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时代-马会勇：中国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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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马会勇：中国史略

对于社会学者来说，中国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中国是第一代文明的幸存者和第三代文明的发源地，历史相对完整、脉络较为清晰，古代社会因为封闭而近乎典型，而且发育得非常成熟；尤其是近现代社会变化剧烈，使得研究材料异常丰富，所以中国应该是社会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
第一章古代史部分
我们并不是要完整地阐述历史去详细地描述曾经发生过什么，那是历史学者的任务，我们只是要总体上说明过去发生了什么。
第一节文明次代表（三代文明说）
这一假说试图论证在古代社会人类共有三次文明的迭起，而这三代文明都具有鲜明的思想核心、创造了影响整个世界的文化和科学成就，从而塑造了古代世界的基本面貌并影响了今天的世界。
首先要声明以下几点，一、文明的标志问题，从这三次文明的产生时间上看都是在人群解体之后，但是文明只是共同认知的成就状态，本身就存在程度问题，理论上在原始社会中也就是在人群中人类也可创造出先进的文化和高度的自然科学，现在根本无法确定人群的分化是文明产生的前提；二、文明是一种浪潮，不能说某个人在某个时候创造了什么，可能一次浪潮的出现是一个或几个不同城邦、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内完成的，如第三代文明中的现实主义就是在春秋战国几百年间几代人共同探索的结晶，它反映的是当时社会成员的普遍追求；三、这里所提出的三个代次只是从众多各具特色的文明中寻找到的最为突出、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核心文明，并非贬低其它各个民族在古代史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并且我认为这些核心文明正是在各种文明互相影响与交流中形成的；四、任何一代文明都包括文化和科学两部分，只不过科学的可移植性非常强，也不是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们的观察侧重于文化方面的成就；五、我的目的是阐明中国古代基本状况，之所以对西方的历史进行了分析是为了了解古代世界的大环境和借用第二代文明的文字史来推测中国第一代文明的行迹史时期的状况。
人类农业文明次代表
次代 代表 产生年代 基本任务 思想底蕴 核心 成果
一代 埃巴 前30世纪前后 扩大生产 群体思想 协作 物质产品的增加
二代 希腊 前6世纪前后 个性解放 个人主义 自由 消除了官僚权威
三代 中国 前4世纪前后 增强国力 现实主义 平等 清除了贵族等级制
注：群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只是在社会学中与在通俗理解中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称谓，没有本质差别，同理，个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亦是如此，在本书中没有对它们刻意加以区分。
第一代文明的代表是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埃及，时间是公元前30世纪前后，思想底蕴是群体主义，这种思想最早萌芽于原始社会中，成熟于共和社会，第一代文明的特点是产生过程漫长，是最为古老的人类文明，从现在的行迹资料看，中国是该次代的后来者。
第二代文明的代表是古希腊，时间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思想底蕴为个人主义（对个体的认识），那是一个发现“人”的时代，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个人主义也是对第一代文明对“人”的忽视的修正，这是第二代文明的真正价值所在。在这一时期，文化理论与科学理论都得到了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民主思想的萌芽与实践，但是也要明确这种民主是建立在共和时代（贵族时代初期）的，其思想价值远大于它的实际价值。
第三代文明的代表是古代中国，时间是公元前4世纪左右，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中第二代文明产生后取代了原有的第一代文明，而在东方，古印度可能因为外族入侵被打乱了自身节奏或是被灭亡了，只有中国幸存下来，正在按照既定的步骤运行，当到达一定的程度社会不得不进行某种改变的时候，第三代文明产生了。它的思想底蕴是现实主义（对社会的认识），要求消除特权、人人平等，是在贵族时代末期社会成员反对贵族政治与要求政治独立、国家统一的产物，从此之后，政治与经济分离，理论上讲，这标志着人群状态终结，贵族成为历史，中国进入了一般社会状态，但是，因为中国缺乏第二代文明的民主思想所以走上了官僚政治的道路，也就是由贵族统治转变为官僚统治，形成了直到现在仍然存在的“官神话”，这是很大的遗憾。
我们之所以可以将它们区分为不同的文明，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把古埃及人、古罗马人和古代中国人放在一起时会发现他们彼此相差很大，各自所持文化使他们个性鲜明，他们所处的社会从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看差别也非常明显。
令人困惑的第一代文明
第一代文明的共和时代尚且基本上都是行迹史（这里指有确切的文字记录之前的人类社会史），没有看到完整且可信的文字记载，这给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带来很大的困难，不过我们可以尝试从第二代文明的文字史中去推测第一代文明这一时期的状况，同时利用考古发现的行迹资料加以辅助，虽然知道这样并不准确，因为两代文明之间毕竟有着很大不同。
要区别群体思想和它的最初状态——群体意识的关系，群体意识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群中，在世界各地曾普遍出现，但是作为一种系统而完整的思想却只出现于几个文明中心，要从一种必需的意识转变为一种持久而完善的思想文化是需要时间和智慧的，如纪律观念的形成、劳动价值观的建立、伦理道德的完善等等。现在看来，群体思想应该形成于共和时代，也就是在面对人群开始解体时出现的新局面时形成的，它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一个新的群体团结起来。群体思想里包含了很多具体的认知，如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对统治者的认知、对自己与群体关系的认知、对自然界的认知、对未知世界的认知等等，是一个完善的整体。群体思想是一个群体存在的基础，是现实主义思想的组成成分，是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得以存续所不可缺少的。
第一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拓荒者，这一过程很漫长，也很艰难，在这个过程中，协作与群体思想形成并深入人心，最终成为了第一代文明的思想基础。当然，随着社会的运行，群体思想也会发生变化，广大劳动者变成了国王的仆从，生活越来越悲惨，也就是说它的负面影响开始上升，亟需一种新的思维来进行修正或者升华，第二代文明正是因此需要而产生的并最终取代了第一代文明。第一代文明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供第二代吸收，如实用科学、如生产工具、数学和天文学等，其它还有法律、文学艺术、文字等，而第一代文明的文化中的原始崇拜等并没有第二代直接加以继承。
令人感叹的第二代文明
古希腊文明是世界文明第二次浪潮的产物，它充分地吸收了第一波所产生的成果，使自己的社会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高的水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思想的精华——民主思想才得以产生。
希腊文明是某种古老文明的嬗变。这种古老文明可能来自于埃及或是两河流域，也可能是欧洲的某个地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希腊尚处于原始社会刚刚解体后的共和时代就已经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文化及科学成就，例如丰富的历史记录、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武器、丰富的文化生活、高超的建筑艺术等，而在东方、印度和其它地方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希腊人应该是站在了别人的肩膀上，而不是从零开始的。语言文字可能是由各民族自行创造的，但是青铜冶炼、铁冶炼这些直接关系生产效率的关键技术不太可能是各地方的民族独立发现的，极可能是由一个文明中心向外辐射的结果，要清楚史前时代的历史是以世纪为单位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文明是如何流动的，我们知道得太少了，所以，希腊这个小城邦应该是在氏族时期就已经接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从而使自己的兴起建立在了与第一代文明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另外，生存环境的影响、强大帝国的威胁和大胆的创新思维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才使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
第二代文明的演变
第二代文明的衰落与第一代文明的变相反扑导致个人主义必须改良，这种改良就表现为现实主义。第二代文明在产生初期对社会发展曾有过积极作用，整个社会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国家繁荣起来，但是因为过分崇拜个人主义而很快陷入空前的封建深渊不可自拔，在这种情况下，一代文明中所包含的群体主义思想的优越性表现出来，以新宗教的形式渗透进来并确立了统治地位（从此也就成为了西方现实主义文明中的群体主义成分的标志，被看作是西方文化的三个源头之一），另外，自东方来的军事征伐也使第二代文明的发源地受到严重地冲击，而这一切都表明单单强调个人主义是行不通的，社会现实迫切要求提高群体性。第二代文明对宗教神学的反抗导致了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从而恢复了第二代文明的地位，但是这时的个人主义者也注意到了沉重的、必须改变的社会现实，因此已经含有一些个人主义改良色彩，几百年后，最终凝结成了启蒙运动时的现实主义思想，这种现实主义与东方的现实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两者的立足点不同，东方立足于古老的群体主义，是群体主义的改良，是从左向右看，而西方则立足于个人主义，是对个人主义的一种改良，也就是从右向左看。西方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终于补上了现实主义这一课，可是东方到现在也没有补上个人主义这一课，实在是令人遗憾。
对个人主义思想出现的原因的推测（第一代文明的嬗变）
个人主义思想在希腊出现有其历史原因，希腊在进入共和时代时已经掌握了第一代文明的成果，铁器、文字、数学、手工艺等都已吸收，当时的个人能力较第一代文明在进入共和时代时要强得多，由此产生了对个人能力的自信；第一代文明已经处于不断地兴衰循环之中，那里的底层劳动者所过的近乎被奴役的生活让后来者明白必须寻求某种不同；另外，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希腊的第一代文明时期不明显，群体思想基础薄弱，文化氛围并不深厚，由此给新的思想的萌发提供了空间，为个人主义思想兴起减小了阻力，这种现象在后来的日本、美国等后来者身上都可以看到。
这种文明的嬗变并不令人惊讶，甚至可以说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必然发生的现象，也可认为它是文明传播过程中文化与自然科学不同步造成的，希腊只不过是第一个“坏孩子”。
日本兴起的时间很晚，之所以没有成为东方的希腊就是因为她吸收的并不是第一代文明，而是第三代，而第三代文明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那时的中国文化影响力也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嬗变现象还是出现了，只不过比较轻微，这也是日本最终陷入封建状态不可自拔的原因之一。
嬗变产生的个人主义思想同群体主义思想一样是不完善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主义泛滥导致封建化极其严重，群体主义思想逐渐兴起，文化一点点沉淀，社会由此走向现实主义。
二代文明到底是吸收了一代文明还是否定了？
这个问题不能笼统地去看，第二代文明是建立在第一代文明的基础上的，最初，它对第一代文明成果的吸收是不遗余力的，但是因为其自身产生的个人主义意识与原来的群体主义思想有着深层的矛盾，所以在对第一代文明中的思想意识方面持谨慎态度，而当第二代文明兴起之后，个人主义思想越来越深入人们的头脑之中，充满自信的人们开始否定第一代文明，以自己的一套新的思想取代了第一代文明“那种落后的东西”，这里面存在着一个转变的过程。
个人主义在西方影响深远
个人主义思想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突破，衍生了丰富的文化，它与群体思想结合起来能更好地适用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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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决不能走向极端和将其庸俗化，否则确实是很可怕的，西方所形成的典型而严重的封建制与其所首倡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
个人主义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民主、实现自己的权利；反映在经济上就是要求绝对的私有权、蚕食公有制，在这一点上，贵族与平民是一致的；反映在文化上就是对人本身价值的肯定和对迷信与崇拜的破除。个人主义思想中的个体本位思维总是将国家看成是一个人或是一小部分人所有的，所以国有土地就是一个人私有的，国家就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统治大多数人；国家是个人相加的总和，国家的财富就是掌握在每个人手中的财富的总和；任何一种财富掌握在一个明确的人手中才是常态，而掌握在虚拟的国家手中时就是非常态的。这些实质上立足于个体、从右向左看的思维在马克思的头脑中同样存在，所以他将分封制下的社会看作是比共和制美好得多的新阶段，并且肯定了封建制导致的国家分裂与社会板结的状态，
同时否定了在东方长期存在的统一的帝国时代的积极意义。
