是，胡汉民与陈融在信末自署时甚至还共用着两个“代号”： “知名” 与“两浑” （陈融尚用过“名浑”）。“知名”显然是借用“知名不具”之意。“两浑”、 “名浑”是古代知交间往来函的署名，意为双方不必具名（此类用于知已密友间，意为不必具名的尚有 “名心”、“名叩”、 “知无”等）。
以上胡汉民与陈融所用指称，绝大部分用于信函的抬头或署名处，不必列举说明。这类代号在认定时因无上下文帮助，有时异常困难，只能求助于笔迹、信纸与内容等提供的线索。
用于陈济棠的有八个：爵、爵绅、绅士、绅、申、豹、某、某兄。陈济棠字伯南，南与“男”谐音，伯、男均为古代爵位之一种，故可称“爵”，有爵位者自是“绅士”，简称为“绅”，再进而简化为“申”，而“豹”则似从古代人物“申公豹”化出。这一系列推理并无依据，但似亦能自圆其说。如
用于蒋介石的有八个：门神、门、阿门、庆夫、夫已氏、心馀、草头、某。“门神”一词应是出自《水浒传》中的“鲁智深醉打蒋门神”，“阿门”是变称，“门”则是简称；“庆夫”应是取意于“庆夫不死，鲁难未已”的典故；“夫已氏”系旧式小说中对特定人物的称谓，相当于“某某”；“心馀”，大概是借义清代诗人蒋士铨，字心馀。在函电稿中，蒋光鼐也被称为“小心馀”，是“小蒋”的意思。“草头”则是“蒋”字拆字的上半部分。如“此间盛传此次三中全会，将有人提出复任草头为国府主席兼海陆空总司令之说。” [12]
以上胡汉民、陈融、陈济棠、蒋介石四人所用的代号最多，在前引说明“史大姑娘”三件中都曾出现过，故在此不再专门举例说明。
相对以上四人各有几个代号的复杂情况，更多的是一人仅用一两个代号。现以实例说明于下：[13]
用于李宗仁的是“不孤”，有时简称为“不”。李宗仁字德邻，取《论语》中“德不孤，必有邻”之义。 如，“今当尽人事挽住不孤，不把保留之法宝空祭起来，以衣兄（邹鲁——引者）之力，或能有效也。盖言出衣则不疑为偏袒或姑息，他人不及也。以不等牵掣某兄（陈济棠——引者），不使降伏于门神（蒋介石——引者），是也。……故以理以势，对不孤等亦不能不救正之也。” [14]
用于白崇禧的是“香山后人”、“香山”、“香”、“后人”。因与其同姓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字香山，由此取义。如，“不孤（李宗仁——引者）及香山后人因见爵绅（陈济棠——引者）对于时局并无振作态度，颇引以为。不因对爵提议，欲建立一秘密公约，以粤、桂、湘为发起，而请川、鄂、鲁等省加入。” [15] 再如“关于华侨银行事，不哥及后人均极端赞成，爵绅亦颇赞同，但恐矮（日本——引者）言不足靠。” [16]
用于萧佛成的是“马”、“马鸣”、“鸣”。因其名“佛成”有成佛之意，佛教中有“马鸣菩萨”，由此取义。如胡汉民评价邹鲁与萧佛成的不同作用时曾说，“衣翁（邹鲁——引者）素急进，此时或宜力持镇静。鸣老老成而表示强硬，则使人有长厚者亦复为之之感。” [17]
用于邓泽如的是“远”“远翁”。邓字远秋，取其中的“远”字。如萧佛成对胡汉民的报告中有，“远翁对于湄兄（刘芦隐——引者）之浪支漫无限制极为不满。盖湄兄在沪时用过数万，绝不肯报告用途。又其本人自来粤后，亦用去万余元，亦不知用途。在此财政支绌之时，何堪此种浪费。故关于湄兄所提出开支之事，多为远翁所抑。然在远翁之意，亦非为党而节省，以备不时之需，并非专与湄兄作对，望先生勿以弟所奉告远翁不满意之事于湄兄，使同志中有芥蒂也。” [18]
用于李晓生的是“尧”，应该是“晓”字的拆半。如1935年初李晓生衔胡汉民命赴宁沪与南京方面接洽，被汪精卫派作为话题，胡汉民希望有所掩饰，“今日港报登沪电，汪派造谣竟引晓生入京为证，应嘱尧兄速来词而辟之。尧往宁因渊如（孙科——引者），且先后声明为个人行动，而无使命性质，决不能为托人示意之证，措词正大而容易也。” [19]
用于林云陔的是“云”、“咳”。“云”系从其名中抽取一字， “咳”则似乎因与“陔”字字形、发音均接近有关。如胡写道，“云翁来，畅谈两日，大致为时局以及党的将来，就于对门神（蒋介石——引者）者为最详。” [20] 用于林翼中的是“飞得起者”、“雨翁”等，估计与其名“翼”的字形有关，“翼”字上半部“羽”发音同“雨”。如，“香（白崇禧——引者）则无从觅，雨翁似亦可不必强之。” [21]
