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张绪山：传统思维中的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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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绪山：传统思维中的狗意识

人与狗之间的主从原则，实际上就是人世间的主仆原则。这种原则很早就被人赤裸裸地揭示出来。司马迁《史记》载：“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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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历史上著名的“人狗论”。
“人狗论”并非以狗之喻羞辱萧何以下的群臣，也没有抹杀他们的功劳，相反，“功狗”之喻乃是大大的赞词。刘邦的“人狗论”的本质是劳心劳力之别。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劳心”的萧何自然高于“劳力”的诸将。但对于“人主”刘邦而言，萧何也不过是他与项羽逐鹿中原、猎取天下的“鹰犬”。这在刘邦那里说得很清楚：“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既然“取天下”的是“我”，此三人甘为“吾用”，在我麾下擒获猎物，那么这三位“人杰”自然也是狗——“功狗”而已。
在皇权制度中，所有人都是为皇帝所用的子民，从理论上讲，也就是无条件忠于皇帝的狗，其情形如同基督教伦理下，所有信徒都是教会以上帝之名放牧的羔羊。不过，皇帝名义下的狗也有高低贵贱之别，要想成为皇权体制内的狗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故敢于自称“皇犬”者，无不是有头有脸的重要人物。所谓“食君俸禄，为君分忧”，在本质上就是吃皇粮的狗为皇帝的“家天下”看家护院。元曲《陈州粜米》中包拯的唱词：“只说那权豪每是俺敌头。他便是那打家的强贼，俺便是那看家的恶狗。他待要些钱和物，怎当的这狗儿紧追逐。”包拯自称皇帝“看家的恶狗”透出的那份充满底气的自豪感，绝非剧作者的向壁虚构，而具有坚实的历史情感基础。成为“皇犬”绝非易事，乃是天下绝大多数人所向往的理想，故自称“皇犬”非但算不得自污，而且是一份可以夸耀的荣誉。在中国历史上，包拯以疾恶如仇的正义形象为人所熟知，故包拯的“狗”之喻树立了匡扶正义的“义犬”形象。
如果说“猎狗”蒙受主人恩宠是靠了替主人追获猎物的功劳，那么哈巴狗受人宠爱却仅仅是天生的体态娇小、面目玲珑，动作伶俐、乖巧可爱，善于领会主人的意愿，模仿人的动作，讨主人欢心。哈巴狗不是中原的物产，其最初的出产地是地中海的马耳他。唐时由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经中亚传来以后，哈巴狗成为那些养尊处优的后宫嫔妃、贵妇小姐的宠物，也成为中国传统贵族文化的一个内容。宋代的宋白《宫词》诗句：“春宵宫女着春绡，铃索无风自动摇。昼下珠口帘猧睡，红蕉窠下对芭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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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至《桃花犬歌呈修史钱侍郎》诗云：“宫中有犬桃花名，绛缯围颈悬金铃。先皇为爱驯且异，指顾之间知上意。珠帘未卷扇未开，桃花摇尾常先至。夜静不离香砌眠，朝饥只傍御床喂。”两首诗无不描写娇小而善解人意的哈巴狗的可人之态。
哈巴狗靠妩媚乖巧赢得主人的喜爱，与皇帝的嫔妃、达官贵人的情妇靠姿色风骚赢得宠幸，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于是，以哈巴狗与那些以色相矫情邀宠的怨妇，成为诗文讽喻的对象，如唐代女诗人薛涛《十离诗》之《犬离主》：“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着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从这个意义上，后人更做发挥，引申出哈巴狗对人献媚邀宠、点头哈腰、缺乏脊梁的含义。如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中写道：“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狗和猫不是仇敌吗?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
狗之形象最突出也最为人诟病的负面形象是狗仗人势，为非作歹。太监是皇帝身边的奴才，在人们眼中，那是一群低贱的烂狗，但这样一群烂狗，一旦走出皇宫大院，却可以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对普通百姓颐指气使、吆三喝四。这种狗仗人势的情形，即使在此去不远的现代中国，也可以略见其大概。1980年12月3日，江青在法庭上受审时说过一些足以流传千古的名言，其中最著名的是：“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她解释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江青的“自白”让我们这个崇圣习俗源远流长的民族明白了许多道理。首先，人们习惯上认为这个女人昔日为非作歹是自作主张，却原来是执行主人的意志。其次，“狗论”是推卸责任的最好的口实：没有独立意志的“狗”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狗论”乃最好的自我保护盾牌。打狗看主人，要打狗，就要掂量掂量这主子的分量!在一个“红太阳普照大地”的时代，胆敢非议红太阳，岂非十恶不赦?所以，这“狗逻辑”给狗带来的是莫大的自我保护作用。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无论如何奋斗，其结果无非两个，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同样，也可以说，在皇权制度下，中国人的理想无非有二：一是做“皇犬”而不得，一是暂时地做稳了“皇犬”。“皇犬”即“内犬”——体制内之犬。“皇犬”本身的威风，令多少英雄豪杰朝思暮想，愁肠百结;为皇帝“家天下”看家护院得到的丰厚油水，不知羡煞多少天下人。
