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高华：同盟会的“暗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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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高华：同盟会的“暗杀时代”

一
先来解释一下标题中的两个名词。
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亦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是中国清朝末年,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同盟会在1912年造成大清帝国的覆亡,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中华民国的建立。
1905年7月在日本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下,孙中山在东京倡导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后为避免日本政府反对,改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辅助总理计划一切;除制定了《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外,还决定在国内外建立支部和分会,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同盟会的前身是1894年成立的广东兴中会(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和1905年成立的湖南华兴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并联络1904年成立的江浙光复会(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等)共同组成。同盟会确定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纲领。同盟会与孙中山设想的共和政府组织一致:在总理下设行政、立法和司法3个部,这实际上是三权分立的原则。同盟会发行《民报》作为机关刊物,与保皇派、改良派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
同盟会在国内外各地建立支部,国内有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分布于华南、华中、华北及东北各地,国外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并在各省区设立分会,国内包括香港共21个,国外24个。同盟会成立不到一年,会员就发展至万余人,主要成员来自农、工、商3个阶层,以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多。
同盟会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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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处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但都没有成功。自1906年起,同盟会联合地方会党,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1906年12月)、黄冈起义(1907年5月)、七女湖起义(1907年6月)、钦廉防城起义(1907年9月)、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3月)、云南河口起义(1908年4月)、广州新军起义(1910年2月)和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27日)。其中1906年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是太平天国以后中国南方爆发的一次范围最大的反清革命斗争,牺牲义军将士及其亲属逾万人;黄花岗起义参与及牺牲者多为同盟会骨干成员,被称为“拿大将当小兵用”,可见意志之决绝,行动之壮烈。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掀起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有学者认为武昌首义虽然有同盟会的成员参加,同盟会并未起领导作用,但从整个辛亥革命的进程、性质和影响来看,同盟会的领导作用和中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所谓“拼将廿年烈士血,浇得辛亥共和花”。
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本部由日本东京迁至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再迁南京,旋又转回上海。1912年8月7日在宋教仁的组织下,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联合,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为代理事长。
再来解释暗杀。
暗杀是一种政治斗争手段。当斗争一方拥有极大优势,又实行恐怖政治,不受法制制约时,可使用清洗和屠杀手段,不必进行暗杀。暗杀通常发生在斗争激烈,但力量对比、法律习俗和其他势力尚有所制约时。暗杀是一个中性名词,既有反动势力对进步力量的暗杀,也有进步力量对反动势力的暗杀。就性质、手段和目的而言,历史上常见的暗杀有以下几类:
一、直接为国内政变服务的暗杀。在政变的准备阶段或政变发生初期,对存在威胁的力量实施暗杀是有效的手段。这里又分为两种,一是掌权者对名义领袖的暗杀。这种暗杀,因为实力已经握在暗杀者手里,所以很容易成功。二是在野派对掌权者的暗杀。这种暗杀,可以制造声势,消灭对方的关键人物,打乱掌权方的步调和人事安排,为政变提供机会。但鉴于势力对比,这种暗杀风险很大,暗杀成功也不意味着暗杀者就能掌权;相反,往往带来掌权方对实施暗杀一方的更严酷的镇压。