用于孙科的是“渊”、“渊如”。似是取义于清乾隆年间同姓学人孙星衍，字渊如。胡汉民曾向陈融提及福建事变后孙科南下的情况，“渊如昨晤，虽时间不多而弟仍畅所欲言，渠不甚置辨。盖其立场异于张等（张继——引者）也。是时适伍O云（伍梯云，伍朝枢——引者）在坐，伍亦云宣言所举确是惟一良方，但何人能使病者服食之耶？颇有幽默的风趣。渊晚间七时赴梯等宴。梯等并招张等宴聚，渊即晚九时落船，大抵如报纸言，原船返沪也。” [22]
用于汪精卫的是“水”、“水云”、“容甫”。“水云”等似取义于宋代词人汪元量所著《水云词》，“容甫”则似取意于清乾隆人汪中，又名容甫。如“何思敬报告，门（蒋介石——引者）未必无诚意，但虽欲有诚意而无如水云何。门对付水云只有两办法：一则以对史量才方法对之，一则使水云自己彻悟，而亦趋于诚。两办法都不可，即门虽欲诚意而不可也。盖以情理势言之，水云勾矮（日本——引者）等等事情，虽自己承担，而门予以可为凭据之件，殆亦不少，此其一。水云合政学、安福加之本身之改组派，其力颇备，故势亦为门所急，此其二。总而言，若门对水云种种未有解决，则虽欲有诚意而不可能。” [23] 再如胡汉民在讨论陈济棠、孙科、汪精卫、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时称，“某兄（陈济棠——引者）能争气，何至为渊如（孙科——引者）、容甫所讥。渊、容不惜屈节低首于门神（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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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者），而对某终绐不谅，祗是势利之见为之，殆不足与言也。” [24]
用于蔡廷锴的是“高”、“高人”、“高佬”。因其身材高。用于蒋光鼐的是“小心馀”。如“高人、小心馀得此，正不必挺而走险。” [25]
用于陈铭枢的较多，有“跛”、“跛哥”、“春风”、“史姑娘”、“史”、“大姑娘”等。当年陈避火灾时曾从窗口跳下，落下腿疾，不良于行。“跛矮”则可能与其身材特征有关。如胡汉民在分析福建事变责任时，曾说“跛矮又原为曾共商大计之人，跛矮之挺而走险，某兄（陈济棠——引者）亦不能绝对不负责任，故其态度可想而知。” [26] “春风”不知从何而出。如萧佛成在提及与福建方面的联合时，曾有感而发：“最难商量者，厥为某路军方高人、小心馀（蔡廷锴、蒋光鼐——引者）或有异议，或以佛爷春风出面，则更难融洽。” [27] 另外，“史姑娘”、“史”、“大姑娘”等，则如前文推论。
用于唐绍仪的是“三藏”与“和尚”，应是借义于与其同姓的著名僧人“唐三藏”。如萧佛成向胡汉民报告陈济棠派人在中山县袭击唐绍仪事件及应对方法时称，“此次三藏事件之发难，虽由一群小妖作怪，然主其事者，乃爵绅（陈济棠——引者）之介兄也。彼等怀恨三藏久矣，且涎其寺产之丰富，故必去之而后快。但经此回之兴妖作怪，不直于社会，故暂取镇静态度。……故弟拟以诚恳之意告三藏，使其对某会辞职（指会务不关邑宰），措辞不妨激烈，俾某会有机会用诚恳之语以挽留之，并派大员前往慰问。似如可以维数月之安宁，以俟时变，未知先生以为如何？又未审此老和尚肯通融乎？” [28]
用于张学良的是“小张”，如胡汉民曾提及，“刘显O（刘显丞——引者）自沪归，言阎、韩各派其兄弟到，与小张深相结纳，小张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其计划须与两广互为呼应，故嘱刘归，谒商当局，如我人之主张仍前不变，则东北当密派军事代表来粤切商。” [29]
用于王宠惠的是“大阔佬”、“阔佬”。似与王长期在海牙国际法院任法官，个人薪俸较丰有关。如1934年底王宠惠、孙科南下与胡汉民会商时，胡曾提写道，“大阔佬继续谈话，颇赞成弟联合英美中俄之说，又谓弟如能出而运动，未始无望。……其言乃如渊如（孙科——引者）相近也。” [30]
用于冯玉祥的是“二马”、“马二”，取“冯”字结构为“二”与“马”之组合。如福建事变期间，胡汉民在致陈融的信中提到，“今晨已电省，请译复马二先生矣。马二此电措词乃与他电口气两样，意者闽所派人已到彼处。” [31] 陈融曾向胡汉民报告资助冯玉祥款项事，“二马处本定汇十万，款已有，只问汇处。而二马几日皆无电覆，问代表李时甫也无办法。方处相助二万，现在亦正商汇处，或较冯为易也。”[32]