西方长期的封建状态就是个人主义泛滥的结果之一，个人主义曾使原始社会迅速地贵族化而进入共和社会，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局面，但是也使共和社会迅速地解体，最终陷入板结的深渊。在中国、埃及或是其它具有典型研究意义的地方都没有达到能够与欧洲封建制相似的地步，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古代中国的封建化程度并不高，甚至没有明显的封建痕迹，这可能是第一代文明的群体主义在发挥作用。日本的封建化看来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不认为达到了西方那种最糟糕的状态。
罗马对于希腊文化的吸收使其得到了个人主义的思想启蒙，而且个人主义在罗马更加繁盛，在后期更是被推向了极致。当然衰落期也是在罗马，个人主义导致后果非常严重。希腊所确立的个人主义思想对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它从兴起、成熟、衰落再到复兴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终稳定下来，成为了西方世界的思想基调。西方近代社会的产生有着个人主义复兴的因素，而之后的腹胀激化特别频繁也与个人主义与有一定关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罗斯福新政才得以改观。
为什么中国人脑袋里没有形成清晰的民主思想呢？
民主思想产生的最佳时机是原始社会解体初期，因为此时社会的人群性还很高，民主有必要也有其现实基础，而民主思想产生的必要性最高的时候是在封建时代，希腊的民主思想恰恰产生于两者之间，而现实中产生民主思想并保留下来的也只有古希腊，应该说是一个特例。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有这方面的思想萌芽，但在帝国阶段要去实现民主政治过于困难，各个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民主思想无法生长，而且，即使当时西方民主思想传播到中国来，也不一定能改变什么。
民主思想的缺乏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是体现在政治方面，还涉及到了文化和经济的各个方面。由于民主思想的缺乏，真正的政治无法建立起来，所以当管理被削弱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就会出现不适应症状，这阻碍了社会控制向繁荣点的靠拢。另外，过分依赖管理而不是政治导致中国人对官的依赖很严重，而中国人始终没有认识官是什么，始终没有明白官方权力的赋予者是谁，虽然历史上也曾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但是依然没有摆脱第一代文明的胎底，这也是中国到现为止依然存在“官神话”的原因。
其实我们缺乏不仅仅是民主思想，更重要的是个人主义思想，没有这种思想，人们更多的是互相依赖和推诿，而不是去主动追求、竞争，整个社会显得很疲劳、被动、懒惰、消极。相比之下，古希腊和古罗马兴起时间较晚，但是他们所开创的一整套的民主、共和思想使欧洲的后来者受益，欧洲在古代社会相比东方只是一块蛮荒之地，但是发展速度很快，平民时代、封建时代、帝国时代（短暂且不明显）、工业时代依次出现，经历所有这些阶段大概只用了两千年的时间，而中国在帝国时代进行挣扎就足有两千年，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缺乏民主思想、不关心政治是第一代文明无法避免的问题，中国人根本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什么民主权力。就像一个人从来没有吃过肉一样，因为没有吃过，所以不知道肉是香的，总是觉得米面食就是最香的，所以也不是特别想吃肉了，之所以中国人一直不愿参与政治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政治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从来没有尝到过参政的甜头。如果像明白政治会使自己一夜之间分文皆无的富人一样，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关心政治了。
我们划分出三代文明的目的是从学术角度去认识社会，而不是褒贬某种文化或是某个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要不断地吸收其它文化中的精华为己所用，而不是盲目地抱残守缺。 可以肯定地的是，由于第一代文明所剩无几，中国是幸存者并进行了改良，其文明是连续的并且丰富、完整、自成一体，在未来仍然是世界文明中的一极。
被忽视的第三代文明
在历史上的农业时代，由于农业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所以适合于农业耕作的地方往往会成为一个文明的发源地，埃及、印度和中国都是如此。我提出第三代文明在中国出现并不是基于某种感情或是情绪，而是因为在战国时代之后的中国社会确实与西方社会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不同，长期以来，掌握话语权的官方史学家套用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说认为古代中国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没有本质区别，对于怀疑者提出的两者之间的差异刻意回避、淡化，但是长达两千年的古代中国某些方面更像是现代社会而与西方明显不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迷惑于这种东西方的不同，希望能找出它的源头。其实这一切并不奇怪，中国这个幸存的第一代文明相对于其它第一代文明是后来者，但相对于第二代文明在时间上却是领先的，当希腊、罗马进入共和时代时，中国已经在共和时代徘徊了至少一千年，社会发展既有突破的要求也能力，第三代文明就是在冲破贵族时代的束缚以进入一般社会过程中产生的，它意味着古典社会的结束，中国是最先冲出共和困局而进入一般社会的。
第三代文明和第二代文明几乎是同时出现的的，只不过第二代文明否定了第一代文明，是认识上的大变革，所以表现异常明显，而第三代文明则是改良了第一代文明，与第一代文明存在继承关系，所以为人所忽略。第三代文明形成的时间比较长，从春秋时代开始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探索，之后在战国时期形成，其中以商鞅为首的改革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秦统一中国后，李斯力主郡县制，保住了改革的成果和方向，之后在汉代经过完善后才稳定下来，并日益成熟。
中国战国时代的现实主义改革与其说是一次文明的迸发，倒不如说是被迫进行的，中国是幸存于世的极其古老的第一代文明，西方的第一代文明已经被后来的第二代文明所更新，而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故没有被破坏，所以相对于第二代文明中国的历史进程在时间上是遥遥领先的，所以在战国时期到来后残酷的竞争和相对应的社会危局迫使各国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这种改革没有提出类似于第二代文明的个人主义思想，而是综合了群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产物，促使社会控制向右去、社会向左来，这是对古老文明的一次改良，它使社会接近了现代的一般社会状态。现实主义思想的出现并不是某个人或是某些人的创造，而是社会的需要，面对激烈的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地区竞争，原有的生产制度和人际关系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必须对之进行改革。
战国时代的改革废除了身份制、特权，政治与经济分离，原则上实现了人人平等（第二代文明实现了自由，而第三代文明则实现了平等，由自由演化出了共和国，而由平等演化出了帝国），这是第三代文明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西欧在封建时代后期所爆发的现实主义改革比东方晚了一千多年，所以不能算作新文明，也就是说文明的三次浪潮都在公元前出现了，之后的千年就是这些文明不断地传播和施加影响的过程。
现实主义的含意
战国时代是中国大变革时期的后一阶段，这一阶段各国竞争不再是之前的那种彬彬有礼的“钓鱼比赛”，而是弱肉强食的兼并，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必须立足于现实进行适应新形势的改革，这也是现实主义思想突显出来的原因。现实主义改革是针对社会自行变化中的“控制向左、社会向右”的趋势而做的反向操作，使得社会被向左拉动、控制被向右推动以使两者回复到恰当的位置。现实主义是人类三种基本思想中的一种，另外两种是向左的群体主义和向右的个人主义。现实主义与社会一样不是一个纯净的东西，它包含相互矛盾的群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基本思想，然而它却是最适合社会的一种思想，只要是从稳定社会的目的出发就必然产生现实主义，不管是古代的东方还是西方，随着社会的日益成熟，现实主义的兴起只是早晚问题。
本质上，现实主义是自由与平等的结合，自由表现为控制上向右去，而平等表现为经济上向左来，现实主义就是要在繁荣点处实现自由与平等的交汇，这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如果这个过程相反，即主张控制向左来、经济向右去，就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虚伪的现实主义。
中国的现实主义特点
东方没有经历异常明显的文明更替，第三代文明其实是第一代文明的改良，它的使命就是使群体主义思想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所以中国的第一代文明近乎完整地保留下来。春秋时期出现的文化繁荣并没有突破第一代文明的范畴，孔子没有提出个人主义、民主思想这些关键概念，老子的思想带有个人主义色彩，但是仍处于萌芽状态，后来被应用于现实主义思想中，整个东方在古代也出现过民族迭起的现象，但是这些“后起之秀”所持文化并不先进，结果皆被中原文化所同化，而且由于地域隔绝的关系，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没有传入进来，因此，中国的第二代文明一直是缺失的，这一遗憾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直到现在，例如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奴婢和现在所谓的精英政治，也就是说中国人处于第三代文明之中，但是却是有缺憾的第三代文明，思想底蕴明显偏重于群体主义。
现实主义具备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两种思想成分，也就是说在两者之间寻求均衡，但是中国的现实主义仍侧重于群体主义，可以视作群体主义的一次大手术。均田使广大底层成员获得了土地，这使社会的群体性上升，同时消除特权使社会成员获了人身自由，国家政治走向开明或者说是重建了政治，实现了宗法制度下的“现代政治”，但这一切都是在第一代文明的基础上进行的，当然，无论是东方的现实主义还是后来西方出现的现实主义都是存在偏离的，都不是完全科学的现实主义，是建立在生活经验之上的经验主义，是建立在原有的思想基础上的改良主义，而且这种偏离至今存在，这是无法与将来社会学建立后的科学的现实主义相比的，但是在当时能够产生这种思想已经非常先进了，与个人主义思想一样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突破。
也许在中国之前有许多地方出现了现实主义的萌芽，因为现实主义是走出现实困境的一种很普遍的需要，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获得了实践。改革家们将这种从经验中得到的认识付诸实施，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其实，由于资料的了限制，对于战国时期的改革浪潮现在认识得还不清晰，我们只能根据理论和之后的社会现实推测当时发生了什么，所以对于第三代文明的判断可能会有争议。
现实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现实主义对中国后世的影响很大，本来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儒家思想就被篡改成了现实主义文化的外衣。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和现实的社会生活使得文化从完全的群体化或完全的个人化的浪漫主义中走出来，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化，这种既包含了集体主义也包含了个人主义的文化与现实是符合的，而且这种被历史代官方理论家改编过的文化使之与君主专制亦能相容，这种本质上发源于下层的文化一代一代地积累、丰富，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庞大的东方文化体系，越来越稳固。
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在农业阶段中国模式无疑是最先进的模式，帝国时代较共和时代前进了一大步，统一的国家、开明的君主、聪明的大臣、善良的人民，还有高深的伦理、完善的道德、丰富的文学，这些都令周边国家羡慕，所以中国文化确实具有很大的吸收力，如日本，日本起步较晚，所以近乎全面吸收了唐文化，并且逐步演化出了自己独特的岛国文化。
三代文明的总结
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的积极探索对于人类的整体进步都是有益的，虽然不一定被划分为一个文明次代，但是都是为人类文明添了一把柴，如在罗马灭亡之后第二代文明陷入困境，但在西亚却出现了一次自然科学的兴盛时期，那是在阿拉伯帝国，这个帝国处于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上，所以，她吸收了东西方文明而创造了自己的先进的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等近代科学已经萌芽，数学又迈上新的台阶，这些成果后来被西方吸收，成为了工业革命的一桶油料。
三次文明的兴起最终形成了群体主义、个人主义与现实主义三大思想，打下了之后的漫长的农业社会的基础。
古代的三代文明都是因为需要而产生，第一代文明是为了更好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而生存下去、依靠集体的力量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或是对外扩张和改变自己的生活；第二代是为了解决进入社会后对个体价值的认识问题，是个人主义的始作俑者；第三代是为了解决阻碍社会前进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进行的现实主义改革，当时贵族腐化与僭权的现状已经无法适应长期战争的形势，要避免被兼并就必然进行改革，贤臣、良将、粮食、战斗力、资金，这些战争要素必须在改革中取得，改革最终使政治独立、经济自由，人类真正从人群中走出来，
进入社会状态，不管哪一代文明其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平等与自由都是社会生活的真谛。总体上看，任何一代文明都要解决当时最为严重的阻碍社会发展的问题，但是都不完全，第二代文明打倒了官僚阶层，但却使贵族政治横行，第三代文明打倒了贵族阶层，却使中国陷入了两千年的官僚统治之下，只有将三代文明巧妙地综合起来才能保持一种平衡。