二、为影响国内政治动向服务的暗杀。这时局势尚未激烈到政变的程度,但暗杀能有效影响政治动向。这里可分为3种情况:一是掌权者在变动时期对政敌首领的暗杀,如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暗杀;二是掌权者对能够直接影响舆论的异己的社会知名人士的暗杀,如蒋介石对杨杏佛、史量才的暗杀;三是不同派别间的暗杀,如陈其美对陶成章的暗杀。
三、为两国或割据势力间斗争服务的暗杀。一是议定条约时暗杀对方外交官员,如1895年议定《马关条约》时日本议员对李鸿章的暗杀。这通常为本国激进派对妥协派实施的“将军”。二是民族人士对敌国官员和投敌官员的暗杀。如1909年朝鲜义士安重根对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暗杀;1914年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塞尔维亚爱国青年对奥匈皇储的暗杀。抗战期间国民党军统对日本和伪政府官员的暗杀;主要是制造反抗声势,打击对方气焰。三是一方官方暗杀对方的首脑或反对派,推动亲己的势力上台。如1931年日本对张作霖的暗杀等。
四、个人或江湖仇杀,如旧中国上海等地黑社会帮派组织之间的暗杀,起因大多是个人恩仇、利益分配或精神信仰问题。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著名暗杀事件,就是这类分子完成的。因为这类行动零星偶然,防不胜防。
五、恐怖主义暗杀。这类暗杀的特点是祸及平民或者就是针对无辜百姓,以此达到恐吓、要挟对方的效果。这种拿平民百姓当政治筹码和报复泄恨工具的行为,是所有暗杀事件中最令人鄙视、令人发指的无耻行径。一般说为“恐怖主义行为”,而不提“暗杀”一词。
很显然,同盟会的“暗杀时代”,是进步力量对反动势力采取的一种斗争手段,属于直接为国内政变服务的在野派对掌权者的暗杀。
二
暗杀作为对敌斗争的有效措施,成本小,收益大,杀一人,动全局,故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但这毕竟是暗地里进行的极端手段,事先保密,事后遮掩,虽然也有类似今天经常出现的某某组织“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的告示或声明,但一般来讲不像宣言或檄文那样义正词严、大张旗鼓,属于战略中不显、战术中常用的东西。
但同盟会不然,其组织领袖、纲领宣传等,无不将暗杀这面大旗高擎于光天化日之下,将暗杀这句口号呐喊于五洲三洋之间。可谓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宗旨明确,组织遍布。这在世界暗杀史上都是罕见的,是一道独特的、令人血热的风景。
早在1902年冬,华兴会创建人之一、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具鼓动力的著作之一《新湖南》的作者杨毓麟就写道:“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1903年,黄兴等在日本组建军国民教育会,会则规定“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1905年,“北方暗杀团”支部长吴樾在《民报》增刊上发表的《暗杀时代》一文,被认为是同盟会“暗杀时代”的代表作,“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当时的革命党人,醉心暗杀者为主流。即使以温和著称的宋教仁,也将革命方法概括成“暴动”与“暗杀”,而文质彬彬的蔡元培,同样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此外,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陶成章等活动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赞同或主张过暗杀。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会,其几位最重要人物也将暗杀视为革命的一种捷径。暗杀,可以说是是同盟会的既定方针,
孙中山在此阶段是认同暗杀的。冯自由《革命逸史》记,1900年孙发动惠州起义,曾亲派史坚如等赶赴广州,组织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柏文蔚《五十年经历》则记载,1905年孙中山亲自组建同盟会暗杀团,并命孙毓筠回国至南京,谋炸端方。冯自由又记,直到1911年,孙中山还叮嘱一个江湖会党“汇款万元与黄克强,为筹设暗杀机关经费”。
黄兴字克强,是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二号人物。他对暗杀就更加热心了,几乎可说是身体力行。早年在日本留学,黄兴就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他说过:“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1911年广州起义前,在新加坡筹款不利,他一冒火,就打算“步汪精卫的后尘”,一个人去实施暗杀。广州起义失败,他给冯自由写信,又高呼“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要不是孙中山等拦住,他真可能揣上炸弹去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了。
同盟会中另一重要人物汪精卫起初是不赞成搞暗杀的,他认为:“革命是何等事业,乃欲刺杀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直小儿之见而已。”然而在1907年到1908年间,革命党人的多次武装起义纷纷失败。《民报》被查封,许多革命党人壮烈牺牲,同盟会内部严重分裂,不少人情绪沮丧,革命形势低落。这一切刺激了年轻的汪精卫,使他走上了暗杀之路,决心“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希图以此挽救革命。
孙中山、黄兴、汪精卫是同盟会中位列前三的大佬,他们都倡导、支持暗杀,有的还身体力行、身先士卒,此风如何不盛?
