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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易中天:康乾盛世是帝国制度彻底毁灭的回光返照
核心提示:帝国历史的后半段,完全不能和前半段相比。宋是丧权辱国,元是天怒人怨,明是萎靡不振,清是死气沉沉。所谓“康雍乾盛世”,不过帝国制度彻底毁灭前的回光返照,论气度,论胸襟,论精神,均不能与“汉唐气象”相提并论。
本文摘自《帝国的终结》,作者:易中天,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到公元1911年清朝廷交出政权,二千一百年间,中华大地上建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王朝。这些王朝,大体上都实行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那么,它们的命运如何呢?或者说,帝国的历史如何呢?
让我们做一个回顾。
如果以所谓“五代十国”为界,帝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到公元907年朱全忠(又叫朱温、朱晃)灭唐,共1128年,是为上半段。从这一年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共1004年,是为下半段。上下两段的年头,只差一百二十多年,大体上还是对称的,堪称“上下两千年”。
上下两段的结构也很对称。上半段有四个统一的王朝,即秦、汉、隋、唐。下半段也有四个统一的王朝,即宋、元、明、清。上半段的秦汉与隋唐之间,夹了个半统一的魏晋南北朝;上下两段之间,则夹了个半统一的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在帝国史上是个异类———中原五个汉胡杂糅的小朝廷,周边十个不成体统的小帝国(实为王国),就像五道热菜加十个冷盘。中原那五个小朝廷,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国号都有个“后”字: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之所以叫“后”,是因为此前已经有过梁、唐、晋、汉、周了。可见这些立国的武夫,是一点创造性都没有的。周边十个小王国,吴(扬州)、南唐(金陵)、前蜀(成都)、后蜀(成都)、吴越(杭州)、楚(长沙)、闽(福州)、南汉(广州)、南平(江陵)、北汉(太原),就更是七零八落可怜兮兮,而且前前后后此起彼伏,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这些小朝廷的寿命也很短:后梁17年,后唐14年,后晋12年,后汉5年,后周10年,十分短命。十国的历史长一点:吴46年,南唐39年,前蜀35年,后蜀40年,吴越86年,楚56年,闽53年,南汉67年,南平57年,北汉29年。但这些小国不过割据一方,苟延残喘,并不能算数。而且,按照“正统”的计算方法,整个五代十国总共只有53年,因此我们宁肯把它看作帝国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由这个小插曲分隔开来的帝国历史上下段也十分有趣。上半段四个王朝,隋唐是秦汉的翻版;下半段四个王朝,明清是宋元的翻版;而下半段中的宋,又可以看作是上半段中晋的翻版。晋和宋,都是后来只剩下半壁江山,只不过一个是东西(西晋东晋),一个是南北(北宋南宋)。甚至就连他们夺取政权的方式都一模一样。晋武帝司马炎是向十五岁的少年皇帝曹奂(魏元帝)逼宫,宋太祖赵匡胤则是向七岁的娃娃皇帝柴宗训(周恭帝)夺权。他们都是“篡”,都是“谋逆”,都是宫廷政变,都是欺负孤儿寡母,或者说,都是使用“非武力手段”。不过,司马炎虽然轻而易举地夺了人家的江山,却没安排好自家的事务,结果晋成了一个既短命又分裂的王朝。中国历史上有短命的王朝(秦15年,隋37年),也有分裂的王朝(宋)。但秦和隋虽然短命却不分裂,宋虽然分裂却不短命(319年,仅次于汉),短命又分裂就只有晋。晋虽然说起来也有155年,但正儿八经算是个统一王朝的,也就是从公元280年武帝灭吴,到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这10年,以后就是自相残杀、抱残守缺和坐以待毙,黄仁宇先生便认为它“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我们也主张把它看作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时期的组成部分。
其余八个统一的王朝,又可分为四个阶段。秦汉为第一阶段,隋唐为第二阶段,宋元为第三阶段,明清为第四阶段。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同一种模式,即前面一个较长时间的动乱状态(春秋战国501年,魏晋南北朝369年),后面一个虽然短促却具有开创意义的王朝(秦15年,隋37年),然后是一个强大的、兴盛的王朝(汉426年,唐289年)。而且,这两个强大兴盛的王朝又都曾断裂过一次。汉当中插入了一个不怎么算数的王朝,即王莽的“新”,并被明确地分为西汉和东汉。唐则插入了一个更不算数的王朝,即武则天的“周”。不过,唐虽然没有被分成什么“西唐”、“东唐”,或者“北唐”、“南唐”(历史上那个“南唐”是另一回事),但许多学者都认为,以“安史之乱”为界,初唐、盛唐,与中唐、晚唐,实为两截。如此,则帝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就完全是一个模式了。
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则同为另一种模式,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后面一个少数民族王朝。赵宋(319年)的后面是孛儿只斤氏的元(97年),朱明(276年)的后面是爱新觉罗氏的清(267年)。汉、唐、宋、明,这四大帝国,前两个主要亡于内乱,后两个主要亡于外侵。当然,汉唐末年,外族也趁火打劫;宋明末年,内乱也烽烟四起。结果,北方的两个少数民族武装乘虚而入,颠覆了汉族政权。帝国的历史,大抵如此。
这是一个帝国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文臣将兵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然而越是集权,就越是糟糕。帝国历史的后半段,完全不能和前半段相比。宋是丧权辱国,元是天怒人怨,明是萎靡不振,清是死气沉沉。所谓“康雍乾盛世”,不过帝国制度彻底毁灭前的回光返照,论气度,论胸襟,论精神,均不能与“汉唐气象”相提并论。因此这又是一个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的过程。以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为标志,是“积强”。强到不能再强,崩溃。以澶渊之盟和辛丑条约为标志,是“积弱”。弱到不能再弱,瓦解(请参看本书第五章)。前面四个王朝(秦、汉、隋、唐),是自己把自己打死;后面四个王朝(宋、元、明、清),是自己把自己闷死。总之,帝国制度越是完善,越是成熟,越是精细齐备,就越是走向死亡。实际上帝国早就该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它就事实上不再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后来那些“发明创造”,都不过雕虫小技。