就连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也从其名中抽出上字，以“兰家”代称。如有人反对胡汉民派胡木兰以晚辈身份去探蒋介石“病危”消息的虚实，理由是“设兰家再去谒门（蒋介石——引者）问病，恐渠等又借此宣传，而我立场则再受打击，且门亦可以乘此为挑拨之机会。此事当乞胡先生审虑之。” [33]
对一些到粤的日本人，也用了代号。松井石根用“木”、“木记”代称，如松井石根与陈济棠见面时，“木因示以参谋部议决之件，以表军部全体具此决心”。 [34] 对萱野长知，则干脆就用日文姓标识。如“カヤノ拳拳旧谊，但劝大家团结。” [35] 此外，日本驻广州领事馆武官和知鹰二，常被称为“和记”。萧佛成在向胡汉民报告与日方合作事时提到，“继言和记事件，屐方已决定于此两三星期内南下，先交二三百万，俟公司成立，续交全数。” [36] 土肥原贤二则被称为“肥屐”。
此外，“往来函电稿”中有时对一些国家与团体组织，也用代号指称。如用“屐”、“屐国”、“矮”、“矮子”、“倭”、“太阳系”等来代指日本。前两者借日本人特有的物品——木屐，后两者则借了其身材方面的特征。如胡汉民谈到争取国际支持时曾分析道，“英美之怀疑虑，恐其只憎屐国独占，而以争风分惠之心思俱来。……弟拟即密派陈中O（陈中孚——引者）往屐国，另使程天O（程天固——引者）到英。” [37] “倭”是历史上对日本人的贬称，如“关于倭子谋捣乱华南之消息，乃为时局中应有之文章，毋论其为真为伪，在吾人应当先定一方针，以应付之。” [38] “太阳系”则恐怕与日本国旗上的太阳图案有关。如“不（李宗仁——引者）方近来与太阳系接近，且得沾其实惠，故对于外交多不欲涉及。” [39]
用“八字脚”代指共产党，是拆字用“共”的下半部。如胡汉民分析十九路军动向时称，如其被蒋军消灭，“固非两粤之利，迫之走入八字脚一路，尤非为大局之益。” [40] 类似的还有以“十九号”代指十九路军。
用“红”、“红国”、“红毛”代指苏联。如，“红早已抛弃第三国际政策，故谓共有通国际路线之可能，红要来进攻东亚，俱未免言过其实。” [41]
用“老番”、“鹰方”代指英国。如，“英人从来自大，然自上海抗日以来，却也兢兢防备，日操舰艇。本地老番于数月前即闻彼政府派专门军事家到粤，就商联防，后早不确，必非无因。” [42]
以上这些人物代号的寓意各不相同，其来源也不一致，大致可划为六类：一、由人物原名、字或号的谐音、字形变化或拆字变化而来，如“力”、“尧”、“二马”、“工”、“草头”等；二、由历史上同姓（或同名）者（以文人居多）的字号演变而来，如“渊如”、“水云”、“香山后人”等；三、借用典故或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如“门神”、“马鸣”、“三藏”、“不孤”等；四、依据某些人物（国家）的身体与其他特征，如“跛”、“高佬”、“屐国”、“太阳系”等；五、由人物的名字或号加上一定的推展，此以“爵绅”、“绅”、“雨”等最为典型；六、不少代号有明显的广东地方特色，如在人名加上“佬”、“仔”、“翁”之类后缀，人物姓或名后加“记”等后缀，是广东人小店铺的代名词。
三、用代号的原因
作为“往来函电稿”的一个重要特征，众多代号给阅读带来的困难不言而喻。然而，一旦破译了它，它反过来又成了一种特殊标记，为研究提供了某种便利。代号使用范围较小，它是胡汉民与最亲近的友人间特殊的话语系统，选取用代号，就是要限制阅读范围，防止机密信息外露。因此，函电中使用代号的多少，就成了辨别书写者与胡汉民亲疏关系、函电内容机密程度的标准之一。所有代号中，用于胡汉民与陈融的，基本上是他们之间的称呼或自称。而其他的，则多是他们提及别人时所用。透过“往来函电稿”中的大量代号，可以看出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与胡汉民等人的心理活动。
胡汉民等人为什么在函电中大量使用代号呢？