同盟会的暗杀行为,有其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
思想根源大致为两方面。一是西方尤其是俄国传来的虚无主义以及民粹主义,即人们意识到“上帝死了”之后应通过重新赋予生活意义来克服它,将存在缩减至纯粹价值;以及人民不满现状、对政府的怨怼的意识形态。二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尚侠、尚勇之刺客传统。居同盟会多数的青年知识分子读了洋书,则崇拜“虚无党”、“民粹党”,读了古书,则崇拜刺客、游侠。两者之结合,则是充满血性的个人英雄主义,所谓“虽万千人吾往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以最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对最残酷政权的愤怒,进而促成对后者的完全颠覆。
而社会原因,则要复杂得多,具象得多。
同盟会认为,人民必须以暴力革命推翻反动派统治,人民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而只要人民怕死,只要对反动派抱有任何幻想,反动派就能苟延残喘,人民就活不成,或生不如死。
许多同盟会重量级人物认为,当时的人民尚未觉醒,革命党对清政府心欲去之而力不足,只能用暗杀加暴动,双管齐下。而对清朝达官巨吏的暗杀,第一,容易成功;第二,在黑暗专制统治下,青年学生频频自杀,献身革命比无谓自杀要有意义得多,只要能够很好抚恤烈士家人,招收死士比较容易,暗杀者本人可享“光荣名誉”;第三,能促成下层民众觉醒,促进社会“进化”;第四,清朝腐朽统治不得人心,八旗兵毫无斗志,暗杀时成功概率很高;第五,军营等级森严,军官腐败不堪,底层汉兵皆是百姓子弟,常受欺压,早已对清朝政权心怀刻骨仇恨,伺机倒戈,若组织得当,可以里应外合。更进一步,暗杀过后,清政府必然大行压制杀害手段,如此大的反动力,会愈加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
于是这些革命先行者总结出一条规律——暗杀为革命之先,可以广播火种。秋瑾两句诗,更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慷慨赴死:
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锥击暴秦!
三
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为止,由同盟会各个前身和同盟会组织成员付诸行动的暗杀,共50多起。这些暗杀行动,大多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当时,著名的暗杀组织有七八个。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组织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实行部,即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众人以方君瑛“智深勇沉可属大事”,推为部长,主要成员有吴玉章、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方君瑛是黄花岗起义烈士方声洞的胞姐。与此组织有联系的最著名暗杀行动是汪精卫暗杀摄政王。
汪精卫,广东番禺人,1883年生,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主编过《民报》,后随孙中山在南洋一带进行革命活动。1908年后,国内数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民报》也被查封,
革命党人意志消沉,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汪精卫打算杀掉清政府的一个重要人物,来激励民志。他写信给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吴玉章,索要炸药。1910年汪精卫等到北京,几经改变,最后决定谋炸摄政王载沣,皇帝溥仪年纪还小,其父载沣是实际的掌权人,杀之可以震惊中外。汪精卫等选择在载沣每天进宫路经的一座小石桥下埋设炸药,决定由黄复生、喻培伦去安放炸弹,到时由汪精卫负责引爆。3月31日,黄、喻二人去桥下挖坑,因惊动四周犬吠,被迫撤走。第二天,两人去将装有50磅炸药的铁罐埋好,又因导线太短而停。