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朱培德与滇军（1916—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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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朱培德与滇军（1916—1929）

朱培德与滇军（1916—1929）
陈红民
（浙江大学 历史系 杭州 310028）
摘 要：中华民国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地方军事集团，影响时局甚大。朱培德领导的滇军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发展壮大，逐渐接受了孙中山与国民党的领导，并最终摆脱地方色彩融合成国民党中央军的一部分，这在地方实力派中是少见的，反映了民国时期部分传统军人向代职业军人的转变。
关键词：朱培德；滇军；国民党
中华民国正处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时期，传统权威丧失，社会动荡，军阀割据，军人专政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地方军阀集团与军事实力派人物与政治团体、国家的关系，他们如何转型，是研究那个时期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以朱培德与滇军为个案研究，观察地方军事实力派的兴衰。滇军是有鲜明特色的地方军事集团，朱培德在地方军事实力派中也是个异数。学术界关于滇军的研究较多，有影响的成果包括谢本书的《民国劲旅 滇军风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美国Donald S. Sutton的《省军与中国的共和制度：滇军，1905-1925》（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1905-1925,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等，关于滇军人物的研究以唐继尧、龙云为多，如谢本书的《唐继尧评传》（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杨维真的《唐继尧与西南政局》（台北：台湾学生出版社1994年）、江南著《龙云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等。目前对朱培德的研究成果较少，只有几篇论文，也不是正面论述朱与滇军关系的，[①]故本文在此方面进行探讨，就教于学界。
一
滇军的形成与近代中国局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十九世纪末，清政府为了应付边疆的危机，在云南建立新军，开办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1907年9月创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规模、课程设置、教学质量等方面都堪称全国一流，对日后云南乃至全国的政治、军事影响甚大。有人认为：“云南讲武堂之声誉昭著，不亚于日本之士官、保定之军官学校。”[②] 滇军早期的大部分军官出自讲武堂。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云南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随即发动云南昆明起义，建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革命政权。然而，继孙中山之后掌握国家大权的袁世凯倒行逆施，云南成为反袁重镇，蔡锷等成立了护国军政府，决定以护国军的名义出师。1916年元旦，护国军政府发布讨袁檄文，护国军誓师后即分路出发。
护国军进行的反袁斗争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进军顺利，“滇军”一词也逐渐形成。1916年5月，作为领导反袁独立各省联合的统一政权机关的“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以滇籍唐继尧为首领，决定由滇、桂、粤军共同北伐，滇系声势大振。不久袁世凯北京毙命，但护国军认为北京政府中还有帝制余孽把持，决议北伐军仍然出发，在广西广东一带与地方军阀作战，并进占广东。云南护国第二军改编为驻粤滇军，与从云南出发时相比，滇军人数大有增加，武器质量也有较大改观。但在经费与生活方面，却不能如人意，官兵饱受饥寒交迫之苦。云南都督唐继尧也害怕负担巨额军饷，拒绝驻外滇军返滇。
由此滇军分成两支：一支离开云南长期在外，一支驻守的云南当地，彼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朱培德，字益之，云南盐兴县元永井（现禄丰县黑井盐矿区）人，在18岁时（1908年）考入第十九镇的陆军随营学堂，两年后并入云南讲武堂，朱培德学习刻苦，成为模范生，他在讲武堂所结识的教官、同学也构成他日后重要的人际关系网络。朱培德参加过辛亥昆明起义，护国军起时，他已是营长，率部向广西边境进发，逐渐成长为驻粤滇军的主要将领。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决心利用滇、桂军的力量，进行护法运动。此时，朱培德与孙中山有了较多的接触，对孙中山不屈不挠的高尚人格由衷敬佩，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无论孙的事业是顺利还是受挫，他都矢志服从其命令与指挥，这与一般地方军阀和孙中山之间互相利用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驻粤滇军是广东各军中支持孙中山最坚决的，孙中山曾称赞道：“滇军在粤，方部讨龙，张部拥护军府，足慰尊注”。[③]