列在答案首位的是要保密。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朝政复杂，辄以文字获罪的事例屡见不鲜，有些名位的人为避祸，函稿、记事多用隐晦语。如晚清人物李鸿章、翁同和分别被用其籍贯“合肥”、“常熟”代指，董福祥被称“千里草”，因“董”字形可拆成“千里草”三字。“热河秘札”更是学者们所熟知运用代号的例子。用隐晦语、代号来指人与事，成为特定的政治文化中。胡汉民等人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从事的秘密反蒋活动，处处受到监视，在香港与广州均有南京的特务，不得不防。而在反蒋集团内部，胡汉民等政客与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之间也存芥蒂，背地里发些牢骚，也不能让陈济棠等人知道。他们不但在信中用代号指称其他人，也不停地更换自己的署名，甚至用了取意“知名不具”的“知名”，就是防止信落入他人之手。胡汉民等采取的保密措施还包括信阅完后即销毁。如胡汉民在一封详细讨论林云陔与陈济棠区别的信末，特别嘱咐陈融，“此书或与雨翁（林云陔——引者）阅后即付丙。” [43] “丙”此处意为火，“付丙”即烧毁。在另一处，胡汉民还曾告诫陈融，“从前密码承用已久，宜即更换新者，请属人注意其旧日来往电稿，亦须分别存废，大抵以少存为佳，切盼留意。” [44]
另一个能想到的答案是渲泄情绪。代号中间有些明显带有贬义甚至污辱性的色彩，如“门神”、“庆夫”、“跛”、“矮子”、“ 八字脚” 、“某” 等，均用于胡汉民等人反对的（不喜欢的）人或势力。他们长期的活动没有实际的成果，处处受制于人，郁闷之中，与友人以文字辱骂、奚落对手来一解心头之恨，寻求心理平衡。胡汉民长期充任幕僚工作，平时个性好强，大权在握时论人严厉尖刻，此时已远离权力中枢，备受冷落，此时私下以代号称人，也是一种弥补。笔者在阅读过程中隐约感到，胡汉民与陈融在以代号称人时，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得意与愉悦。
最后的答案是文人习气。胡汉民等人精通诗书，文人习气甚重，保留着中国旧文人喜从典籍中寻找雅号自称与互称，玩弄拆字游戏，追求新奇，炫耀学问的习惯。从文学典故演化或借用旧文人的姓名为人物取代号，在“往来函电稿”中占的比例相当大。胡汉民常以“文人”自居，在政治斗争受挫时，作诗论文，沉溺故纸，也算是一种心理自慰。
破解众多的人物代号，是正确阅读、利用“往来函电稿”不可或缺的步骤。而能解开密码，进入胡汉民与密友间的特定话语系统，则对了解当时的环境与胡汉民等人的应对方法，从更深层次上去把握胡汉民的思维、写作习惯及内心世界均有莫大益处。
作者：陈红民 单位：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邮编：210093
联络电话：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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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笔者博士论文《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研究——胡汉民的人际网络、反蒋抗日活动及其他》的一部分。承论文评阅人、华东师范大学谢俊美教授提供意见。美国格林奈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谢正光教授曾提供了其中两个人物代号的渊源。谨此致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研究员在其论文中，曾涉及过几个人物的代号。
[①] 关于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的情况、基本内容及目前研究引用状况，见拙文《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绍介》，（台湾）《近代中国》第121期（1997年）；《ハーバート·ィエンチン图书馆所藏の胡汉民文书介绍》，（日本）《近きに在りて》第32号（1997年11月）；《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价值刍议》，《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5期；“The ‘Hu Hanmin Correspondence’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Vol.XXIV, No.1 (November1998).
