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李永春：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自由批评问题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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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永春：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自由批评问题述略

〔摘要〕自由批评是共产国际同意中共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主要条件之一，也是中共在联合战线中保持独立的条件之一。中共公开批评国民党及其领袖关于国民革命的错误观念和言行，在引导和影响国民党政策、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时，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严重不满乃至抗议，甚至采取“整理党务案”等办法来解决。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以及国民党的压力下，不断调整批评国民党的策略，在北伐战争开始后逐渐减少对国民党的批评。因此，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的批评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明显呈现出由激烈到和缓，再由和缓到激烈，最终又回复到和缓的变化路径。这种结局是与联合战线由中共和国民党联合向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联合的策略变化相联系的，也是国共两党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真实写照。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者大都注意到共产国际强制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一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上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4—165页；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20页；张玲：《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3页；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1—293页；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而忽视了另一方面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附有组织独立和自由批评两个重要条件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两个条件，维经斯基指出：“共产国际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有以下两个最重要的条件：（1）组织上独立，（2）批评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中共五大的文件则说：“四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两种条件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Ａ）保持组织的独立，（Ｂ）有批评的自由，以执行其拥护工人阶级利益之政治的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44页。）两种表述虽有文字上的差异，但基本内容相同。根据中共五大文件中“四年前”的说法，可知两个条件的提出并为中共接受当在1922年底或1923年初。。中共领导人也始终认定“独立批评是我们联合战线的主要条件之一”。《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7页。但是，中共一面寻求政治上的同盟者，一面又对同盟者开展批评，正如张国焘向共产国际代表所提出的疑惑：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我们与国民党合作到何种程度？我们应在哪些问题上批评国民党，等等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49页。。而作为同盟者的国民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并接受共产党的批评，这些批评对于国共合作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同盟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实际上，中共对国民党开展独立批评，在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时，也引起国民党的反批评乃至强烈抗议，甚至采取组织手段来制裁共产党的批评，同时要求共产国际限制中共的自由批评。因此，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是如何批评国民党的，主要批评了国民党的哪些问题，这些批评产生了怎样的效果，与国民革命失败到底有什么联系，都是关系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问题。深入考察党内合作形式下中共的自由批评问题，可以提供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中共和国民党的复杂关系的另一面相，从新的视角探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学术界关于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问题有所涉及关于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问题，有学者简单提到《向导》批评孙中山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势力的幻想，以及对忽略人民群众力量等错误思想（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上卷，第190—191页）。有学者还简要分析了《向导》批评国民党对待群众的错误观念和做法以及对革命宣传事业的忽略（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90—894页）。杨奎松对此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涉及1923年陈独秀等人对国民党的批评、孙中山对陈独秀和《向导》批评的抗议、1925年中共对戴季陶主义的抨击、1926年国民党对陈独秀北伐文章的批评，等等（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9—22、82—85、151—153页）。，但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对此进行全面的梳理，并探讨其中的阶段变化，以求教于方家。
一