第三天再去接线时,被一居民发现,报告了警察厅,铁罐也被挖走。当夜,汪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喻培伦去东京重新购买炸药,陈璧君和黎仲实到南洋筹款,汪和黄复生留京,观察动静。4月3日,黄复生再去小石桥侦察,被醇亲王马队卫士发现,一直跟踪到住所琉璃厂守真照相馆。4月16日,黄复生在守真照相馆被捕,汪精卫在前门外住所东北园被捕,喻培伦则逃离北京。此事迅即传开,朝野轰动。汪精卫一进监狱,便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一首,脍炙人口,为后人传诵。题名叫《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清廷审判此案出现了两种论调。御史胡思敬等主张极刑,凌迟处死;肃亲王善耆、厅丞章宗祥、警卫军统领良弼等人认为现在正推行宪政,革命党人也不止汪黄二人,不如从宽处理,收买人心。摄政王最后批谕“宜从宽典”,4月29日,判汪精卫和黄复生永远监禁。当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各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30日,清政府不得已,发布了开放党禁的谕旨。11月6日,汪精卫等被释放出狱。从此,汪精卫蜚声海内外,成了革命英雄。喻培伦逃离北京后,参加了4月27日的广州起义,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刘思复于1905年留学东京时加入同盟会,并从一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学会制造炸弹。1906年春,他在广州旧仓巷凤翔书院制造炸弹,图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时,不慎因爆炸事泄,被捕监禁将近3年,他因此而名噪一时。1909年,刘思复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继续策划暗杀清廷广东高级官吏。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后,革命党人对清政府的仇恨,集中在暗杀清政府的高级官员身上。在刘思复的布置下,林冠慈、陈敬岳由香港到达广州,准备暗杀李准。1911年8月13日午后,李准乘轿由水师公所入城至双门底时,林冠慈跑上前去对着李准的轿子猛扔两颗炸弹,李准被炸成重伤,而林冠慈则被清兵乱枪击中,当场牺牲。陈敬岳则被捕遇害。从此,刘思复及“支那暗杀团”声威大震。
1911年在广州成立的成记洋货店暗杀团,可以看做一个独立组织,也可以看做支那暗杀团的分支或衍生。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被炸伤后,支那暗杀团还要炸他,真可谓锲而不舍;后因获知清廷调派凤山来粤任广州将军,遂改而谋炸凤山。刘思复派暗杀团成员梁倚神等前来广州策划进行。后得知黄兴正在布置暗杀凤山,彼此目标相同,经团议商定后改变计划,派梁倚神协助黄兴行事。于是梁倚神盘一间山货铺改为成记洋货店,作为放置炸弹、伺机行动的地方。执行暗杀任务的李沛基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胞姊徐慕兰的次子,即黄兴的姨甥。10月25日拂晓,凤山所乘的八人大轿刚经该店门前,李及时行动,将掩置于店门前檐际的3枚各重10磅的炸弹放下,把凤山炸得血肉横飞,清兵死伤七十余人,房屋倒塌七八间。而李沛基则从容逸去。胡汉民在其自传中写道:“论革命党行暗杀之成绩,无有过于此举者:受党令而行一也;歼敌而我无伤二也;敌胆寒至不敢穷究其事三也。克强实主其谋,并得省中同志协助,而沛基是时年方十六七,临事镇定,从容如此,亦难能矣。”
1904年春,由蔡元培发起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光复会,图谋从暗杀入手,推进反清革命。光复会最初选择会友极其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员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新会员入会时,必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仪式,并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光复会的暗杀行动中,最著名的是徐锡麟刺杀恩铭。
