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巴杰：试论中国国民党“政党领军”模式的确立及其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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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巴杰：试论中国国民党“政党领军”模式的确立及其发展演变

[摘要]政党领军模式的出现反映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欲建立一支与旧军队相区别的新式武装的情绪，也反映了党在军队中影响的现实。它为整合国家军政关系、改革军制、建设现代武装力量、消除地方割据、完成政治统一诸多问题发挥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其发展演变更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军政关系的曲折演变提供了器物基础。
[关键词]中国国民党；政党领军；以党治军；以军制党
伴随着“党军”①的出现而确立的政党领军模式，反映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欲建立一支与旧军队相区别的的新式武装的情绪，也反映了党在军队中影响的现实，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迄今为止，有关政党领军模式确立的背景、政党领军模式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及其发展演变，还缺乏认真的研究。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得一些新的认识。
一、党军成立及“政党领军”模式的确立
建立一支由革命党人完全控制的武装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革命党如何才能有效地驾驭武力而不为武力所反噬，孙中山曾有过刻骨铭心的教训。回顾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先后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结果是“失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列，较前尤甚.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1](P104-105)，究其原因，则为“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2](P500)。事实证明没有军事力量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要想革命成功，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而被孙中山认为“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陈炯明的叛变，“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必须有明了党义之军队及其干部，然后才能服从本党指挥，成为革命的武力”[3](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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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形成了“以党治军”、“以军固党”的建军思想。
黄埔军校的成立，即是孙中山“以党统军、以军固党”思想于实践层面的体现，“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4](P291-292)，“军队之能不能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武器之精良不精良”[4](P296)。主张军校应建立严密有效的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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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政治军事训练的同时，还必须具备节制军队的功能，以此体现“党化”。汪精卫在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致辞时也强调：“本党创办此校，实欲合理与力为一致，办党者为理，办兵者为力。力以抵抗罪恶镇压反革命，补理之所不及，故党与兵实相依为命，兵出于党，无党即无兵，党赖于兵，无兵即无党。国建于党，无党即无国。往者吾党之失败，由于党自党，兵自兵，此后吾人万不可再蹈覆辙。”[5](P43)
黄埔军校的建制为国民党确立政党领军模式提供了器物层面上的保障。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出于“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用黄埔学生为骨干”[6](P170)的考虑，孙中山主持编练黄埔军校教导队，以黄埔学生为骨干。1924年9月3日，何应钦筹办黄埔军校教导团，并兼任教导团团长，12月26日，成立教导团第二团，王柏龄任团长。教导团的编制采用正规军三三制，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教导团自连以上设立党代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任各级指挥官和党代表，第一、第二教导团是一支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式武装，其训练军事与政治并重，以“党权高于一切”为原则。
1925年4月6日，廖仲恺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73次会议，决议以教导团为基础，组建直属国民党中央的军队，即党军。4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成立党军第一旅，何应钦任旅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这支部队之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换句话说，就是受党的指导与监督，是完全党化的军队”[7](P91)。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整编部队，改建国军、党军为国民革命军。8月26日，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成立蒋介石为军长的第一军。其后，“党军”模式逐渐推广于各路旧军，初步完成了南方革命阵营所属军队的革命改造，从而标志着革命党人“政党领军”模式的确立。