自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形式后，中共开始严厉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关于国民革命的错误观念和行为，而且批评的态度渐趋激烈，到1923年7月中旬引起孙中山的强烈抗议，乃至要开除加入国民党籍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从中共的善意批评和国民党的反批评，发展到两党主要领导人和两党中央互相批评乃至抗议，甚至影响到联合战线的存续，可以说是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批评的第一次高潮。
中共成立之初，就作出对现有其他政党“采取独立的攻击态度”并且“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决议。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1922年6月15日中共发布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方面承认国民党是现存政党中比较革命的民主派，一方面又公开批评其对外亲近帝国主义对内与北洋军阀携手的动摇不定的政策。因此中共在解决时局的方法中，提出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社会主义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并在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得到确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9、19、26页。 当马林最初提出的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陈独秀曾经列举了种种反对的理由，既有中共与国民党的革命宗旨、革命基础、革命主义都不同，也有“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5页。 这些对于国共合作的隐忧，正是后来两党在第一次合作中批评与反批评的根源所在。
马林最初提出党内合作方式，主要是想以中共加入国民党去引导国民党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他也预料到国民党领导人将会抱着怀疑的态度迎接共产党人，甚至出现收买他们而变为执行国民党政策的工具的可能性。因此，他鼓励共产党对国民党展开批评，并在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中指出：“那么我们在国民党内工作时，就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性，通过我们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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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和帮助，把这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引到新的轨道上，从而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诞生做好准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255、450页。后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坚决反对中共中央迁驻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就是考虑到在广州很可能造成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过多依赖性，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党能够利用真正的批评自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28页。。共产国际代表的这种态度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就非常自信地说：“我们应该把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看作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因此我们应当扩大和改组国民党。如果该党领导执行错误的政策，我们就来纠正错误。如果我们不加干预，不与他们合作，国民党人就会犯更多的错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而国民革命也就不能迅速实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62页。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公然批评国民党“希望外国援助中国国民革命”、“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两个错误观念，“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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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趋外力，灭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28页。
这一时期，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批评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批评国民党领袖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妥协政策。中共批评孙中山所谓“友邦”的说法，严正指出“无论那个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都是中国人民、中国国民运动的敌人。”美国更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竞相侵略中国的恶魔，“中国人民若是认他为‘友邦’，便是认贼作父；国民党若是认他为‘友邦’，自动的邀他来公然合作中国的内政，便是教中国人民授权于贼父，公认他为干与中国内政的合法主宰！”和森：《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第19期，1923年2月7日。二是批评国民党领袖对国民革命的许多谬误观念，如认为中国革命只是一种解决“内政”的运动，无须倡言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只须声明承认一切条约，就可以避免外国妨害中国革命等。在蔡和森看来，这些谬误“实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损失！这种损失比较军事的失败地盘的丧失要重大得多”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三是批评国民党专注广东的军事活动，忽视党的组织改进和国民革命宣传。马林在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上著文指出，中国国民运动缺少由一个政党主持的有规则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宣传；历来偏重于军事活动一方面，“是国民运动领袖在观念上的一个大错误”孙铎：《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向导》第9期，1922年11月8日。。