徐锡麟(1873—1907)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7年7月6日,光复会领导的安庆起义爆发。徐锡麟以安庆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身份,暗中联络会党,约定在7月8日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

文言文故事解说中国历史

进行突然袭击,杀掉省文武大官,占领安庆,然后与秋瑾的浙东起义军共同攻打南京。因叶仰高叛变,安徽巡抚恩铭已掌握党人名单,毕业典礼突然提前于6日举行,会中徐锡麟用短枪连发7枪,击毙安徽巡抚恩铭,会场哗然,其余文武官员慌忙逃走。徐锡麟与马宗汉、陈伯平及巡警学生百余人很快占领了军械所,后被前来镇压的清军包围,激战4小时失败。陈战死,徐、马被捕。审讯中,臬司毓朗说:“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锡麟大笑说:“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执笔自书供词:“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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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落款“光汉子徐锡麟”。当晚,安庆城暴雨如注。在刑场,几个刽子手先用铁锤把徐锡麟睾丸砸烂,然后剖腹取出心脏,先祭祀恩铭。然后,恩铭的卫兵们将徐的肝脏炒熟下酒。徐锡麟临刑前,先拍小影,他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终年34岁。
同盟会“暗杀时代”中最为悲壮的事例,当推吴樾勇炸五大臣和彭家珍功成弹丸。
四
吴樾(1878——1905),字梦霞,一作孟侠,今安徽桐城人,家境清贫。自幼好古文,诸子百家之说均有涉猎;但极恶八股之术,不愿入仕。20岁东游浙江沪一带,目睹江南“开化之风”。后又由堂叔吴汝纶推荐,于1902年入保定高等学堂就读,广阅革命书籍,如《革命军》、《警钟报》、《自由血》等等,思想为之一变,由立宪转向光复,并自此广结志士。最好的几个朋友有湘人陈天华、杨笃生,苏人赵声,鲁人张榕,浙人蔡元培、章炳麟、秋瑾,皖人陈独秀等,每每与之相遇则必“深谈五更而不寐”。吴樾在赵声、杨笃生的介绍下,加入革命组织“北方暗杀团”任支部长,并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
吴樾自加入暗杀团后,以民族解放、光复汉室为己任,精练各种刀术枪法,师从杨笃生学习炸弹爆破技术。当时炸弹技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银药法,以水银置弹内,抛掷时产生巨大威力,不过水银易与硝酸发生反应,使用时不安全,杨笃生的左眼也曾在试制时受伤,故不用。另一种是用普通黄炸药置弹内,用导火线激发,后采取撞针式法,抛掷后以撞针接触激发。吴樾跟杨笃生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山上多次练习,手法渐熟。还曾因此被巡山清兵盘查,从容而脱。
1905年时,随着国内外革命党人实力的逐步增强,清廷内的政局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一派是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一派是张之洞、岑春煊地方派系,中枢的瞿鸿机的清流,还有就是铁良等满洲少壮派。虽说派系不同,但以改良来对抗革命势力是他们的共识。只不过满洲亲贵是想借改良来防汉,汉人重臣是想借改良来扩充自己的实力。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一党也打出保清立宪的招牌,想以此重回权力核心。各种势力的合流,造成当年立宪呼声甚嚣尘上,革命党人处境相当困难。吴樾对此深表忧愤。他说宁愿吾国民为懵懵不醒之国民,也不愿吾国民为半梦半醒之奴隶。因为懵懵不醒之人一旦猛醒皆会复九世之仇,光复汉室。而半梦半醒之奴隶,名义上为立宪保国,实际上不过是满清鹰犬,保的是满清不是汉族。吴樾主张暗杀,他说:“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提出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计划,认为在革命党暗杀名单上排名最靠前的应该是慈禧太后与军机大臣铁良。慈禧是“奴汉族者”,铁良是“亡汉族者”,杀慈禧“其利在今日”,杀铁良“其利在将来”。