二、三位一体视野下的“政党领军”模式
“中国的历来的政治，尤其是民国十六年来的政治，都是‘以军治政’，军是无较高的力量可以统治他的，在北洋系统下面，是以一人独裁去统治，一人独裁，高乎一切……这叫做‘军阀政治’。代替一人治军而及于政治的，只自国民党‘以党治军’、‘以党治国’起。”[8]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关键之处在于党、军之间在组织上的统属关系。为此，中国国民党吸取苏军设置政治委员、党组织深入部队基层的经验，建立党代表制、政治部和特别党部，组成党政工作系统。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军队听命于党，确保政党领军模式的贯彻实行。
特别党部。党军“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都不过因其能力成绩而分配任务，并不是权利，任何官长，均可以随时因必要而更调工作”[9]，而军队本身是有等级区别的，自上而下，层层节制。所以，要很好的保证军队是党控制的武力，离不开自下而上的党的组织，使军队时时受党的训练和裁制，不仅遵守军纪、风纪，还要受党纪的约束。为此，党军成立后，设特别党部，以加强党在军队的活动。军中各级机构均设相应的代表大会及监察委员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权力的机构为执行委员会，各级执行委员由各级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组织。各级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但各级执行委员可以连选连任。特别是党部，尤其是其基层组织——党小组，对于直接连结基层士兵，使党组织上下贯通，充分发挥作用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蒋介石多次强调党小组的重要性：“请兄对于第一师各团连小组多下工夫，并监督其实行，将来由第一师以推至各师，则党军名实或有相符之一日，而革命始有成功之望也。”[10](P24)并要求“将此函摘要录登报端，使各官长知党之重要，而不至轻忽小组会议也”[10](P24)。
党代表制，党军是党的武力，欲使其党化，必于军队各级中，委派党代表，使其训练士兵及监督军事行动，于必要时，可以直接指挥军队。党代表设有军、师、团三级，并要求在军、师两级设立政治部，营、连设政治指导员。1926年3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党代表条例》中，宣布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度的目的是：“为灌输国民革命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条例还规定党代表的主要职权为“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所属人员须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党代表不干涉指挥官之行政命令，但须副署之”；“发现指挥官分明变乱和叛党时，党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11](P44)而担任军事工作的人，未必一定是党员。这样国民革命军军队里的长官，只有治军的“能”，而党代表却有管军的“权”，“权”、“能”的分开，将军权集中在党的掌控之中，使军队服从于党而不会沦为私人的工具。党代表制度是保证党对军队指导行之有效的组织方式，“革命军精神的凝聚力，还是在各连的党代表，一切士兵的生活、卫生、通通要党代表去料理……在战场上有党代表，就可以增加战斗的能力”[12](P180)。
政治部是国民革命军中执行政治工作并受“党的指导，根据党的主义、政策去训练士兵和民众的特设机构”。“国民革命军乃党之所有，任何人不得而私也”[14](P210)。但预使此观念为全军所共守，必须制定一套政治思想教育制度。为此，政治工作就成了“革命军真正命脉之一，慎勿等闲视之。”[13](P210)政治工作，对于提高国民党军队战斗力发挥了重大作用。孙传芳在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时曾说：“这一回江西战败，并不是战略战术的缺陷，最大原因就是革命的宣传力太强，他们处处都能得到民众的援助，而我们处处受民众的攻击，这是战败的最大原因。”[14](P22-23)
政党领军模式的确立，对于中国国民党于短短数年间，便打倒了北洋军人政权，完成了全国行政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国民党政党领军模式很不完备，多偏重宣传，在党的队伍建设方面没有切实举措，党权对军权的影响浮于表面，经不起冲击。理应是政党领军模式基本保证的特别党部、政治部及党代表制，实际上很不完善，且在实际运行中多强调其监督作用，权限也被控制在政治思想训练、军风军纪和后勤方面，指导作用尚难谈及，更毋庸论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力掌控了。使得政党领军模式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却难达到制度设计的初衷。不过，它的存在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共人民军队的建立提供了借鉴与参照。自南昌起义开始，中共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便直接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及政治部设置等制度，“匪从来都是强调以党领军，最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15](P777)。后又经过“赣南三整”与“三湾改编”，确定支部建在连上，奠定了以党治军的初步形态，井冈山上，毛泽东和朱德部组建为红四军，进一步健全党代表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以及军政合作制度。1929年的古田会议，更是明确指出要在红军中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健全党的各级机制，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确定了以党领军的建军原则，将“政党领军”模式发展完善，使其成为独具特色的军政关系模式，并从根本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与军事发展走向。
三、曲折反复的“政党领军”模式