做“皇犬”的种种好处，使人担心失去主人。主人的存在对于狗的意义是莫大的。失去主人意味着丧家，无所凭依，心无着落。一个体制内的人一旦失去体制的保护，失去主人的眷顾，自然产生丧家狗意识。对于“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孔子而言，丧家狗的情感是其一生难忘的经历。据说，孔子到郑国，与弟子们走散了，孔子一个人站在外城的东门。有郑国人看见了，对子贡说：东门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郑子产，可是从腰部以下比禹短三寸，一副狼狈不堪、没精打采的样子，真像一条丧家狗。子贡将原话告诉了孔子。孔子非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他形容我的相貌，不一定对，但说我像条丧家狗，真是对极了!对极了!注1对于郑人奉送的“丧家狗”称谓，孔子不以为忤，反以为然，原因无他，乃是因为除了“丧家狗”这个称谓，没有其他字眼更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孔子此刻内心的漂泊无依感。
这种“丧家狗意识”，与战乱中丧失家园的流浪者在情感上是相通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在经历安史之乱后，不能北返长安，唯有南适吴、楚，离开蜀都时，茫然不知所往，留下了《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诗，其中有云：“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既无游方恋，行止复何有。”宁做和平犬，勿做离乱人，“丧家狗”之喻，体现的是人与狗之间的情感相同。
“丧家狗”所面临的种种不幸，决定了人们对“看家狗”角色的热衷。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先是谄媚“暴秦”，转投刘邦后，为平定天下的刘邦制定帝王礼仪，活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其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此公虽朝秦暮楚，不断改换门庭，侍换主子，但依凭他的“看家”本领，从未沦落为丧家之狗，失去“看家狗”地位。只要不“丧家”，在主人的庇荫与保护下，就能从主子的饭碗中分得一杯羹——哪怕是残羹剩饭，也不会饿肚子，足以让那些吃上顿无下顿的丧家狗羡慕不已。苏东坡《咏狗诗》有云：“乌喙本海獒，幸我为之主。食余已瓠肥，终不忧鼎俎。”说的就是狗在主人庇护之下的幸福生活。
但是，凡事利弊互依。处在“看家狗”位置上的臣属，必须恪守“狗道”，对主子绝对忠诚。否则，便无可避免地遭到主子无情处置。实际上，处在臣属位置上的人，即使恪守“狗道”，竭尽忠诚，也很难与天下已然到手的君主和平共处。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权力对任何人都有天然的诱惑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至上权力，决定了性欲、权欲、物欲的快意释放难以抗拒，其莫大的诱惑力使任何人——包括“功狗”在内——不可避免地对大位产生觊觎之心，处在“人狗”位置上的臣属也不可避免。这个人性法则，对于那些原为臣属，以暴力夺取天下，精于洞察人心的开国君主而言，可谓洞若观火，了然于心。赵匡胤夺取大位后，与拥戴他成事的石守信等部下饮酒，酒酣之际说：“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赍甚厚。“功狗”很好地理解了主子的心意，顺坡下驴，免遭杀身之祸。“杯酒释兵权”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君臣和平分手的典例，大概是因为外患(如契丹)未除，这些武将还有潜在的利用价值。
然而，更多的情况下，“功狗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往往是以血腥悲剧而告终。一旦位置转换，从“人狗”变成“人主”的君主，对“功狗”的防范每每成为必然;“功狗”越是能力高超，则主子越不放心，于是，夺取天下后的君主残忍地“屠狗”——屠戮功臣——几乎成为通例。一部历史，此类实例可谓司空见惯、俯拾即是。越王勾践在卧薪尝胆、复仇成功之后，最先想到的是算计最初为其谋划复仇大计的两个功臣。杀文种之时，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结果，文种遭到毒手。倒是范蠡洞察人性，技高一筹，深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法则，洞悉君主“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的道理，及早脱身，才免于文种同样的下场。相对于范蠡超凡脱俗的智慧，被刘邦誉为“三杰”之一的韩信未能免俗，只是在被刘邦以“人告公反”的口实下捕捉后，才恍然大悟：“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越是底层出身的皇帝，屠戮功臣越是果敢残暴，朱元璋可为典型。作为中国几千年的政治规则之一，“兔死狗烹”是中国传统“狗意识”中最重要的内容。
