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杨国强：晚清的绅士与绅权

秀才,中国近代史,历史,清朝,明朝
中国历史故事-小虎历史故事网
2023-08-21 22:09
小虎历史故事网

秀才-杨国强：晚清的绅士与绅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秀才-杨国强：晚清的绅士与绅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杨国强：晚清的绅士与绅权

西学的引进，往往会使我们用先行的观念来反观自身，以至于常常削足适履。杨国强教授对晚清绅士与绅权的研究和探讨，北京大学的罗志田教授评价说：这是“剥去我们学术言说中‘作雾自迷’的翻译与简化，而回归到更接近原状的‘世相’”。
您对晚清的绅士是如何界定的？
杨国强：大体上说，绅士是一种借助于科举考试而获得的身份，通常称之为功名。功名是国家给的，那时候也叫作 “名器”，所以绅士始终是个人的。从秦汉到隋唐，地方社会有过非常有影响的社会群体，在历史记述中被称作士族、郡望、大姓、豪右，都是以家世区别于其他人，而绅士不同于编户齐名的地方全在于个人的功名，与家世无关，与财富也无关。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一般地说，朝廷或国家派到最基层的就是一个县的县令，县令主要职责是两样：一个是收赋税，一个是判官司。除此之外，单单一个县令，面对上百平方公里土地，几十万或十来万人口，治理社会已没有余力。实际上，地方的治理，大部分靠绅士。比如义仓、社学、铺路、修桥、迎神、赛事，以及维持风俗和道德，都是由绅士在承担。
政府对于地方治理有资助吗？
杨国强：那个时候恐怕还没有这种观念。所以地方的修路、铺桥之类，都是由民间自筹之而自问之。既然绅士承担了地方日常的事务，就成为地方社会的重心所在、权威所在、道德尺度所在，以及文化所在。因此构成的绅权，是一种区别于国家权力的权力，它们调动和安排一个地方的社会秩序。前几年讲国家与社会，老是以为近代化的过程中扩大了社会，限制了国家，其实在我们所说的这一段中国历史里，情况是倒过来的。
由此可见，科举制度不仅同教育有关，同选官有关，而且通过产出绅士，为传统中国营造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
一个县，一次县试几十个秀才，若干年积累下来，就会有一大批秀才，而秀才大部分都做不了举人。一个省，一次乡试产生一批举人，然后累积起来会有大批举人，这些举人大部分也中不了进士。做不了进士的举人和做不了举人的秀才就只能留在地方社会，所以这些人被称为在籍绅士。如果把这些人全部抽空，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会怎样？国家的治理会怎样？不可想象。所以清末废除科举，一个重大影响就是消灭了原本由科举产生的绅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研究农村社会的人说农村破产，其间的一部分原因是绅士群没有了。
那么绅权什么时候最为鼎盛？
杨国强：绅权到明代非常强盛，历史学家瞿兑之说：“明代江南乡官势力最为横桀，而士子结纳干预，肆行无惮亦最甚。”所谓“结纳干预”主要是指出入公门，干预官司，直接把地方官员判官司的本分侵犯了。另一面是乡官抗赋税。因为乡官不交国赋，则地方的额度就摊到其他人头上，许多人负担重，就把自己的田产寄托在乡官名下，也可以避钱粮。最后结果是国家赋税收不上来。还有明代绅士结社盛行，原本结社是科举制度下切磋课义，后来会议论朝政，到清人入关时，很多社都起来抗清。当时江苏、浙江、广东、华北、江西都有发生，这几方面说明明代的绅权比历史上其他朝代都要强盛。
这些桀骜不驯的绅士，清政府一定会打压他们的。
杨国强：因为绅权强盛，清代一开始就抑制绅权。就总体来讲，江南的绅权当时最嚣张，所以抑制绅权是从江南开始的。有两个大案，一个是“哭庙案”。由于江南的赋税特别重，吴县的县令“比征钱粮甚急”，拘捕责打追欠，自己又监守自盗。当时顺治皇帝正好死了，哀诏到江南，设牌位祭奠。苏州有一百多个秀才聚集到文庙借哭灵而群议，很明显，秀才驱逐县令是明代绅权过分嚣张沿袭而来，但是这次碰到的不是明代的宽容，而是新朝的捕治。当日巡抚上奏折给朝廷，关键的一句话是 “县令虽微，亦系命官”，而后一口气杀掉十八个士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圣叹。
