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蒋介石的亲日外交思想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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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蒋介石的亲日外交思想解析

蒋介石的亲日外交思想解析
杨凤霞 吴艳春

摘要

：蒋介石亲日外交思想的基础源于他实现一党专治、个人独裁的政略，而这恰与日本的政策有着一致性，同时，也不能排除他个人与日本的私人感情基础，及他政略上的一种外交应变。

关键词

：蒋介石 亲日外交 反共
蒋介石以早期追随孙中山革命为资本，以黄埔军校为基础，从 1926 年初开始进入国民党的权力中枢，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已经总揽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由于其显要的政治地位，左右了中国几十年的政治走向。他的对日外交政策，也成为同时期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力求客观地分析，试图对蒋介石的亲日外交思想做一综合剖析。
一、日蒋“亲善”为反共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华盛顿体系”，在远东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格局，“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以武力威胁所取得的独霸地位被否定，中国又回到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当中，日本在“华盛顿体系”下陷于外交上孤立的境地。开始于 1924 年的日本币原外交（1924 年 6 月至 1927年 4 月），为了改变日本的尴尬处境，着力改变日本的外交形象，实行了所谓的“协调外交”。日本“联合内阁”时期的外相币原喜重郎，在第49 届议会上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说中提出了新的对华方针，宣布了所谓的对华“四原则”，给日本对华政策涂上了一层“睦邻外交”的色彩。而实际上，所谓的对华四原则仅仅是策略手段上的变更，其本质是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体系”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行的大陆政策。日本统治集团对华政策的目标依然是继续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一方面巩固和发展其在“南满”的势力，另一方面大力向“北满”扩张，鼓励日本垄断资本向中国的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实行经济扩张。币原外交中的对华新政策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招牌，推行以经济侵略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方针，一面声言“同情”中国的国民运动，“不干涉中国内政”，一面实施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怂蒋反共”。由于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多变，曾使外国人对他的政治面目和北伐战争的前景感到迷惑。“中山舰事件”之后，蒋赶走了苏联顾问排挤共产党人，驱逐著名的国民党右派胡汉民、武朝枢。而到 1926 年6月，他又在黄埔公开演说“中国革命必须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北伐开始，他一再向北伐军申言：北伐的最大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但当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时，他又开始策划反共活动，挑起迁都之争，暗中筹组国民党右派核心，开始出台其亲日反共政策，随即便积极进行亲日外交活动。1927年 1 月末，蒋介石在牯岭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时，就直言不讳地告诉这位日本外交官员，他本人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约。蒋介石还派其新右派核心人物戴季陶、黄郛分别与日本联络接洽，以获取日本的明确态度。而此时，日本军部已经把使蒋介石与共产党分裂作为“当前的紧急任务”，一面派人游说，一面借“南京事件”施展其“怂蒋反共”的阴谋。4月 1 日，币原又向矢田发出一项新的训令，并要他全文转告蒋介石，主要内容是：日本政府认为蒋对共产党的管束缺乏决心，害怕压力，蒋介石及其一派的命运已到重要关头，列强已对国民革命军的前途绝望，难免采取“共同防卫的手段”，而“决定命运的关键在于蒋本人的决心”，“促蒋深刻反省”，下定决心。[1]矢田转述的币原训令，促成了蒋介石“清党”的决心。于是，国民党右派将领、政客齐集上海密谋反共；又由蒋介石的亲信人物黄郛亲自访问矢田，转达蒋对日本政府的积极态度。同时，就1927 年 3 月发生的“南京事件”，各国列强对中国实施制裁的问题，通过日本的外交周旋，英、美、法、日、意五国公使决定把有关“南京事件”的联合抗议照会递交武汉国民政府，把副本交给蒋介石，以此表明帝国主义的锋芒不是针对蒋，而是中共和苏联，于是，币原的分化策略终于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一致立场。4 月 12 日，蒋介石在列强和部分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总之，日本在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协调外交”的过程中，对蒋介石进行了有计划的、软硬兼施的外交策略，一方面利诱，一方面威胁，迫使蒋介石迅速地公开走向反共的道路，从而达到了分裂中国革命队伍，进行分而治之，企图保护和扩大其在华“利益”的目的。同时，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在国民党新右派的积极策划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与日亲善，这其中有蒋介石对日本的恐惧心理，也有其企图借助日本的力量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还有其创造暂时苟安的外部环境的愿望。其中，蒋介石与日本一致的反共立场，是他这个时期进行亲日外交的主要原因。
二、谋求“亲善合作”为“和平”