这一时期中共真心希望国民党改良并与共产党合作，所以经常在《向导》上“发表劝告国民党的话”，国民党领袖亦很注意《向导》的提议。《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55页。例如，孙中山采纳了陈独秀和马林提出的国民党改组计划，其中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宣传问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55页。。《中国国民党宣言》也接受了中共的反帝主张，虽未标明“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但承认中国业已沦为列强殖民地，主张修正与列强所缔一切不平等条约。
不过，国民党内对于中共的批评是很不满的，如上海的国民党员抱怨《向导》对他们的批评太苛刻，广州的国民党负责人批评“陈独秀只想利用国民党。他的宣传工作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干的是同国民党决裂的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25页。在马林建议下，1923年7月13日陈独秀、蔡和森以《向导》编辑身份会晤孙中山，座谈北方的形势及孙中山今后的计划。在了解孙中山态度后，中共中央局决定离开广州，转到北方进行国民会议的宣传。
然而，5天之后，即7月18日，孙中山就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向马林提出强烈抗议，说：“象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马林否认苏俄援助与《向导》批评之间的关系，还替陈独秀开脱，辩说其中有几篇批评文章出自他之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23页。7月19日，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处境问题。会议强调中共不希望同国民党决裂，但是为了发展国民运动，必须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和它的错误行动，最后作出“按照1922年8月以来遵循的路线工作下去，在批评上避免激烈词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25页。的决定。从此，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策略进行了调整，对国民党的批评态度开始转向和缓。
二
从1923年11月起，中共又开始批评国民党对待英美国侵略家言论的错误态度，到1924年就商团事件、孙中山北上和北伐等具体问题，连续不断地猛烈批评国民党领袖，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应甚至国民党中央的严重警告，中共发表《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明对国民党毫不妥协的立场，以至两党中央展开针锋相对的批评。可以说是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批评的第二次高潮。
中共加入国民党并全力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和宣传工作，不期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攻击。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确定对国民党的新策略，明确提出：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这并不是说我们立刻要求机械式的开除右派，
也不是对于右派之人身的攻击与冲突；我们乃要求国民党内的批评自由，我们便能在国民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错误（最重要的，就是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在我们自己的机关报上，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在种种集会的时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86页。
在调整对国民党的策略后，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一是批评中派领袖对商团事件处理的姑息养奸的做法。蔡和森指称商团事件“可谓极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以及国民党右派分子伙同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观”；希望孙中山毅然决然抛弃以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的错误政策。和森：《商团事件的教训》，《向导》第82期，1924年9月10日。瞿秋白批评国民党中派想避开革命道路而利用商团，结果为商团利用，丧失自己的政策，在政治上降服于右派，简直是降服于反革命派与帝国主义。巨缘：《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向导》第85期，1924年10月1日。“巨缘”系瞿秋白笔名。中共猛烈抨击胡汉民、汪精卫对待商团叛乱的摇摆立场，“这种抨击给群众造成的印象非常好”《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79页。。孙中山最后还是接受中共的主张，武力镇压了商团事件。二是批评国民党专注传统的军事行动，而不是武装国民，实行革命的军事行动。彭述之指出：我们反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是反对国民党第一没有看清真正革命的群众势力，第二没有认清真正的敌人，第三没有了解进行革命由宣传而组织训练而武装暴动的步骤，第四不是武装群众而是武装军阀。述之：《我们为什么反对国民党之军事行动》，《向导》第85期，1924年10月1日。蔡和森指出：在商团叛乱的情况下，孙中山所谓“护法”北伐“这种国民党以前的传统政策，实属投降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下策”，这种政策只能助日本帝国主义及反直军阀张作霖，完全隐没了自己独立的革命的政治号召，也完全不能影响或动摇军阀制度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之政局。和森：《北伐呢？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向导》第83期，1924年9月17日。三是批评孙中山对于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召集和平会议的态度。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电邀孙中山北上会商国是。中共中央认为孙中山应留粤巩固广东的革命成果，肃清反革命势力，极力反对孙中山北上，认为他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领袖去参加所谓和平会议，“不仅是要上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当，而且无异于向人民宣告自己是与军阀及帝国主义的工具处于同等地位”。和森：《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向导》第89期，1924年10月29日。孙中山随后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立场，接受中共提出的“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中共中央才改变策略，对孙中山参加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割中国的阴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4页。即便如此，中共中央在欢迎孙中山离粤来沪的同时，仍然批评孙中山到上海后发表的宣言“纯粹代表国民党中派的观念，措词含浑，大有与各军阀妥协之余地，且语多抽象，并无代表人民利益的具体要求，彼此次北去受军阀和国民党右派两面之包围，结果恐甚危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40页。