驻粤滇军受各方面影响，内部极不稳定，李根源与李烈钧为争夺领导权展开激烈斗争，竟至内讧而相互火并的地步。朱培德因握有军队实权，成为各方的争取对象，幸而在夹逢中生存下来。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大总统，组建政府，朱培德被任命为援桂第二路司令。此后，孙正式任命朱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朱培德借机对四分五裂的滇军进行整顿，他给官兵自由选择去留的机会，将留下者编为三个混成旅。不久，他发表通电吁请孙中山下令讨伐滇系首领唐继尧，反对滇军回滇。[④] 此举既是他忠于孙中山的表现，也显示了他与云南故乡滇军决裂，独树一帜的决心。
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建立大本营，准备北伐。朱培德任北伐滇军总司令朱培德，下辖三个旅，他率所部滇军在桂林集体加入国民党，这表明滇军接受三民主义和对孙中山的忠诚。[⑤] 这是滇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1922年6月，参加北伐的朱培德部进展顺利，已经攻入江西，士气旺盛，准备一鼓作气攻下吉安和南昌，却突然发生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孙中山的北伐受挫败。朱部被迫回师救援，又被击溃，损失惨重，经湖南退入广西。
国民党方面在陈炯明叛变事件发生后重新构划军事，对滇军颇为关注，对朱培德很有期待.蒋介石在致廖仲恺等人的信中指出：
滇军以朱培德为主体，请孙先生手书慰问。益之对于广西之滇军，能否设法统一，或应如何处置……如孙先生有意命朱统一滇军，彼或较易为力。能使滇军指挥统一，亦一美事。否则朱虽不能统一，其必能设法联络，引为本党用也……而以联络与处置各，随时询于朱培德，并令其注意统一指挥之事，则两方滇军，或皆能为我用也。[⑥]
蒋是孙中山信任的军事将领，他的建议，影响到国民党领导人对朱培德及其所部的观感。当时，驻广西的滇军有两支，各约一万人：由朱培德率领的一部驻桂林,由张开儒率领的杨希闵等五个旅驻柳州。孙中山给朱培德和张开儒写信，要他们合力讨陈。后张开儒率领的滇军发生争权斗争，旅长杨希闵排挤张开儒，自任总指挥。孙中山致函朱培德，对滇军内部的争权夺利表示了忧虑，希望朱培德能够劝解息争，尽快合力东下讨陈炯明：
幸速与桂平滇军联师东下。桂平滇军颇闻有因争帅而延师者，以义勇闻于天下之滇军，而犹有此缺点，殊出吾人意料，犹望我兄有以晓导之。国贼未灭，危机四伏，决非吾人从容谈权利时也。[⑦]
10月初，杨希闵率部退驻濛江，朱、杨两支滇军在旧桂系残余势力“自治军”的围困下，粮饷无着，处境困难。他们派人与孙中山联系，达成东下攻粤讨陈的秘密协议。朱培德率所部与由柳州下来的杨希闵部会合进军藤县，驻防藤县的桂军刘震寰部与讨贼军早有默契，加入讨贼军行列。讨贼军不战而下梧州，沿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陈军大量倒戈投降，余者丧失斗志，纷纷溃退，陈炯明于1923年1月15日通电下野，退往惠州。讨贼联军进驻广州，并迎孙中山重回广州。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将军队当成命根子，不许他人染指的军阀比比皆是，间或也有少数军阀出于现实考虑而使一支军队整体加入党派或信仰宗教的现象。朱培德的表现异乎寻常，他率部加入国民党的行动固然有现实的考虑，但更多地应该是他的信仰改变所致。专门研究滇军的美国学者Donald S. Sutton在其著作《省军与中国的共和：滇军1905-1925》中指出，朱培德与孙中山的结盟，有许多实际利益的考虑：“对朱来说，国民党的帮助所带来的显而易见：这促使他迅速放弃了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且孙中山在其故乡广东浓厚的政治人脉关系，更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然而，他接着也客观地指出：
对于朱培德与孙中山确立关系，不能全部用机会主义者的投机来解释。1922年初孙中山在广西发动北伐，朱的3000军队为此英勇奋战，并且他个人与国民党的结盟，自此以往，结盟未动摇过。很明显，他属下的军官甚至普通士兵也在同国民党的联系中学到了新的精神，这足以改进部队的精神与凝聚力。[⑧]
二
孙中山回到广州后，下令奖勉朱培德等人：
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朱培德去岁本大元帅督师北伐，分命诸将略定赣中，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朱培德，率百战之健儿，转战千里，军锋所指，无坚不摧。及闻粤中变作，政府播迁，慷慨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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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吞狂虏，忠义激烈，允为军人之楷模。迨至元恶稽诛，师行蹉跎，该司令拄危难，固结军心，崎岖湘桂之间，备尝艰辛，终能会合各军，削平粤难，前功获竟，嘉慰实深。该司令朱培德，捍卫正义，懋著勋诚，允宜褒奖，所部各将士均加犒劳，以慰劳苦，犹望益励忠荩，为国宣劳，终成护法之全功，共奏建国之大业，有厚望焉。此令。[⑨]
1923年3月，孙中山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他踌躇满志地表示：“今次来广东，是要统一滇、桂、粤诸军，造成统一的中华民国。”[⑩] 他将朱培德部滇军调回广州，编为“大本营巩卫军”，任命朱培德为大本营巩卫军军长兼大本营参军长、代理军政部长。这体现了孙中山对朱的信赖，也是对他前一时期忠贞行为的褒奖。朱培德首次进入到政府的高层领导。当时，孙中山面对广东各派军阀争权夺利的混乱局面，首要任务是统一广东。朱培德所部滇军先后参加了平定沈鸿英、击退北洋军与陈炯明军反扑等战斗，稳定了广州的局面。他指挥有方，身先士卒，广东政府内自孙中山以下“咸以虎将目之”，敬服有加。[11] 1924年春天，孙中山在苏联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广东政府重组军事系统，各军改编，朱培德被任命为建国第一军军长，并兼任禁烟会办，所部奉命进攻江西。