近二百年来，中国不断吸收着外界文明，自然科学的吸收是较为容易的，但是文化则不然，所以其根基还没有变，这也形成了中国的特色。我并不是说第一代文明应该抛弃，其实其中有许多东西是要加保护的，但是大力吸取个人主义思想的精华是非常必要的。
吸收缺失的第二代文明是中国完善自己的现实主义的一个必经之路。西方经历了三次文明的更替，新的文明不断地取代旧的文明，个人主义、现实主义、工业化文明依次出现，从而形成持续不断的文明上的浪潮，而东方在公元前对群体主义进行了改良后就没有了大动作，思想上趋于保守，帝国时代的两千年间中国在思想上没有根本的变化。在新中国建立后，在工业化的同时，中国文化的改进也非常大，但是因为特殊社会的政治的特殊性，自由民主思想吸收得不充分，远逊于平等思想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逐渐成形，思想上却一直没有补课，现在，大多数人尤其是普通百姓的头脑还停留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这也是到现在为什么中国人那样认同精英政治的原因之一。
当然，吸收外来文明并不是吞食外国文化，现在的外国文化中有许多是肮脏的东西，自私、堕落、狂妄、轻浮，这些集中了野蛮人的性格、贵族的思维、投机者的品质的东西是文明的对立面，我们决不能闭上眼一起吞下去。我们的文明基底是好的，只需要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
文明的中心与边缘
任何一代文明产生后都会向外辐射，偏远地带在接受远方传入的文明的时候总是不充分的。工具、文字等这些都可以直接拿过来，但文化的改变毕竟不像换件衣服那么简单，许多核心的、深层的思想是很难被知彻底、完整地移植的，所以导致文明弱化，由此产生中心与边缘结构。
第二节社会演进表
社会演进表试图说明人类社会的变化，也就是从人群解体后总体上看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
首先有几点要注意，一、此处的共和概念即古代的贵族政治，现代的精英政治与之有相通之处，是一种虚假的、不完全的民主；二、共和时代是一个看似平静，实则迅速变化的时代，是一个贵族们控制社会的时代；三、所谓共和社会指的是共和时代下的共和制社会，封建社会指的是共和时代下的分封制社会，回归共和指的是缓解社会腹胀现象由分封制回复到共和制；四、平民与公民相近，但有区别，前者因等级问题而产生，后者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总体上看，历史上的社会成员身份经历了群体成员、平民（农奴）、臣民（佃农）、公民的变化；五、注意上图中的那三个环形图示，那是因为腹胀不断地变化而引起的社会实际制度的变化，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循环，中国经历了很多次；六、本书中分封制与封建制是可以混用的，但注意采邑制与两者是不同的。
社会在不断地变化，更准确地说是在依据一定的规律发生着变化。
帝国时代（地主）
农业阶段
（古代）
共和时代（贵族）
均田制
租佃制
工商阶段
工业时代（资本）
共和制
一般社会
分封制
共和制
原始社会
首领制
民主制
社会时代（科学）
古典社会
领有制
隶农制
地主制
帝制
宏观调控
经济自由
民主制
垄断
上面这个图表现的是人类历史上依次出现的一些社会类型，这些社会的出现和制度的更替是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成员素质和腹胀等因素决定的，这只是基本顺序，并不是严密的，历史现实比这个图表复杂得多，我们只做一般性的理解。
各个大状态（时代）下还有许多亚状态（制度），而在同一种制度下也可能出现不同的社会现实，例如，西欧的封建制就比较温和，领主就像是地方长官一样，而其附佣就像是合作伙伴一样，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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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契约方式约定义务（这种假象甚至使我一度认为这时的社会处于某种理想状态），而同样是封建阶段的中国云南就完全不同，那里的下层人就是农奴，因为一切都是领土所有，他们甚至连走路的权利都没有，生活极其悲惨。
领有制和均田制在经济上的区别，领有制是将全部的公有土地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给全体成员使用，而均田制则是将全部或部分的土地平分下去，而这些土地是可以由所有者自由支配的。在政治上，领有制属于贵族时代，而均田制属于帝国时代。领有和均田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后者使贵族无法通过权力的手段去占有土地，公平程度上要高一些。
人类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三个阶段，而农业社会包括了古典社会和一般社会两种情况，工业社会阶段出现了一般社会和特殊社会两种情况，当然，特殊社会不是自然出现的，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实际上经历了原始社会、古典社会和一般社会三个阶段。共和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向一般社会过渡过程中出现的中间状态（跟苏联解体前后的情况有些类似，都产生了贵族、等级，国家名义上公有，实质上已经被少数人把持，结果是在一场盛宴中瓜分了国家）。中国在战国时代改革之后就进入了一般社会，虽然是不完全的一般社会，但是它与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主生产层还是农业，上个世纪初中国要实现的工业化的社会变迁其实只是主生产阶层从农业较变为工业的变化，之所以比较艰难是因为社会控制方面和文化方面存在着需要调整的东西，而且腹胀已然相当沉重，但是社会的大框架从秦代已经定了，一直没有变化，当然这一切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改变了。
在过去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偏差，从而产生了“奴隶的出现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贵族的出现标示着人类文明时代的到来”等等，当然，要知道彻底地理解过去是不可能的，新的认识中也必然存在着偏差，我们只能是小心翼翼地向真相靠拢。
古典社会就是贵族社会吗？
是的，古典社会是人类在农业共和时代的社会形式，是农业阶段的主要社会形式之一，它的主要标志就是贵族，缺少了它就像在工业时代缺少了资本家一样，贵族因政经结合而产生，在社会中的是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地主与帝国时代也是同理。
地主制与封建制的区别
两者同是腹胀沉重的表现，所以具有相似性，中国在进入帝国时代后原则上已经消灭了贵族势力，但是当社会腹胀沉重时，拥有极大竞争优势甚至近乎垄断土地资源的大地主必然期望自己获得特权而转变为永远的统治者——贵族，但是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在现实主义思想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分离的主旨不允许将经济带入政治中去，所以他们就通过贿赂、买官、买爵、扶植政治代理人、支持军事割据、图谋独立等方法去获得实质上的特权，由此加剧了军事割据、叛乱、国家分裂等现象，当然，如果分裂、独立的图谋成功的话，地主会获得特权，社会可能由此退回到封建状态，但是这种可能不大，因为这毕竟是与社会发展的方向相悖的。
历史上的割据并不全是由腹胀引起的，存在着皇族分裂、军事分裂、文化分裂、叛乱等其它原因，总体上看，在中国的帝国时代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封建割据，也就是说没有出现社会退化现象。
帝国时代与共和时代的区别
其实，中国的帝国时代与西方的共和时代是很类似的，只不过它已经是一般社会，而西方处在贵族的纷扰之中，尚未解脱出来，从控制形式上看还属于群体阶段。将帝制与共和制合并其实并不是不可以，因为帝制本来就是共和制的一个特殊情况，但这并不是说在古代社会中的共和制早期和中期都是一般社会，只有在晚期才陷入了封建的状态，这种看法是不妥的，它忽视了贵族政治问题，而古典社会主要是贵族问题。
中国具有典型的帝国时代，而西欧具有典型的共和时代（封建状态），世界上其它各地的社会都未达到两者的典型意义，而是界于两者之间的，所以不要将两者的区别绝对化，可以说在社会学上从来都不提倡盲目的绝对化。而且，在帝国时代，贵族化的趋势一直是存在的，豪强势力妄图把持朝政、恢复特权，而这是一般社会所不允许的，是历史的倒退，因为第一代文明所包含的群体思想及秦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思想形成的文化环境的限制，加上下层群众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所以一直没有形成大气候，中国没有回复到封建状态。
土地是否可以买卖不是共和制与地主制的本质区别，土地自由买卖是土地私有的证明，因为如果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那么原则上是不能买卖的，只能由最高统治者分配，实际上在历史上土地买卖一直在或明或暗的进行，总之共和时代与帝国时代只是程度上的差别，不必试图将两者绝然分开。
古代社会状态考察
如果从社会状态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图示：
封建制
领有制
隶农制
均田制
租佃制
地主制
国家调控政策
寡头垄断政策
动乱与战争
共和时代
帝国时代
工业时代
繁荣
维持
板结
停滞
上面图示将任何时代的社会腹胀轻重的变化在所实行的制度上表现出来，当然，我们只是大致地表明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以说明三个时代的制度（政策）的变化上存在共同性。因为帝国社会与古典社会同属于农业阶段，两者在制度上是极其相似的，差别不明显，如领有制只是在土地国家制下由贵族主导的均田制，他们与工业共和社会中的国家调控政策差别比较明显。地主制是指土地集中于地主手中的制度，与封建制相近，但两者与社会动乱与战争状态差别明显。
共和时代与帝国时代两个循环的本质其实是一致的，中国一直在振荡，也就是处于振荡期而不是板结期，而西欧丧失了循环的能力进入了封建社会，也就是说第二代文明没有经历所谓的循环（这也是马克思提出社会线性阶段论的原因）。
第三节古代历史解释
扑朔迷离的行迹史时期
中国的民主制时期就是夏之前的禅让时期，不过这种民主制不如第二代文明的民主制更加明确，明显地带有首领制的残余，因为其毕竟是第一代文明。夏王朝的建立与灭亡可能就是一个从共和到封建的循环，也可能是共和制内部的循环，而商朝也是如此，当然这只是猜测，也就是说中国古典社会可能历了两次或三次循环，这比埃及少，但是较第二代文明多，第二代文明只有一次，没有明显的循环痕迹。
对周代商的争议
有两种可能，一是周朝在商朝陷入封建状态后或是在商朝衰落后发动了类似于后世农民起义的军事征服，从而铲除商朝的贵族势力，从而使社会回归共和制，形成了一个新的循环，另外一种可能是周朝只是继承商朝的社会遗产，并没有开始一个新的循环，相反，从周朝建立之初就开始了分封制度，这是不是与蛮族在灭亡罗马进行的瓜分国家的行为有些类似呢？如果真是这样，周朝就不算是一个完整的朝代，因为它只是前朝社会演化的继续，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循环，虽然夏商朝都被武力推翻了，但是因为商后期的大贵族问题越来越重，社会已经丧失了回归共和的能力，结果虽然商朝覆灭了，但是商朝的贵族们却没有消失，他们又融入了一个新的统治集团中，而且他们所带来的影响使这个新的王朝在建国之初就开始了分封，就像是日耳曼人胜利后马上对土地进行瓜分一样，这些胜利者不是试图去维护已经丧失的公平，而是急着掠夺土地和人口，社会不但没有恢复活力而且板结了。如果真的是这样，西周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
中国并没有经历封建制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要经历封建社会，那是一种最糟糕的社会状况。
为什么在西周时才开始分封，而之前的夏后期和商后期都没有出现分封现象呢？由于第一代文明普遍的史料缺乏问题，我们对中国的分封情况了解不多，而且这其中可能还包含了人群融合问题，所以现在还无法下结论，但是可以推测，中国的分封与欧洲典型的分封不同，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统治策略来使用。中国的分封其实只是出现在上层统治者之中，在中下层并没有出现层层依附的等级制，广大劳动者仍在国家的公田上劳作，虽然他们分不到多少劳动成果，这一切与第一代文明的群体主义有关系。
现在我们只能认为西周代商并不是蛮族的入侵，它的分封制也不同于西方，社会一直处于共和制下，并没有进入封建的板结状态。这种状况同同之前的两河与埃及的情况应该相符。
战国时期的改革并不是因为腹胀的需要而进行的，相反，当时的社会还很稳定，改革极可能是因为人群的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激烈竞争。
西方广泛的封建社会是腹胀极其沉重的产物，日本的封建社会同与云南、西藏的土司制类似，是在边缘地区出现的非主流的现象，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第一代文明陷入了封建状态，如果能够证明修建金字塔的埃及人是内生的奴隶并属于不同的主人，那么才可能说第一代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日本的封建制一直持续到工业化时期，中国的封建制残余则在明清时期被中央政府摧毁。
从现有的资料上看，中国的分封制与西方的分封制是不同的，两者在程度上相去甚远，也就是说中国可能没有经历明显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没有黑暗时代出现过，因为没有资料证明共和时代的某一段时期社会的腹胀很沉重，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此。
社会循环周期（也可以称为社会周期）
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其实社会发展也是有周期的，这可以在社会基本状态的不断变化中看出来。社会发展周期是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诸多不断变化的因素共同作用在元流系统上使其发生变化，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几种只是较为主要的因素，比如腹胀深化、科技的进步、政治的改革、外部环境的变化等。
农业阶段的社会与现代社会是无法相比的，规模上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农业社会变化缓慢与元流系统小而简单是有关系的。在农业社会，社会循环的周期往往是几百年，而在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这个周期明显缩短了。
在农业社会中，因为主要的生产就是农业，本身的生产周期就比较长，而当时的商业还没有占据主要地位，所以元流比较简单，社会的循环周期也就比较长。另外在共和制社会中，土地国有制也拉长了循环周期。
没有不变的社会，共和时代的商周社会也在不断地变化，人群性由高到低的循环没有停止，之所以能够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经济水平所决定的，经济水平的增长会加剧竞争，从而加剧腹胀，引起王朝的更替，所以后世的各朝的存在时间越来越短。