蒋介石是积极主张北伐的。1926 年 7 月至1927 年 4 月的前期北伐战争，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下由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是一场胜利的革命战争，但因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裂，使中国的政治组合发生了变化，也使北伐战争陷于停顿。1927 年 8 月 13 日，蒋介石迫于国民党内部桂系的压力下野，但他并没放弃北伐计划，为了谋求日本田中内阁对其北伐的支持，1927 年 9 月,他偕亲日派分子张群赴日访问。在日期间，蒋介石遍访朝野人士，探察日本对他及南京政府“志在统一全国”的态度，寻求日蒋间的“亲善合作”。10 月 23 日，蒋介石在东京发表《告日本国民书》，阐明他一贯重视“中日亲善之实现”的诚恳态度，暗示日本方面要对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给予“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2]11 月 5 日，蒋介石与田中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蒋向田中讲明了他来日的意向：“余之意有三：第一，中日必须精诚合作，以真正平等为基点，方能共存共荣；此则胥视日本以后对华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象。换言之，不可在中国制造奴隶，应选择有志爱国者为朋友。必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携手合作。第二，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对中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要求日本政府不要援助张作霖，并表示如果日本不支持张，“则满蒙问题容易解决，排日亦可杜绝。”[3]不难看出，蒋介石是在表明其“革命”志在“统一”全国。但是，这次会晤的结果是双方仅就“反共”问题取得了一致，田中出于保护和扩大日本在东北权益的目的以及继续推行“大陆政策”，不支持蒋介石的北伐。二期北伐结束后，南京政府在进行废除旧约，改订新约，与各列强交涉关税自主权的过程中，对日本的态度可谓十分谨慎，小心措辞，以十足的耐心等待日本的有意拖延。直到“九一八”事变，乃至“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蒋介石在他的对日外交方针和策略上始终贯穿着“和平”的主线。“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年内，蒋介石尽力维持、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并几度想使这种关系向前推进，企图以此来消除交战的危险，在两国间谋求和平的希望。
1934年日本所谓的“天羽声明”出台后，他以徐道邻为名发表了《敌呼？友呼？》，副标题为“中日关系之检讨”的长文，表明中国国民党政府一直在期待与日本的亲善合作，甚至是某种妥协。1935 年初，他又派王宠惠访东京，以私人身份向日本广田外相传递“善邻”的希望，维持两国间的真正友谊；之后，他又发表《善邻敦交令》，禁止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禁止发表抗日言论，竭力谋取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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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善态度；他又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广田交涉，提出三项基本原则，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正常轨道，用和平外交的手段解决今后的一切事件。蒋介石与日谋求亲善、和平的努力反映出他有意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当时日本并吞满蒙、征服中国的侵略国策下，与日本谋求和平无异于与虎谋皮。
三、透析蒋介石的亲日外交思想
蒋介石的亲日外交思想无疑是基于他的政略，也就是实现他的个人独裁，同时他与日本的私人感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有时也是他为实现其政略的一种应变手段。首先，蒋介石的亲日思想具有私人的感情基础和继承性。正如他所言：“吾人从国民党历史及其人物之分析而观，实在看不出有排日成分之存在。”“国民党的干部人员，自孙中山先生以下，与日本公私各方面有友谊交往与智识交换的，不在少数。所以在中国言，能理解东亚存亡关键，能理解日本并能理解中日应平等提携而不该交恶以两败的，国民党向来的理论是比较清楚的”[4]，借此阐明了国民党不排日以及寻求合作的基本态度。在国民党内，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不少政要人物都曾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并形成了举足轻重的亲日派，因此，在国民党的政治态度中难免夹杂着私人感情的成分。蒋介石在1970 年 1 月接见外籍记者时还曾坦言：“我从前是向慕日本尽忠报国的传统精神，亦爱日本孝亲、尊师、尚侠、重义的民族性。日本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5]这一点，在 1935 年前后蒋介石多次发表的有关德化教育、国民精神等方面的演讲中，也能够清楚地看出他对日本的仰慕心理。另外，蒋介石在对日外交的原则上也是继承了孙中山的“中日亲善”的外交思想。其次，蒋介石的亲日外交基于其当时外交服务于北伐的原则。1926 年，是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年初，他以“东征英雄”的身份进入国民党的权力中枢，到北伐前已经独揽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此外，他还寄托着更大的期望：“本年为誓师北伐之年，亦为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之年，中国存亡，革命成败之机，皆在于此也。”[6]1927 年 5月，他在南昌发表了《认识我们唯一的敌人》的演讲，明确指出，“现在把北洋军阀打倒之后，还要打倒共产党。因为立在主义上说，共产党实在是我们国民党唯一的敌人，”“我们要国民革命成功，就不能与共产党并存”[7]，表露出了其反共的决心。并把消灭共产党作为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按照他的计划，要“先使本党消灭共产党，……再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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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8]这里，他虽然没明确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却不难看出，其北伐的目的是要消灭国内的军阀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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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中共的影响，实现国家的“统一”，以便最终实现其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目标。