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对广东政府的命令阳奉阴违，孙中山曾当面斥责杨希闵：“我把你们召集来是要听我的话，听我的命令，你戴着我的帽子，打着我的旗号，糟蹋我的家乡，吃广东的一滴水，都是有罪的。”[12]为了教育和争取滇军，孙中山设立了“滇军干部学校”，对各级军官进行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亲自为滇军讲解三民主义，以及联俄的道理。可是，杨希闵等人并不思悔改。孙中山去世后，杨希闵、刘震寰打算凭借军事实力，勾结北洋军阀和陈炯明、唐继尧等夺取广东政权。1925年4月，杨、刘即擅自调集大军，密布广州，意图不轨。广东政府的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邀请朱培德、谭延闿、廖仲恺等密商应付杨、刘的办法。朱培德“决计定疑，协赞最力”。[13]6月5日，胡汉民下令免去在广东的建国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建国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的本兼各职，任命朱培德为建国滇军总司令。朱培德调集所部加入讨伐杨、刘的战斗序列。
作战中，朱培德派参谋去杨希闵部前往接洽劝降，晓以大义，将其大部缴械收编。他所有被俘滇军官兵集中于沙河，进行训话，他以乡情打动被俘官兵：我们多是云南子弟，参加过护国军，一向跟孙中山革命。你们这个队伍是有光荣历史的，现在被人带错了路，走向反革命。我不是来打你们，是来捡你们的骨头（收殓收容之意）。今后要保持护国军的光荣传统，为国民革命奋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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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俘官兵几千人大部编入建国第一军。
朱培德部滇军参与平定杨希闵，是滇军历史上重要事件。朱培德部在讨伐杨、刘叛乱时，仅有一个师两个旅的番号，兵力不足三千人，装备较简陋，只有七成的士兵配有正规枪械，在广东是有名的的杂色军。战后，在广东的滇军完全统一于朱培德之下，兵员与装备得到大量补充，实力增强。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朱培德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需部长，成为革命政府的领导人之一。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整饬军队，以实现孙中山先生改造旧军队的夙愿。7月8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取消名目繁杂、以省为别的各式军队名称，统一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在各军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许崇智、朱培德、谭延闿、程潜等联合发表通电，分别辞去粤军、滇军、粤军、湘军、攻鄂军总司令职，以示拥护国民政府统一军队之指令。[15] 在军队改组和整编过程中，湘、滇军受到优待。蒋介石对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说明理由：
就现在各军人数讲，以上所拟，较厚于湘、滇两军，惟粤军必有一部分可改充省防之用，湘、滇等军，在政府规划北伐时，无论由何远进矣，其所负责任必甚重大，人数不宜过少。且祖安、益之诸公拥护革命政府热忱尤著，在此敌党造谣我排斥客军之际，此议提出，其所收良好之影响，尤难言喻。[16]
可见，蒋介石厚待朱培德等是基于三项考虑：未来北伐、朱培德等人的革命立场、反击敌方谣言，以示革命阵营团结。经过讨价还价式的谈判，确定国民革命军分五个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党军第一旅和部分粤军组成，军长蒋介石（后由何应钦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由建国湘军组成，谭延闿任军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由建国第一军组成，朱培德任军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主要由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李济深任军长；国民革命军第五军以粤军第三军为基础扩编而成，李福林任军长。各军实际上还是以省军为基础编成的。