奴隶问题
长久以来，奴隶像鬼魅一样严重干扰了我们对共和时代历史的观察，尤其是外来奴隶，只有排除奴隶问题的干扰才能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将奴隶从罗马的共和时代中剔除，罗马社会一样会按照自己的运行法则运动，而不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奴隶只是促进了共和社会的变化或是作为资源输入而延缓了某种危机的到来，而非起了决定作用。
首先要区分奴隶与农奴
奴隶指的是生命和身体是完全属于另一个人的劳动者，可以认为他们与已经骡马没有区别，心甘情愿做奴隶的人已经不是人了，因为无论是为了自己的群体还是为了自己的自由，他都必须去反抗。农奴是在封建制下出现的依附于贵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定的自由，可以有自己的财产和家庭，甚至会有一些生存性的保障，中国的奴婢在人身自由度上与农奴较为接近，我们常说农奴是“圈养的骡马”是不严密的，不过同自由农比起来，农奴就是“圈养的骡马”，在人类历史上，农奴确实普遍地出现过，而且在某些地区非常严重，但是奴隶只在希腊和罗马文字史上大量地出现过，而且这些奴隶是外来的，在世界其它地方都没有发现明确的有关奴隶的记载，如印度就坚称自己的历史上没有过奴隶，在中国也没有找到有关存在大规模的奴隶的准确记录。
奴隶与文明
在人群中是不可能有奴隶的，但是如果是在社会中而且是腹胀极为严重的情况下，奴隶是否会出现就很难说了，但不管人类历史上是否曾普遍地出现过大规模的奴隶化，奴隶这一人类最为落后和残忍的现象也根本不可能作为一种所谓文明来标志一个时代，奴隶的存在就是一种罪恶。奴隶只是一种智能工具，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只是为一个社会所有，可以像生产工具一样流通（奴隶主甚至进行过奴隶繁殖实验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奴隶供应），它不但在共和时代的封建制下可以出现，在帝国时代也可能出现，他们不但可以存在于第一代文明中，也可以存在于第二、第三代文明中，奴隶与文明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我不认为奴隶可以标示一个人类社会的时代，正相反，它是人类最为愚昧与残暴的表现，外来奴隶的大量存在证明了人类的残暴，而内生奴隶的大量存在则证明了社会的败落，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宗旨是不相容的，社会的群体性本质上要求不允许人群内的一部分人或是大部分人变为另一部分人的奴隶，而那些在战争中得到的俘虏毕竟是少数。
被视为文明象征的希腊与罗马大厦竟然建立在奴隶的躯体之上，这并不奇怪，西方的工业起步就是由奴隶贸易开始的，外来奴隶与它的主人们是两个粘在一起而没有融合的人群，这两个人群之间实质上仍保持了一种敌对状态，这种状态是战争所遗留下来的，我们要研究的是一个人群，而不是粘连在一起的两个人群，所以必须排除这种干扰，诚然罗马的繁荣是建立在战争和奴隶的基础上的，两千多年后希特勒试图复制这样一种繁荣，但是这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我们要得到的是一个人群内部的成员是如何分化的，所以第一代文明的内生奴隶问题才是重要的，第二代文明中明令禁止内生奴隶的产生，而第一代文明是否如此尚不清楚，可以从理论推测，如果一个共和社会在腹胀达到一定程度时，农奴大量产生了，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奴隶，可是第一代文明是不是达到过这样的严重程度不得而知。
汉朝时期的大量奴婢的存在是不是第一代文明存在奴隶的证据呢？它只能证明第一代文明中出现内生奴隶的可能性，这些奴婢中可能存在真正的奴隶，但是因为当时已经不处于第一代文明时期，所以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对中国古代史中的家奴身份的争论，其实就像现在的家庭一样，有的家庭社会性更强一些，有的人群性更强一些，古代也是如此，如果是人群性更强的话，奴婢拥有更多的自由，就像是大家庭中的一员，而如果人群性很低的话，就接近了奴隶，不过我认为他们总体上还是接近农奴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历史上隶农、农民和奴隶的起义很多，农民为了自己的肚子起来造反，奴隶们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和人格去反抗，但是农奴的起义却很少，这是为什么呢？隶农和农民在面对社会不平等时尚有反抗意识，而农奴则是被圈养的骡马，社会的板结使他们丧失了反抗的意识，所以封建社会最黑暗，但却最为稳定，存在的时间也最长。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奴隶本质上就是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无论是从文明演进的要求，还是从社会稳定、劳动力的再生产的要求来说，社会都会使他们向农奴转变。
人群粘连与奴隶问题
人群粘连后，两个人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时它们之间的关系会出现几种，一是其中一群沦为另一群的奴隶，也就是既不融合也不分裂，社会状况比板结更甚，二是两个人群出现融合的趋势，社会出现动荡，三是两者脱离，分裂为地理上的不同的国家。
奴隶就是与主人粘连在一起的两个人群。
集权制度的必然性
商鞅变法在政治上使政治与经济分离，原则上已经形成独立的政治系统，经济上实现了自由交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了压制地主割据势力壮大，防止社会退回到封建时代，必须加强中央集权，集权是维持统一而稳定的社会的客然要求。
中央集权是维持国家统一所必需的，中国在进入帝国时代后，政府为了维持统一同民族分裂分子、军阀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中国的皇帝
在战国时的改革者看来，现实的要求是必须强化皇权，也只有皇帝才能保持一个大帝国的统一与安定，这是正确的，我曾经批判皇帝是国家之大贼，现在也是这个态度，但是我开始承认皇帝存在的必要性，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维持中国这样一个空前庞大的国家是不容易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皇帝本质上仍然是首领，是一个变异后开始受“天命”约束的首领。商鞅的变化使得皇帝身上具有了政治色彩，政治与经济分离开来，这是历史的进步，是将社会控制向右推动，但是皇帝的首领色彩仍然很浓重，皇帝身上具有的群性性比个体性比重要大。可以说商鞅变法使古老的第一代文明获得新生，是群体主义思想的一次大的改良，是迫于现实需要而做出的社会调整，它使中国进入了一般社会。
中国皇帝存在了两千年，但是根本就没有政治合法性，所以就必须想尽办法去编造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凭据和理论，这种无耻的行为对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文化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使分散在贵族手中的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这是维持一个宏大的农业社会的现实需要，强化了国家的职能，使得皇帝身上具有了政治的色彩，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皇帝的本质属性，而在经济上，彻底的私有制在经济上铲除了贵族（对于商鞅变法的具体措施是有争论的，我们只能从秦代之后出现的兼并问题认为从秦朝开始土地被私有化了，至于商鞅改革时的具体措施和主观目的因为史料缺乏尚不得而知），这些措施体现的是个体性的要求，除此之外，商鞅解除了井田制对劳动者的束缚，使自由农大量出现，另外我怀疑其还实行过最初的均田制度（如果不调整当时的资源分布，那么经济的繁荣是无法出现的），这些体现的是群体性的要求，使腹胀得以缓解，将社会向左拉动，这是最为重要和而迫切的。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现实主义者，是那个时期诸多改革者中的优秀代表，他提出的开阡陌和置郡县等制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变革，从此中国开始了社会化过程，正是在此次活化过程中秦国获得了类似于近两千年后的英国一样的优势，借此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当然商鞅的现实主义不久就表现出了弊端，他所设计的社会较之前的共和社会变化剧烈，并不稳定，社会的人群性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就开始出现动荡，而且提高人群性很困难，所以，之后的中国就像是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一样，成为了一个跛子，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波危机，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度过了两千年，当然后来人使制度在不断完善，而且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要长于工业，当时的交换亦无法与现代市场经济相比，所以那时社会危机的周期比较长。总体上看，中国自秦朝的开明式改革后，社会盘子迅速滑落于右边，因为当时的条件限制尚没有回复至左边的能力，历史上的几次均田制改革几乎都失败，这时只能依靠暴力去实现均田的目标，所以整个社会一直在社会分裂的红线处振荡，同时，中国的社会控制也获得了改进，较封建状态下的西方更开明、更科学，你可试想一下，你是想做古代中国农民还是西方的农奴呢？
封建制下的西方的人群性当然很低，这是与已经进入帝国时代的东方无法相提并论的，至于谁更幸福一些无法比较，因为中国百姓很多是饿死于路边的，为了不被饿死，必须随时准备起来反抗，而西方则不然，只要已经承认自己属于某个主人，他们就不会饿死，所以成了温水中的青蛙，没必要反抗。
帝国无民主，封建无政治
西方的封建时代已经不存在政治问题了，因为社会分裂了，统一的社会并不存在，教皇可以像王者一样呼风唤雨；东方的帝国时代虽然是统一的，但是从来不民主，皇帝永远不下台，这也是两代文明各自的缺点。
中国为什么保持了统一
诚然，中国古代社会的人群性是很低的，但是这种人群的分层状态是以阶层来分的，而不是地理来分的，这也是大人群的好处，而封建制使社会出现地理上的分裂，也就是国家和民族要分裂了。
西欧的分裂可能与它的社会制度长期处于封建阶段、几乎没有经历帝国阶段有关，中国也是在进入帝国阶段过程中完成国家统一的，分封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倒退，其下的割据势力是非常顽固的，它实际上是使人群的融合过程中止并向反方向也就是分裂的方向运动，而且时间越久越难以统一，西欧的几个主要国家在长期的封建割据中在原住民文化差别的基础上经过几百年的深化形成了可以区分的特色文化进而固化了这种分裂，中国在共和社会末期出现了融合的要求，导致战争持续了五百年，最后，秦代把握住了时机，以社会活化带来的领先优势才统一了中国。当然欧洲问题最权威的答案应该是欧洲等待学者自己给出。
中国之所以维持了统一的局面，根本上讲是因为形成了完整的元流系统，并且没有陷入持续的板结之中，这个系统的持续运作使整个中国大地上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大人群，
而这一切都是从秦朝改革开始的，改革之后中国进入了真正的社会阶段，人群性频繁地降至底线，腹胀不断地激化，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就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因抑制垄断而抑制兼并，因抑制兼并而抑商
商业、商人的出现无疑是元流的表现，商人作为专门的商品提供者较简单的产品提供者在流通上更具有效率，而这是元流系统的高效化的要求，是对社会发展有利的。
中国古代社会中商人的活动是受限制的，之所以保持这样的政策理由之一就是商人对社会稳定定局面的破坏。历史上中国商人的形象是比较差的，重利轻义这本是商业的正常思维，但是与中国古代的重义轻利的群体主义文化相悖，所以商人就成了社会中的奸者、小人，在中国这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中对外贸易很少，并不能使国家从他国获得多少财富，而且这个封闭的社会与外部的竞争也不明显，商业对国家的贡献不容易体现，而现代商业正是在国家的竞争中被推动起来的，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商人的命运基本就注定了。
另外，商人往往与大地主一样是兼并的制造者，而兼并问题一直是政府要解决的难题，商业流通有利于社会，但是在农业社会那些富有的商人肯定去大肆兼并，或者图谋垄断，从而破坏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使社会动荡危及到一个王朝的兴衰。
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原因一直都是问题，总体上看，秦代抑商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而后来的抑商则是与抑兼并政策配套的。
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进入工业时代
中国进入一般社会后，社会状态要好于世界上的其它地方，理论上这是非常适合商业和工业发展的，如果说西方是一堆干柴，那么中国就已经是一桶汽油，可是为什么工业化进程迟迟不能开启，而是陷入了无尽的循环之中了呢？
以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为显著标志的西方文明和东方的中华文明虽然同属于第一代文明，但是时间上明显要早。公元前后西欧已经处于第二代文明的统治下，第二代文明的社会制度演变从时间上讲比东方落后，但是其自然科学与文化因承袭了第一代文明并加以发展而达到或是超过了东方，所以整个西欧的社会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它能率先走出农业社会并不奇怪。另外要说明的是，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呼唤工业化到来方面发挥了很强大但看不见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将这一点忽视，这种个人主义可以在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上面看到。
中国并没有吸收第二代文明的成果，崇尚科学和尊重人权的观念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严密的专制制度压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在自然科学方面，西方融合了各地区的成果后进一步拓展，从而逐渐与东方拉开了距离，占据了优势。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并不这么简单，现在还没有公认的答案。