第二个是“奏销案”，也是顺治年间，彼时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赋税“十年并征”，而致“旧赋未清，新饷又近”。然后追查欠赋，并造“欠册”，列名的缙绅共一万三千人，称他们“抗粮”，结果有些被革掉功名，有些被逮治和“提解”。当时的材料里面说：“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其中最著名的是昆山人叶方蔼，因为欠了一厘的钱粮，革掉探花，当日一厘相当于铜钱一文。
这应该是刻意地打击绅权吧？
杨国强：这种大规模的网罗当然出自庙堂意志。因此，当日许多人刚刚中了进士，举人已被革掉；刚刚中了举人，秀才已被革掉。当时的记载说：“仕籍、学校为之一空。”“奏销之祸”虽从苏南开始，牵涉到安徽、浙江、山东，连孔府都卷进去了，都是意在与绅士为难。与这两个案子相关的，是各省的学宫都立一块牌子，规定禁止结社。同时顺治朝有很多圣旨都反复强调：禁止士人结社、聚众，甚至一度连书院也被禁止，而且禁止干求长官，禁止出入衙门，包括举人、秀才要打官司自己都不能到衙门去，要家里人代替他去，叫“抱告”。同时明代留下来的结社也同最初的文字狱发生关系。文字狱先起于浙江，所以浙江很受朝廷歧视。清代的官员到地方做官，皇帝要先召见，问问话，然后作个评语。雍正对有个官员印象不好，评语是“此人浙江”，其实这个官员不是浙江人，雍正也知道，但认定他不入眼，便是“浙江”。
经此一番重压，而后是清代二百年间有绅士无绅权。绅士只能同地方官合作，不能嚣张。
十九世纪中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杨国强：由于太平天国引发了长久的内战，而兵燹蔓延则意味着每个省、每个府、每个州、每个县都要各自为战。胡林翼当时说：“兵无可调，惟有募勇；饷无可请，惟有自筹。”组织兵源、筹措军费，都是靠地方绅士的支持，否则事情没法做。当时张亮基从贵州调到湖南做巡抚，胡林翼告诉他湖南有一批读书人很可靠，其中一个就是左宗棠。而左宗棠听说太平军要围攻长沙，正躲在深山里，搭个草棚避乱世。张亮基派了好几批亲兵到山里，请他到幕府帮自己整治军务。当时的描述是：“练兵筹饷，日不暇给，疆臣节帅，握吐求贤”，“缙绅先生咸出而相助为理。”湘军原来是团练，带领湘军的都是书生。蒋方震说，湘军是“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强调领兵人不是官员。还有筹饷，军饷是在当地劝捐来的，还有下跪劝捐的。绅士毕竟是当地人，劝捐效果比较好。当然也有劝不好的，比如李鸿章到淮北去办团练、劝捐，他大概手段比较硬一点，当地大哗，说怎么“翰林变绿林”了。
绅士从久被压抑的状态下一点点被扶植起来。淮军到苏南，靠的就是绅士。其中著名的就是冯桂芬，他对李鸿章治地方、办洋务都影响很大。苏南因为久在太平天国统治下，作战后要设立善后局，大部分都是当地绅士主持，当时说是“事皆决于局董”。同时的杭州有个生员丁松生，浙江布政使把他请出来，杭州一切善后的事宜都由他主持，被称作“大秀才”。
还有一件可以注意的事是，当英法联军在一路攻入北京的同时，由于太平军围攻上海，直接促成了“中外会防公署”，这是上海的西方商人与逃到上海的苏南绅士组织的，从名义上说，他们和国家没有关系，但背后都是官府的支持。西人守护他们的商业利益，绅士则守护地方利益。这种在中西交战背景下形成的中西合作以绅士为角色，正说明其时的绅士已不同往昔。
绅权在被扶植起来后，又是如何扩展的？
杨国强：绅士的名分是国家给的，因此绅士势必要依附国家权力，但另一方面，绅权又代表地方利益，因此行使国家权力的地方官又天然地不会喜欢绅权，但由内战造成的历史格局却使地方官不能不扶植绅权，并且将其移植到地方公务中来。而内战以后，则是绅士数量的大大增加。原本一个省的举人、一个县的秀才都有定数，不同地方数目是不一样的，是根据人口、赋税、历来的文风等确定的。但是内战劝捐，一个地方出了很多钱粮，作为朝廷鼓励，常常会增加“学额”。还有像湘军、淮军，总是欠饷，军队里的人也知道还不了，索性不要了，但是要增加“学额”。比如这支部队是湘潭的，就给湘潭增加几个“学额”。这是造福地方，嘉惠士林，但是由此造成内战以后，“学额”的数量增加了23%。人数多了，造成当时人说的文风浅、士风嚣。
秀才名额增加了，但是举人的名额增加很少，进士名额肯定不会增加。下面进来的人很多，上面出去的人很少，所以进学易，进取难。俞樾在《春在堂随笔》里说：有一年于潜县的县令向知府报告，说是我