吴樾在保定创上下两江公学,办《直隶白话报》宣传革命。交友广阔,与各方义士日夜密议,决定入京刺杀铁良。他说:“逆贼铁良一杀,而载振、良弼辈必起而大行压制之手段,将不尽灭我汉族而不甘心焉!噫!此其幸事乎?抑其不幸事乎?吾敢断言曰:幸事,幸事!”因为满汉冲突愈烈,革命倒满愈有厚望。
吴樾临行前曾与赵声、陈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赵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
吴樾游历辽东与张榕结伴到京师,密图行动。经堂姐吴芝瑛结识秋瑾。洽逢清廷为了敷衍求变的潮流,乃同意“君主立宪”,先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搜集资料。吴越为撕破满清政府假立宪的骗局,而“宁牺牲一己之肉体”。并说:“予愿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遂决定改变计划行刺五大臣,决定在火车站动手。
吴先与秋瑾至前门火车站踩点,后秋瑾先回南方筹备,吴樾写好了一纸遗嘱交给她,说:“不成功,便成仁。不达目的,誓不生还。”吴在京城安徽会馆等待时机,在此期间写下了《暗杀时代》等13篇文章,篇篇有血,字字有泪。特别是其中写给未婚妻的书信里,抛开个人私情,从容论述生死大义。函中要求未婚妻学习法国罗兰夫人,并有“吾之意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像耳”之语。未婚妻亦赋诗三绝以壮其行。
1905年9月24日,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正式出洋考察。此前一天,吴樾从随同五大臣一同出国考察卧底的杨笃生那里得知了详细的出行计划,与张榕在安徽会馆设宴招待各方友人,席间慷慨悲歌,举止豪放。庶日怀揣杨笃生事先制好的炸弹离开会馆,留置一信于枕下,详书其此次行动的缘由,并说与会馆众人无关。以便万一事泄,不托累旁人。五大臣原定10点出发,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5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行李。吴樾一大早就来到前门车站,8点刚过,五大臣及送行的人陆续到达。吴樾装作绍英的仆役,混入车站上了第四列车,张榕在他的身后,因送站的人多,被隔在了远处。吴樾在试图由第四节车厢进入中间花车五大臣包厢时,被卫士拦住;因他口音不是北方话,引起了卫士的怀疑。正纠缠间,又上来几个兵卒。吴樾见此就冲进花车,借火车开动之际引爆身上的炸药与五大臣同归于尽。电光闪过,五节车一齐大震,砰然巨响,车厢顶上开了花,硝烟之中飞起来碎木片、鲜血、断手、断足,哗啦哗啦地落下,好一会儿才停。共毙伤数十人,内有端方亲属、徐世昌,戴鸿慈因有仆人王是春在前,只颈受轻伤,顶戴花翎皆被削去;绍英受伤较重;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烈士吴樾当场殉节。张榕因离得较远,加之杨笃生掩护,趁着混乱脱险。
事后,京师全城戒严,慈禧一面下令追查,一面传旨为防止有人携炸弹等物潜入颐和园,故将围墙在原有高度上又增加3尺有余。园内设电话,增派驻军昼夜巡逻。现在人们在颐和园北门两侧围墙上看到的痕迹,就是那次增高留下来的。查办方面由肃亲王善耆和赵秉钧负责,他们从吴樾烈士尸骸上找不出线索,遂摄成照片,印了数百份,分发给便衣侦探,到客栈、会馆、庙宇以及任何可以作为旅客逗留之处去查问。查来问去,终于有了结果。在桐城会馆有个小女孩,认出照片上的人就是在会馆住过的桐城世家子吴樾。又说,吴樾的同志、同乡汪炘于10月间在京城桐城会馆被捕,清廷审鞫,才知道了吴樾的姓名。吴铁城在《回忆录》中说,“吴樾先把自己弄哑了,伺机行事,真有豫让吞炭之风。”吴樾之所以事先把自己弄哑,无非为了万一事后被捕,不致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同谋者的姓名住址。
烈士成仁后,被当局抛尸荒野,幸有志士金某保全尸骸,民国后,吴樾之弟询其遗体以公葬,蔡元培主祭。安徽有义士修吴樾路于安庆中心,以兹纪念。另按清制,犯人的名

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道德故事