另外一个问题，没有西方强盗的大炮的威胁，中国人会不会自己搞工业化呢？当然会，工业社会不是西方的发明专利，但是中国自行进入工业社会不知还要等上多少年，另外，还要说明的是，即使被打得遍体鳞伤，中国也没有立即开始发展自己的工业以进入工业社会，真正开始工业化进程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事情了，那时离中国第一次遭受痛打已经一百年了，被疯狗咬是一回事，而自己的身体产生免疫能力则是另外一回事，西方强盗从来不是什么传播文明的使者。
封建社会只是一个结果
分封制本来就是共和制的沿续，而不是革新，正是共和时代末期的那些大贵族瓜分了尚在融合中的社会，才形成了封建社会。贵族利用手中的特权去抢占财富之源——土地，是很正常的，当国家的土地被瓜分殆尽时，腹胀开始激化，社会开始动荡，这时下层成员的起义有两个可能的结果，一是平分或是迫使贵族平分土地，社会再次回到共和状态，开始一个新的循环，这种可能性较小，另一种是起义失败，社会彻底丧失活力，进入板结状态，因为当时的政治还没有从经济活动中独立出来，所以占有了一块土地，拥有了对这块土地上的居民的管辖权，实际上就等于建立了一个小政府，因此封建割据时代开始了。封建社会是共和社会演变的结果，不管在形式上是否出现了明确的分封关系，但是实质上的分封关系或者说是封建割据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政治与经济捆绑在一起造成的，分封只是腹胀深化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原因。在农业社会中，封建制就是一个坑儿，稍不小心就会滑落到坑里，不但共和制社会可能演化到封建社会，连帝国制社会在腹胀沉重的情况下也可能滑落到这个坑里去。
封建社会使广大劳动者变成了圈养的牲畜（农奴已经接近于奴隶），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悲哀。
封建制时期是最为黑暗的时代，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社会，但又似乎是无法跨越的鸿沟，各地民族曾不同程度地陷入其中，封建制下政治消失、国家分裂、经济退化，土地形式上公有，实质上却是贵族所私有，封建制时期是贵族的黄金时代。
罗马的兴盛与衰落为我们再现了腹胀不断深化的共和制下的社会全景，随后的封建社会又向我们展示了腹胀的终极状态——板结和分裂。
欧洲第二代文明的兴起与衰落过程反映的正是一次腹胀不断加深的过程，前期形成的社会活化使希腊这样一个小城邦兴起而形成霸主，而后形成的社会繁荣使罗马形成了一个大帝国，当腹胀达到一定的程度时，罗马精神、罗马力量都不存在了，破产的平民加入了奴隶的队伍开始了与贵族的斗争。
封建社会是共和社会所积累的沉重腹胀的固化，蛮族打碎了罗马的国家，但是不可能引入什么新的更为先进的制度，而是迅速地被旧文化所同化了，不但没有试图改变腹胀沉重的面貌，改善下层成员的处境，而且与原来的贵族一起瓜分了国家，这使得社会的腹胀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彻底走向了板结。首先，这些蛮族首领效仿罗马军队分配新占领的土地的方法将一块块地土地分配给了自己的亲信，然后又与罗马贵族联合起来将这种土地制度永久化，从而确立了分封制度，那些蛮族公社的下层成员和原来的罗马奴隶都被束缚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里。封建时代是欧洲和世界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其实它不应该单独作为一个时代出现，因为它只是共和时代的延续，是社会的板结和分裂状态，是贵族政治发展到极致时状态。封建化的欧洲就是一个庞大的板结社会，贵族的利益是永恒不变的，那里没有对土地的争夺，没有对财富的争夺，没有对权力的争夺，也就是一切都那么平静，没有竞争，时间也变得没有意义了。第二代文明的辉煌在封建制的摧残下消失了，只残留下一些最基本的人格和法律意识，自然科学停滞了，理性文化被宗教取代。
历史上，中国的封建社会远没有达到欧洲的水平，并且存在的时间较短，春秋时期五百年的混战使得贵族政治弱化，最终被新的地主政治取代，社会进入了新的时代。
社会发展水平代表什么？
能够形成更加完善的政治体制，能够提升自己的社会状态，使社会摆脱板结状态而上升到在维持和停滞之间振荡，也就是说它给了社会振荡的机会，一般社会的到来对于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能够促进经济的繁荣，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利形成更加实用和成熟的文化。进入一般社会后，中国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出现了独立的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设置也更科学，对政治的本质的探索也一直在进行，经济通道的极大扩张，带来了初期的繁荣，当然，在农业阶段保持在一般社会状态是有难度的，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建立起起码的平台，产生了严重的周期性爆发的危机，但是对于这些危机不能只做表面理解。
西欧社会跨越了帝国时代而直接进入工业社会，这与中国是不同的，为什么呢？
与其说西方与中国不同，倒不如说中国与世界不同，中国是仅存的第一代文明，她很早就进入了一般社会，但是却迟迟未能进入工业社会，结果被别人反超，这才是令人费解的。
西方的工业化过程对思想的影响很大，西方的帝国时代非常短暂，几乎是由封建社会直接进入了工业化的一般社会，几百年间社会瞬息万变，而这种现实世界巨大变化带来的思想上的落差非常强烈，这些是早已进入一般社会但

一口气历史故事解说中国历史

迟迟没有工业化的中国人所无法想像的。这种落差带来的影响相当深刻、广泛，如传统与现代的划分、现代性、个人自由、经济自由等问题从此在西方思想界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经济学也成为了新版《圣经》。
可怕的“千年轮回”
战国改革的能量大概在汉朝中期释放完毕，这场繁荣结束了，之后就进入停滞期，另一场新的循环要开始了。
中国的第三代文明所实行的现实主义并没有使中国摆脱社会的循环，只是从一个循环进入了另一个循环之中，而这种循环在持续了两千年之后仍未见改变的迹象，这就是“千年轮回”。在这场“千年轮回”中，社会的基本面没有变化，仅有的一些变化是由于人口数量的增长、科技的进步、外来文化的融入等引起的，不可否认，由于这些因素的进步，中国社会还是在发生着变化，只不过这些变化是微小的，无法在经济和政治基本面上观察到，要突破这种轮回只能实现工业化，以一种全新的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从而跳出农业腹胀问题的困扰，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迟迟没有启动。
这两千年用一个词去形容的话，就是“挣扎”，不但是底层的百姓在挣扎，整个社会也在挣扎。事实上，这种困局直到新的农民领袖毛泽东的出现才被打破，它把共产主义革命是与农民起义结合在一起，借助起义者的力量实现了中国社会的重铸。
农民起义是作为底层劳动者之农民为了生存而采用暴力手段推翻现政府的政治斗争，它反映了下层群体的政治要求，调整了社会资源的分布、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腐朽的社会控制制度的改进，从而维持了大人群的统一，它将滑落于右边的社会盘子向左推，使社会获得哪怕是很可怜的发展空间，当然这种方式一是成本很大，另外一方面作用也有限，一次起义结束后，社会盘子又会向右滑落，也就是酝酿着下一次的起义了，但是不论如何，在当时的条件下，民主政治的道路被堵塞，起义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农民起义本质上不同于诸侯纷争，它是正义的，不可非议的。
对农民起义的作用不能夸大，其实它是社会在最终解体前的一次垂死挣扎，当然也绝对不可被诬蔑、丑化，要知道，我们不能像要求红军一样去要求农民起义军，对于那些饿急了眼的人能要求更多吗？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时轰轰烈烈，但是在后半期，起义领袖们纷纷堕落，沉迷于酒色，甚至自相残杀，使得起义最终失败，让人扼腕叹息。
因为中国帝国社会没有陷入板结，而且当时没有平台的支持，所以总是面临着一波又一波的社会危机，那时称为“匪患”，现在称为农民起义，正是那些被迫拿起锄头反抗的农民使社会未陷入板结和分裂。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军事时代
在三代文明相继产生以后，西方很快陷入封建的泥沼中，也就是进入了黑暗时代，而东方的中国也走进了治乱循环的怪圈，所以两个主要的文明中心都显得很脆弱。这个时候，一些后起民族兴起了，他们不再像之前的民族一样去发展生产和商业，而是走上征服的道路，他们拥有文明人的武器、野蛮人的血性，另外还有刚走出原始社会时的简单而活跃的政治，这一切造就了其无法满足的掠夺欲和攻无不克的战斗力，这种现象其实在希腊、罗马兴起之初或是任何国家兴起之初就已经存在，希腊与罗马两国的兴起与各自前期的战争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阿拉伯和蒙古这两个超级大帝国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加上之前的匈奴帝国，这些性情暴烈的“野蛮人”、“圣战士兵”骑在马或骆驼上挥舞着战刀呼啸着冲向那些已经涣散的“文明人”，屠杀、掠夺，势如洪水猛兽，但是这一切在几百年后就消逝了，或是因为内乱而分裂，或是因为民族矛盾而被推翻，总之，来得很快，消失得也很快，当然，其中的阿拉伯帝国因为有着文化上的联系所以较蒙古存在的时间长一些，而且因为融会东西方文化而在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有了很大的造诣，匈奴帝国在分裂后也融入了当地的社会，而以掠夺为生命的蒙古帝国只是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关于空前庞大的帝国的记忆而已，蒙古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演员。
第二章近现代史部分
《红色中国史》
红色中国史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群先进人物的奋斗史，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革命史，它从五四运动开始，直到毛逝世为止，前后六十年。这一甲子正是中国大改造并加速前进的阶段，从持续不断的混战到彻底的统一，从人吃人到空前的团结，从一穷二白到工业骨架的建立，从铁钉都要进口到航天技术进入世界前列，这可以说是一种飞跃，
我们做到的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到毛泽东逝去时表面上看来留下的是一个贫穷、破败、混乱的中国，但是实际上不然，那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是一个极具潜力的中国，是一个具备了高素质的种子选手，那时的中国已经在世界大赛中拿到了入场卷并站在了起跑线上。
关于这段历史本人一直想写一本书来记录它，可是这是我办不到的，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这样的能力，可是我希望历史学家们能够去做这样一件事，以详实的史料描述一代先进人物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如何艰苦奋斗以建国、创业，完整地记录这一时期的人物、事件，包括军事、科技、文化、经济等等，务求精准、详实，给后人一个了解这段不平凡历史的窗口，让他们明白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开端，也应该让那些为了祖国而献身的英雄、那些创造奇迹的科学工作者、那些激情劳作的普通人、那些鞠躬尽瘁的领导者得到应有的尊敬。
百年耻辱
从十九世纪中叶算起，直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中国经历了最为痛苦的一百年，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中国的一百年，而是中华的一百年，广大华人区也没有幸免，任何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都应该永远记得这一百年，它留在身上的疮疤无法掩盖。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还没有从天朝美梦中醒来时，就遭到外部势力的野蛮入侵，中国的悲惨命运从英国议会中的那只中国瓷瓶被打碎时开始了，这些外表文明的西方人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是之前从没有遇到过的，确实是“千年未有之变局”，而对这种侵凌与侮辱，多少人奋起而抗争，这种抗争持续了一百多年，直至全新的中国建立。
49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从此一个时代结束了，在一百多年的中华耻辱中，多少英雄为了国家、民族献出了生命，这是一种文明的抗争，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死亡边缘的挣扎，耻辱的时代结束了，民族获得新生，百年抗争终于有了结果，逝去的人民英雄们应该魂有所依，得以安息。
当然，耻辱百年给中国留下的创伤至今未能平复，领土被侵占、国宝被拍卖，东北方日本拒不认错、西北方疆独打砸抢烧，西南方达赖图谋政治复辟，东南方台湾分裂分子政治投机，当今的中国终于没有城墙可以指望了。
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变化
如果用统一这个词去概括建国前的几十年似乎有些不妥，因为当时中国形式上是统一的，不过那样的统一是一种极度混乱、虚假的统一，政治层面尔虞我诈、社会层面极端对立、经济层面软弱无力、军事上割据称雄，那是一个真正的烂摊子，所以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进行彻底地改造。
如果用一个词去概括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几十年，那么就是独立，这种独立不仅是政治上、外交上的，还包括经济上的，如果中国要发展，要为之后的发展铺平道路，没有自己的双腿是不行的，而这些正是那几十年我们做的。
三十年了，我们一直坚持改革开放，那么今后我们要做些什么呢？下一个三十年的主题应该是复兴，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整个这条路就是“统一——独立——开放——复兴”。没有几十年的统一战争不可能独立，没有独立的国家开放就成为一种放纵、任人宰割，而现在一般人皆认为没有开放就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就没有复兴。这样一条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人民走下来的，当然现在还没有最终完成。
