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以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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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以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提问

《愚公移山》，“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高中“教参”上解释为：“人力无穷，自然能被征服”。问题是,《愚公移山》的作者是战国后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列御寇。道家人物怎会有这种“征服自然”之论？其实它的本意是，反对没有远大理想，只着眼于眼前看得到的收获的庸人小志，而要将眼光放远，不计功利，甚至忘掉个人生命的渺小，才能真正做出一点有益于人类的事情。
区别于“传统中国”、“封建中国”或“文化中国”，“古典中国”是有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新论述。古典中国有若干方面值得现代中国借鉴，包括：领航世界的文明；相对良好的生态；礼仪之邦；生命的修行；文化的尊严；自由的表达；诗意的崇尚；教育的深刻。古中国的概念，宜于国人对国史保持一种敬意与温情，是文明复兴的信心与前提。而古典中国的内涵，恰是现代中国生生不息的正能量所在。
何谓“古典中国”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与国人对国史的信心与了解息息相关。并非所有国人都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伟大与光荣，有客观的了解与真实的信心。尤其是过去的一百年，在中国文化遭遇空前危机的时代，民族历史受到许多扭曲与遮蔽，许多人其实对国史没有多少信心。一代代没有信心的国人，不可能担负起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古典中国”指的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中曾经有过的光荣与伟大。“古典中国”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魂，即古老的中华文明重新兴盛与华夏文化主体的复苏；另外，所谓复兴不止是指GDP，而且是指文明品质的全面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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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叫“古典中国”，是为了与传统中国、封建中国、旧中国、旧社会等词语加以区分，并赋予它新的内涵。类似于将文言文称为古典中文，将民族音乐称为国乐，将传统文化称为国学等等。称呼不同，表明了在传统面前保持温情与敬意、体认与敬畏的态度。
从外面世界看中国，转型期的现代中国冲突不断，社会矛盾突出。但对古典中国的印象则完全相反。无论是文明的深厚底蕴，或文化中国的精神乌托邦，或天人合一的绿色家园，或道禅高人的世界，或温柔敦厚的儒家君子，都处于现实中国不能达到和超越的文明高度。
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位置，需要内外两个视角交替观照，互为镜像。欧洲文艺复兴也是复兴古典西方文明。“古典中国”这个概念，有利于世界了解中国，而且比“中国崛起”这个概念更加文明、优雅、大气。更为重要的是，古典中国确有值得现代中国学习与借鉴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这面镜子，对当今中国的现状提出问题。
古典中国给予现代中国的借鉴
古典中国有八个方面优于现代中国，包括：领航世界的文明；相对良好的生态；礼仪之邦；生命的修行；文化的尊严；自由的表达；诗意的崇尚；教育的深刻。
领航世界的文明
现代中国无疑在许多方面优于古典中国。然而，现代中国又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世界。而历史上曾有过的先秦百家争鸣、汉唐盛世、两宋文明高峰、清代康乾盛世，无疑是古典中国曾经领航世界的事实。
以盛唐为例，我们举一个历史细节的例子。当时长安城的朱雀大街，“宽达150-155米，是今北京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宽度的两倍”（王仁波主编《隋唐文化》）。为什么会这样？
仅盛唐数十年间，各国的遣唐使节，东罗马有七次，阿拉伯（大食）有三十六次。在这些遣唐使节中，从海路来的有日本、马来半岛的使节；从陆路来的有阿富汗、克什米尔、乌兹别克、印度、波斯（伊朗）、朝鲜、泰国、大秦等的使节。盛唐曾与三百多个国家与地区相互交往。韦述《两京新记》记，截至唐玄宗开元年间的统计，长安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观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天寺四。其他如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有祠或寺。其他城市如泉州、扬州、广州、成都、太原、洛阳也广建寺庙。