对于共产党的批评，改组后的国民党最初还是能够容忍的。胡汉民于1924年4月发表《国民党批评之批评》，很客气地说：共产党人的批评“多半是重视国民党，而期望甚切”。其主要意思不在于批评国民党，而“是要叫国民党以外其他有革命新思想主义的人，无论共产及若何的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尽量加入国民党”。胡汉民：《国民党批评之批评》，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中央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51—52页。可到了6月18日，邓泽如、张继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提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指出：“彼等既为本党党员，则无论在何种印刷物中，对于本党主义及本党政府军事政治之行动，均不应妄加指责或批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则认定《向导》《新青年》等对于本党之不满议论“瑕瑜互见”。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因此，国民党中央采取了批评反对派，以党的纪律约束党员的处理办法，同时也试图通过组织手段来解决两党之间的纠纷。1924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讨论了“党内共产党派问题”，通过并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其中批评国民党员对于共产派问题“往往激昂过甚，逸于常轨，此皆所谓意气用事”。决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各派代表一人组成，负责处理国共合作中的纠纷。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75页。 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孙中山等人“为了党国作用的问题，利用右派来反对我们”，以国际联络委员会作为解决两党问题的最高机关，实际上是以国民党来管理共产党，是“想消灭独立的共产党组织，限制其行动和批评自由”。因此，作出决定：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讨论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拒绝承认国民党为解决两党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李永春编著：《蔡和森年谱》，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80页。 接着，陈独秀在9月17日出版的《向导》上发表长达8000余言的《我们的回答》，痛斥了国民党右派诬蔑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种种谬论，从思想上理论上申述了中共的独立性原则，同时向共产国际表明，“我们共产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75页。
对于《向导》的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国民党中央也作出了强烈反应。其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广州）发表《为革命北伐及大元帅北上告向导周报》一文，质问《向导》记者“这时并未见孙先生舍弃了主义而北上，也并未见孙先生于主义上对冯（玉祥）军作如何之退让，试问从何得知他革命上的信用要破产，又怎样得知他的主义要给他们奚落”；指责《向导》的“‘国民党右派首领向军阀投降，向帝国主义放盆卖买’而令孙中山先生北上”等语“显然犯离间挑拨之嫌”。孚木：《为革命北伐及大元帅北上告向导周报》，《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11月10、11日。在《告批评国民党的同志》的“社论”中，指责《向导》妄自为国民党划分派别并指商团叛变为国民党右派主使，批评“向导周报捏造的事实，实在比其他政党之造谣妖报尤为可恶”。孚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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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批评国民党的同志》，《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11月4、5日。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多次警告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可见，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已影响到国共两党关系乃至国民党与苏俄的关系。有鉴于此，国民党中央对《向导》提出警告甚至要加以纪律处分。1924年11月10日，国民党中央致函向导周报社，提出警告说：该报第87期所谓工团军与商团开枪互击等，均属捏造事实，令人发指。第88期一面仍攻击广州政府处置商团不力，导致牺牲与损失“巨大可怖”；一面又采纳所谓上海各报之香港来电，将抢劫焚杀之罪恶完全归于政府军队。“如贵报无相当之道歉及更正，则本会当采取适当之方法，以自湔雪”。《国民党再警告向导周报》，《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11月11日。可见，国民党中央一再警告《向导》，显然对中共批评之批评开始升级，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11月19日，中共公开发表《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针锋相对地回击国民党中央的批评。首先，驳斥《民国日报》所谓《向导》强分国民党为左中右派的指责，批评“诸君只知否认派别的态度，实际即不啻包庇违反党纲及纪律之背叛份子而奖励之；表面好似站在卫护党的地位，实际却是遮盖耳目，任其暗中腐败而不可作为，其结果不仅不是卫护国民党，反而是破坏国民党！”其次，反驳所谓捏造事实诋毁中伤广州政府等指控，说明《向导》批评广州政府，不仅没有丝毫恶意，而且非常“忠实近情”；至于攻击乘机焚劫的军队，则是希望革命政府严惩他们，以尊重革命政府的责任，挽回已失之民心。最后，“郑重警告”国民党中央：“即本报与贵会素无若何关系，贵会并非本报上级机关，本报言论方针，自有权限，绝不容贵会之干涉；贵会欲在贵党以内执行任何手段便执行任何手段，自是贵会所有之权限，亦与本报绝不相涉；至来函威吓无礼诬构慢[谩]骂之失态，同人不敏，恕不裁答。”《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导》第92期，1924年11月19日。可见，对于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批评的干涉，中共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表明了更加强硬的态度。