中国的统一战争。从清政府瓦解开始，十几年间中国陷入了实际上的分裂，这种以军事割据、国外遥控和地主经济为特征的分裂使中国陷入了极度混乱的境地，曾推翻清政府的中华革命党组织了几次统一战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归要结底是因为当时的革命党本身就存在问题，力量有限、分散，而且受外国的影响甚大。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真正的统一进程才开始了，之后的几十年中，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共产党将农民起义、抗击外侮、打击官僚势力结合为一体，通过战争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了分裂势力，中国归于一统。高度的统一是中国起步的必要条件，而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规律也在昭示中国的前景。在统一过程中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蒋政府到底合不合法，其实蒋介石更像是一个大军阀，而不是一个政府首脑，如果一个政府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认可，那么即使它是从前任继承下来的、得到外国承认的或是如何富有都非法的。当时的中国的主体是农民，如果一个政府不去解决广大农民的生存问题而被他们抛弃，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合法政府。其实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政府都已经丧失了合法性，只不过因为中国人民主观念淡薄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
中国的独立进程。首先我们要提一下发生在远东的那场著名的战争，它是中国独立进程的开始，历史上的民族独立当然少不了外来势力的军事干涉，当中国的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新中国刚刚宣布成立的时候，美国纠集了大量军队向中国过境开进，不管美国政府持何种态度，美军统帅则是扬言要将战争打到中国本土的，中国不得不打，结果三年的战争使世界最终承认了中国的独立，“百年来，西方列强架上几门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之后中国进行了全面的政治与经济建设，到改革开放的七十年代末，中国已经是一个从各个方面都可以自立的国家，一个牢牢地站立在世界东方的国家。早在建国初，中国刚刚投入社会主义阵营时，一位国际友好人士就预言中国必将是第一个摆脱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党国家，必须承认在最初的十年我们得到了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但是当苏联试图以家长的身份干涉中国内政时，两国关系迅速破裂了，独立是这一时期的主题，与此相悖的任何事情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一时期在思想上，我们要打破所有的束缚，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文化上“清算剥削阶级罪恶”，政治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经济上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工业体系，对外打破反对势力的包围，一切都体现出独立的味道。
新中国建立的独立阶段实质上是独立而完整的元流系统的形成时期，从混乱与殖民地中走出来的中国所做的第一件事无疑是要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元流系统，这是很正常的思维，这一时期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实质上就是在做这些。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建立自己的系统是必要的，这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要去国际市场上竞争不是开玩笑吗？指望着你的对手赋予你竞争能力根本是不现实的。
中国的开放进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内部困境迫使我们对现行政策进行了反思和改变，中国也已经具有了对外交往的能力，打破僵化的思维、打开国门势在必行，之后的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高令世界瞩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习惯于“斗争”、“运动”的共产党的表现差强人意。
中国的复兴进程。如果说前几个阶段是起跑和途中跑，那么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冲刺阶段了，但是这个阶段也是最为复杂的，我们积蓄的力量还能不能使我们在最后的时刻加速，能不能冲破前边的障碍而撞线是一个问题。
中国六十年的进步是有原因的
活化是最美好的状态，而中国在几十年间经历了不止一次活化，土改是最后一次均田制，使农村问题行得以解决，注意当时的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农村，同时，特殊结构带来优越性，有人可能不赞同这一点，但特殊社会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可以想一想，没有它中国工业基础何时建立，到它结束时，中国已经是一个稳定地独立于世界东方的国家。二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这次社会一般化过程，适应了当时的形势要求，使中国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两次活化像二级火箭一样，接连点火，使中国高速地向更高处挺进。如同一个人，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的发育高峰，分别出现在建国后和改革后，这两次发育使中国从襁褓中成长起来变成了一个成年人。
总体上看来中国的现代史就是中国人追求统一、独立、复兴的的历史，无论社会如何变动，这一宗旨始终未变。迄今为止，中国的复兴己见端倪，但是后面要走的路还很长，而这段路更加险峻，需要更加小心谨慎。
对建国后历史研究关键点的争议
将几个在研究中使用频繁的关键时间加上一个编号，作为研究的关键点，如新中国成立及随后的特殊社会的建立发生于49年至56年，那么我们就可以将56年作为第一个关键点，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作为第二关键点，九十年代末列为第三关键点，这个关键点是有争议的。
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初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了一般社会化，也正是以此为分界点形成了两不同的阶段，之前特殊社会在进入新的阶段后，许多特殊性弱化消失，而一般社会的特征则逐步地显现出来。另外一个分界点的界定是有争议的，比如有学者专家将二十世纪末作为一个分界点，而有些则主张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或是和谐社会的构想的提出作为分界点，在我来看，这个分界点的意义只能是一般社会化已经完成，中国从结构上已经是一个典型的一般社会，至于将这一点到底是划在上世纪末还是新世纪初，或是现在还根本无法划代，现在没有定论。还可以这样认为，当中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也就是腹胀激化时，那时表明一般社会化完成了，因为别人有的我们也有了，包括各种社会病。这样我们的社会就可以分为特殊社会时代、一般化时代和一般社会时代，两个点三个阶段，这样就清楚了。
有的学者是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划分阶段的断点，从他的论述中可知他认为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般化过程宣告结束，社会结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并定型。如果真如其所言，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改革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断裂，那么表明腹胀已经开始加深，并开始施展它的影响，如此将九十年代中其视为中国一般社会成型时期也可以，如果将第二划代点定在九十年代中期，那么之后的时间中就是在消费公平，是以结构的损害换取经济上的繁荣，是在杀鸡取卵。
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
清晚期的中国社会。在那个时候中国还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可以说几千年的文化演绎使传统文化在这时达到顶峰，庞大的农业生产使中国在当时的世界总产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君主专制的政治也已达到顶点，总之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那时就存在于中国大地上，但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工业社会已经开始起步，农业社会已经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形态了。
东亚社会的现实状况也是中国实行闭关政策的一个现实原因。中国是东亚的中心，是一个不必不屑于与与其它小国也就是朝贡国竞争的社会，作为东亚的主体，这个庞大的社会自身就已经形成了完善而稳定的元流系统，对外交流的要求并不强烈，在农业社会时代人们满足这种丰裕的生活，缺乏对外贸易与交流的动力，另外从社会控制方面看，闭关政策是有利的，所以这种政策得以实行。另外，东亚的闭关与当时的中心——边缘的国际结构有关，这和结构太稳固了以致于丧失了竞争与活力。历史上的东亚是平静而祥和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结构极其稳固，这里有摩擦而没有竞争，这里有依从而没有合作，长期的稳定转化为一种僵化，整个东亚平静得失去了活力。这里的人很满足，也很高傲，当然他们有高傲的理由，但正是由于这些，历史的马首指向了西方，那个充满战争、渴望进步的世界去了。
至于闭关政策的影响不可过分夸大，认为它是造成中国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祸首，是不对的，这一政策本身只是传统化的一个反映，要追查深层原因的话还是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政策制定者的统治思想上去找，而不能单单归罪于这项政策，另外即使没有闭关，外来思想文化能对中国直到多大的催化作用也很难说，两种不同的碰撞如果不以战争开始而会是什么其它的情形很难想象，即使在战争失败后，在被人家当头棒喝的情况下东方仍未放弃自己的传统思想，那么几个西方商人又能改变什么呢？尾大不掉，中国这艘船太大，传统思想成熟到僵化的程度，这些都是造成百年耻辱的原因，而不仅是一个闭关政策而已。
中国是被打醒的，在睁开眼的时候发现世界已与过去大不一样了，一夜之间中国就由天朝上国沦为被欺凌的对象，在感觉到背上的疼痛时只能放弃原来的田园之梦面对这个现实。
帝国末期所做的初步探索
英国军舰上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进入了近代历史，经历了耻辱的一百年，从中英战争中首次战败到新中国建立一百年间中国像一块矿石在火中熔炼。这些来自远方的大鼻子、蓝眼睛可不是文明的使者，他们首先是一群强盗，大炮、火枪、抢劫、焚烧、威胁、恐吓，这些字眼永远地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当他们耀

简易中国历史故事手抄报

武扬威地占领这个古国的首都，满意地坐在皇帝的宝坐上时是否会意识到这些行为给一个古老的国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伤害吗？萨马兰奇说中国人记忆力强，不会忘记患难时与自己在一起的人，是的，同样，中国人也不忘记那些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人，这种千年未有之变局给中国的冲击异常强烈，中国向何处去，一个崇尚和平的古老民族如何重获应有的尊严，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人中间产生了。这一时期从朝廷到商界，从中国的私人学堂到国外，总有一部分中国人在积极地探索中国自强之路，张之洞、李鸿章等通过官方手段兴起的洋务运动，虽然局限性非常明显，但是这种想法是积极的，在中国也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另一部分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从旧私塾中走出来的学者试图通过皇帝实行变法，走社会改良的道路，而漂泊在外的孙中山等人则在酝酿着推翻现政府的革命，几十年间，中国社会风雨几多变幻。应该注意的是，就在西方的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时，在尚然平静的湖南农村，一个天真的孩子正在舅舅开的私塾里背着四书五经，虽然那些晦涩的文字让他不感兴趣，他更喜欢《水浒传》，但是他还是凭着很好的记忆力掌握了这些儒家经典，他从母亲那继承了最为朴素的善念，而父亲近乎严厉的管教使他从小树立了反抗思想，不管怎样，这位未来的中国领袖正在一天天成长起来。
这个时期中国的大门打开后，西方的工业品开始进入中国，可以说中国从这一刻开始真正地与外面交往，中国社会开始融入国际大环流之中。这种融合从开始的试探到最后成为一体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中国不同于任何一个殖民地国家，它的文化使整体个国家死死地抱成一团，抵御着外来力量的侵入。
农民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虽然不能否认那些社会精英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但是要知道中国的古代史是一部牛拉车的历史，这头牛就是中国农民，不管它平静也好，发脾气也罢，社会总是在它的肩上。
早在清中期因为税制的改革而得到缓解的腹胀现象经过长时期的积累深化，再加上外敌入侵带来的种种灾难，社会底层民众已经无法承受，腹胀的激化是必然的，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典型的农民起义进行了几十年，起义军横扫大江南北，痛杀土豪劣绅，解救了生存危机中的劳苦大众，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又带来了一次希望，如果当时的领导者立志北上，清政府极可能被推翻，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起义虽然最终被中外势力联合起来镇压下去，但是起义的精神却激励了新一代的中国人，孙中山就非常崇尚洪秀全的斗争精神，他领导的革命在农历辛亥年取得了成功，结束了满清政府的统治。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政治衰弱期，旧政府正在消亡，而强大的新政府也不存在，新政府一直不能建立起来，各地的军事力量划地割据，军事首脑兼任政府主管，不服从形式上的中央政府，各行其是，可以说这段时间中国根本没有政治行为。这种情况是革命党人在革命成功前所不曾想到的，一时找不到对策，为什么一个皇帝被打倒了，结果一群皇帝出现了，其实这很好理解，中国实质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这种情况在历次农民起义军推翻政府后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但这样的局面与民主革命的初衷相去若远，中国非但没有民主化，反而陷入军事割据的混乱之中。
