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杨天石谈《蒋介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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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杨天石谈《蒋介石日记》

问：杨先生，您抄录蒋介石日记有多少?蒋介石日记一定会公诸于世吗?
答：我对蒋介石53年的日记只是做了一个摘要，可能有些学者对其中某几年抄录比我多，但像我这样从头到尾53年全抄下来的，我想应该没有。蒋介石日记中有3年遗失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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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也不可惜，那是他早期的日记，那时他的地位还不重要。让我很心疼的是1924年的日记，这一年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标志，也是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这一年。蒋介石日记本来准备于2010年12月出版第一本，由于蒋家内部出了矛盾，蒋经国的孙女表示，出版日记的事情要经过蒋家全体后人的同意，否则不能出版。她的意见是通过律师发表的声明，所以出版工作停了下来。
蒋介石日记是否一定会公布?我认为这不一定。通常人们都说蒋的日记是为了作秀，为了宣传自己。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蒋介石的日记在生前从来没有公开过，他也没有留下遗嘱，说日记死后要公开或出版。我想，他应该会想到自己的日记会被保存并流传下来。蒋很重视身后名，生前他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他关心的是自己留在历史上的名声和地位怎么样?
至于出版的事情，他让秘书摘抄，即把他的日记摘录了一部分。另外就是编他的年谱时，里面引用了一部分日记。这些内容都是经过选择、淘汰，经过他本人修改过的。
问：您觉得蒋介石的日记可不可信?
答：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我认为蒋介石的日记具有相当大的真实性。第一，写日记是他每天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昨天知道你们将采访我，我肯定会在日记上写上一段“重庆的采访者要采访我”，或者说“明天我要参加一个什么会”。记录下来是为了备忘，是工作计划。如果说假话，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第二，日记中记载有不能公开的事情。比如蒋介石喜欢骂人，骂的都是他的亲戚、同事、朋友，骂得很难听很厉害。如果日记准备公布的话，又怎么与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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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呢?孙科是孙文的公子、国民政府副主席、立法院院长，也是最亲密的同事。但是蒋介石骂他是阿斗，是总理的不肖子孙，不仅卖党而且卖国。这样的内容能拿出来给孙科看吗?他只能在日记里发发牢骚;他骂孔祥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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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之至”，他跟孔的关系是连襟，孔祥熙当过行政院长，这样的内容也是不能公开的。几乎很少有人是蒋介石不骂的，甚至连宋美龄都骂。国民党大员中，我发现只有一个人他没骂过，那就是吴稚晖。蒋还有一个特点，他写了好多个人隐私。比如早年跟妓女鬼混，怎么逛妓院。他写这些事是想反省自己。蒋是有想法的人，他要做中华民国的代表，他要做一个圣贤豪杰。
但日记内容又不能全信，有时候他也讲一点假话，有的事情他还会完全不记。比如汪精卫叛国，1938年从重庆逃到越南，戴笠派军统特务到河内刺杀汪，结果弄错了房间，特务在夜里冲进房间就开枪，但中枪的不是汪精卫而是他的秘书。这件事情在蒋的日记里有记载，就8个字：“刺汪未中”“不幸之幸”。按照我们的观点，汪精卫叛国投敌，派特务去把他干掉是一件很正义的事。况且，刺杀汪精卫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任何特务都不敢动手。“刺汪未中”本来很遗憾，但为什么要记成“不幸之幸”呢?我认为很简单，蒋介石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仁至义尽的道德形象。汪精卫毕竟是孙中山的助手，国民党的元老。汪逃到河内以后，蒋介石最初是想挽救他，希望他不要投敌。于是派人劝他，意思是无论如何你不要走到日本人那边，我给你护照，给你钱，你到欧洲休养去。所以他这么写是暗示读者，刺杀汪精卫不是我下的命令，我还是想挽救他的。因此，我判断他讲的是假话。
还有一些事他不记。比如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他的日记里没有任何记载。蒋可能也有一种想法，觉得在上海对共产党动手，采取武力镇压，有损他的形象，所以他就逃了(当工人队伍在上海宝山路游行的时候，用枪扫射工人群众的是桂系指挥下的军队，蒋介石在4月9号避开了，到南京去了)。
从这些方面看，我说他的日记有很大的真实性，但也不会所有的事情全记。
问：他的日记里有关于“皖南事变”的记载吗?他对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
答：“皖南事变”以后他写过这么一段日记，大意是白崇禧太幼稚，想把共产党一网打尽，这样做好像不是时候，或者不妥等。他说，我的想法还是要给共产党、新四军留一条生路，只要他们求饶就可以了。他写这一段话也有可能是为了开脱自己，到底哪种可能性更大，就需要结合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来分析了。