这一时期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助益和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开展，尤其是中共连续批评孙中山放弃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专注广东的军事斗争的错误，从实际上推动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在国民党改组之后，中共通过批评国民党的各种错误言行，继续推动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中共逐渐将对国民党的自由批评与争夺革命领导权联系起来。自国民党开始改组，中共就意识到并且试图掌握联合战线的领导权，所以“在政治生活的每个重要时刻，中央均同国民党一起共同发表声明（为的是不被任何人发觉）”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民校工作合作办法》明确提出：关于国民党工作的重点是宣传左派政治主张，以《向导》之所指示为准；在民校的集会中，我们务必提出些实际的问题，如《向导》81期后之各种实际问题，充分地做左派政治宣传；我们对于中派的态度，亦应照《向导》之所指示而批评之；务极力推销《向导》于民校中的左派分子及中立分子。《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21—122页。“民校”系国民党代称。
以《向导》为代表的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批评，其威力巨大。戴季陶甚至认为：《向导》对胡汉民、汪精卫大加批评的原因，“盖欲将国民党中稍能得青年信仰之人，均用打神鞭一律打尽，然后彼党乃可取得完全指导青年之地位，曾不为中国实际政治着想。现在将国民党领袖人物之信用破坏干净……由此种种，已可知国民党与C.P.实已入抗争期，而不能再缓。”转引自陈红民辑注：《戴季陶1925—1926年间致胡汉民等几封信》，《民国档案》2005年第4期。戴季陶虽然曲解了中共对于国民党右派和中派的批评，但得出两党“抗争期”的结论也不是空穴来风。
三
在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等人猖狂地进攻共产党，中共领导人纷纷撰文予以反击，严厉打击国民党新、老右派。对于国民党北伐出师，中共也提出诸多批评，但遭到国民党领袖群起攻击，出现了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批评的第三次高潮。之后，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等来压制共产党的批评，加上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压力，中共逐渐缓和对国民党的批评。
这一时期，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重点在以下方面：
一是批评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
戴季陶在1925年7月刊行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指责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一种寄生政策，特别攻击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批评，说：共产党人太不尊重团体的道德，在他们的机关报上面对于国民党的主义和策略加以批评，而且对于国民党领袖人物故意造作谣言，借此使一般青年生出不信任国民党的心理。他批评谭平山今年在《革命》上“公然说国民党的政策当中有反革命的政策”，又批评去年《向导》对于孙中山北上的批评等，“这些糊〔胡〕说，绝不是友党的机关报所应持的态度。”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年7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1982年，第89页。该书成为国民党新老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对此，中共主动调整策略，宣传孙中山晚期较左的言论，
将他塑造成坚定的“左派”形象，减少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的批评，并援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批评右派，其中重点批评戴季陶书中的错误。陈独秀以大量事实反驳戴季陶，诸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阴谋破坏国民党”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而且是别有用心的。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导》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第130期，1925年9月18日。瞿秋白指出，戴季陶攻击《向导》对国民党的批评，“这一则是只知护短，而不求解决；二则是故意违反事实，归罪C.P.。”《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95页。“ C.P.”系中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简称。向导周报社还专门出版《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的小册子，揭露戴季陶“三民主义真实信徒”的假面目。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猛烈抨击下，国民党中央最后严厉批评并处分戴季陶，下令销毁《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1927年4月，以谢持、邹鲁等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公然宣布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破坏国家、破坏社会三大“罪状”，其中不少涉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批评，如说：“其对于总理也，欲以爝火毁日月之明：总理电吊哈丁，诋为忠孝洋大人；总理北伐，诋为避免与英帝国主义冲突；总理北上，诋为与军阀妥协。迨总理逝世，彼辈阳为追悼，阴行庆祝，进而加马克思、列宁（遗像于总理）遗像之上。”甚至说中共诬蔑总理人格、抹煞总理历史。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479页。 对此，中共调整了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策略，即在宣传上改变以前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地解释三民主义，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来解释三民主义，以巩固并发展国民党左派的理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46页。除了在《向导》《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许多文章批评西山会议参加者以外，中共主要是联合国民党左派进行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同时推动国民党中央对其进行政治打击和组织处理。中共的斗争策略颇见成效。据邹鲁所述，当时“雪片一样的宣传品向西山会议进攻”。胡汉民还说：“西山会议能够得妇孺皆知，中外闻名，不可不归于共产党。”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43、344页。对国民党右派的批判和打击，坚持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也促进了共产党与左派的结合，使革命政策能得到坚强拥护，使左派势力日益发展，“近年来国民党内左派势力之发展不能不说共产分子与有力焉。”大雷：《关于蒋介石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人民周刊》第18期，1926年8月12日。