字中要加一偏旁部首,以示污辱;如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张汶祥刺马”中本名张文祥,
又如孙文(孙中山)亦被写成“孙汶”;吴樾名字中的“樾”之木字旁即为此故而加,然今日,“樾”字反而体现其精神之光荣,故而文中皆用“樾”字。
吴樾牺牲后情景,另有一说。军警当局赶到现场,通过拍照和验尸,死者一足为六趾。又将衣物逐一搜查,发现死者怀中名片上有“吴越”的姓名,还有“皖北人”三字。清政府行文饬令各省警察局严加侦查,迅予破案。此项行文传到保定警察局,局员王缙的胞弟王景福系直隶高等学堂学生,见照片即认定是吴越。王缙回禀局长,局长当即报告直隶总督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幕府张一麐献计,认为此事宜严守秘密,声张出去对袁不利。一面告诉赵秉钧派人到北京桐城会馆消灭吴越遗迹,并在越字旁边加个“木”字,称吴樾,以便含糊报案了事。事件发生后,当局对直隶高等学堂加强了控制,对每个学生的活动都加以监视。对吴入学时的保人清苑候补知县金祖祺,以“心地糊涂,办事颟顸”8个字批语而革职。
关于吴樾的未婚妻,在吴樾牺牲后并未能为其守节,嫁给了白楚香。白氏本亦党人。此事出,为同辈所鄙,蔡元培、陈独秀等皆与之绝交,延至抗战,该逆夫妇果然投敌,为军统毙于津门。时主事之军统站长恰为吴樾的侄子。
吴樾未曾加入同盟会。同盟会在周年纪念的特刊《天讨》之中,将他的“遗书”全部发表,追认他为盟友。
五
彭家珍(1888—1912),四川成都金堂人。其父彭世勋为清末秀才,曾赴日,思想激进,主张实业救国,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骨干之一。少年时代的彭家珍深受父亲影响。1903年,彭家珍考入成都武备学堂,当时口试在楼上举行,考官问楼梯有多少级,一般考生皆不能答,只彭家珍回答无误,可见其心细如发,事事留意。1906年,他因成绩优等被公派日本考察军事,其间加入同盟会。同年彭返川,任清军的排长。翌年,同盟会在川骨干密谋成都起义,事泄,彭设法通知党人,最终只有3名会员被杀,7名会员入狱,使损失减至最小。
1910年7月,彭家珍得同盟会员刘介藩介绍,任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前队队官,其间四方联络豪客奇士,为日后举事储备人脉。1911年,他谋得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长职位,到任之时恰值武昌起义。清廷从欧洲购得大批军火,经京奉路南运长江前线,他同二十镇驻滦州军官、党人施从云等联络,说服该镇统制张绍曾下令在军火过滦州时截留。彭家珍谋划用此批军火起事,直捣京师,可惜张绍曾旋被罢免,事终未成。此间汪精卫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支部,汪任支部长,彭任军事部长。他拿出大量军用车票供京津党人使用,并挪用清廷的枪支、军马、钱粮支持革命。事泄,他化名出走,为清陆军通缉,仍来往于京、津、奉、沪,积极联络党人。在上海,他得到孙中山接见,意气更加峥嵘。此时蜀军正在筹建,他可为蜀军副总司令,却婉拒,仍回北方,谋划暗杀袁世凯、良弼及载泽。
1911年彭父催其回籍成婚,彭回信说自己“仍居下僚”,且“季子无金”,没法构建和谐家庭,必须再“遨游数载,夺得将军印”,“否则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耶”?因此拒绝回家完婚,他未过门的妻子也再没机会过门,不过她在彭牺牲后仍为未婚夫守节终身。彭家珍既不魁梧,也不英俊。同盟会员王子骞回忆,彭“个子不高,一米五几,不超过一米六”。另据史料,彭家珍刺良弼身亡后,清军总兵前去查验尸首,只看到“短身、圆面、浓眉,年三十许”的寻常面目。就是这样一位貌不出众的充满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进青年,炸翻了皇权龙椅,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辛亥革命后3个月内,全国革命风起云涌,共和势力控制的省份比清廷控制的多出三分之一,但相比袁世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南方民军较为松散无组织,若当真强攻北方,很难说鹿死谁手。从1911年11月开始的南北和谈,直至翌年1月,始终陷于僵局。而孙中山、袁世凯之外的第三股势力宗社党,即1912年1月12日正式亮相的皇族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组成的“君主立宪维持会”,在奄奄一息中筹划最后一搏。宗社党企图赶走内阁总理袁世凯,由毓朗、载泽出面组阁,而铁良、良弼等率军与南方决一死战。良弼甚至许下三月内击败民军,否者斩首的“豪言壮语”。