朱培德所部滇军编为第三军，他充分利用新的机遇，全心整编第三军。首先，是解决编制的严重缺额问题，充实兵力。滇军原有的底子十分薄弱，兵员缺额相当严重。经过多番活动，朱培德收编了被其它各军俘虏去的杨希闵旧部，又弄到一部分徒手兵，和他原有的班底全部拼凑起来，编足了六个团，实力扩充近一倍。其次，处心积虑地保持和加强第三军的云南地方色彩。第三军组建后，朱培德设法保持和加强部队乡土观念重，地方性强的特色。第三军的班底主要由滇系将领组成。第三军的第七、第八、第九师师长分别由朱培德的旧部王均、朱世贵、黄实（后由朱培德兼第九师师长，黄实为第三军参谋长）担任，中下级军官也多起用亲信的云南人。至于第三军士兵，多数为云南人，他们由于农村破产被迫出来当兵“吃粮”，距家千里，又处在地方排外性较强的环境中，连开小差的机会都丧失了，遂以滇军为家，逐渐形成滇军以乡土观念维系生命的强烈的地方性色彩。这种地方色彩对军队的战斗力与凝聚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培德常以此自夸“滇军的团结力量怎么大”。[17] 第三，主动要求在第三军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整顿军风军纪。滇军历史上曾以贩卖鸦片为主要军费来源，官佐吸食鸦片成风，军风军纪败坏，军官克扣兵饷，士兵私卖枪械弹药之风盛行，为人诟病，也严重地影响战斗力。朱培德主动向国民政府及苏联顾问要求尽快在第三军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中国共产党派朱克靖等一批云南籍党、团员到第三军中组织政治工作机关，并动员了一批云南进步青年加入第三军，下属的六个团部都产生了党代表或政治指导员。政治工作人员中多数为青年学生，共产党员占半数以上，他们积极开展工作，向士兵宣讲革命理论，提倡新的军风军纪，改善士兵待遇。旧滇军的暮气逐渐减退，第三军的课堂、操场、野外训练都出现了新的气象。
无论朱培德如何努力，他所辖的滇军编国民革命军系列，“从此失去了其以省籍命名的特色”。[18] 而他顺势而为，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引进苏联顾问与政治工作制度，使旧滇军焕然一新，注入新的活力。第三军虽然仍保持云南人为主体的特色，但已经成为国民党“党军”的一部分。
三
相较于其他各军，朱培德与第三军基本上保持了与广州国民政府一致的政治立场，几乎没有发生以军事力量谋取独特利益的事情。第三军先后参加了北讨熊克武、南征邓本殷与东征陈炯明诸役，实现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1926年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隆重召开。1月1日，大会举行开幕典礼，到会代表278人。朱培德、王均、朱世贵、黄实、朱克靖等作为第三军代表参加。朱培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朱培德完全被当成了革命政府要成员，也被苏联顾问视为左派，鲍罗廷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供的一份机密报告中，充分肯定朱培德的政治立场：
在6个军和6个军长当中，可以认为有4个是完全可靠的。我们同他们未必有很大的误会，他们当中的蒋介石、谭延闿、吴铁城（注：有误，吴不是军长）和朱培德无可非议。可以同这些军长一起完成一项大的工作。[19]
1926年4月，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就尽早北伐问题形成决议，决定由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筹拟北伐准备计划，由宋子文筹办军饷。[20] 朱培德也以此为契机，再对第三军进行整顿，补充兵源、更新武器装备、加强训练，改善了部队结构，增强战斗力。北伐战争第一期作战的主战场在湖南，第三军共有近七个团参加，配合友军。
8月中旬，北伐战争进入第二期作战，朱培德担任右翼军总指挥，下辖第二军、第三军、第五军之一部，负责江西战场，进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所辖的北洋军。作战过程十分激烈，一路血战，北伐军得到江西工农群众的支持。此次南浔线大决战，歼灭了孙传芳大部精锐部队，至11月占领南昌。北伐军也付出惨重的代价，下级干部牺牲者约占75%，士兵伤亡约15000人。[21] 第三军参加北伐时不到1万人，却付出了6000多人的伤亡代价。[22] 攻占江西后，出力最大限度的朱培德担任了江西省政府主席。
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固定的地盘，成为一方“诸侯”，是中国许多近代地方军阀的理想。朱培德与以云南人为主的第三军终于拥有了江西省，可以说具备了这样的条件，然而，朱并未朝着将第三军建成自己的“私军”，把江西建成自己地盘的方向努力。江西战事进行中，由湖南省农会和安源矿务局协助在招募了新兵4000多人、收容了孙传芳部俘虏有几千、在赣南的旧滇军杨如轩等部也到南昌听候改编，这使为第三军得到极大的扩充，比参加北伐时实力大增。在省政方面，朱培德努力在艰难的条件下采取了务实的政策，在经济、交通与教育方面进行的了有限度的建设。朱培德以客籍身份主政江西，自然引起赣籍官僚的不满，他们掀起了一场抵制滇籍的“赣人治赣”运动。朱培德为消除阻力，在全国较早地打出“训政建设”旗号，继而掀起江西“自治运动”，在省政府的领导层，刻意减少滇籍部属的人数。
1928年，第三军被编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参加第二次北伐，朱培德任第一集团军总预备队总指挥，后被蒋推为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指挥全军作战。这实际上表明朱的军队已经是“中央军”的一部分。到6月，北伐军节节胜利，攻至沧州、马厂一带，和平接收北京已成定局时，朱培德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为蒋拒绝：
鱼申电悉，以后对内对外诸务，更繁而难，中一人不能胜任，事事尤要吾兄匡助，何得言辞？总之，事务愈艰繁，吾人愈当勇于任之也。[23]