中国人以“走狗”概念表达归属或党同情感，实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当人们以“走狗”自喻时，它透出自豪的认同感。郑板桥(1693—1760年)自负才华，诗、书、画堪称三绝，声名远扬，位列“扬州八怪”之一，但他对明代才子徐渭(1521—1593年)拜服无极。徐渭号清藤道士，绍兴人，以“青藤书屋”名其居处，诗、文、书、画、戏曲等方面成就卓越，鄙视权贵，名动京师，有“狂生”之名。郑板桥刻图章一枚，上书“青藤门下走狗”，以为书画作品签章。在郑板桥那里，“走狗”一词所表达的是无保留的景仰之意。近人齐白石崇拜徐渭、朱耷和吴昌硕，自作诗云：“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愿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都是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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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走狗的先例。
东海西海，其理攸同。与此类似的例证，是为进化论的创立做出巨大贡献的赫胥黎。他也是带着极大的热情，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走狗”一词的。1859年，赫胥黎收到达尔文刚出版的《物种起源》，很快认识到进化论的重要意义，预感到将遭遇保守势力攻击的风险，于是复信达尔文：“我正在磨牙利爪，以备保卫这一崇高的著作”，甚至说，必要时“准备接受火刑”。他在许多场合公开并郑重地宣布：“我是达尔文的斗犬”，

以表达他对达尔文的服膺及捍卫进化论的决心。
然而，一旦“走狗”称谓不是自己戴在头上，而是他人相赠，这个称谓的含义则大多变得不那么美妙，甚至有些糟糕。在近代历史上，最著名的“走狗”之喻莫过于鲁迅。出自他笔下的“走狗”令人厌恶：“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走狗”“落水狗”是鲁迅贡献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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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文化的特色名词。不过，让现代中国人熟悉“走狗”以及它所包含的意义，是现代政治运动。“走狗”与“牛鬼蛇神”一样，都由于领袖的使用而变得流行起来。1970年5月20日，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林彪宣读了毛泽东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当时中国人使用“走狗”一词，也是模仿领袖语录的。
狗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负面形象可谓源远流长。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负面形象是高度伦理化的。如《荀子·荣辱篇》：“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明代李贽《续焚书·三教归儒说》斥伪道学：“阳为道家，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鼠然”。但也不乏形象化的解释，如清代傅山《霜红龛集·杂记》解“窝囊”：“俗骂龌龊不出气人曰窝囊。……人无光明远大之志，则言语行事，无所不窝囊也，而好衣好饭不过图饱暖之人，与猪狗无异。”1898年戊戌变法发动。9月18日深夜，变法运动的主角谭嗣同前往袁世凯的寓所，劝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袁世凯慨然允诺：“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一代枭雄对荣禄以猪狗相喻，其轻鄙、不屑之情可以想见。
狗的负面形象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与狗相联的成语多带贬义，如鼠窃狗盗、鸡鸣狗盗、狗急跳墙、狗尾续貂、狗仗人势、狐朋狗党、狼心狗肺、狗头军师、狗血淋头、狗眼看人、狗咬吕洞宾、死狗扶不上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等，都是自古迄今非常活跃的词汇。由于这个原因，人一旦被与狗同喻，便视为不可容忍的侮辱。当年上海租界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直被作为近代中国人蒙受奇耻大辱的象征。尽管有学者研究，这块牌子其实并不存在。以1885年的《外滩公园游览须知》论，仅有：第一条“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五条“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第六条“儿童无西人同伴不准入内”。“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后来人的推演。事实可能如此，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为西方列强所轻侮，更被后起的日寇视为“劣等民族”，却是不争的事实。外族在中国大地上的横行无忌，腐败政府在洋人面前的奴颜婢膝，整个国家民族在列强面前的自惭形秽，任何个体之人所受外族列强的情感伤害，都会上升到民族层面，变得难以忍受。也正是这种心态，可能出自拿破仑的那句“中国是睡狮”的话，才在一个自尊心备受伤害的民族中受到异乎寻常的欢迎，给民族沉沦中试图力挽狂澜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信心与勇气，尽管这句话是否出自拿破仑还存在很大疑问。
注1《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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