要收拾这一烂摊子，仅靠革命党那一小搓人明显是不可能的，他们所依靠的民族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中国的革命进入了死胡同，明显中国社会的主生产地位仍是被农业占据，工业还属于从属地位，要解决中国的混乱问题还是要依靠历史上多次依靠的一股力量，那就是农民，采用古老的形式——农民起义，借助起义者的力量，以起义为契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找到的办法。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革命与起义结合，将民主问题与土地问题结合，利用起义这种暴力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改造。发现农村问题，启发农民的反抗意识，将农民组织起来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也是中国革命找到的一条可行的道路，还有一点，在内战期间发生了日本侵华的战争，毛泽东又将革命与民族问题结合起来，将民主战争与民族战争统一起来，融合为一种新的一致的对旧中国进行改造的战争。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指挥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的思想能够将所有的能为我所用的力量统一起来，本质上看，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而收场，中国的腹胀问题并没有得到多大缓解，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广大农民生活艰苦，腹胀的激化只是时间的问题。而毛泽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诱爆了这颗埋在蒋介石官邸下的炸弹，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自视为反法西斯战争几大巨头之一的蒋介石掌握的拥有绝对优势的政府几年之间被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
共和国的建立
总体上民国时期的中国几乎就是没有效率的，腹胀沉重、社会近于板结、战争成为唯一有效的政治手段、统一的政府实际上不存在，前期如此，后期也是如此，在经济上因无人管理而放任自流，但是这种“完全自由”的经济在公平已经消耗殆尽、腹胀沉重的情况下根本无从发展。自然科学方面，由于没有社会的支持，本来可以独立于之外的自然科学也举步为艰，自然科学毕竟需要人才，而人则是社会的人，社会已经落魄如此，哪里来的人才。社会认知方面，这时期整个文化界混乱不堪，旧文化、新文化与外来的文化混杂在一起，矛盾大于共性、冲突多于融合，造成了人群分立，意识冲突激烈，整个社会莫衷一是。
新中国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旧中国是个烂摊子，要在这样的沙滩上建起高楼大厦显然是不可能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特殊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面对着旧中国的极端贫困、衰败，特殊社会这剂猛药是合适的，而且效果是很明显。要在夹缝中求发展，在不可能当中寻求可能，这是没有奇迹的出现中国的前途就很难说的时代，而那个时代正是创造奇迹的的时代，特殊社会为奇迹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新中国的精神播下了种子，在劳动者的高昂的热情的浇灌下，奇迹就像工厂的产品一样出现了，朝鲜战争、两弹一星、合作农业、工业体系、社会风气等都是奇迹，这个时期本来应该是中国最艰难的时期，但是共产党人的领导却使它成为了一段光芒四射的新坐标、新文化，特殊的领导者、特殊的手段及特殊的劳动者创造了这一切。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腹胀现象轻微，甚至可以说没有腹胀，我们解决了一个一般社会无法解决的发展难题，广大劳动者生活水平很低，但是社会的安定、政治的清廉、军事的强大弥补了这一问题，当老百姓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拿出来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和军队建设时，这种情况下去讨论生活水平问题还有意义吗？这种情形现在很少见，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并不新鲜，在对印反击战中，一位支援前线的当地的藏族同胞说得很好，“印度人是要把我们的碗打破，而这些孩子到这里来流血牺牲就是为保住我们的饭碗，都是为了我们，那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道理很深，但他理解得很简单，正是这简单的道理使当的的藏族同胞广泛动员起来，要物给物，要人给人，用人扛牛驼的方法将一箱箱弹药送上阵地，将一位位伤员抬下来，保证了部队在人迹罕至的大山里的作战需要。这就是那时的中国，任何经济法则在这里都已不再适用。
中国的彻底统一
旧中国处于一种军事割据的状态，有枪便是草头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他的列车还是驶不进山西，因为阎锡山故意建了窄轨铁道，使之与外省无法连接。
新中国成立后，军事与政治分离，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地方完全服务中央统一指挥，割据的基础被彻底消除，全中国真正再次得到统一，而且这次统一比以往更加彻底。正是这种大一统的局面为之后的军事斗争和计划经济打下了基础。
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有其历史意义，从此一个古代最强大的国家从地上爬起来，又一次站在了起跑线上，如果不能认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有远见的历史学家。许多人将中国现在的现状的起点归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要知道共和国的历史是连续的，并未中断，虽然中间发生了本质性的变革，但是这种变革正是建立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这种历史基础，那么改革开放根本就无从谈起，新中国的这两次变化好比是一颗氢弹，先是裂变的过程，能量被释放出来，紧接着是聚变过程，能量再次被释放，而后一次能量正是因为之前的它的反过程的存在。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哪一个过程，巨大的能量还是来自于中国社会，来自于那些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是昨天的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今天。
文革时期
在新中国建立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最终，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单一结构的社会已经建立，即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所以阶级斗争下降为次要矛盾，当前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的需求，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但是在57年之后，反右斗争转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其实这也是因为特殊社会的不稳定性，特殊社会在运行中虽然元流被局限在已经固化的管道之内，但是打破这种束缚的要求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特殊社会有向一般社会转变的自发的要求，而这在社会中各个方面都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加之特殊社会历史上无前例可循，如何控制这种自发的变化没有现成的、成熟的方法可供借鉴，所以只能重新拾起阶级斗争这把政治大刀。十年文革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的打击和对文化的破坏都相当严重，这是毛泽东的最大的一个败笔。
毛泽东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所以他根本无法容忍这种社会的自然地要求，而将这种现象扩大，然后落实到一部分人身上加以整治，可是无论他怎样东冲西突，右倾的苗头一直存在，令他恼怒不已，这位伟人开始向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宣战，直到他晚年悲凉地逝去。他是一个伟人，一个斗士，他犯的错误，因为他毕竟不是神，他的信念是始终如一的，新中国的建立是他的这种信念的结果，十年浩劫也是。
毛泽东时代
我们说过毛泽东主导了两个时代，一个是前期的统一，另一个是后期的独立，赋予中国独立行走的能力，这两者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的独立自主必然要求统一的国家，而从一盘散沙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后必然有了自己的明确的利益要求，这种要求最基本也是最高的就是独立，这两大任务完成是很困难的，但是他做到了，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将一个统一、团结、独立、稳定的中国交给后来人。现在我们常说的毛泽东时代通常指后一时期。
那个时代将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时代，是空前绝后的，也许只有到一百年或二百年之后当人们回望走过的历程时才能透过层层迷雾看清它。
一个人没有那一股不顾一切的精神办不成什么大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那样一股热情也一样办不成什么大事，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靠的就是一个国家的超常运转，而到现在中国已经很少能看到那样的激情了，也许是常态吧。
失去了才知道珍惜，也许多少年后毛泽东时代将是国人无法再圆的梦。
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
两个男人不可能永远睡在一张床上。中国特殊社会与苏联东欧存在不同之处，虽然本质上并无差别，但是，靠农民夺取政权的中共与靠工人夺权的苏共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难免会有差别，由此引发了中苏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论战，那场内部争夺理论解释权的斗争极大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
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是情绪化的苏联，而勃烈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已经是一个很笨拙的苏联了，例如外交战略上，她竟然用原子弹逼迫中国这样一个红得发紫的兄弟国家倒向了自己最大的敌人一边，从而在自己的头顶上悬挂了第四颗原子弹，实在令人难以想像。
在特殊社会的实践中，中国是激进的一派，也是接连遭受重大失败的一派，这也导致中国是最早开始社会化的一派，而苏联恰好相反，它是温和的一派，但也是僵化的一派，是最终倒台的一派，这种激进与保守的态度与不同结果的关系值得玩味。
改革时期
毛泽东逝世必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晚年毛泽东的错误使事与愿违，他留下的是一个看起来混乱不堪的国家，虽然他指定了一个忠实的接班人来继承他的遗志，但是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的权威是无法继承的，超级强权也随他而去了，一股反思文革浪潮的兴起冲击了他所定下的思想体系，
一个时代必然要结束了，社会化的呼声成为社会的基调，而被打倒的邓小平顺应这种潮流引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改革时代，开启了中国一般社会化的进程，这个新的思想路线与毛正好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只不过这个弯儿是一点点转过来的。
一般化或称为社会化时期从邓上台到二十世纪末为止，或者认为到现在为止，历时三十年，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从特殊社会转变为国际社会主流的一般社会，这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社会从结构到文化整体性变化，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对于这段时间的历史我们还要做专门的分析。
邓小平扭转了毛泽东一直坚持的斗争路线，在社会控制方面逐步放开，在市场化方面逐步打开思想的桎梏，他一点点拧开了闸门，让社会的一般化自发地进行，而他则跟在后面总结社会行进留下的车辙，在这种情况下压抑许久的社会所蓄积的能量爆发出来，社会结构像建大厦一样迅速地成形了，到了他离世时的97年，社会的一般化已经接近完成，而一般社会的固有矛盾并没有显露出来，所以呈现的还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满意地走了。在随后的几年中他的继承者继续按照他所确定的方向走下去，直到一般化的过程结束。
他们两位同是在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的人，只不过两个人一是拧紧了水龙头，一个拧开了水龙头，一个是讲理想、讲政治，一个是讲现实、讲经济，一个是要将中国的特殊化推向极至，并从根本上铲除社会化的根源，另一个则是潜意识中发觉社会化的趋势和必然性，所以力倡经济建设（实质上的私有化）。如果说毛泽东是在驾驶中国这辆车在逆风行驶的话，那么邓小平则是在顺风行驶，从本质上讲两者的政治目标是完全相反的，这也是在毛泽东晚年发动大革命运动物极必反的结果，邓小平顺应了这一潮流。
中国的改革缺乏理论支持和总体思路，是一种东碰西撞的改革，邓小平开创的摸石头过河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先富带后富”的理论充分说明了共产党人的幼稚，先富的人不去搞垄断而去搞平均这可能吗，这不是与“经济人的理性”相悖吗？另外，现在还没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它市场经济的差别，其实本质上讲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你我之分，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有自身的规律和要求，如果非要加上框框，那么不伦不类了，也起不到应用的作用了。至于宏观调控这是市场经济固有的要求，只不过在西方被经济自由主义给压制了，不能依据它的有无强弱而划分为两种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应该吸取教训加强对经济的监管和引导了。