我认为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有一个发展过程。“四一二”政变以后， 蒋介石曾发动5 次“围剿”，就是要消灭共产党。但抗战初期，面对日本侵略的危机，蒋介石也想联合共产党抗日。1934年前后，他在日记里曾写到，对日抗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和苏联的关系。中国要抗战首先要研究日本最害怕的是什么?日本最害怕的就是中国和苏联联合，那么日本最害怕的就是我首先要做的。所以他在1934年就想利用恢复中苏关系作为对日本的第一打击，第二个就是和中共的关系。1933年前后，蒋介石的日记里有一段分析的话，他说，我的面前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剿共，“攘外必先安内”;另一个是联合共产党抗日。他说从天理(这个天理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社会发展规律，从人心所向)我应该把抗日作为第一。这段日记反映了蒋介石当时的内心矛盾。1935年，他派武官邓文仪到达莫斯科，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进行谈判。他还派陈立夫到苏联去访问，想和苏联谈判。同时，他又派出牧师董健吾(实际是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宋庆龄的关系到陕北去跟中共谈判。董健吾在陕北见到了张闻天，也见到了毛泽东。也就是说从1934至1935年，蒋介石实际上已经在找寻和中共谈判的途径。
另外，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发生了绥远抗战。过去的历史学家都认为绥远抗战是傅作义发动的，但实际上蒋介石是支持的。绥远抗战打的是伪蒙军，伪蒙军是日本关东军扶植的傀儡军队，当时占领了绥远。但当时的蒋介石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中共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已经很困难了，现在到了剿共的最后5分钟，他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政策，在陕北把共产党消灭之后再去抗日。而张学良、杨虎城却要求他立即停止内战，马上抗日，双方的分歧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还是要坚持内战的。之所以去西安，就是为了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继续进攻陕北苏区。所以，“西安事变”后停止剿共、联合抗日有被迫的一面。
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曾经有过要发挥中共作用的想法。他曾在日记里写道：“尽其所能”，“其”指的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还写过这样几句话：日本人希望我当屠杀共产党的刽子手。我绝对不能上他们的当，屠杀共产党不等于是替日本人当刽子手吗?另外，1938年，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一个4字方针：“以大事小”。“大”指国民党，“小”指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意指用大党的身份来对待这些抗日的小党派。比如恢复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国民党党籍;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在武汉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吸收中共党员周恩来、董必武成为国民参政会的会员，等等。这些都表明了蒋介石想团结共产党一起来抗日的企图。
但随着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壮大，蒋介石害怕壮大起来的共产党会形成一个跟国民党争夺百姓，以至争夺天下的局面。在武汉，蒋介石跟周恩来有过一番谈话，大意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战最好，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要团结，要统一。蒋提出，最好把现有的党派取消，合并组成一个大党，叫“国民革命同盟会”。周恩来给延安做了汇报，延安回答：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而且同盟会可以由蒋做主席，但是共产党不能取消，也没有必要取消。为了保持国共两党兄弟一般的友谊和团结，中共提出建议：即中共派代表参加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也欢迎国民党派代表到延安参加中共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到达重庆后，有一次找到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王稼祥等中共在重庆的领导人谈话，他说，我还是希望两党合并，但是你们不同意，这样吧，我希望你们5位都参加国民党，我保证你们一定会成为骨干。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退出共产党。周恩来立即表示：共产党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退党就是背叛了我们的信仰。蒋的要求遭到拒绝。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匪性难改”。加之，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展迅速，要求扩大边界，这令蒋介石感到害怕。他想，我跟你一起成立一个大党，你们不赞成;我请你们参加国民党当骨干，你也不赞成。那么现在你又要扩大边界，你越来越壮大了。他担心这个局面。所以在1939年上半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就是指的共产党。
问：在蒋介石日记里，关于重庆谈判的记录有些什么?反映了他什么样的心态?