“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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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P49)这种军阀割据的现象，是由于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报销政策”[16](P49)而产生的。激化的阶级矛盾，政治上的剧烈动荡，是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特点。在此时期，中国无论南方或北方，长期处于军阀战乱之中。据1932年出版的《四川内战详记》一书统计，从民国初年至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478次，平均每月两次战争，规模较大的战争，波及邻近的滇、黔、陕、鄂四省。四川一省如此，全国各地频繁爆发的大小军阀混战，虽无统计资料，但以此类推，即可见一斑。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通过黄埔建军组建党军、又以“政党领军”模式改造党人领有的各地方军队，进而编组国民革命军。成功地消除了这种军阀混战、割地称雄的旧式军政关系，完成了全国武装力量的根本统一。但国民党人开创、确立并经实践证实有效的“政党领军”模式，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却历尽挫折、反复，以至于最后完全放弃。
孙中山去世后，“革命新秀”——蒋介石以军权做大，在国民党中枢权力争夺中，以革命军人的身份取得对“中山传人”——汪精卫的压倒性优势，本身即说明军权有压倒党权的趋势。其后，借口“中山舰事件”，并在苏俄使团“蒋介石比党更强大，或更确切地说，党比蒋介石更软弱”[17](P281)错误认识的纵容下，蒋介石清洗了第一军中担任党代表和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辞退了季山嘉等苏联顾问。汪精卫的权威受到挑战，负气出国，其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的职务事实上被取消。在军权坐大的同时，以党治军的模式遭到破坏，政治工作不再受到重视，政党领军模式开始动摇。
南昌与武汉“迁都之争”，实为中国国民党政党领军模式走向瓦解的关键一步。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使革命阵营内部围绕政治权利中心的北移问题展开了争议。迁都武汉之议原由蒋介石提出，早在北伐军攻克汉口、汉阳而武昌未下之时，蒋介石便致电张静江、谭延闿“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18](P677)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蒋介石对此表示赞同，但不久他又主张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暂驻南昌”，并于1月5日向各省党部发出通电“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19](P1)。随后，蒋介石又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电告武汉：“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20](P272)，
公然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党军成了向党叫板的工具。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姿态使国民党中央产生了危机感，意在抑制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提高党权运动”应时而起。党权本是至高无上，既要提高，说明党权已受到军权的侵夺和挑战，当时武汉国民党中央对党有不能指挥枪的险境有着切身的体会：“现在我们的军队，已经生出危险的现象，好象有点各自为谋自由行动的样子……这是一个危险的现象，这都是完全因为军事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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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党的缘故”[21](P109-110)。军事机关离开了党，党不能指挥枪，党军也就失去了“党之武力”的初衷，而成为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
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厉行清除中共党人的政策，军队中大批担任政工工作的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被清洗，党军体制遭受严重挫折。“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又由于政工人员的本身程度的低落，对于主义的认识不够，于是官兵皆缺乏政治训练，对于作战就是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失，尤其对民众则不知爱护联系，甚至恣意骚扰，以至军风纪荡然无存。”[22](P4)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只不过是“贴标语，叫口号”而已，对军队已没有丝毫的约束力。“武装同志之间，亦有忸于一时感想，视党务为赘瘤，甚至对党有反对之表示……亦有以为吾侪只要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但不必一定需要党。”[23]党军已完全蜕化，不为党所能控制，所谓“党权高于一切”实际成了一句空话。以党治军，演化成了以军制党。
政党领军模式是20纪中国富有特色的军政关系形态，是中国军队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期的初次尝试，属于历史的不完全进步形态。虽然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政党领军的道路上出现挫折与反复，但其历史存在的价值不容忽视，它为中共人民军队彻底的政党领军体制的确立，提供了近距离的参照和借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24](P380)。从而保障了近现代中国军政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平衡恢复。
注释：
①严格意义上说，党军是指1925年4月13日由黄埔军校教导团演化而来的国民党军队，当时为一旅，何应钦为旅长，廖仲恺为党代表。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国民党所能影响的部队统称为党军，如辛亥革命中的新军、北伐战争中的国民革命军等，而由黄埔军校师生领导和控制的军队则称为学生军。具体见上海妇女慰劳前敌兵士会纪念特刊：《党军》(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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