[②] 陈融致胡汉民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第31册，第10件。原件无编号，所有册与件的编号，由笔者编定。有些函电无日期。
[③] 据笔者的统计，全部“往来函电稿”中与胡汉民直接有关的计2456件，其中胡汉民与陈融间来往最多，为504件；与邹鲁间来往次之，为149件；与萧佛成间来往又次之，为146件。小计为799件。
[④]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6月23日），“往来函电稿”，第34册，第27件。
[⑤]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6月28日），“往来函电稿”，第34册，第29件。
[⑥]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6月30日），“往来函电稿”，第34册，第30件。
[⑦] 陈融致胡汉民函，“往来函电稿“第30册，第12件。
[⑧] 朱宗震、汪朝光：《陈铭枢》，第133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
[⑨] 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69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⑩] 胡木兰对此专有解释，“展字又可写作‘ ’，故少数和先父友好的老同志称先父为四工兄。 ” 《回忆我的父亲》（11），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藏复印件，“胡评议员木兰捐赠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编号：156。又见蒋永敬：《民国胡展堂汉民先生年谱》，第41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1] 2001年11月25日访问王养冲教授记录。另见蒋永敬：《民国胡展堂汉民先生年谱》，第1页。
[12]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2年12月8日），“往来函电稿”，第33册，第9件。
[13] 杨天石研究员已公开了他对几个人物代号的破译，见《海外访史录》，第693页。本处关于李宗仁、汪精卫、白崇禧、萧佛成、陈铭枢代号的解释，参考杨文，但代号与人物的对应关系由笔者自行确定。杨文也有误解代码处，如杨文认为“渊，指张继，取《礼记》‘溥溥渊泉，时而出之’之意（张字溥泉）”。实则“渊如”、“渊”应该是代指孙科。
[14] 胡汉民致陈融函，“往来函电稿”，第13册，第5件。
[15]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7月8日），“往来函电稿”，第34册，第8件。
[16]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8月3日），“往来函电稿”，第34册，第31件。
[17] 胡汉民致陈融函（10月5日），“往来函电稿”，第11册，第9件。
[18]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25日），“往来函电稿”，第34册，第7件。
[19] 胡汉民致陈融函（23日），“往来函电稿”，第19册，第3件。
[20] 胡汉民致陈融函（12日），“往来函电稿”，第12册，第15件。
[21] 陈融致胡汉民函，“往来函电稿”，第29册，第38件。
[22] 胡汉民致陈融函，“往来函电稿”，第11册，第4件。
[23] 陈融致胡汉民函（30日），“往来函电稿”，第39册，第40件。
[24] 胡汉民致陈融函（8日），“往来函电稿”，第19册，第12件。
[25] 胡汉民致陈融函（9日），“往来函电稿”，第13册，第8件。
[26] 胡汉民致陈融函（29日），“往来函电稿”，第11册，第6件。
[27]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7月25日），“往来函电稿”，第33册，第18件。
[28]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7月8日），“往来函电稿”，第34册，第8件。
[29] 胡汉

中国历史故事简短描写

民致陈融函，“往来函电稿”，第12册，第10件。
[30] 胡汉民致陈融函，“往来函电稿”，第19册，第1件。
[31] 胡汉民致陈融函（10日），“往来函电稿”，第13册，第2件。
[32] 陈融致胡汉民函（4日），“往来函电稿”，第32册，第22件。
[33] 陈融致胡汉民函（2日），“往来函电稿”，第31册，第41件。
[34] 陈融致胡汉民函（4日），“往来函电稿”，第29册，第50件。
[35] 胡汉民致陈融函（10日），“往来函电稿”，第13册，第2件。
[36] 萧佛成致致胡汉民函（2月11日），“往来函电稿”，第34册，第18件。
[37] 胡汉民致萧佛成陈融函（3月5日），“往来函电稿”，第19册，第42件。
[38]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25日），“往来函电稿”，第34册，第7件。
[39]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9月1日），“往来函电稿”，第33册，第19件。
[40] 胡汉民致陈融函（21日），“往来函电稿”，第12册，第2件。
[41] 胡汉民致陈融函（19日），“往来函电稿”，第19册，第39件。
[42] 胡汉民致陈融函（10月23日），“往来函电稿”，第13册，第9件。
[43] 胡汉民致陈融函（29日），“往来函电稿”，第17册，第5件。
[44] 胡汉民致陈融函，“往来函电稿”，第17册，第3件。
附件1: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所用人物代号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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