答：蒋介石打了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他对毛泽东来渝的态度，我认为经过了3个180度的变化，即“诚恳忍耐、拘留审判、授勋礼送”。蒋最初决定的接待方针是“诚恳忍耐”。蒋表示要诚恳地接待毛泽东。蒋估计到时毛会提出比较高的要求，所以他说要忍耐。毛泽东到了重庆以后，中共提出的条件有些蒋介石是赞成的。比如第一条，中共表示要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第二条，承认蒋委员长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但是他不接受军队的改编数字。抗战胜利以后，当时全国的军队编制是100个师，中共提出要48个师的编制，蒋介石觉得太多，称顶多给你12个师。蒋介石在日记里就是这么说的。后来蒋介石作出退让，表示可以给中共20个师的编制。中共还提出一个要求，即山西、陕西等5省的省政府要由中共来组织，天津等市的副市长由中共党员来担任。蒋介石认为毛要求太高，所以马上转变方针变成了“拘留审判”。
蒋介石想把毛泽东扣下来，然后交给法庭审判，蒋在日记里已经开始起草中共的所谓罪状，列了十几条。他还说：“如果我不拘留毛泽东，不加以审判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先烈。”但是他又担心，如果把毛泽东拘留审判，美国和苏联不会赞成。美国大使赫尔利对毛泽东的安全作了保证的，并且亲自到延安去迎接毛泽东。蒋估计反应最强烈的是苏联，可能会采取两个行动，一是拒绝交还东北。抗战胜利前夕，苏联红军打败了日本关东军，占据着中国的东三省;二是苏联可能会从新疆过来打中国。蒋介石反复掂量，最后决定了新的方针。我概括成4个字：第一，“授勋”。抗战胜利了，国民党、国民政府给抗战有功人员每人颁发一枚“抗日战争胜利勋章”。蒋介石决定给毛泽东也授一枚抗战胜利勋章;第二“礼送”。在毛泽东离开重庆的时候，蒋介石派张自忠、陈诚为代表，客客气气地一直把毛泽东送回延安。这就是毛泽东在重庆停留的几十天里，蒋介石对他的3次态度转变。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放走毛泽东?按照蒋的说法，他是希望用这个方式来感动中共、感动毛泽东。但更重要的，我想是因为蒋介石担心苏联和美国的反应。还有，蒋担心中共的军事力量。毛泽东去重庆之前是做了准备的，他告诉党内同志：我到了重庆有可能会坐班房，也好，我可以借这个机会读点书。毛还跟刘伯承、邓小平讲，你们给我好好地打，你们在战场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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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毛的布置蒋介石当然不知道，但是中共已经拥有180多万的军事力量，这个蒋介石是明白的。如果把毛泽东扣下来，那不是逼着中共跟自己较量吗?
把毛泽东送走的当天，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官邸散步，他想，把毛放走了，这个事情究竟对还是不对?然后他在日记里写了两段话。他说：毛泽东这个人阴阳怪气，绵里藏针，不好对付。后面又说：我料定毛这个人不能成事，他终究不可能逃出我的“一捂”。“一捂”是他的原话，也就是说蒋介石有这个准备，将来会用战争解决问题，毛最终不会逃出他的掌心(当时蒋介石有350多万军队)。
蒋介石后来失败了，他后悔没有呢?蒋介石是个喜欢反省的人，他每周有《本周反省录》，每月有《本月反省录》，每年有《本年反省录》。蒋介石在大陆兵败以后，当然要反思为什么会失败。他在1950年的日记里面列举了13条原因，认为就是这13个方面做错了。他讲到了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失败的原因。最后一条原因，他说，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宣传和贯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我个人认为，这一条让他多少悟出了问题的本质，这是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最大的原因。当然，蒋介石知道自己很独断。他不是“独裁”是“独断”。但他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没有很好地贯彻民生主义，说明蒋介石是一个高度自信的人，也可以说蒋介石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人。
问：蒋介石对周恩来有没有什么评价?
答：他对周恩来比较客气，在日记中经常用“恩来”这两个字。如“恩来来见”或者“召见恩来”，倒不大用攻击性、污蔑性的词语。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口述人审核，题目为整理者所加。整理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主任。)
作者:杨天石 口述 刘志平记录整理
来源:《红岩春秋》2014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31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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