二是批评国民党关于北伐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及北伐军的缺点。
在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后，中共领导人根据共产国际反对目前北伐的指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28、268页。，也试图就北伐问题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施加压力在经过“三二○”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北伐就是同蒋介石和解，就是抬高蒋介石地位，就是供给他以比前[比以前]更多的军火和金钱。”（《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4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当时认为，按照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来准备条件，使党能在有利的时机提出具体的口号，制止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因为这是与向农民征税和进一步加强军事独裁有联系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75页。），于是连续发表批评北伐的文章。其中，陈独秀发表于《向导》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批评关于北伐的错误观念和行动，指出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从国民政府内部之政治状况、国民政府之实力、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第161期，1926年7月7日。彭述之批评北伐军号称党军，却没有党的指挥；北伐是国民政府的北伐，而国民政府有名无实，只不过是军事领袖的一个特别机关。“我们为了中国的国民革命的成功，为了北伐前途的胜利，我们不能不苦口的指出北伐军的缺点和所以救治之道。”述之：《我们的北伐观》，《向导》第170期，1926年9月10日。此外，中共还批评国民党为了北伐而压制后方的工人运动以及向农民勒派军费的政策，并指出：“如果北伐军不顾民众的要求，不注意民众势力的发展或甚至防碍民众势力的发展，那便完全失了此次反吴北伐的根本意义，那便与其他军阀的互斗无多差别。”述之：《北伐军攻克长沙与政局前途之推测》，《向导》第165期，1926年7月28日。
中共对北伐的态度，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批评乃至攻击。蒋介石认为《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是“诽议北伐”，其用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蒋介石日记（1925年8月23日），转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因此致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对中共提出交涉。国民党中派以及一些左派领袖均对陈独秀表示不满，顾孟余在中央宣传委员会开会时直斥陈独秀有意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之感情，张静江则请鲍罗廷劝陈独秀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党部则向中央党部控告，并禁止同学购阅《向导》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47页。。9月13日，陈独秀公开答复国民党的辩难，申述其全文要旨在警告国民政府统治以外的民众不可专门依赖北伐来得到解放，更是警告国民政府当局不可把北伐看得太神圣，乃至于不惜牺牲民众利益参见《读者之声》，《向导》第171期，1926年9月20日。。20日，中共在《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中，甚至指责中派领袖在北伐中只在争取地盘，以致内部暗潮甚烈；批评中派诸人“欣喜于目前的胜利，骄张之气，漠视一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50页。。中共中央由此表明对于北伐的态度，同时敏锐地指出北伐中的种种危险，并以在野党身份提出善意的忠告。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却批评陈独秀和中共的北伐态度，认为这有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冲突，过早挑起这种冲突是不合时宜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88—389页。
三是批评蒋介石的右倾和独裁言论。
自“三二○”事件开始，蒋介石逐渐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革命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42页。。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提出迁移国民政府到武汉，抬高党的威权，实际上是想进一步扩大独裁。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反对迁都之议，并指出蒋介石集军权、政权、党权于一身之危险。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展，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北迁，而蒋介石等又坚决主张迁往蒋介石所在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驻地南昌，而在武汉的国民政府成员坚持联席会议迁移武汉的原案，使国民政府迁移问题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彭述之批评蒋介石坚决主张迁都南昌的错误，特别指出国民政府至今还在单纯军事独裁之下，甚至国民党也在军事独裁之下，名义上以党治国，实际上是以军治党，党内的民主主义完全丧失。这些事实如果再发展下去，一定会毁灭全部的革命。述之：《革命政府迁移问题》，《向导》第188期，1927年2月16日；述之：《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向导》第190期，1927年3月6日。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1927年3月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中央全会批评蒋介石自“三二○”事件武力蹂躏党权政权以后，破坏总理之联俄及容纳共产党政策，破坏本党军队中之党代表制与政府制度，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的罪行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99页。。全会还通过了坚持国共合作、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