因而，朱雀大街为什么这么宽，就容易理解了。当时的长安，不愧是世界上最繁华、最开放、最自由的国际大都市。
再以北宋为例。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只举一本书为例，沈括的《梦溪笔谈》，既惊人地记载了石油的发现、天气的预报、星象的轨迹、光
的传播与声的共振，也生动记录了什么样的纸墨是最好的纸墨、如何训练小乌龟叠罗汉、什么样的茶最精良，以及受冤枉的哑巴如何通过“叫子”表达自己的冤情。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农学、工程技术、文学、史事、音乐和美术等领域，不仅是百科全书中的领航世界之作，而且是北宋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领航世界之证。
王国维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文化之多方面，前至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陈寅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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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判断：“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由此可见，他其实已经提出了文明复兴的目标与方向。
以上是从时段上来论述的。如果从空间上看，根据彭慕兰、李伯重等人的研究，证明：1820年前，中国江南地区在GDP上领先于西欧英、法、德，创造了至今并不广为人知的世界经济奇迹。这项研究表明，江南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自由经济的基础，江南有当时最好的教育与社会条件，江南有最好的人力资源。江南在最近三十年重新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是原先被压抑的现代性因素，重新解放出来的结果。
环境问题与观念
唐诗里的青山绿水，有赖于自然山水美好生态的滋养。如果是雾霾满天，如何能看见“孤帆远影碧空尽”，如何能感受“惟见长江天际流”？人们往往将古代环境好于现代的原因归于古代的经济不发达，这是现代人的不思之过。试问：如果产权明晰，责任清楚，那些村长们敢去滥砍山林而增加自己短期里的政绩么？古代的地主，因为要将土地资产传给后代，因而更少有短期功利行为，更有环境的责任意识。试问：古人有现代人这种更多、更快、更强的发展至上观念么？
再试问：我们的土地，有必要如此反复施肥，导致农药在深层土壤中不断富集，无法自行分解么？有必要如此让土壤的自净能力丧失，成为防不胜防的污染源么？因而，与其说经济发达与不发达，毋宁说是现代人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与无止的贪婪成为了环境不断被破坏的原因。
古人注重生命的修行
古典中国的人们重视如何与自然相处，同时重视如何与自己相处。所谓生命的修行，不限于宗教，而是指有信仰的人生，有精神品质的人生，以利他为快乐的人生。在古典中国，有这样的精神土壤与生态，并且全社会有如此的正当目标。
举两个小例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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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昼夜”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句。现代中国世俗化的解读，只相当于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经典浓度被稀释，章句的意义世界显得苍白、单薄，失去了经典的魅力。正确的解读应该是：流水，不管是涓涓滴滴，或者是汩汩滔滔，还是浩浩荡荡，都是不断地填满一个又一个坑洼，然后继续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夜以继日，无所止息，直至大海。其实在暗喻，有本的修行人，他们的生命力、活力、道德的能量，延绵不绝。同样被误读的还有经典的《愚公移山》，“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高中的“教参”上振振有辞地解释为：“人力无穷，自然能被征服”。但问题是,《愚公移山》的作者是战国后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列御寇。道家人物怎会有这种“征服自然”之论？其实它的本意是，反对没有远大理想，只着眼于眼前看得到的收获的庸人小志，而要将眼光放远，不计功利，甚至忘掉个人生命的渺小，才能真正做出一点有益于人类的事情。
文化的尊严
社会中有金钱、权力和文化尊严三种权势。在古典中国，文化尊严就是全社会给予文化人人格身份的尊重，而文化人反过来对于文明与文化基本价值认真守护，在长期的文化传统与生命实践中形成的道义高贵感。