为了不影响其既定的北伐目标，对日忍让，绕道北伐，已经由对日亲善发展为对日妥协。第三，蒋介石的亲日外交思想体现了其“以夷制夷”的战略思想。“一战”后，英美两国不断采取打压、限制日本的措施；英日同盟的废除，使日本陷于孤立，迫使日本不得不另外联络一种势力来与英美抗衡，于是，日本重新唱起了“亚细亚联盟”的调子，以笼络中国人的感情。而当时中国反帝反封的斗争中，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主要矛头是英国而不是日本，这种国际环境成为蒋介石亲日外交的前提条件。通过亲日外交，使日本在一段时间内对中国问题保持了极大的“热情”，甚至在国际间进行积极“协调”，从而牵制了英国对中国的武装干涉活动，分化了列强的力量；而后期的外交又有联日制苏的策略，为北伐的推进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对此，蒋介石曾坦言：“革命的对象，即为帝国主义者，但外国帝国主义者，不只一个，乃是连带的，势不能一一将其打倒，更不能同时都打倒，必须利用机会，始能成功。”而“最高之军事原则，至少须用于战略，若能用于政治，效力尤大”，并借用了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的战略原则。[9]从地缘上讲，俄国和日本都属于中国的近邻，蒋介石对这两个国家都存有戒心，认为日俄两国“各有其独占中国的野心”[10]。但自从 1923 年蒋介石访俄失望而归后即萌生了反俄、反共的思想和一党专政的政治愿望，因此，蒋介石一直把俄国视为最大和最后的敌人。而日本在反共问题上与蒋的一致性，又成为他亲日外交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在对日外交中，利用了英美与日的矛盾和日与苏的矛盾，体现了传统的“以夷制夷”的战略思想。第四、蒋介石的亲日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莫斯科曾幻想如果英帝国主义被打倒，其他帝国主义会跟着一起瓦解。1926 年4 月 1 日，联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我们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的决议，提出“在这个阶段中，同日本的关系问题对中国革命运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设法争取在这里有一个喘息机会，而这实际上意味着先‘搁下’满洲的国家命运问题，也就是容忍南满在最近一个时期留在日本手里。”[11]苏联的外交战略通过苏联顾问和中共，指导和影响了国民政府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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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确立。北伐开始后，苏联提出了反英不反日的主张。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的邵力子奉命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在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的“书面报告”中称：“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同志派我到莫斯科这里来，为的是取得共产国际对于解决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的指导。”[12]在苏联和中共的影响下，国民党的反帝主张日益明确，国民党 “一大” 宣言提出：“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于反帝国主义而已。”[13]国民党“二大”宣言就将“打倒帝国主义”列为“国民革命之第一工作”，这样，“反帝” 斗争的重要性就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共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取得共识，由此促成了国共合作基础上的北伐革命。总之，蒋介石的亲日外交思想有它产生的时代基础，也是蒋介石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外交策略。不应忽视的是，蒋介石的“亲日”外交表现出了他与日本谋求和平的幻想，尤其是在“济案”的交涉中已经显露出其对日妥协的态度，并直接影响了后来蒋介石对日妥协外交的产生。由对日亲善发展为对日妥协有其必然性。

参考文献：

［1］《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日本外务省档案》。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
史》，P256。
［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
期?绪编》（一），台北，1981，P108。
［3］（日）古屋奎二编：《蒋总统秘录》（台北）中央日
报社，1977—1978 年译印，第 6册 ，P228－229。
［4］秦孝仪主编：《蒋总统集》（台湾） 中华学术院印
行，1960 年，P2109。
［5］《蒋介石秘闻》（1）P21。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P502，
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
［7］［8］《蒋总统集》，P491、P512。
［9］［10］《蒋总统集》，P50、P282。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
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1998，P742。
［12］《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P507，转自《蒋
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P154。
［13］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
全会资料》（上），P16，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绥化学院史地系；黑龙江省社会主
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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