蒋介石在北伐完成，取得全国政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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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合民间久战思安，期待和平建设的心理，提出“编遣裁兵”主张。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虽口头上赞成，但军队是他们的命根子，都不愿裁减。为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裁兵编遣初陷困境之时，身为江西省主席、第五路军总指挥的朱培德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意旨，对部队进行缩编。第五路军由第三军和第三十一军组成，官兵2万5千余人，全部驻守在江西境内。其中第三军有很强的战斗力，是朱培德的起家本钱。1929年9月，朱培德命令第三军军长王均、第三十一军军长金汉鼎集中所部，进行点检，准备编遣。朱培德组织考试委员会，对中下级军官进行考试，合格者予以留任，不合格者给予遣散。[24] 被裁遣的中下级军官达2200余人，随后又裁撤士兵1万1千余人。缩编后的编制为：将原来第三军缩编为第七师，将原来第三十一军及第五路军直属部队缩编为第十二师。被裁遣的官兵大部被送回原籍。10月20日，朱培德向国民政府报告：“赣省军队现已缩编完毕，现缩编部队分为训练部队与剿匪部队，轮流交换，以养成国防劲旅。”[25] 他同时致电蒋介石，要求辞去第五路军总指挥职，撤销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蒋介石复电给予嘉许和勉励。[26]
北伐结束之际，国民党内各派的军事领袖都有抢占地盘，经营一方的打算，而战功显赫的朱培德则以“劳卒不胜烦剧，恳辞赣省主席，辞呈三上，始获请。”[27] 1929年10月国民政府同意他的辞请，任其为参谋总长。朱培德放弃了“地盘”，而到南京任职，由独领一方的封疆大吏一变而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
从1916年护国讨袁走出故乡，到系统庞杂的驻粤滇军，再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最后到朱培德在1928年编遣时率先缩编，在云南以外的滇军已经基本消失，而汇入“中央军”，朱培德本人也从一个地方色彩很浓的军人而成为国民党主流领导层的成员。
四
在重视实力，视军队为命根子的军阀时代，朱培德靠滇军起家，又亲自将所部滇军改编，使其化解于无形，实为异数。其经历值得总结：
首先，是进入民国以后，一些军人已经有了新的观念。笔者曾提出，民国以后，一些传统军人出现了“向现代职业军人转变的趋向”。[28]朱培德可说是其中代表。他在清朝末年从军，身上有许多传统军人痕迹，文化不高，靠着战功渐地成为滇军的领袖之一，滇军成为他立身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他对军队的控制相对较松，没有强化下级军官对他的个人忠诚，虽然也抓住机遇扩大滇军，并使滇军占有了一定的地盘，但当国民党（国民政府）收束军权时，如1925年编成国民革命军、1928年编遣等，他都服从命令，主动地放弃了对滇军的控制和江西省政府主席等职。可能会有人将此与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其实，他对蒋的服从，更多的是把蒋当成是国民党或国民政府的象征，如同他早期服从孙中山一样。朱培德有着较强的国家观念，促使他入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感于国家败落，要强国以雪耻外侮。在1928年编遣时他说过，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裁兵缩编有助于国家的安定。他说：“十七年来的中国，内部纷扰至于极端，其根本原因就是兵多了，一班武人割据地盘，拥兵自卫，于是互相争斗，一年凶过一年”，为消除这种隐患，使政治得于安定，“就必须把这些过量的兵，从速裁减”，以减轻百姓为战争所久困的痛苦。[29] 朱培德的这种不同之处，代表了民国时期已经有少数的军人意识到服从国家的重要性，具备了转变为现代职业军人萌芽。从更大的方面讲，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步，加上军人的内省，才促使军阀时代最终成为历史。
其次，朱培德所部滇军有其特殊性。官兵长期漂泊在外，没有稳定的地盘，兵源与供应均无从谈起，基本上断绝了与故乡的联系，得不到支持，甚至与云南的当政者有矛盾。后来的扩充中虽然竭力保持云南特色，无奈外省的兵源越来越多，只能维持中高级军官是云南人，经过1925年的改编与两次北伐战争，整支军队的云南色彩越来越淡，甚至难以维持下去。
最后，朱培德的个性也有关系。他不是非常强势与具有统治欲的军人。他处世谨慎细心，善于审时度势，所以虽非国民党传统的武装，却能立足并发展。如在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的复杂情况下，朱培德显示了其政治上的成熟与“圆滑”，不急于表态倒向任何一方，而是处于调停的位置，无论结局如何，确保自己不受损失。朱培德的“中立”态度，当时独树一帜，他创造了“礼送共产党人出境”这种国民党分共的独特形式。长年征战，他得了严重的胃病，身体虚弱需休养，晚年他信奉出世的佛教，有超脱现实退隐的念头。到南京后，他也只愿从事幕僚工作，不多出头露面。
需要说明的是，朱培德所代表的，只是离开云南的滇军。而云南境内的滇军则在龙云等人统领下，继续着自己的路线。两支滇军的一兴一衰，正昭示出民国时期地方军事实力派的不同走向。
Zhu Peide and the Yunnan Army, 1916-1925
Chen Hongmin
（History Departm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re were different regional martial groups which affected the national affairs deeply。The Yunnan Army led by General Zhu Peide became stronger in the queasy years，accepted the leadership of Sun Yat-sen and Guomindong step by step，shook off the provincial colors， and became part of the Guomindong’s Central Army. It’s unwonted example in the regional martial groups and indicated that some traditional military officers have switched to the modern professional armyman.