古人对文化坚守的例子数不胜数。譬如，《正气歌》中所说的&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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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uo;愿为太史笔”，就是最早的学术与权势冲突之一。太史是齐国的史官。崔杼杀了齐庄公，太史为了史家实录的原则，记下了这件事，崔杼因此而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再记下崔杼弑其君，又被杀；第三个弟弟再写，崔杼终不忍杀。齐国的另一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全都被杀，即手持竹简，准备死在朝上，也要继续完成此事的实录。
孟子也曾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寇仇何服之有？这表明，君臣关系是相对性的，不是绝对服从的。在高耸的权力之上，有更高的道义原则。
由于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遭遇现代的解构颠覆，所以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依附理论，有“把屁股挪过来”的改造理论，于是也有经济学家为企业家打工的市侩行为。文化的尊严与士的风骨同时扫地。
诗意的古典中国
中国先秦而两汉、南北朝的历史线索，贯穿着一大生命力，即士人地位的提高。先秦鸣百家、西汉尚经术、东汉重清议，以及魏晋重门第，皆是读书人地位的提高。而科举，更是大幅度提高了士人的地位，读书文教成为一种权力、一种文明的力量，从此在历史上制度化了。与此同时，诗歌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
自建安三曹时期开始，诗歌创作极受重视，形成重要诗人群体。尤其以曹丕《典论·论文》中明确提出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标志。
范晔修《后汉书》，专辟《文苑传》。标志着文人的活动，与君王、武人和贵族一样，参与历史，在历史上开始占有一个显著的地位。
唐武则天时代以来“以诗赋取士”制度之确立，为又一个标志，改变了原先通经致用的文化权力手段。士人长期发愤，一旦写得一手好诗，便可以博取功名，所谓“十年人咏好诗章，今日成名出举场”(张籍《送李余及第后归蜀》)。
诗意的崇尚是古典中国的一项世界特色。“莲叶何田田”、“山寺月中寻桂子”、“山色空濛雨亦奇”、“多少楼台烟雨中”……整个儿的杏花春雨江南，其实都是诗意的。而清代江南女性近四千种诗集的持续写作，也创造了同期历史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不曾有的女性诗人记录。
为什么诗意很重要？因为诗意的核心是自由生命的发舒。我们看庄子笔下的温伯雪子说的话：“中国之人，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孔子见温伯雪子，无言，所谓神完气足，目击而道成。温伯雪子的美，直上直下，抖落种种概念道理规则礼法，通乎天地神明。庄子笔下的任公子钓鱼，五十O以为饵，投竿于东海，钓起来的大鱼，半个中国的人都吃不完。相比较那些每天到小河沟去找小毛鱼小虾米，生命格局就太可怜了。熊十力说庄子所写的是有道之士的气象，有道之士即任公子这样的人，即最富于诗意的人。庄子说的鹓雏，高蹈人间，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而地下的鸱以为鹓雏要来抢他的腐鼠，竟然紧抱腐鼠凶凶地“吓”她。庄子的这三个著名寓言故事，一个是对于功利人生的解脱，一个是对于规训人生的解脱，一个是对于权力人生的解脱，勘破三个套套，即是自由生命的舒展，即是对于现代人生中毒的解毒剂。
教育更深刻
帝国晚期的中国教育无可挽救地堕落为科场功名与八股专制。然而早期的古典中国，学校不如现代中国多，但质量却更高，理念更全面，注重人性和灵魂的教育。不仅如此，还有作为士的教育，即担负天下使命的大人的教育，如东汉时代的太学生，臧否人物，指斥豪强，甚至可以干预政府的用人政策。先秦时的孔子无愧为伟大的教育家：有教无类的平等，士志于道的高贵，学思并重的方法，知行合一的实践，以及“古之学为己”的深刻，都比现代中国教育注重阶级与权力斗争而不关心人的教育要好，也比“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单面人要好，更比现代一切都围绕考试指挥棒转的一条龙教育要好很多。
总之，复兴中华文化曾经有过的兴盛、繁荣与伟大，不应是另起炉灶，而应是重新激活、重新焕发生命力；不应是复古，而应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复兴生命力。中华文化的复兴一定是经过现代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才完成的复兴之路。“古典中国”给我们一个支点，我们可以用它来向现代中国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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