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革命队伍中出现了一种妥协甚至反动的倾向，公开地或秘密地破坏革命的原则与革命的策略，企图与敌人妥协。中共批评道：“站在国民党最高地位的人物（指蒋介石——笔者注）居然有说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不是呆板的，意思便是可以随时变更，可以与帝国主义妥协的。”述之：《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向导》第190期，1927年3月6日。就蒋介石1927年3月在南昌的演讲，陈独秀指出：国民党军事领袖说出这样的话，在革命政策的立场上看来，分明是把中山先生的联俄精神根本放弃了。蒋介石说：“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苏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国……不仅日本，无论那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末，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未始不可联合的。”独秀：《评蒋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讲》，《向导》第192期，1927年3月18日。蒋介石在演讲中影射和诬陷共产党，公开提出要“制裁”、“纠正”共产党，彭述之对此反驳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独立的政党，除共产国际以外绝不受任何人的纠正或制裁；在国民革命战线上，共产党与国民党要密切地诚恳地协商合作，但只是协商合作，而绝不是受其什么纠正或制裁。至于某个人或领袖要纠正或制裁共产党或其党员，都是笑话。述之：《读了蒋介石二月二十一日的讲演以后》，《向导》第192期，1927年3月18日。 3月13日，中共中央就蒋介石所谓纠正与制裁共产党的言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质问蒋介石对于他自己也承认是革命分子的共产党员防闲排挤且一再声言要进行制裁，究竟是出于何项动机？参见《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向导》第192期，1927年3月18日。 但是，中共对蒋介石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被蒋介石伪装革命进步的面目所迷惑，一方面也担心过度批评蒋介石会导致国共合作破裂。直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猛烈批评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同时在《向导》上发表文章，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破坏北伐的胜利，阻碍了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
对于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中共则较少批评。尤其在蒋介石叛变以后，中共对于左派予以更高的期望和信任，在合作中对左派处处让步，实际上几乎放弃了对左派的批评。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应当很坚决的在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机关中工作，同时要批评自己同盟者之不坚决，就是最接近的同盟者也要批评，并且要保证政府政策之正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58页。。这样，中共开始公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限制工农运动，掩护和帮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进攻；申明中共将同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随着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决定“分共”，中共与国民政府合作的条件已消失，开始揭露汪精卫改变三大政策曲解三民主义之罪恶，宣传反对武汉中央的反动政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90—191页。
这一时期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批评，日益趋向和缓。一方面的原因是国民党中央对中共的批评逐步加大制约。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办法，规定凡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员有怀疑或不满之处，应呈诉或报告于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本会议审查后，交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执行。又规定：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32、233页。蒋介石承认对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太苛刻参见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14日），转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32页。 ，但是依据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提出的“整理党务案”，毕竟“把一年来的一切纠纷问题定了一个解决办法”。而且据此提出的两党联席会议，在《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中所规定的具体方法之一，就是“设法使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与本党机关报关于两党互相之批评与记载，不违背合作之精神”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47、318页。 。显然，“整理党务案”主要是解决党内纠纷，其中又主要是针对于两党之间批评。
鲍罗廷甚至认为：“中央全会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这些决议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73页。6月4日，中共向国民党公开发表“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的声明。《读者之声》，《向导》第180期，1926年12月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向导》第157期，1926年6月9日。可见，中共实际上接受了“整理党务案”。受此影响，中共逐渐减少并减缓了对国民党的批评。另一方面原因是共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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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为了维护联合战线，逼迫中共对国民党让步。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提出要“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20页。但是，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随后“指示中共必须继续执行以前对待国民党的方针，避免加剧关系”；“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665、695页。这样，中共对国民党左派采取了退让政策。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汪精卫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像是这样或那样的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马日事变之后，武汉国民党逐渐倾向蒋介石，陈独秀又两次提出中共应改变政策，退出国民党，但均未获通过。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第418页。