Key Words: Zhu Peide; the Yunnan Army; Guomi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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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陈红民：“朱培德将军生平事略”，《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1期；杨维真：“论北伐前期蒋中正与朱培德的关系（1925-1927）”，“蒋中正先生与国民革命军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4年；陈红民“传统军人的现代转变——〈朱培德传〉序”，《江苏文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②] 东南编译社编述：《唐继尧》第14页，上海震亚图书局1925年版。
[③] “孙文表明对南北和战的态度致唐继尧的密电”，《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第58页。
[④]“致马君武等请制止唐继尧回滇电”（1922年2月23日），《国父全集》第5册，第329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
[⑤] 莫世祥：《护法运动史》，第148页，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版。
[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94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⑦]《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2年7－12月份）》，第1302页，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印行，1983年版。
[⑧] Donald S. Sutton,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1905-1925, P.272,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⑨] “大本营公报”第一号，《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⑩] 郭军宁：《朱德与范石生》，第224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11] 《陆军上将朱公益之事略》，第７页。
[12] 胡彦：“护国滇军第一军后期史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239页。
[13] 吴湘湘：“谦让容众的朱培德”，《民国政治人物》，第72页。
[14] 胡彦：“护国滇军第一军后期史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240页。
[15]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7日。
[1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95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17] “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欢迎欢送’”，《文史资料精选》第5册，第218页。
[18] Donald S. Sutton,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1905-1925, P.288,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卷，第141页。
[20]参见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21] “飞同志的报告”及“加同志的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1926年12月9日。另见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第34页。
[22]梅原：“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欢迎欢送’”，《文史资料精选》第5册，第225页。
[23]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1928年4月至7月）》，第48

中国历史上回家的故事

7页，台北：“国史馆”2003年印行。
[24] “第五路军集中缩编”，《申报》，1928年9月16日。
[25] “国内要闻”，《申报》，1928年10月21日。
[26] “朱培德电辞总指挥”，《申报》，1928年12月12日。
[27] 《陆军上将朱公益之事略》，第8页。
[28] 陈红民：“传统军人的现代转变”，《江苏文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5页。
[29] “朱培德报告赣省裁兵经过”，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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