之所以还出现了一个“大唐盛世”,只因为汉唐之间有一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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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年的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帝国史上一次极大的反常。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东汉帝国的大厦在宫廷政变和军阀混战中轰然倒塌,然后是一系列的王朝更替和外族入侵,刀光剑影天翻地覆,城头变幻大王旗。在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少数民族枭雄相继问鼎中原,不断建立起五花八门历时极短、带有部落制和奴隶制色彩的新政权。中原地区汉胡杂处,比例倒挂。少数民族逐渐汉化,汉民族同时也在不断“胡化”。在南方,庄园坞堡林立,豪雄拥兵自强,失去土地和中央政权保护的自耕农,纷纷投靠豪门,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以外的“部曲”和“荫户”,地主经济退化为领主经济。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动荡不安。朝代迭次更替,政局极不稳定,唯一的统一王朝西晋,竟然重新实行“封建制”。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77年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而且有职有权,可以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封国多达二十一个。前有三国鼎立,后有六朝更迭,整个魏晋南北朝,变成了春秋战国的汉胡杂糅版。
然而,这个中国历史上国家最分裂、局势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却又是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唯我独尊的儒学摇摇欲坠,异端邪说反倒风靡一时。六经注我取代了寻章摘句,标新立异压倒了因循守旧,离经叛道成为学界时尚。在统治阶级无法进行强有力钳制和束缚的情况下,“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宋书·臧焘传》),论辩成风,“是非蜂起”(刘伶《酒德颂》)。以玄学怀疑论为哲学前导,印度佛教文化为助燃剂,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席卷全国,魏晋南北朝成了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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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丰收期。
这就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唐帝国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以“儒道释并存”的“三教合流”替代了“独尊儒术”,以“胡汉一体”的“对外开放”取代了“故步自封”。只要看看盛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就知道。他们一则诗仙(道),一则诗圣(儒),一则诗佛(释),缺一而不成其为盛唐。可见只有开放的胸襟,才有辉煌的文化。
然而,等到宋明理学来重振儒学时,帝国就不可救药了。本书无意评价宋明理学,也不认为它们就一无是处。事实上,问题并不在儒学是好是坏是对是错,而在于再好的思想一旦独尊,都必然僵化。国家的统一不等于思想的一统。统一而不一统,则兴,盛唐是证明。统一而又一统,则亡,东汉是证明。如果冥顽不化地一定要坚持一统,那就最终只能以自杀的方式来激活生命力和创造力,魏晋南北朝是证明。
与思想禁锢相同步的是皇权的加强,始作俑者则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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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国家元首是皇帝,政府首脑是宰相。皇帝所在曰宫,宰相所在曰府。皇宫相府,各司其职。皇帝代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有如董事长;宰相负责行政、军事、监察的具体事务,有如总经理。这原本是帝国时代最好的制度,却被汉武帝破坏。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在皇宫之内另立“内朝”,以大将军统之,宰相(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所在的相府则变成了“外朝”,等于一个国家有两个政府。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以后只要皇帝强势,就会破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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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侵夺相权。明的“内阁”、清的“军机”,不过是汉武帝“内朝”的翻版。然而汉武帝另设“内朝”,还只是一个公司任命了两个总经理。明清两代的做法,却是皇帝一个人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帝国大厦独木难支,它能不江河日下吗?
实际上自盛唐以后,帝国制度就风光不再。之所以还能绵延不尽,除了我们民族一时半会还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外,少数民族的不断输血也是一个原因。五代输一次,元输一次,清又输一次。每输一次血,民族精神就被激活一回。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被称作“胡人”、“番邦”的少数民族,帝国的前途会是怎样?我想也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像玛雅帝国那样彻底毁灭,另一种就是在死气沉沉中慢慢烂掉。不过,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事实上最后的结果也是糜烂。大清帝国的最后一百年,仍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外交困。他们自己就是“胡人”,不能指望再有“胡人”来帮助。更何况,这一回来打咱们的,是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他们虽然比“夷狄”还要“夷狄”,却已经不再是“蛮族”,而是“列强”。这回,轮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跑到西边去打猎(两宫西狩)了,和当年唐玄宗的仓皇出逃一模一样。
王朝气数,何以如此?
看来,我们还必须对帝国制度作进一步的分析,看看帝国是怎样一天天烂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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