在这种情势下,刺杀袁世凯、良弼等人成为京津同盟会的首要目标。1月16日,同盟会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明等组成暗杀小组,以炸弹行刺袁世凯,第一弹毙其顶马,第二弹未中,第三弹毙其驾车之马,又一弹毙其从骑,却未中袁之座位。袁世凯遇刺后遁入府内,深居不出。
行刺袁氏既未得手,良弼遂成为北方党人的第一眼中钉。良弼乃清初睿亲王多尔衮之后,曾留日学习军政,有才气,有大志,自负韬略,被看成旗人中“崭新的军事人才”,并参与清末振武图强的系列活动,如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等。他或许算是清朝最后一个有肝胆的干将。除掉良弼,可以破宗社党,进而逼清帝退位,完成共和大业。
历史的重任落在彭家珍的肩上。行刺前他致书同志,用极血性的文字自比荆轲、聂政及博浪投椎之张良,可见其对古之侠者、刺客的向往。而在《绝命书》中,他说:“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得辱,不如死得荣。”其刚烈性格和英雄主义,透纸而出。
刺良前,彭家珍曾打算趁资政院各王公开会时,用炸弹把他们一锅端了!可找到资政院的入场券时,资政院已散会,王公们都走了,结果没炸成。确定要刺杀良弼后,彭家珍首先辗转与良弼的朋友搭上关系,并一起赌博。局间,见壁上悬挂清朝诸权贵之相片,他不经意地问出良弼的相片,随后找机会偷偷取走,回家看个饱,牢牢记在心里。再者,要设法接近良弼。彭家珍发现良弼的亲信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扮这人去见良弼。于是在津沽印了一匣崇恭的名片,又购清军上等官服装全套,归来后穿戴上,料理仔细,顾影自豪。
第三步就是采取何种方法实施暗杀了。彭家珍决定堵上门或直接将敌人暗杀在室内。他没有寻找助手,只身前往。同志们与他握手,相视良久而无言,一幅当代易水萧萧、白衣胜雪的画面。
1月26日是阴历腊月初八,近晚,彭家珍穿好清军官服,取出炸弹藏于外套,手枪插在腰间,离开住地,先驱车去金台旅馆,操北方口音,以崇恭身份要伙计安排房间。随后坐旅馆马车出门,至红罗厂良弼宅第,看门人告之:“大人尚在陆军部。”彭询:“是否铁狮子胡同?”看门人称是。彭转而准备去陆军部,车刚到胡同口,对面来一马车,车中人面目颇似良弼,彭就遂停车等候。良弼车至,彭家珍投刺进谒。良弼接过片子,看来人似乎不是崇恭,正讶异间,彭掏出怀中炸弹猛掷,巨声如惊雷破柱,良弼左腿肉飞骨断,血流遍体,彭头部被弹片击中,当场殉国。
数日后,良弼伤重不治。临死前,他对妻子和女儿说:“炸我者,独不杀老萨与荫昌?聆其音确是川人,真是奇男子!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良弼的哀叹很快成为现实。他死后宗社党尽皆胆寒,无人再敢出头担当。半个多月后,2月12日,隆裕太后携还是稚子的宣统皇帝退位。中国2000余年的王朝时代就此结束,理论上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而是全体民众。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到这一天,只用了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胜利中,也罕有其匹。而最后刺客彭家珍的炸弹,对此贡献不言而喻。用孙中山的话说则是:“我老彭收功弹丸”。
1912年2月22日,民国政府以“临时大总统令”追赠彭家珍为“陆军大将军”,和他同获此荣誉的还有邹容、喻培伦。上位后,无数的挽联诗文拥向这位“彭大将军”,其中大学者吴修龄所撰尤为引人注目:“个人肯为同胞死,一弹可当百万师。”
同盟会的“暗杀时代”,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令后世仰止的传奇时代,年轻的革命党人用青春的生命和沸腾的热血,向历史、向时代、向后人诠释了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忘我,什么是生得其义、死得其所。
来源:《文史精华》2010年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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