中国历史故事阅读卡照片

们县今年有两个童生要考秀才，一个人八股文还没学好，还有一个人是开酒店的，现在没到农忙，酒店生意不错，要求把二月份的县试移到三四月。后来这两人都中了秀才了。张之洞到湖北做学政，说有的地方因为扩大学额，秀才人数翻倍，进学太过容易。后来他到四川做学政，见到的也是秀才越多越穷，所以凡是教唆打官司的，必然有文生；结会盟社，必然有武生，文生武生都是秀才。
同时，由于纳捐成为得名器的途径，在城市出现了从事工商业的“绅商”。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华北灾荒，死了很多人，南方各地都设立了赈济公署，商界的绅商提供了大量的物力来赈济华北灾民。其时普通人了解他们，主要不是因为办洋务，而是因为他们行善。在传统中国，除了科举考试成功，一个人要获得社会地位，慈善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通过慈善，绅士汇集起来建立相互的关系，有时候能够影响社会。
当时疆吏奏报地方事务，折子里经常出现绅董、员绅、该绅、绅商、绅耆、大绅、官绅富商、端正绅士等等名目，由此所折射的，正是绅士在地方的势力程度和活跃程度。
那么绅权会影响到国家权力的施行吗？
杨国强：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绅权必然会与国家权力冲突。一则记载说广西西林的县官与传教士签订了若干协议，但是当地绅士写信给传教士，表示对于这些协议“我等不能允准”。县官头上悬着的是中外条约，不得不屈服于传教士，但是绅士代表的是地方利益，不允许异己力量进入地方社会。还有一个例子说同治末年句容和丹徒发现煤矿，上海的商人从李鸿章那里取得批文来开矿。当地绅士大哗，写信给两江总督李宗羲，列举十不可，其间主要涉及的是风水之类。李宗羲是四川人，那里常见开矿，他熟视已久，不会相信风水之说，但在给李鸿章的信里，他却不能不站在绅士一边，说是“固不可为浮议所摇，而舆情似不能

中国历史故事2到3分钟

不顾”。现在南京正在乡试，如果不顾舆情，将致别生事端。就此了结了这件事。相反的例子，是光绪中叶湖南的民团烧电线杆，绅士已较开通，站在地方官的立场向民团晓谕而致风波平息。所以绅士的向背常常会影响官员的权力。
绅权一旦被扶植起来，则会自我扩张。光绪间湖北有几个县的绅士联手在河上筑坝收船厘，湖广总督李瀚章最后派炮船兵勇把坝炸掉。广东一个在籍的绅士在家里设花会开赌。由此更进一层，则绅士同地方官也会成为对手，彼时四川酆都因为长江发大水，县城被淹而致知县被革职。而两年以后知县到督察院告状，说是地方绅士勾结总督衙门的师爷把他陷害的。然则绅权大张之日，绅士居然可以去地方官。
晚清绅权的扩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绅士和本籍京官联合起来对付地方官，京官遂成为绅权的延伸。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是一例，杨乃武经常包揽词讼，已久为县官所恨，并因此致祸。而狱成之后，浙人大哗，在本籍绅士和本籍官员的支持鼓噪之下，杨家两次京控，最终使案子翻过来，浙江巡抚、学政、知府等一串人倒台。
晚清的绅权与当时盛行的西学有冲突吗？
杨国强：绅士是很古老的东西，但在西学浸灌之日却能与最新的东西榫接起来。梁启超说开民智，尤其重视开绅智。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说：行民权太遥远，所以先行绅权，“亦潜扶民权之一法也”。二十世纪初讲预备立宪而引出“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西来的学说，但是在中国能与之现成对应的恰恰是绅权。古老的东西因为西学传进来会有新的生命力。这个过程使绅士本身也在变化，绅士原本以出仕为愿想，但这个时候却是官员更乐于做绅士。比如张謇，中了状元，但不做官，汤寿潜、谭延闿、汤化龙、蒲殿俊，都是进士，也宁可不做官，而以绅界领袖的面目造时势。西方人说：绅士成了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
地方乡绅倡地方自治，城市的绅士倡立宪，上层的绅士设立咨议局，倡斗争权。浙江咨议局跟政府争铁路，广西争禁烟，广东争禁赌，云南争盐价，江西争统税……这个过程都在把古老的绅权制度化、结构化。同时的另一个变化是绅权原本归依于地方，并因地域之界而分散，后来借助新学，则越来越成为全国性的东西。最典型的是因为争路权而各省自办铁路，又因为铁路收归国有而激成各省保路，其间办铁路和保铁路的都是绅士。铁路成了一个把地方性的绅权连为一体的题目。而后是保路风潮促成了武昌起义。
在清朝覆亡的过程中，很多原有的东西都崩塌了，但是绅权没有崩塌，反而成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