任何执政者都要拿出具体可行的施政方案，而共产党没有，以至于全体成员根本不清楚明天会是什么样子，进而导致人心涣散；一帮经济学家在鼓躁国有资产是无主的资产，共产党并未反对，而是默认，这是同谋，当年外国记者问毛泽东凭什么领导中国，毛回答凭人民的信任，可现在谁还信任这样的政府呢？国有企业是国家的资产，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它不是共产党的党产，未经全体成员的同意将国有资产低价变卖，这本身就是违法的，所谓的“党中央”代表不了全体中国人，国家主席与总理并不是全体中国人的主人，它有什么权力将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财产卖掉呢？谁给它的权力呢？
市场化大潮
当放开对经济的控制后，市场马上活跃起来，由此带来了无限的商机，那个时候不但普通百姓争着做小买卖，连政府工作人员甚至是军工人员都脱下制服下海去了，记得那时候有人个很流行的口号：“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也在想！”说明了当时商品化大潮冲击到了各个角落。从八十年代高喊商品经济到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增长，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陆没有富翁，到百万富翁的出现，再到现在的大富豪，中国人的耳朵、眼睛里充满了钱的磨痕，中国也越来越迷信经济。
中国政府从邓小平开始由激进主义转为不作为主义，在一般化过程中，执政者应该做许多工作以规范社会、塑造未来，在社会未最终成型前有意识地去塑造它是比较容易的，就像在泥胎上刻字、塑形比在瓷器上容易得多，一艘大船航行于河上，船长要密切关注水流的变化，调整航向，但中国的执政者没有这样做，他们懒洋洋地躺在甲板上。“改革的方向不变”，那么方向指向哪里？执政者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其实在改革的几十年中，真正出来改革的人不是执政者，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作为，改革基本上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虽然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开启了改革之门，但是之后就一直处于自发运行状态，到现在近乎失控。并不是说共产党什么都没有做，在科技方面、军事方面、外交方面都做了许多，但这并不是政治的内容，并不是一个政府的核心任务。“我们炸开了大坝，水倾泄下来，我们倒被水冲着向前漂荡，水流越来越大，我们只有顺着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受它摆布。这场大水真是壮观，‘它是我们的伟大成果！’我们高声叫着，但是鬼都知道，我们除了点燃了引信还做了些什么，本来是想在水面上找两个露出的石头，可是没想到水来得太猛，根本没来得及去抓住它。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改革三十年，面对洪流，我们选择了适应；面对被水淹没的村庄，我们选择了掩盖；面对呼救的同胞，我们选择了爱莫能助；面对气愤与指责，我们委曲求全，因为面对大水，总是无可奈何。”
这种状况持续了这么多年了，教育长年来投入不足，但是中共对此视而不见，只要农民不造反，一切还是这样下去为好。如果是普选的话，我绝对大声疾呼让这些坐大车的人下台，可以现在有什么办法去撼动它呢？现在唯一可以乞求的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腹胀，向魔鬼乞求，求这个魔鬼发威吧，让中国社会动荡起来，以免这样静静地死去。
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改革，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问题不是毛泽东遗留的，是邓小平，社会已经变了，但是政治制度没变，本来应该改的，但是一直没有改。
社会重建
中国表面上看光彩照人，但实际上是一团糟，中国亟需一场大的社会变革以挽救这个国家，但现在看来执政者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到现在为止，执政者连力图减小社会差距这样的口号都不敢喊出来，怎么能不让老百姓失望呢？
某著名学者在呼吁社会重建，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我认为在此之前，应该先进行一场“中国向何去”的讨论，我们到底要建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好像任何一个人都会告诉你要建设的是一个富强的国家，共产党还会把这个目标绘声绘色地加以描述，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样子，自发社会是人跟在社会后面走的，所以不可能看清前面的路，我们号召进行一次这样的讨论就是要让大家明白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给社会管理者一个明确的指标，而不是让其继续自导自演、自卖自夸，然后在此基础上去谈如何重建社会、达到目标的步骤问题。
第三章战争
两个个体之间的战斗是暴力，而两个人群之间的战斗就是战争了。战争的本质目的就是掠夺，这是一种最为基本的概念行为。在国际社会真正形成之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是人类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战争很明显不属于经济行为，它是一种概念行为，早期的战争更加侧重于对资源的掠夺，而现代战争则更看重对政治的影响，通过战争手段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从而源源不断地获得资源供给。人类无法克服掠夺的冲动就无法避免战争的发生。战争的类型很复杂，根据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起因等可以分为许多种类型，但无论如何，掠夺都是战争发动的基本动因。
由个体暴力上升到掠夺性战争，攻击与争斗是个体与生俱来的行为之一，在某些情况下它被视为唯一的的选择，施暴者往往找到理由以说明自己是迫不得已的。
暴力成为群体行为后就转变为战争，群体内部是没有战争的，因为没有利益的争夺，战争是群体间的行为。掠夺是战争最基本的目的，能够将不属于自己的资源占为己有便是战争最基本的目的，这时的掠夺的资源包括了食物、工具、劳力、女人等。
战争的三种形式为掠夺战争、征服战争和统一战争。掠夺战争很容易理解，征服战争是掠夺战争的扩大与升级，是以统治其它势力为目的的，而统一战争则是以统一属于自己国家或民族的势力为目的的战争。
军队与它所植根的社会是无法分割的，特殊社会的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当年的希特勒德国若不是遇到了俄国这个特殊性质的国家，也不会那么快覆灭，如果希特勒站在欧洲大陆上眼睛死死地盯住英国，那么精疲力竭的英国的战败是极有可能的，而后来的诺曼底登陆则无从谈起，几百万精锐德军部署在大西洋的海岸线上，美国是无法登陆的，在那种情况下，欧洲将不再是战场，为了消灭纳粹德国这条巨大的章鱼，联合起来的盟军只能是在外围斩断它的一条条触角，在耗尽德国的资源后再进攻欧洲大陆。法西斯主义终究是要灭亡的，但是灭亡的时间恐怕要拖得很长，同样，当年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若不是遇到当时的中国，也不会停止在三八线上。特殊社会的军事能力是非常强的，虽然朝鲜战争时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特殊社会，但这种思想像是一种神奇力量的药水注入中国士兵的身体中，使他们发挥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战斗能力。这支带有明显的毛泽东色彩的武装力量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力量之一，它在毛泽东逝去后的对越战争中最后一次展示了它的风采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中国社会的一般化，军队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中国的军队已经被西化了，军队不再讲求士气而是讲求装备，美其名曰“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型”，士兵逐步雇佣化而丧失了义务兵的本色，且不再追求真理而是追求胜利，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这种胜利极可能是由少数人设定的，多数人是盲目的，像现在的美国军队一样。
历史上多少大国在其建立政权之初锋芒锐利（并不强大），但是在几十年后国家富有了也强大了，但是在对新兴势力的斗争中却屡屡失败，这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为什么？一个国家初创之时腹胀是很轻的，通过战争可以掠夺到充足的资源，可是一旦腹胀问题深化，就像没有人愿意为他人劳动一样，也不会有人愿意为几个大贵族去送命，这时的军队就像一把生锈的战刀。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强悍就是因为它所植根的特殊社会，一支每个士兵都觉得是在为自己而战斗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那才是真正体现人性的军队。
文化化的军队用的是血肉去战斗，政治化的军队用的是头脑去战斗，而经济化的军队用的是装备去战斗，文化化的军队中从军是一种信仰，政治化的军队中从军是一种追求，而经济化的军队中从军只是一种交易罢了，在中国军队的文化和政治色彩日渐淡去的情况下，打造一支高科技装备的军队是唯一的也是无奈的选择。
军队的实际战斗力是在不断地变化的，而且在执行不同的任务时也不相同，我也想留住那只开创了新中国的红色军队，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我赞同这个论断，没有无缘无故的军事行动，但单纯的以掠夺为目的的军事行为除外。现代的军事行为的目的就是要使军事行为的对象接受自己的政治方案，从而改变她的元流系统，使之对自己有利。那些掠夺战争在现代已经很少了，掠夺土地是不可能的，而掠夺其它物资也是有限的，得不偿失，只有改变当地的元流系统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现代战争确实是政治的延伸，国内战争也是同理。
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到底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还是另有所图？现在不少学者指出美国依据一份不可靠的情报发动了对伊战争并处死了该国的领导人的真实目的就是伊拉克的石油，美国占领伊拉克不仅有实惠，还改变了该地区的政治格局。
民族尊严不是金钱可以交换的，国家精神也不是闭目打坐出来的
和平崛起，真得能够实现吗？要知道哪一大国的发展史不是一部战争史！当前条件下，我们不需要美国那样地扩张，但是也绝不能眼看无耻之徒横行于庭院之内而躲在“和平与发展”的屏风后面瑟瑟发抖。战争确实是一种生命的灾难，但也是一种生命的升华。
建国伊始，我们敢于迎战联合国军，三年内困，我们敢于痛击印度，大病初愈，我们又惩治了越南，这几场仗打出了中国的力量，打出了中国的精神，害怕战争是害怕自己捧在手中的碗摔到地上，但是如果这个碗真的是结实的话，掉下来也不会碎，如果它不结实的话，挨饿只是迟早的事。
历史上的军事征服者的政府具有合法性吗？显然没有，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其全体社会成员，靠武力夺取的政权只是对政权的强占。政权不在某个国家的首都，
不在某个象征性的建筑物里，不在某个领导人的手中，而是在所有成员的心里，得到所有成员承认的政府当然是不合法的。
历史上有些人会窃取政权，有些会强占政权，前者较后者更为隐密，所以存在的时间更长一些。
历史上的战争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人为的或是偶然的？
对于人类历史上的历次战争的定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战争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依据其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类。有一类战争是社会运行必然要发生的，如农民的暴动、起义，这类战争在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资源分布的同时也维护或是推动了社会的运行，就像一个新生儿的分娩一样，这样的战争虽然给人们带来了痛苦，但是这种暂时的痛苦换来的却是社会的新生，其积极意义是主要的，是要肯定的。另一是争夺政权的战争，社会中的各个集团为了维护或是扩大自己的利益而发动了这样一种非正常的社会行为，这样的战争的性质要根据其对社会运行的客观效果来定，比如如果一场战争维护或是实现了社会的统一，那么这场战争就应该被肯定，反之，如果它只是为了某个集团的私心而对其它人的利益进行的肆无忌惮的践踏，那么它就应该被否定。另外还有一些战争是因为民族纠纷而发生的，这类战争对于双方来说有不同的性质，拿破伦本是一个维护国家独立和自由民主的英雄，但是在后来却转变成了欺凌他国的独夫，战争的性质在整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
中国耻辱百年期间没有过和平，战争成了国家生活的话题，整个国家像瓷器一样破碎了，但是正是这些战争一步步地将中国从耻辱中解放出来，经过一百年的孕育，一个新中国最终诞生在世界的东方，母体的痨病丝毫没有遗传给她，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
真实的才是最美的，是我们所追求的
我曾想如果在朝鲜战争前几次战役胜利后，中国同意第三世界国家的提议将战争停止在三八线上，那会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到现在为止，中国仍有不少学者甚至基辛格也认为中国当时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开出了不实际的要价，以至于战争又毫无意义地多打了两年。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中国真的在当时同意了停火，那么对中国后来的军队建设是不利的，因为那样一定会使我们产生天下无敌的错觉，而在当时这样错误的认识带来的负面效应对社会的影响可能是无法估计的，胜利太容易了也不是好事，只有打到一定程度，让我们自己清楚自己的份量了，获得了真实的数据对我们的将来才是有利的，当然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停在了三八线附近，不过这已经是在对峙的双方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联合国军明白永远无法打到鸭绿江边，而中国军队也明白自己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将联合国军赶下海之后。付出代价固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找不到真实的自己更是痛苦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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