四
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批评，大多建立在当时的形势分析和事实剖析基础之上。《向导》声明“共产党及本报历来关于国民党的文字皆是根据事实立论”，并据此反击各种对共产党的挑拨离间与造谣。主编蔡和森反复表示“本报的言论并非故为激烈，不过是常常本着忠实的科学的观察以警告我国人”。《读者之声》，《向导》第143期，1926年1月26日。和森：《单独侵略与协同侵略》，《向导》第45期，1923年11月7日。但是，根据事实立论和科学的观察，与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批评，有时很难保持一致。例如，《向导》发表一系列文章反对孙中山北上，其中以蔡和森的态度最为激烈，原因是他不相信冯玉祥，也不相信孙中山，尤其是孙中山在广东高唱联日论调，同时与段祺瑞和张作霖没有断绝联系，所以认为他北上的目的就是想同军阀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参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80页。陈独秀在中共五大报告中承认，当时中央对孙中山北上的策略“并不完全是正确的”。蔡和森在中共六大发言中自我批评说，当时反对孙中山北上“太偏于狭隘的独立性”，是很错误的。《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期；《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137页。由此看来，国民党对《向导》批评之批评，有些还是不无道理的。而且中共对国民党领袖的批评带有明显的攻击性，有些批评过当，难免不成为反对者攻击共产党、挑拨两党关系的口实。如商团事变发生后，香港华字日报社编印的《广东扣械潮》发表《记向导周报攻击孙政府事》一文，大肆渲染《向导》对国民党的批评或者中共报刊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矛盾，挑起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压制和两党矛盾。参见《广东扣械潮》第4卷，香港华字日报社编印，1924年，第23—26页。
诚然，政治批评总带着浓烈的激情和鲜明的立场，在国共党内合作中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是批评方式还是具体的批评对象和批评内容，批评或被批评对同盟者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更何况批评之中体现出各自的政治利益和立场，因而最终影响到党内合作的存续和发展。而且共产党的批评策略受制约于合作中的地位和自己的政治实力，本身是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和代价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于自由批评的态度也是前后有变化，不仅影响了各时期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言论之缓急，而且影响到国共合作中两党关系的变化和调适。国民党对于中共批评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先是批评或驳斥共产党的批评言论，后是利用右派对共产党进行压制和非难，甚至国民党中央以党纪约束和政治手段限制中共的批评，诸如整理党务案和国际联络委员会之议都是明证。可以说，同盟者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始终贯串于国共合作的全过程，只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出双方的胜负消长。
在党内合作形式下，中共对于自由批评的正确运用并非易事。一方面，中共对国民党提出批评，维护和显示政治组织的独立性，但不能影响联盟即两党的合作；另一方面，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和批评自由，又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服从自己，难免不存在现实矛盾。这就注定了中共的批评直接关系国共两党以及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调适，否则，不是弱势一方的共产党被迫放弃自由批评，就是强势的国民党限制弱势的共产党而导致两党联合的破裂。所以维经斯基在中共五大总结说：批评权意味着政治上的独立，这是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而且到现在仍然悬而未决。“有一些客观条件，
使得我们很难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对于一个应在斗争中拥有领导权的党来说，没有政治上的独立是最危险的事情。”《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34页。显然，组织独立是自由批评的前提，相对弱势的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批评，还必须有共产国际的政策扶持和实力帮助，但是共产国际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国共合作，极力压制共产党，迁就国民党。
总之，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各阶段的批评重点是根据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共两党关系的调适而变化的。中共的自由批评，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进程，使“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逐步扩大了中共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但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共的自由批评日益受到来自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限制，加上党内机会主义错误，中共逐渐减少对国民党的批评。正如蔡和森所说：“我们中央的机关报《向导》从第一期到‘五卅’时期，对国民党都持一种独立的批评态度，不过有时太偏于狭隘的独立性了。”“可是自北伐以后，革命愈发展，机会主义也随着发展，批评态度也放弃了，独立也渐渐的放弃了，甚么都要顾及到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137页。从史实来看，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对国民党仍有批评，但已十分和缓。于是，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明显呈现出由激烈到和缓，再由和缓到激烈，最终又回复和缓的变化路径，这种结局是与联合战线由中共和国民党联合向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联合的策略变化相联系的，也是国共两党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真实写照。“自由批评”与组织独立并列作为实行党内合作的两个重要条件，是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的成败联系在一起的，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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